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与美国：互相鄙视的表亲

【编者按】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彼得·鲍德温（Peter Baldwin）长于从历史角度理解当代问题，他在2009年出版的《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s: How America and Europe Are Alike》中通过统计数据对美国和欧洲在经济、卫生保健、其他社会福利、犯罪、教育、文化、宗教、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有趣的比较。该书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9月出版的彼得·鲍德温“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系列中的一本，中文书名是《西方国家都一样？——欧洲与美国之间的17个差异》。本文摘自该书的引言部分，有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西洋变宽了，不仅是地理层面的，如海平面上升、海岸线退却，还有观念层面的。欧洲和美国之间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相互竞争。在大西洋的一侧，资本市场没有受到适当社会政策的约束，容许激烈的竞争、贫困、污染、暴力、等级分化、社会失范。而在另一侧，欧洲培育出一种社会的方式、一种有监管的劳动力市场和精心的福利网络。也许它的经济稍欠活力，但是其社会更为团结和和谐。代表英国左派自由主义发声的《卫报》将欧洲的这种模式称为“我们的社会性模式”（our social model），将美国的模式描述为“野性的资本主义”（feral capitalism）。

欧洲的道路已经从第三条道路提升到了第二条道路。英国则暧昧地漂移在大西洋两岸之间：大西洋两岸观察家蒂莫西·加顿·阿什称之为“两面派英国”（Janus Britain）。英国左派说，它是欧洲的一部分；其欧洲大陆的对手说，盎格鲁 - 撒克逊人是对岸的共谋者。

美国与欧洲之间存在主要差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过去的十年里，这样的差异变得更加二元对立。外交政策上的分歧对之火上浇油：伊朗、伊拉克、以色列、朝鲜。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在美国仍未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这个现存的超级大国应扮演何种角色。罗伯特·凯根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当涉及外交政策时，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自不同的星球。美国人运用硬实力，并面对随之而来的艰难选择。在大多数地缘政治冲突的庇护下，欧洲人享受着以更温和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奢侈：火星的单边主义对峙金星的多边主义。但是，这一争端超出了外交和军事战略的范畴。它触及了这两种社会的本质。配备最强大的军队会改变拥有它们的国家吗？毕竟，美国不只是军事力量强大。与欧洲相比，它也是严酷的，以市场为主导，犯罪猖獗，暴力横行，社会不团结，竞争非常激烈。竞争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暴力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观点大概是这样的：世界观和社会实践方面的严重分歧造成了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化。

美欧互相鄙视的历史

北大西洋两岸在社会文化上是分道扬镳的，这一观点在欧洲和美国都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其原因既与本土的政治需求和策略有关，也与它们实际的差异有关。如果能被听到的话，美国对欧洲的批评，通常涉及外交政策或贸易问题。美国保守派偶尔会把欧洲大陆视为他们眼中福利国家和法定监管过度的象征。但欧洲长期以来对美国的批评已经变得更加激烈和广泛，现在左右两派都持相同的观点。既然欧洲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欧洲人便热衷于寻找一种美国霸权的替代品。深受内部分裂和意见分歧的困扰，他们重新发现了一个真理：没有什么比有共同的敌人更能团结起来。

换言之，这不是一个对等的争论。美国的反欧情绪确实存在，但与欧洲的反美情绪相比，它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正如拉塞尔·伯曼（Russell Berman）所言：“没有反欧的示威游行，没有焚烧法国或德国国旗的行为，没有愤怒的暴徒带着干草叉和拖拉机站在路易威登专卖店或宝马车专卖店前。美国的‘反欧主义’不是一种对等的情绪，而是事后对欧洲现象的一种乏力的思考。”

