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六年｜请问，你可以成为我的同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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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脸书”是一个巨大的八卦场域。交了男朋友，最迫切考虑的不是何时通知家长，而是何时把脸书上的情感状态从“单身”改成“恋爱中”。换了工作，就在脸书上发表正式宣言，感恩在前单位的收获，用自己的人生目标来论证新选择。但最有趣的莫过于在脸书上闲逛，看看各地朋友的新情况，点几个赞，发几句感慨，相信脸书的算法总能把我们最关心的人和事推到最前面。

就是在这样一次闲逛中，我看到了H的死讯。

一个同龄朋友的死亡总给人一种不真实感，特别是在二十多岁初入社会，总觉得真正的人生尚未开始，于是便不可能终结。我疑惑地读着两个朋友怀念H的文字，来回看了三遍，才确认他们写的“RIP”指的是Rest In Peace：“安息吧”，对逝者的道别，这开不得玩笑。

我点开H的主页，缅怀的消息已铺天盖地，每段文字后面总有一两张照片，H以各种姿势和别人合照，笔直的黑发顺着歪斜的脑袋垂落颈间，双眼和嘴唇一起弯成可爱的弧度，一双大长腿仿佛随时都会跳跃起来。最早的一篇文字来自一个陌生的名字：“周一夜晚，H输掉了她与胃癌晚期近5个月的斗争。”

总在大学派对上活蹦乱跳的H怎么可能得胃癌？我盯着H的头像，她在狂风中打着伞，伞被吹得翻了个面，她还开心地笑着，露出8颗齐整的牙齿。她怎么可能躺在病床上日渐消瘦，怎么可能学会那些晦涩的医学术语，怎么可能一声不响地从地球上消失？在我们这届校友中，H掉队了，从此我们肩上多了一个未曾经历的人生的重量。

我找来移动硬盘，打开本科照片的文件夹，一边构思起给H的缅怀文字来。照片并不难找：我只和H在三四个场合拍过合照，都是在中国学生联盟的活动上。问题在于，那些活动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在那群咧嘴欢笑的美籍华裔同学之中，我这个中国来的留学生动作拘谨、笑容僵硬，和H之间也总隔了几个人。

网络的便捷常让人高估了和他人的关系。现实情况是，我和H并不是好朋友。我不知道她名字的中文写法，也没搞清她的名和姓到底哪个前哪个后。我没有和她真正玩到一起过，因为我总怕她玩得太疯而她可能嫌我玩得太无聊。我也不认同她是上海人或中国人，尽管她常把华裔血统挂在嘴边。

这些称不上愉快的回忆，要怎样写得美好而真挚呢？我纠结了半天，打算放弃。

然后我突然想起来，H是我在本科最早认识的朋友之一。在我头一次拖着三个行李箱飞到地球的另一边、在白人扎堆的学校里仓皇寻找自己的位置时，是她用不甚标准的上海话拉我进了第一个社交圈。某种旁人没有的默契始终存在着，牵引我们在偌大的校园里一次又一次相遇。也是这种默契使我无法将她的过世视为一条平常的生命在远方逝去，而是搜遍记忆的每一个角落，重新思考：看似熟悉又无比陌生的美籍华裔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

2

像我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总会自然而然地认识H这样的美籍华裔学生。

加入中国学生联盟（下称“联盟”）是入学前就已注定的事情。在校门口大草坪的各社团摊位间东张西望，是在合唱团重拾爱好，进辩论社做个穿正装的“精英”，还是去户外俱乐部挑战自我？这些选择背后是填满大学四年的一种种可能，而对我和身边不少留学生来说，“中国人”的身份是这些可能性共同的底色。

几乎每座美国大学里都有一个和中国有关的社团。最常见的是全球连锁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下称“学联”），但至少在我读本科时，我们学校的学联主要针对研究生，而联盟则囊括了本科的大量美籍华裔生和逐年增加的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一些对中国、中文感兴趣的非华人学生。

