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会视角下西欧中世纪大学起源——以巴黎大学为例

行会视角下西欧中世纪大学起源

——以巴黎大学为例

高露 王云龙

摘要：中世纪大学是近现代大学的滥觞，是中世纪社会环境特有的产物。行会是中世纪西欧最为显著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巴黎城教师和学生效仿其他行会，组建学人共同体。学人共同体通过同王权、教权和城市博弈，取得特许状，使其以法律形式确立法人社团和获取诸多特许权，实现了自我保护和自我管理。

作者：高露 王云龙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中古史研究所

原发：《外国问题研究》 CSSCI 2021年第2期80-86，119，共8页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 行会 特许状 特许权

中世纪大学起源问题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问题，形成了众多从不同视角研究西欧中世纪大学起源的成果。根据现有文献资料描述，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自发而成、迁徙而成和创建而成。其中，法国巴黎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就属于自发形成的，由教师和学生效仿行会组成学人共同体。本文以巴黎大学为例，从行会视角分析巴黎大学的形成。

一、巴黎学人共同体的出现

从公元1054年基督教大分裂到公元1200年前后，这一时段重商主义复兴、城市再度兴起、城市中产阶级增长、手工业劳动专业化以及12世纪文艺复兴。在这种背景之下，巴黎教师和学生共同体应时而生。与当时学人共同体相对应的学术语是universitas，在中世纪语境中，universitas与我们今天的“大学”（university）并不相对应。①University一词源于拉丁语universitas/uniuersitas，universitas是由universus派生而来，意为“总和”“联合”，该词指的是任何的社团（corporation）和集合体（association）。②Universitas最早出现于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的《论神性》（De Natura Deorum）之中，universitas一词表示所有事物的“全部”、人类的“全体”，与英文中的“entirety”和“the whole”同义。③公元4世纪，基督教徒卡西迪乌斯（Chalcidius）在其翻译帕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年）的《蒂迈欧》（Timaeus）中使用该词，把它翻译成希腊语的“to pan”或“olotes”，換言之，它的意思仅仅是“整体”（totality）。④总之，universitas一词最初是表示集合和整体的意思。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在西欧兴起之后，拉丁语的语法和词汇也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宗教的介入产生了变化和扩展。张弢：《大学之名的中世纪起源与考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罗马法中关于社团的理论是大学得以建立的法理基础。李秉忠：《中世纪大学的社团性结构》，《经济社会史评论》2007年第2期。由于社团合法存在需要取得官方认证，因此需要理论工具来证明法人存在的合理性，那么罗马法是最佳的论证工具。在《民法大全》（Corpus Luris Civilis）中，universitas仅指市民或自治城集合体的。自此之后，universitas才开始被用作一般术语，并且明确地指法律人格。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9—50页。在《学说汇纂》中，universitas是指从特定制度中受益并能够通过代表中间人行事的各类人群。换而言之，在罗马法典中，universitas是一种社团（corporation）的意思。凡是因为共同兴趣结合者，不论学术、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团体均可称为universitas。其实，universitas就是一种社团法人。在中世纪市民法语境中，所有的社团法人都可以称之为“universitates”。胡钦晓：《学术资本视角下中世纪大学之源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在德国法学家看来，universitates指的是自治城市的专有名词。胡钦晓：《学术资本视角下中世纪大学之源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在意大利，universitates指的是特定的商业组织。胡钦晓：《学术资本视角下中世纪大学之源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所以，“universitas”一词可应用于任何一类具有共同利益和独立法律地位的社团。在中世纪，“universitas”被用于许多不同类型的法人社团，因而也用于教师和学生的法人社团。在中世纪时期，行会是欧洲最为显著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Edward Burns， Robert Lerner & Standish Meacham， Western Civilizations， New York：W.W. Norton & Company， 1980， p.306.其特征之一就是以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为共同防御与福祉，人们之间形成一种联合组织。

总之，这里所说的大学与现代的大学截然不同，“大学”是学人共同体（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universitas studii N.），即教师和学生自发组成、教师以销售知识为目标和师生自治的行会（guild）或者社团（corporation），是对已经存在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的模仿，是12世纪在西欧兴起的高深学问研究的法人机构。