2006 年在国会自助餐厅对炸薯条（french fries）重新命名（2006 年被取消）大概就是这样的事情了。甚至说法国人是吃奶酪的投降猴子（cheese-eating surrender monkeys）也是一种自我讽刺，《辛普森一家》中同样嘲笑美国人是穴居人。偶尔，理查德·珀尔（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或他的同僚会让一些欧洲人很难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政府意见相左。华盛顿智囊团的政策专家可能会争论放宽劳动力管制的好处，称赞所谓美国的灵活性，而不是欧洲的僵化。但他们仍然用微波炉加热牛角面包做早餐，而没有考虑到牛角面包是更大文化的象征，他们也渴望在普罗旺斯度假。这场争论很少以相反的方式进行。当谈论大西洋两岸可能出现的鸿沟时，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倾向于损害欧洲自尊心的分歧。关注枪支管制或死刑的欧洲人在美国观察家中几乎没有对手，他们指出，新的极右翼极端政党在欧洲的存在（强大和不断增加）与其在美国的完全缺席，表明大西洋两岸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或者详细说明穆斯林在美国的综合地位，他们几乎完全被归入大西洋彼岸（至少在英国以外）的社会边缘群体。

正如欧洲左派常将美国晾在一边，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保守派广播脱口秀主播）、比尔·奥雷利（Bill O'Reilly，保守派喉舌）以及其他的美国右派总是抨击欧洲。这并不奇怪。这种敌对也出现于主流媒体。《卫报》《世界报》《明镜周刊》所表达的正统观点，会被美国人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严重歪曲，它们的美国同行，不管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还是《新闻周刊》，所持见解并不相同。美国没有约瑟·博韦（José Bové，法国左派政治家）这样的人，拿小小的汉堡包开刀，开启了从麦当劳到孟山都、从全球化到外来援助的一场世界观之战，并且获得一群乌合之众的支持。“汉堡包是引发仇视美国的一个特殊根源。”齐亚乌丁·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和梅里尔·温·戴维斯（Merryl Wyn Davies）明确地告诉读者，“汉堡包是整个美国最集中或者说最具凝练性的唯一象征。”美国也没有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英国剧作家）或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英国知名作家）这样的人，其对美国的痛恨甚至引发愤怒和恶心，文章中的鞭挞更是酣畅淋漓。大多数（91%）的美国人希望与欧洲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在欧洲，只有约三分之一（39%）的法国人、刚刚过半（51%）的英国人同意这一观点，德国人（74%）和西班牙人（67%）则更为友好。

《独立宣言》

美国工人阶级大多不太关心欧洲，而欧洲的工人阶级则常常十分喜欢美国。他们蜂拥至佛罗里达的沙滩，喜欢游览这个坦然迎合大众口味的国家——较少受到文化市民阶层（Bildungsbürgertum）的严格约束。主要的态度差异来自更高的社会阶层。整体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积极倾向于欧洲。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他们是谦逊的。只需想想美国学者在文化上的卑躬屈节。是的，美国右派知识分子偶尔也会抨击欧洲。然而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给极不关心此事的普通群众看，而是为了刺激自由精英分子。反欧洲主义是左派和右派斗争的一个焦点。相反，欧洲左派和右派都是反美的。每一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可能是认为右派没有文化的平民主义十分庸俗，可能是谴责左派不受限制市场的剥削欲。但是他们在厌恶上团结一致，因此确信他们至少有共同的欧洲身份。在美国，反对欧洲的阵营是分化的；在欧洲，反对美国的观点是一致的。

令美国人困惑的是，欧洲对美国的批评常常是选择性的，甚至经常是一知半解的。对于欧洲人来说，在对美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描绘美国几成一种传统。卡尔·麦（Karl May）是一位极受欢迎的德国作家，写过很多关于牛仔（老沙特汉德）和印第安人（温尼托）的探险故事，受到从爱因斯坦到希特勒等几乎每个人的喜爱。在他的时代，旅行是困难的。人们也许可以原谅他在 1908 年涉足美国之前对狂野西部天马行空的幻想，甚至在 1908 年，他也没有到过比纽约州北部的布法罗更往西的内陆，尽管布法罗（水牛城）有这样的名字，却肯定不是他笔下的西部。但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电影导演拉斯·冯·提尔（Lars von Trier）拍摄了一系列背景设在美国且批评美国的电影——《黑暗中的舞者》（Dancer in the Dark）、《狗镇》（Dogville）、《曼德勒》（Manderlay），却从没到过美国，人们开始怀疑某种类似于故意无知的东西。这并不是说，只有知情才是形成对美国相关认识的前提。法国作家乔治·杜亚美（Georges Duhamel）在 1930 年对他的读者说道：“我说这些不需要去美国，我可以不用离开巴黎就能写作这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阅读欧洲大众媒体的专家评论，美国人常常摸索着认出自己的国家：贫民窟时尚说唱杂以城市贫困或阿巴拉契亚拖车公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带高尔夫球场的封闭式住宅区佐以卡路里过剩和监狱暴行。所有这些社会学研究上的一本正经有时会被摇头晃脑的拉斯维加斯那喜剧救济的怪诞所打断。