联盟搞什么活动倒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那种属于某个集体的感觉。特别是在被不同肤色包围、做梦都讲起英语时，至少有一个组织是无需多做什么事、只要长着黄皮肤黑头发似乎就可以自动加入的。这个组织有着自己的一门“语言”——不仅是中文，还有与中国有关的整个语汇，无论是中秋节的习俗、北京的主要景点，还是孙悟空的故事、台湾问题的由来，无需解释大家就心知肚明，这在异国更令人放松。

但我很快就发现，联盟里的这些华裔同学，和我熟悉的中国同学大不一样。

就拿我加入联盟后最早交到的朋友之一H来说吧。一听说我是上海人，她就激动地跟我用上海话聊起天来，因为她的父母也来自上海，但她除了在家讲上海话之外，极少能在学校找到能用乡音交谈的朋友。

问题在于，她的“上海话”，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那些音调和词汇听上去总不太对劲，不是本地话或某个区的口音，而是真的错了。

但她显然是以上海人身份为豪的，自我介绍时总不忘带上自己的家乡。本科四年中，常有美国同学和老师（通常是比较关心中国的那些）高兴地对我说：那你一定认识H吧，她也是上海人。我和H在校园偶遇时，她口中仍然不时蹦出几句方言，但我反而觉得用英语和她聊天更为舒畅。

而也许我们都知道诸葛亮，都喜欢听周杰伦，但我们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空白。我和H在联盟参与组织的第一次大型活动，是请华裔成功人士到学校发表演讲。作为美国政治中心的华盛顿不乏著名的华裔官员，但当有人说起可以邀请一个叫“王夫制作”（Wong Fu Productions）的网络视频团体后，房间里突然有一种兴奋的气氛膨胀开来，没有人再提其他人选了。只有我一脸茫然，又生怕问出来的问题被人嘲笑：王夫是什么？

几个月后，“王夫”的三位主创在满座的大礼堂里讲述了他们创业的过程，以及他们作为网红用视频为亚裔发声的理想。我听说，这三名从大学起家拍摄音乐MV和短视频的80后从21世纪初开始创业，发展成为许多美国华裔学生的偶像。同学们最熟悉也最喜欢的“王夫”作品是他们2006年的短片《黄热病》（Yellow Fever），探讨了“亚裔女性喜欢和白人男性约会，亚裔男性却难和白人女性约会”的刻板印象，插科打诨中又带了点“其实无论种族，有自信才最重要”的“正能量”。

看到三名打扮清爽、笑容阳光的华裔青年在台上侃侃而谈，我有点懂了他们被H这样的华裔同学们追捧的理由。他们不再是沉默严肃、只读圣贤书的“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而是可以培养“不务正业”的爱好，可以公开向种族偏见叫板，也可打趣逗得满堂大笑，这无疑给华裔年轻人们树立了一个亲切且可以追赶的榜样。

但就我个人来说，我对华人有没有幽默感这个争议并无多大兴趣——可能是我从小就因为阿庆、阿德哥和康大海（海派情景喜剧《老娘舅》中人物）笑到肚子痛，也不是很在乎所谓的“黄热病”——跨种族恋爱自然值得研究，但不是我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少数几个到场的中国留学生基本都表现镇定，更多没来的留学生朋友在听我提起时，也条件反射地问了一句：“王夫是什么？”

还有一些隔阂就更令人烦恼了。在我参加的一些活动中，时有华裔同学发出类似这样的感叹：“这个我算不出来。大家都说华人就应该数学好，所以我偏不要学好数学。”“我爸妈管我管得可紧了，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他们是从中国来的嘛，老土。”“中国这个国家这么奇葩，我才不要去呢。”

联盟的春节舞会订在唐人街的一家饭店，桌上不乏“左公鸡”这样看上去有点胡来的美式中餐。宴毕，圆桌被收走，灯光暗下，酒水流淌，大家又像在每周末的各种派对上一样群魔乱舞起来。这只是一群美国人借春节的名头疯一把嘛，第一次在美国过春节的我得出结论。第二年，我便请假不去舞会，和其他中国留学生打车去吃麻辣烫了。