从公元1100到公元1200年，法兰克、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的城市与商业逐渐振兴。此外，新知识开始经由西班牙的阿拉伯学者传入西欧，新知识的传入逐渐打破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座堂学校独占教育的情况，冲破教会教育的枷锁，注入新的知识血液，并产生了一批学者，他们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各种学说纷纷出现，原本的主教座堂学校已经呈现每况愈下，素有学府之称的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 Cathedral），失去了吸引年轻学者的魅力。但是，巴黎圣母主教座堂学校例外，因为巴黎是王朝所在地和法兰克教会中心，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城市，环境优美、空间开阔，为大批聚集而来的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便利的食宿条件。Alan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London：Methuen Co.Ltd， 1975， p.79.在上述條件下，巴黎城吸引了诸多外来教师和学生。卡佩王朝君主们建设巴黎城，意识到巴黎城学者的商业价值和学术价值，对学者采取仁慈与积极的态度，使得巴黎成为一个学术自由的区域。

因为巴黎资源丰富、学术自由的风气以及在逻辑学和神学方面享有盛誉，许多著名的学者被吸引至此，比如经院哲学家和主教座堂学校校长尚波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1070—1121年）和彼得·阿伯拉尔（Peter Abelard，1079—1142年）等人聚集巴黎讲学，巴黎大学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阿伯拉尔的个人影响。

彼得·阿伯拉尔师从当时最著名的唯名论学者鲁西林（Roscellinus of Compiegne）和尚波的威廉，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阿伯拉尔生性好辩，多次在公开辩论中向老师挑战，并取得胜利，因此声名大噪。与教师辩论似乎成为阿伯拉尔的习惯，这也给他带来不少的困扰。约公元1101年，年仅22岁的阿伯拉尔因不容于巴黎，迁至巴黎南边的默伦市（Melun），距离巴黎30英里，开设学校授徒。由于默伦市是法兰克国王菲利普一世（Philippe ler，1052—1108年，1060—1108年在位）的一座城堡，是王庭所在地。不久，阿伯拉尔又北迁至科贝尔（Corbeil），距离巴黎城3英里，继续讲授逻辑，抨击教师和同学。根据史料记载，跟随阿伯拉尔学习的学生有1位教皇、19位教长、50多位主教和大主教。格莱夫斯：《中世纪教育史》，吴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阿伯拉尔叙述说：“开馆授课以后，在辩证上的声誉名震四方，不仅我同窗的声望，而且我老师的声望，都在逐渐降低，甚至完全消失。”Peter Abelard， Historia Calamitatum， trans. by Henry Adam Bellows， Moscow：Dodo Press， 2006， pp.3-6.阿伯拉尔在默伦市和科贝尔居住了两年，一方面是树大招风，嫉妒者众多，另一方是由于过度用功，健康日衰，不得已返回故乡布列塔尼养病。1108年，阿伯拉尔重返巴黎，同老师威廉辩论“普遍”问题，问题核心是“绝对的实质”（Absolute Reality）是否存在于个体，或仅存在于普遍的观念中？不久之后，威廉放弃了教学事业，隐居于修道院，此后又受任为沙朗主教（Chalons），年仅30岁的阿伯拉尔无疑成为当时巴黎最火的学者。各地学生纷纷到巴黎聆听他的演说，巴黎城学者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现象。Stephen C. Ferruolo， “Parisious-Paradisus：The City， Its School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Thomas Bender， ed.，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ity：From Medieval Origins to the Presen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27.“这个聪明、年轻的激进分子以他固执的怀疑一切的精神和对权威的轻慢态度著称，无论他教什么，并且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乡下，都吸引了一大批学生。正因如此，他对巴黎大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学的兴起》，张会堂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9页。。由此可见，著名学者的教学与研究是大学诞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除了著名学者之外，来自其他地方的学者各自收徒授课，圣朱利安·勒·波夫勒教堂（St.Julien-le-Pauvre）外的草坪，克洛斯·加兰达（Clos Garlanda）、克洛斯·布鲁诺（Clos Bruneau）、莫伯特街莱蒙广场（Plece Mabert Rue Lemoin）和太阳园·沙尔多内（Clos du Chardonnet）等广场，圣贾克路（Rue St.Jacques）等沿街走廊，到处都是教师和学生，有的三五成群，有的百十人成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们为了争取学生而发生纠纷，学生之间因派系发生门争。12世纪是一个思想动荡不定的时代，由于希腊和阿拉伯书籍被翻译成拉丁文，久已沉寂的西方思想界顿时浪花四起，各种学说乘机而兴，上述彼得·阿伯拉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黎教区总务长兼圣母堂附设学校校长对此不能袖手旁观。巴黎市民与学生也经常发生冲突，并对地方治安造成威胁，迫使政府采取一些措施。