《黑暗中的舞者》海报

对等的这类人在美国根本找不到：在其他方面学识渊博，不可抑制地想对欧洲发表意见，却对这一主题一无所知。以观察欧洲为职业的美国人，如简·克莱默（Jane Kramer）、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等，凭着长期的经验和细心的关注，工作都充满热情。甚至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也许是美国最尖锐的欧洲批评者），也是住在布鲁塞尔，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偶尔，美国的保守派讲演者也批评欧洲。政客们会努力追求影响力，正如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在 2007 年底短暂的总统初选中抨击法国医疗保健。有时，博客作者或专栏作家会以欧洲的失败大放厥词。不过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人们通常认为拉什·林堡和他的同僚毒害了美国人的思想，将不敬上帝的、懒惰的、监管过度的欧洲与品行端正的美国两相对照。现实情况是，正如对数据的深入研究显示，林堡和同僚太过褊狭和自恋，无法放眼美国之外的世界。拉什·林堡的欧洲左派对手是柏林《日报》（Tageszeitung），德国历史悠久的新左派的喉舌，以批评美国为主要宗旨。如果我们搜索拉什·林堡和《日报》谈论美国、欧洲和相关内容的网页，会发现拉什·林堡谈论美国的次数通常是谈论欧洲的 13 倍。相比之下，《日报》谈及德国的次数通常是谈及美国的 1.5 倍。事实上，它谈及美国的次数几乎和拉什·林堡一样。换句话说，欧洲是美国右派的边缘关注点，但美国却是欧洲左派一以贯之的关注点。美国人对欧洲的态度也许最好可以描述为受够了怀旧之情的漠不关心。欧洲是一个落在后面的世界，有时遭受创伤，只是一个受到边缘关注的地区。相比之下，对于欧洲人而言，从首次接触的那一刻起，意见就相当激烈而矛盾：对新事物的可能性表示钦佩，也对新事物的实际运作感到厌恶。也许美国人对欧洲的兴趣度不如欧洲人对美国的兴趣度。但是，即便美国人不对旧世界长篇大论，至少他们不会说出太多不正确或失真的东西。

美欧之间的争端不只是造成了北大西洋两岸国家的相互对立。这场斗争也波及现在扩大的欧洲。加入欧盟的新国家经常采取与旧成员国类似的政策，并为实现相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奋斗。然而，在应对本国旧政权过于保守的国家主义时，它们也倾向于采用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在许多情况下，它们拒绝了欧洲的福利国家模式，转向英美管制较少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一战”结束后的初期，匈牙利和捷克的改革者比里根和撒切尔更信奉新自由主义。波罗的海诸国虽然很欣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一直是激进的自由市场改革者。的确，近年来，这些新国家已经缓和了它们的新自由主义。然而，爱沙尼亚实行统一低税率和简化征收制度的税收政策将是任何美国保守派的梦想。因此，欧美之间的争端不仅仅使美国与欧洲敌对，它们还在不断扩大的欧盟内部制造斗争。

尽管大西洋两岸的此类争端是由于外交政策上的分歧而引发的，但它们触及的是更为根本和持久的问题。毕竟，欧洲对美国的批评与美国的历史年头一样长。可以说，我们今天所见的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争论在当代的体现，它将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对立起来二选一。让我来清点一下人们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所存的差异：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态的和宗教的。美国相信自由市场；欧洲接受资本主义，但遏制过度放任。由于市场占主导地位，环境在美国受到破坏，在欧洲则受到关注。预言美国将走向衰落的伊曼努尔·托德（Emmanuel Todd，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向我们保证：“美国的发展一直都是通过开垦土地、消耗石油和在国外寻求所需劳动力来实现的。”他还补充说，欧洲人过去都是农民，以温和的、崇拜的方式亲近自然。

