星占数术︱历与信仰：中日之间的历法交流与阴阳道信仰

按：这是一个历史学者用星占数术破除迷信的小系列。

随着近几年知名影视作品《阴阳师》的翻拍和热播，相关题材的手机游戏、文学小说等都人气旺盛，备受瞩目。这类作品，一方面故事情节神秘曲折，加之展现了平安时期贵族特有的生活方式，让读者对故事充满了好奇心和新鲜感，而另一方面古典志怪文学的底蕴、日本阴阳道中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都在无形之中让中国的观众产生了亲近之感。当看到平安时代的贵族们坐着牛车、念着汉诗，郑重其事地讨论着“物忌”和“凶日”，可以想见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天文历法知识对其之深远影响。

《阴阳师》剧照

日本传统的阴阳道主要分为历道和天文道两大流派，此外还有源于密教的宿曜道，对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信仰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平安中期的公卿藤原师辅在自著《九条右丞相相遗诫》中写道：晨起后要诵七遍自己属星的名字，之后照镜，再看历日的吉凶，然后面向西方洗手。在这之后才是诵佛礼神。只是晨起这一项，就融合了当时贵族之中最流行的几种信仰。而在藤原道长等大贵族的日记当中，也时常能见到他们注意历日和方位的吉凶，参加各种公私祭祀，根据不同的场合召见阴阳师（这里的阴阳师，本文特指古代供职于阴阳寮的公职人员，未有特殊说明时下同）或宿曜师的事迹。历日、属星、方角等概念深入人心，平安中期的文人源为宪在为儿童编写的一般教养书《口游》中就纳入了多个跟阴阳术数有关的歌谣，将五行、天干地支、历注的复日、九坎等复杂的概念利用歌谣形式让学童们背诵下来。可以说阴阳五行、历日星占，影响着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为了理解平安时期的文学文化，还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对这些概念、信仰的正确理解都非常重要。

中国历法的传入和发展：元嘉历、仪凤历与大衍历

根据史料记载，日本早在公元五世纪时就开始系统地使用中国历法。当时中国正处于南北朝时期，南方的刘宋政权使用的正是何承天制成的元嘉历。元嘉历经百济，传到了日本的大和政权（现在的奈良县及周边地区）。根据学者小川清彦的研究，《日本书纪》卷十三安康天皇元年（454）以后的纪日都符合元嘉历的特征。当时为大和政权制定历书的是来自百济的僧人，也称历博士。直到7世纪初推古天皇时期，百济僧人观勒渡日，朝廷选书生三四人跟随其学习阴阳历数之法，其中“阳胡玉陈习得历法、大友村主高聪学得天文遁甲、山背臣日立修习方术”（《日本书纪》推古十年十月条记载）。日本独立制历从此开始。至此，这场代表了当时先进天文历法科技的技术大转移，从中国出发借道朝鲜半岛，辗转百余年，才最终落户日本列岛。

七世纪末，由李淳风制定的麟德历经由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新罗传到日本。因传来时唐的年号为仪凤，因此新罗和日本也称之为“仪凤历”。值得注意的是，跟采用平朔法的元嘉历相比，麟德历采用定朔法，并在朔日到来时采用进朔。但经日本学者细井和竹迫的调查研究（细井浩志、竹迫忍2013『唐日本における進朔に関する研究』)表明，日本的仪凤历并未使用进朔，所以是一种简易版的仪凤历。现存正仓院文书中的三部具注历，天平十八年（746）历、天平二十一年（749）历和天平胜宝八年（756）历皆是这种仪凤历。

被后人誉为唐代好历的大衍历，在日本的天平宝字八年（764）开始行用。而此时，唐已经采用五纪历代替了大衍历。所以大衍历的行用时间中日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问题。但据史料记载，其实大衍历早在开元二十一年就已经传入日本，只是被束之高阁，并未采用。大衍历的采用，其实跟当时朝廷的政局状况，尤其是孝谦上皇和淳仁天皇、藤原仲麻吕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与大衍历关系密切的还有一部文献《大唐阴阳书》，即唐代吕才编撰的官修《阴阳书》的日本抄本。目前已知日本国内共有七个不同传本，仅存第三十二、三十三卷两卷。从内容来看，这两卷的内容是正月至六月、七月至十二月的历注，可以推测这两卷是历算生在撰写历注时参考使用的“实用手册”。为什么说大衍历和《大唐阴阳书》关系密切呢？因为《大唐阴阳书》传入日本的时间与大衍历传入的时间很接近，《大衍历注》也分为两卷，两者内容近似，以至于一些文献中会将两书混同。被推测为最古老的镰仓时期抄本的京都大学本首页就记有“大唐阴阳书卅三下卷 开元大衍历注”字样。