面对市府和教会的外来压力，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和学人自由，巴黎教师和学生于1170年效仿基尔特组织组成巴黎教师和学生行会（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um Parisensium）王任光：《西洋中古史》，台北：国立编译馆，2000年，第576—577页。，以控制小范围的活动与其他群体对抗。美国学者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论述：“幸运的是，与此同时在各自行业和手工业中组建起来的行会组织中有一种组织模式可供借鉴。因此，自然而然地，教师和学生组成学人共同体。”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臻、刘晓峰、周文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年，第302页。巴黎学人共同体的目标是自我管理和垄断。1180年，卡佩王朝国王路易七世（Louis VII Le Jeune，1121—1180年，1137—1180年在位）正式认可巴黎教师和学生社团的存在，但未给予其法人身份。根据现有文献资料，universitas一词最早出现于官方文本是教皇书信之中。120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1160或1161—1216年，1198—1216年在位）邀请巴黎教师派遣部分学生到君士坦丁堡进行学术研究，在书信中使用“universitas”一词，称巴黎城的教师和学生为“Universis magistris et scholaribus Parisiensibus”Olaf Pedersen， The First Universities：Studium Generale and the Origin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in Europ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33， 151.。自此以后，教皇称呼大学使用的术语是universitatem vestra rogamus。在教皇书信和敕令中，教师和学生的称谓不断发展变化。1208—1209年是“教师共同体”（universitas vestra and magistrorum）;1210—1213年是“你们的共同体”（vestra universitas）;1215年、1221年和1222年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体”（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1219年是“巴黎讲授教会法和医学的教师”（doctorum et discipulorum Parisiensium universitas and universitas doc torum）;1228年是“教师和学生共同体”（magistri et universitas scolarium）;1231年是“學生共同体和教师共同体”（universitas scolarium and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vel scolarium）等等。

二、巴黎学人共同体的合法性

在中世纪，巴黎城教师和学生模仿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组建学人行会。起初，学人共同体不具有法人，是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获取的。拉斯达尔（Hastings Rashdall）认为，从一个松散的学人行会发展成为法人社团，必须经过四个步骤：第一步，把非成文的惯例逐步转为章程，或者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第二步，作为一个法人社团起诉和被起诉权利的认可和实施;第三步，选举和任命普通办事人员的权利;第四步，使用共同的印章。海斯汀·拉斯达尔：《欧洲中世纪大学》第2卷，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巴黎学人共同体也是通过这四步发展成为法人社团。