美国人竞争激烈、道德滑坡，欧洲人则团结一致。在美国，积极进取和良好品质可能会收到更好的回报，但是那些无法在公开市场上竞争的人更有可能跌入谷底。在欧洲，社会安全网（Safety Net）可以防止这种不幸，尽管它也可能限制成功者的高度。由于美国的社会分化更大，因此犯罪问题比欧洲更严重。美国社会更加暴力。在美国，社会各项措施要么不存在，要么比欧洲更加私有化。例如，教育常常被描述为分层的，很大程度上是私有化的；而在欧洲，教育是普及的和国家资助的。美国缺乏全民健康保险，这意味着平均预期寿命很低，缺少照看的人将在悲惨中死去。美国人孜孜不倦地工作，而欧洲人放弃高收入以换取休闲。正如一本谈及这一主题的书所指出的，如果欧洲人是懒惰的（lazy），美国人就是疯狂的（crazy）。欧洲人是世俗的，美国人则更加相信上帝，并接受宗教在公共生活中发挥功用。

当然，美国右派抨击欧洲之时，当然会以相同的二分法变换一种新的形式：欧洲人是懒惰的和失败的，美国人是积极进取的和乐观向上的。欧洲人腐化堕落、漠视宗教，美国人诚实正直、虔信宗教。欧洲人应对外来移民无能为力；美国人正在本国和墨西哥之间修建一道隔离墙，或者成功地融合外来移民，这取决于保守派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1861年，英国兰开夏郡的纺织厂因美国封锁了为其提供原棉的南部口岸而被迫关闭，大批工人失业。

因此，人们认为这两个社会截然不同：竞争对合作，个人主义对和衷共济，自治对团结。 正如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说：“欧洲梦强调群体关系而非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元而非同化，强调生活质量而非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非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的享受（deep play）而不是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和大多数欧洲观点一样，他对技术发展抱有一定的悲观态度。

如今，欧洲对美国的批评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而且抨击的主题此前曾以不同的形式表达过。欧洲长期的文化保守主义传统痛斥了现代世界的假定属性和影响。在 19 世纪，欧洲的左派和右派都从自身的角度批评现代性，右派的农耕浪漫主义（agrarian romanticism）认为现代性是世界性的、漂浮无根的和道德失范的，左派认为现代性是无情的、剥削的和商业的。无论是否愿意，新世界都被迫走向现代化。 但是许多欧洲人认为他们有选择。 现代性以及关于欧洲是否参与、如何参与其中的持续辩论，长期以来一直是对欧洲文化的罗夏墨迹测验——欧洲人已经转移了对自己所面临变化的恐惧和不安。

今天，美国代表着茶叶，欧洲在其中读到了可怕的未来。例如，当德国人（世界上最富活力的出口经济体的公民）以美国的方式攻击全球化（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在世界各地销售其优质产品）时，显然美国并不是因为它本来的面目（作为全球经济体中一个相当强硬和漫不经心的参与者，仅凭其内部市场的规模，它就永远不会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对全球化产生兴趣）而受到攻击，而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对世界市场不成熟的恐惧。欧洲人批评美国，这通常是想表达对现代世界普遍担忧的一种捷径。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经常是真正的批评对象。美国是他们熟悉的魔鬼，而不是未知的未知。而且，无论如何，争端的焦点实际上是欧洲想要什么样的现代化以及它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地位。因此，将美国描述为欧洲自定义的对立面，也是欧洲大陆内部就其自身社会的性质、在世界的角色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持续争论。