3

在联盟闹一场“革命”，似乎每年都会有中国留学生起这样的念头。

我是在大一下半学期。早先在联盟旗下开读书会宣传中国文化的想法因为和华裔同学的“文化差异”而落空，我便乘学年末换届之时参加了联盟选举，计划打入内部，让这个名叫“中国学生联盟”的组织呈现出一个真正的、我来自的中国，而不是那些华裔同学想象中的、父母辈的中国。

好几个华裔学长学姐表示被我那“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演讲打动，在团队里给了我一个位置，职责是在学校的“有色学生联盟”代表华人学生。然而，这个有色学生联盟针对的主要是少数族裔的美国公民，而我这个国际学生对华裔同学的诉求仍难完全把握。

在有色学生堆里打了半年酱油，我从其他学校搞的“全球中国联结”（GCC）中找到了灵感。那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全球学生组织，聚焦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其中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留学生。这样便能把中国留学生和华裔学生区分开来，我们不再被并不了解中国的华裔同学代表，也无需把我们的想法强加到他们头上。

我找到此前就试过在学校建立GCC的一名韩国学姐（中文流利，亦想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面试来两名助手，又拉了一帮留学生当创始成员，像模像样地写起组织宪章、在校内外商谈合作、办起成员大会来。“终于有一个中国学生自己的社团了，”大家常常满怀期望地这么说着。

要得到学校经费，就需要通过校内的“学生活动委员会”（下称“委员会”）表决批准，正式注册为学生社团。我们工作的重头，便是整理委员会要求的诸多材料，准备最后的答辩。

但显然，我们瞒不过原来的中国学生联盟。联盟从上世纪90年代创始，已与委员会打了数十年交道，与委员会代表们联系密切，自有更大的游说实力。于是，我们提前约见了联盟主席，试图谈判一种互不侵犯、合作共赢的方法。但大概是GCC与联盟的部分活动可能重叠，又极有可能让中国留学生出现分流，联盟主席拒绝了合作提议，而我们又不肯合并进联盟，所谓的谈判无果而终。

“为什么我们学校需要两个和中国有关的社团？”在答辩中，一位委员会代表反复提出这个问题，“别忘了研究生还有一个学联，那就是三个了。”

我们解释说中国太大太复杂、其崛起已使我们这座以国际政治闻名的学校不得忽视，说不能把美籍华裔学生和中国留学生的诉求混为一谈，说隔壁一所学校甚至有四个与中国相关的社团都可以做到互不重叠。“可中国学生联盟不是已经够了吗？他们的活动都是讲中国的呀。”代表继续质疑说。

几天后，我们收到了委员会的邮件。在表决中，反对票以大多数压倒支持票，委员会因此驳回了GCC的申请，理由是：没有必要再成立一个中国社团。

与我搭档的韩国学姐开始准备毕业事宜了，我也投入到学习和其他社团中。我们招来的初创成员们大都是私人朋友，聚餐聚会时常进行。那场未遂的“革命”不了了之，很快便被大家淡忘。

在退出联盟前，我去听了新一次的换届选举。一名中国学妹来发表竞选演说，同样提出要加强留学生的归属感，但最终落选。

而在多年后，我回了本科母校一趟，顺便约了在校内比较活跃的中国留学生，听听大家都在忙什么。在我毕业时，这位学弟尚未入学。我们当时全校20个不到的中国大陆本科留学生，据说如今已变成了上百个都不嫌多。学弟自豪地介绍说，因为感觉中国学生联盟被华裔学生“占领”，所以他正在创建一个名叫GCC的组织，争取得到学生活动委员会批准，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说服委员会里的那群外国人相信，美籍华裔不等于中国人、两个和中国相关的本科组织可以在学校里并存。

我想起了自己那堆沉睡在移动硬盘里的申请文件，不由为时代的循环笑出声来。不过，在微信、WhatsApp成为基本工具的时代，正式和非正式学生团体的形态，想必也和我们当年靠邮件和开会的组织方式有所不同吧？