大学是欧洲中世纪的产物，具体地说是欧洲城市的产物。张弢：《西欧中世纪大学与城市之间关系探微》，《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巴黎是当时西欧最大的城市，巴黎城满足巴黎大学发展所需的方方面面，比如衣食住行和发展空间，所以从来没有人意图把大学建立在乡村或是山中的要塞中。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7—13世纪）》，王亚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61页。同时，巴黎大学可以为巴黎城创造不同的商机。巴黎大学和巴黎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因为大学出现于巴黎城之中，巴黎大学的人数、质量和组织形式，使市府和城市居民感到不安和厌恶，流血斗殴的高发场所是酒馆、妓院和游戏场地。在这种情况下，巴黎城与巴黎学人共同体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巴黎市民和学生有史可查最早的严重冲突发生在1200年。张弢：《西欧中世纪大学与城市之间关系探微》，《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酒馆成为1200年巴黎市民与学者冲突的导火索。一位日耳曼籍学生的随从到小酒馆中购买酒，但因商家索价过高而与商家发生争执，结果这位随从遭到攻击而受伤。于是，这位日耳曼籍的学生亨利（Henry de Jacea，为列日地区副主教及主教的候选人）便与几位同乡前往小酒馆，不仅破坏了酒馆，并且严重地伤害了酒馆老板。酒馆老板为了报仇便与几位邻居向巴黎的警长求助，在警长汤玛斯（Thomas）的带领下，对学生进行残忍的报复行动，导致5名学生被杀，其中包括烈日主教候选人本人。Nathan Schachner， The Mediaeval Universities， New York：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38， pp.60-62.随后，巴黎大学的师生便不分缘由地加入了这场动乱，声称为了保护学术特许权而终止一切课程活动，并威胁卡佩王朝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Philippe II Auguste，1165—1223年，1180—1223年在位）如不提供赔偿及惩罚主事者和共犯则将集体离开巴黎。Nathan Schachner， The Mediaeval Universities， pp.60-62.为了防止巴黎教师和学生集体迁移，对巴黎城造成极大损失，菲利普二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要求，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当时巴黎大学有三四百教师和学生，其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都为巴黎市中的商人和工匠带来不菲的经济收入，同时也是国王税收的来源之一，可以说是一项极大的经济来源。如果不顺应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要求，不仅巴黎城会失去大量的学术人口，同时也会给市民与国王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其二，如不能及时满足教师和学生的要求，动乱势必扩大，国王必须动用更多人力进行镇压，进一步花费更多的人力与财力以维护首都的安全。其三，在巴黎城教师和学生遭到侵犯时给予援助，将会使教师和学生更加体认到卡佩王朝对于学者的恩惠，以达到收揽人心的效果，彰显国王赞助学术的雅誉。Stephen C. Ferruolo， “Parisious-Paradisus：The City， Its School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p.32.

1200年，菲利普二世授予巴黎大学特许状，这是法兰西国王授予巴黎大学的第一则特许状。该特许状最重要的内容是教会司法权。任何被法官或其他人员拘捕的学生要立刻移交给教会审判官，不受巴黎市长和世俗法庭审判。“官员或法官不得以任何防卫为理由對学生动手，不能把他们投入监牢，除非学生犯了罪应受到逮捕。拘捕学生时，决不能打他，除非他抗拒，要把他移送给教会法庭，把犯罪人监视起来，以保证受害人的安全。如果学生犯了大罪，法官本人或派人去了解他们怎样处理学生。如果法官逮捕了学生，暂时找不到教会审判官，或者教会审判官当时不能马上到场，负责法官可以把犯人在学校宿舍看守起来，不能虐待学生，安全地把学生送至教会法庭。”Ellwood P.Cubberley， 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0， pp.170-172.换而言之，巴黎大学学人如果触犯了律条，他们不接受世俗法庭的审判，只能由教会法庭审判。其实，这也是变相地承认巴黎大学学人拥有教士身份，而无论他们在现实中是否是普通的平信徒。张弢：《中世纪大学之“学术自由”辨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此外，教会司法权不仅属于巴黎学人共同体，也属于他们的仆人和财产。此项特许权对巴黎大学学人是极大的宽容。需要指出的是，巴黎教士团的成员虽然拥有教士身份，但是无法享有教会司法权。此外，每位新任巴黎市长要向该社团宣誓，维护他们的特许权。Anders Poltz， The World of Medieval Learning， trans. by David Jones， New York：Barnes & Noble Books， 1981， p.128.