有鉴于此，我们最好弄清楚过去几年出版的众多书籍，讨论是否有一条社会文化的卢比肯河将（大陆的）欧洲与（盎格鲁）美洲的野蛮人分开。伊曼努尔·托德警告说，美国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是对欧洲的威胁。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意义，德国社会学家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补充道。最近给英国《金融时报》写信的一位作家对此表示同意，尽管将英国置于了欧洲大陆这一边。这位作家声称，共同的语言不应掩盖英美之间的距离：美国人持有枪支、处死囚犯、入不敷出、驾驶大型汽车，甚至居住在更大的房子中。美国男性接受割包皮手术，工人阶级普遍很穷。相比之下，信奉人道主义和世俗的欧洲人享受公共医院、学校和福利制度。他们缴纳高额税款，寿命更长，并乘坐火车。我们的汉堡包专家齐亚乌丁·萨达尔和梅里尔·温·戴维斯得出结论：“美国的本性中有令人讨厌的东西，它的神话给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威胁生命的危险，这种主张似乎很自然。”人们会思考，是什么心照不宣的动机激发了这些信件、文章和书籍。安德烈·马科维茨（Andrei Markovits）写作了新近谈论该主题最有趣的著作之一，认为反美主义有助于点燃泛欧洲民族主义的引擎。欧洲人的共同点比那些雄心勃勃的欧盟帝国建设者所期望的要少。但是至少他们同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他们真的同意吗？

统计数据表明美欧差异没那么大

大众书籍和报章杂志描述了很多大西洋两岸的差异。但是这些描述，无论多么发自内心，都令人担忧地缺乏事实依据和实质内容。争论和谩骂比比皆是，漫画而非肖像成为主要体裁。现在是该更仔细地审查我们所知道的了。本书尝试列举数字。在书中，我仔细考虑了欧洲是否与美国不同，以及如何与美国不同。我提供大量可比较和可量化的数据，以一种统计入门手册的方式将大西洋两岸的数据并列起来。

……并非所有的差异都可以通过数字来确认。但是，至少统计数据能让我们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给我们可靠地进行比较的机会。目光短浅但可论证的量化研究将我们从奇闻怪事和主观印象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进入事实和可验证的领域。……我的野心不在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大西洋两岸的争端（尽管好像有可能实现）。相反，我希望运用迅速而精准的一招空手道对付事实和数字，以消除大西洋两岸的期刊、大众书籍、脱口秀和对话中十分盛行的偏见和错误臆度。

……我关心的不是这些专业领域的细节，而是人们对大西洋两岸差异的普遍看法，以及这些看法如何影响大众媒体、电视报道、博客圈，以及那些互相了解并形成观点的美国人和欧洲人的态度。……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主要分界线在意识形态上就是一个整体，它已被确定沿着北大西洋延伸。每个方面都被看作对其他方面的强化和肯定。仅解决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将无济于事。统计学上的鸟瞰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本书的证据表明了两点：第一，欧洲不是一个凝聚一体或统一的大陆。即使是西欧，存在的差异也要比通常认为的广得多。第二，除了少数例外，美国能够用我找到的大多数可量化的方法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么不存在一致的欧洲认同，如果有，那么美国与寻常的候选国一样也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欧洲和美国实际上同属一个共同的大帐篷（big tent）集团——可以称之为西方（West）、大西洋共同体（Atlantic community）、发达国家或者诸如此类的。当然，美国不是瑞典。但是意大利、法国甚至德国都不是瑞典。谁说瑞典是欧洲，就像佛蒙特是美国？

……

本书的数据主要来自为数不多的致力于提供国际可比数据的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统计局、萨顿信托基金、世界价值观调查、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国际肥胖症研究协会、世界资源学会、国际能源机构、国际社会调查计划，以及最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拥有令人震惊的数据库）。多亏了它们的工作，我的以下内容才具有严谨性。但是，与那些在致谢中一贯虚假恭维的学者不同，我不会隐瞒它们的弱点。数据的错误、缺陷和不足也是它们的错误、缺陷和不足。但至少，它们在收集资料方面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在这个不断全球化的世界，我们需要更好和更全面的数据来了解各国间的异同。