4

到读研究生时，我已完全放弃了投身校园政治的想法，安分守己地做一个留学生，去学联听安全讲座，和同胞在中国超市偶遇，在跑步机上看《琅琊榜》。同系的华人大多是和我一样来留学的，基本都读东亚史，少数几个亚裔读的都是亚裔美国史，我们就这样被国别划分自动隔了开来。

我和H他们渐无联系，顶多在“脸书”上随手点个赞，看到谁结婚谁进名牌大学就发一个“恭喜”。但大概是因为身份问题在美国舆论中越发热门吧，越来越多关于华裔美国人的内容出现在网站瀑布流以及课堂和食堂的讨论中。那些想留在美国的华人同学和不想留在美国的华人同学，也难免会打身份牌来论证，是在“大熔炉”实现美国梦，还是返回祖国“主场”理直气壮地奋斗。

最引人注目的高潮大概是2015年首播于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情景喜剧《初来乍到》（Fresh Off the Boat）。“王夫制作”当年的梦想被另一支亚裔团队实现了：第一代移民父母和第二代移民子女组成的家庭，在融入美国文化和维持华人传统的过程中发生了诸多搞笑又感人的故事。终于，总被评价“不够性感”或“不够有个性”、在好莱坞难得主角位置的亚裔演员站在了舞台的中心，展示华人在“成绩好”之外也可幽默、正直、废柴、浪漫……

我不禁想到那些曾为“王夫”叫好的华裔同学们。他们是否终于等到了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得到代表的一天？在屏幕上望着自己的倒影，他们是否看懂了被他们嘲笑为“老土”的父母曾经的拼搏和对下一代的期待，是否感觉到了那个他们“不要去”的中国及其文化在无形中始终牵引着他们内心的力量？

而我也在尝试理解，为那些戏剧化的故事捧腹大笑或心有戚戚，想到自己认识的那些华裔同学是如何被那些“你是华人，所以你必须拿全A，特别是学好数学”的训诫烦得心生叛逆，如何仅仅因为头发和皮肤的颜色就不得不和一个自己从未去过的国家捆绑在一起，甚至遭遇“眯缝眼”、“滚回中国”这样的欺侮，哪怕自己内心中可能极度热爱黑人说唱、法国小说或古希腊哲学。

我从未有过他们从小就必须学着调和华人身份与美国价值的经历，正像他们从未有过我闯过应试教育的关卡再独自去异国求学的经历。占据我们思路的终究是两个不同国家发生的事情，他们的是种族与种族的冲撞，我的则是现代化发展中的坎坷。所以我们常常对不上话，并且为这种同胞间的鸿沟感到挫败和愤慨。

但在很多根本的事情上，我们仍然是心灵相通的——最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上脸书向外国朋友们征集，有什么故事想讲给中国的读者听，响应最积极的便是华裔。一个当年联盟里的华裔朋友给我打电话，像姐妹一样聊着她在中国相亲市场上的见闻：“为什么害怕变‘剩女’？我觉得关键是做自己，不被他人的意见左右，我想告诉中国的女生这点。”另一位许久未联系的华裔朋友则直接投书，讲述家中先祖的光辉历史，纪念刚刚逝去的长辈，重新审视曾被自己摒弃如今又拾来珍藏的华人身份。婚恋、家族、身份，这些平淡无奇但又人尽有之的问题，让我的心灵头一次与他们的声音发生了共振。

我没有和她们聊起去世的H，因为同为华裔的她们和H熟得多，我生怕暴露了我和H不熟的事实。但在写作此文时，我又上H的脸书主页，想为文章增加一点细节。她的时间线并不我想象中那样沉寂。她去世至今的一年半中，仍有许多朋友不时在她的主页上留言，贴上旧照片、聊天记录、曾答应她录制的歌曲，庆祝互加脸书好友n周年，分享她可能会喜欢的搞笑视频。在她去世后的第二个生日，仍有好几个人留言：“生日快乐！！我们都想你”；“生日快乐，天使”……

我想，她应该会是个很好的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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