1200年的巴黎大学特许状堪称巴黎大学的创立契约，奠定了巴黎大学作为学人共同体的身份地位。张弢：《中世纪大学之“学术自由”辨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于是，巴黎大学将这份特许状视为王权认可其合法性身份的最早的权威凭证。张弢：《中世纪大学之“学术自由”辨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历史学术界也由此认定，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正式形成时间不晚于1200年。张弢：《中世纪大学之“学术自由”辨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1期。菲利普二世所授予的各种特许权，不仅是授予整个教师行会，同样也是授予学者个人的。因此，1200年的巴黎大学特许状仅仅是敦促市长履行自己在学者面前所发下的誓言，从而间接地承认学人行会的合法性。海斯汀·拉斯达尔：《欧洲中世纪大学》第2卷，第16页。这是巴黎教师和学生共同斗争和共同团结的结果。巴黎大学脱离巴黎市政府的管辖，仍然必须面对地方教会的约束。但是，1200年的巴黎大学特许状并未对巴黎大学的组织机构、办公人员和组织成员给予正式的认可。海斯汀·拉斯达尔：《欧洲中世纪大学》第2卷，第16页。后来，巴黎大学一带的拉丁区（Quartier Latin）拉丁区指的是巴黎大学所在地及周围地位。13世纪，此地学者云集，大学教师用拉丁文传授知识，知识分子用拉丁语进行交流，当时人民把这一带成为“拉丁区”。就有了最初的治安特许权，给了巴黎大学一个宽松的发展空间。刘新成：《西欧中世纪社会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25页。综上所述，国王授予学者特许权，间接地暗示巴黎大学的存在。

每当巴黎大学同外部力量（城市、地方教会或世俗王权）发生冲突时，学者往往向教皇求助，教皇往往选择站在巴黎大学一边。教皇选择支持巴黎大学的原因如下：其一，巴黎大学部分教师和学生具有教士身份。在中世纪语境中，“clericus”一词具有多重含义，它既表示与世俗教徒相对的“教士”，又指受教育的人，与文盲相对立的知识分子“学生”。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王晓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4页。学生只要进行常规性学习，就享有教士特许权。其二，教会垄断教育。在中世纪时期，教会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掌握着社会各个领域的控制地位。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指出，中世纪“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切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况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93页。。教会是上帝在地上之代表，天示的真理之本源，所以是教育之指导者。弗兰克·梯利：《哲学的历史》（上），陈正谟译，北京：新世界，2017年，第171—172页。教会控制学校教育的思想根深蒂固，在教皇眼中，教师和学生只属于教会权威管辖。雅克·韦尔热：《中世纪大学》，第23页。其三，利用巴黎大学控制法国教会和王权。当时罗马教廷的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能够连续不断地取得特许权，罗马教皇企图利用巴黎大学控制法国教会和王权。教皇认识到巴黎大学的重要性和价值，力图把巴黎大学置于其羽翼之下，继续在教育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将巴黎大学发展成为罗马教廷的附属机构，服务于教会。

在中世纪时期，要从事任何行业必须获得所属行业基尔特的认可才能进行，教学职业亦是如此。倘若教师没有执教资格，教师从事教育行业是非法的。执教资格产生于大学之前，教会掌控执教资格，副主教代表主教授予执教资格。为了执教资格的问题，1179年，在第三次拉特兰会议（The Lateran Council III）上，教皇颁布诏书规定：“总务长必须免费把执教资格授予有资格的申请者。”但是，巴黎总务长仍然向候选者索取费用或者要求其他报酬。Alan B. Cobban， 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Their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p.81.总务长如此行为引起巴黎大学教师们的不满，于是教师们便以拒绝接受主教座堂学校所任命的教师来对抗地方教会，此举引起主教座堂学校的不满，便以破门律来对付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双方形成一个相当严重的僵局。为了化解僵局，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站在巴黎教师和学生的立场上，同意该团体直属罗马教廷，赋予巴黎学人共同体掌控人员录用，以及制定内部章程的权力。随后，罗马教廷使节罗伯特·德·库尔松（Robert de Courson）颁发特许状，拟定巴黎大学内部章程，明确房屋租金、服装、葬礼、讲座和辩论。Anders Poltz， The World of Medieval Learning， trans. by David Jones， New York：Barnes & Noble Books， 1981， pp.128-130.这就完成了大学内部章程的建设，也是其社团地位合法化的关键性一步。此后，巴黎大学已脱离地方政府与主教的控制，但是名义上仍然不是大学。