毫无疑问，这里的许多统计数据可能会遭到反对。但是这些反对意见是双向的。例如，美国的失业数字不包括许多在狱中的年轻人，因此被低估了。同样，如果囊括许多被视为残障者的人，瑞典的失业率将会更高（并且更加真实）。（如果你相信原始数据，瑞典是工业化世界中残疾人最多的国家，超过五分之一的成年人没有工作能力。）在美国，有0.7% 的人口被监禁；在瑞典，只有 0.08%（2005—2006 年的数据）的人被监禁。在美国，有 10.7% 的成年人是残障人士（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的数字）；在瑞典，这一数字高出一倍（20.6%）。如果美国有瑞典这样的监禁率，并将剩余囚犯算作失业者，那么 2005 年美国的失业率将从5.1% 上升到 5.8%。或者，如果我们假设瑞典有美国这样的残疾人比例，并且将其他获得残疾人津贴的瑞典人视为失业者，那么瑞典的失业率将从 7.4% 上升到 17.3%。实际上，麦肯锡公司预测，瑞典的实际失业率大约为 17%。不同的国家以不同的方式篡改账簿。

另一个例子：美国很大一部分（2005 年约为 13%）的外援资金流向了中东的两个国家：埃及和以色列。尽管在定量比较中它很容易消失，但是这种观察应该能够部分解释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这是出于地缘政治和人道主义两种动机的推动。同样，出于历史、战略和地缘政治的原因，英国和法国有几乎三分之二的外援资金流向了它们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前殖民地。相比之下，德国和美国对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援助资金占比各为 40% 和 25%。法国四分之一的援助资金首先是为了让受援国偿还法国发放的贷款，而从统计上看，预测法国援助的最佳指标是受援国是否讲法语。人们可能继续在现有的统计数据中挑毛病，直到没有可靠的数据留下来。不管是好是坏，我接受了这些国际组织提供的数字，我们认为是最好的，并据此进行工作。归根结底，在一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都会犯同样多的错误。总体趋势是什么能让人信服。就像学术界经常所见，一个人可以具有精确度或广度，但不能两者兼具。

接下来的比较假设每个国家都是同样有趣且有关联的，无论是大型国家（例如美国或德国），还是小型国家（例如丹麦或荷兰）。正如统计学家所说，这些比较没有强调该国人口统计的重要性。挪威人口不到 500万，并没有在美国这个庞大的国家面前消失。当然，当我们试图吸取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时，规模并不总是无关紧要的。在人种单一、面积很小的冰岛行得通的，可能就不适合更加分散的美国或者也不适合瑞士。

但是规模也不是一切。仅仅因为一个国家小于或大于另一个国家，并不能自动消除它们之间进行比较的价值。例如，当经济学家在讨论放宽监管的优点时，各个经济体的规模在他们的考虑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在知识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重要性可以用这种方式得到最好的理解。如果没有这种隐含的假设，即这些小国可以教给世界其他国家一些东西，就很难解释它们为何能够抓住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想象力。尽管面积小、地处偏远、少为人知，但它们在社会政策讨论中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凭这些国家本身的实力认真对待它们，而不仅是根据其地缘政治影响力来进行评判。我在本书中也提出了相同的假设。当我们试图找出共同点和权衡差异时，我们谈论的是组织社会的方式、国家的类型或公民身份的种类，而不仅仅是人口统计、国内生产总值和军事实力。在这方面，小国可能会和大国做出的贡献同样多。

当地时间2023年8月16日，美国纽约市皇后区的罗斯福大道上，一名街头小贩在出售商品，这是一个新近移民人数众多的地区。

现在，当我继续比较欧洲和美国时，我只谈西欧，因为它与欧盟最近扩张前的 15 个成员国基本重合。情况允许的话，我会囊括一些非成员国（挪威、瑞士、冰岛）的数据，因为我的研究对象是西欧，而不是欧盟，把重点放在西欧是最公平的做法。如果我把欧盟的新成员国也包括进来，欧洲和美国的差异就更不明显了，我的论点几乎会在默认情况下获胜。新加入的欧盟国家与老欧洲国家相比，还不只是更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达成一致。新欧洲人的举止也更像美国人。他们更加信奉宗教，对干预型国家更加怀疑，在经济上更加自由放任。随着不断扩展，新的欧盟也变得更加多元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更像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