《大唐阴阳书》也被跟阴阳道和宿曜道所重视，目前可见的抄本奥书里可知当时的天文家、宿曜师都有自己密藏的该书抄本。

京都大学藏《大唐阴阳书》卷三十三首页

京都大学本《大唐阴阳书》卷三十三第奥书内容

宣明历、符天历与阴阳道的发展

在大衍历行用了约一百年后，另一部优秀的历法——宣明历在日本的贞观四年（862）开始行用。宣明历的传入和颁行同样充满了坎坷，而且它还创下了一个纪录——从贞观四年（862）至贞享元年（1685）改历为止，作为官方指定的历法一共行用了823年，是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历法。（宣明历在朝鲜半岛的行用时间也非常长，约400年。）说其坎坷，一来因为它不是由遣唐使直接从唐朝带回来的，因此当时日本获取的资料并不完善，甚至缺少了《历议》这项阐释历法的文书。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前文提到的《大唐阴阳书》在此时依然作为宣明历的历注书被使用。二来是日本自桓武天皇开始，已经不太积极地采用、更新中国历法。9世纪开始遣唐使的派遣逐渐减少，最终中断。与此同时，日本的律令制开始瓦解，时代进入到了摄关政治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不管是修历本身，还是历学家们对采用新历法的态度，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无论是被采用的大衍历、宣明历，还是未被积极采用的五纪历与五代的符天历，除了历法方面的判断以外，新历法的颁布与否，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符天历被带回日本之后，由当时的阴阳头贺茂保宪保管。贺茂氏对符天历本身还是比较重视的，曾多次在上书中提及符天历的内容，但未推动采用。这其中有很多推测的原因：一方面从历算角度来讲，关于太阳的中心差计算上，宣明历比符天历更接近实际上的准确数值。另一方面，符天历并不是官方制定的历法，而是当时吴越地区流行的私家历，缺乏官方认证，可能是符天历未能被采用的一个主要原因。

符天历虽然并未被正式采用，但它的到来使得宿曜道在理论和技术上得到了统一和突破，九曜的位置可以被精确算出，可以说宿曜道的星占系统至此才算正式确立。在当时流行的信仰当中，既有以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为理念的历道和天文道，又有擅长占星术、个人命运占卜的宿曜道，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平安贵族的时日信仰

可以说，平安贵族在各个方面深受术数星占信仰的影响。前文中提到的源为宪为儿童编写的《口游》中就包含了许多术数学知识歌谣，通过让学童背诵这些歌谣来达到掌握择吉避忌的基本知识的目的。例如开篇的《乾象门》就有“日月星谓之三光，亦谓之三辰”，《庚申夜诵》、《外食日沐浴诵》等篇，记载了庚申侍、日时、方位等复杂的避忌内容。可以看出这些信仰和仪式已经成为了贵族生活的一部分。

公卿也会在重要日子里，出席公私祭祀，召见阴阳师或宿曜师，听取他们的意见，阅读勘文等。《权记》记载长保元年（999）十月，藤原行成收到了兴福寺的仁宗法师送来的宿曜勘文，此后的三年（1001）八月果然如同文中所写，家中诞下了男孩，行成大喜。宽弘七年（1010）闰二月又载，仁统法师送勘文给行成，提醒他月食落在他的本命宿，行事应谨慎。类似的事件还有，《小右记》中长和四年（1015）七月十六日条记载，仁统此前送勘文给藤原道长，讲到了理运遇厄，结果这日道长的脚受伤了，谈及此事表示信服。

阴阳师和宿曜师因为工作性质接近，在一些场合下也会同时出现，协同合作。贺茂氏在修历时，曾因人手不足而主动推荐擅长算学的宿曜师加入到修历工作当中。每年的历书由阴阳寮负责修订，献于天皇，再以天皇的名义分发至各级贵族大臣、官府役所处。与现代不同的是，历书中有大量的历注内容，诸如时日避忌、方角注意等，即所谓具注历。通常的具注历为一年一卷，一日分上中下三行，上段为日期干支建除，中段为凶会日等内容，下段为历注提醒今日的宜忌。余白部分，一些文人贵族会写上自己的预定行程或日记。

而位极人臣的大贵族们使用的历更为奢华，如藤原道长的日记（即后世所称的《御堂关白记》）所使用的历书，为上下两卷，日期后的余白多达两行。须知在纸张极为珍贵的年代，能这么用历的只有顶级贵族。《御堂关白记》中有一条特别的记录可以体现出历与信仰的关系：宽弘七年六月十九日条记载，“仁统本命初供，光荣祭如常”。十九日为丙寅日，是道长的本命日，这一天首次让宿曜师仁统法师进行了本命供，阴阳师贺茂光荣的本命祭照常进行。或许是兴福寺仁宗仁统等人送来的宿曜勘文接连应验，让道长印象深刻，所以在自己的本命日这一天特别加上了由仁统主持的本命供。平安贵族的日记当中经常出现属星（亦称本命星，北斗七星之一）、本命宿（二十七宿）、本命宫（十二宫）等说法，配合历日吉凶和天象进行解读，反映了当时阴阳道和宿曜道相辅相成、密切关联的时日信仰。

本文通过梳理中古时期历法传入日本这一历史脉络，探讨了历法的传播与阴阳道、宿曜道之间的关联。日本的阴阳师和宿曜师与中国历法之间联系紧密，囿于篇幅，文中提到的历法都与哪些历史名人有关、大衍历被采用的始末、宣明历是如何历经波折才传到日本的，暂不能全面展开讲解。不过，通过观察这些历史细节，我们能感受到文化传播在历史洪流中的意义。即使是时代条件已经不允许的情况下，仁人志士仍不忘使命完成了这场文化传播的壮举。或者可以说，对于古代社会而言，历本身就是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