最初，巴黎大学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人共同体，其没有共同财产。换句话说，巴黎大学是两手空空地来到世界上，毫无根基可言。当巴黎大学教师或学生同地方教会或世俗当局产生了冲突，罢课和迁徙是战胜对方最锋利的武器，可以说战无不胜，从而使自己始终保持着激起忧惧的威慑力。爱弥尔·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渠东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0页。1229年，巴黎大学学生同城市当局再次发生流血冲突。国王圣路易九世的母亲卡斯提·布兰奇作为执政人拒绝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要求，并且态度极其强硬，他们举校迁离巴黎，分散于其他城市。他们的散离是巴黎市民、巴黎教会、国王和教皇难以承受的。在1229—1230年，大学委派代理人频繁前往罗马教廷，代表自己的诉讼委托人接受教皇赐予的诏书和特许权，因为罗马教廷是大学至高无上的同盟者。雅克·勒高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译，卫茂平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3页。同时，冲突和迁徙引起了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1145—1241年，1227—1241年在位）的注意，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出来斡旋，因为教会想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直接控制的领土之外拥有一个神学中心。教皇继续站在巴黎大学一边，于1231年颁布了《知识之源》（Parens Scientiarum）。该特许状给予巴黎大学如下特许权：1.司法自治权。巴黎大学教师和学生具有教士身份，因而享有司法豁免权。巴黎大学的案件审判权被分割为三个法庭：主教法庭、城堡法庭和教皇使节法庭。2.罢教权。该特许状正式授予巴黎大学罢教特许权，规定了罢课的各种前提条件。3.通行执教资格授予权。4.招募成员权利。5.制定大学内部章程。6.选举官员的权力和持有印章等等。《知识之源》以法定形式授予教师和学生各种特许权，赋予巴黎大学自我治理权，承认巴黎大学拥有结盟权、罢教罢课权、审判权和授予学位等特许权，进一步扩大了巴黎大学的内部自治权，被称为巴黎大学的“大宪章”，这也是教皇对巴黎大学的认可，巴黎学人共同体取得法人社团的地位。

结 语

行会是中世纪西欧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中世纪行会具有其独立身份，享有一定的内部自治权。在这一特定环境下，在面对外来势力的压力时，为了维护学术自主及自身权益，巴黎城的教師和学生们自发地组成学人共同体，以行会的形式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使其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以说最初的大学是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学人共同体。巴黎学人共同体同城市、王权和教权进行博弈，王权和教权授予学人共同体特许状。王权和教权授予大学特许状，并非善意、仁慈或纯粹的学术目的，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动机和企图，从根本上说是反映统治者的意志，其根本目的是自身的统治利益。特许状使巴黎大学取得法人社团地位，承认了巴黎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客观存在。此外，特许状授予巴黎大学诸多特许权，包括罢课权、迁徙权、结社权（自行录用人员和自行制定内部章程）、免税免役、通行执教资格、享有圣俸、司法管辖权、商品定价权和环境保护等等。这些特许权有助于巴黎大学实现自我保护与自我管理。所以，其形成的过程并非经由人为刻意的安排规划，而是在教师和学生面对着外来势力的压力，为维持学术独立自主以及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形下，不断地向国王及教皇争取特许状而逐步形成，同时也为欧洲中世纪许多大学所效法。

① David Lyle Jeffrey，Dominic Manganiello，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Ottawa：Ottawa University Press， 1998，p.4.

② Marthellen R.van Scoyoc，“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Peabody Journal of Education，Vol.39，No.6（May 1962），p.322.

③ 张弢：《大学之名的中世纪起源与考释》，《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④ B.Carlos Bazan，“The Original Ideal of the University，” David Lyle Jeffrey，ed.，Rethinking the Future of the University， Ottawa：Ottawa University Press，1998，p.5.

原标题：《行会视角下西欧中世纪大学起源——以巴黎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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