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楼》：西西弗斯、死亡的介入与存在主义

作为近期表现亮眼的电视剧，《莲花楼》溢出了本格推理的小众类型片范畴，在豆瓣有超过46万人标注看过并为它打出了8.3分。大众文化产品流行的背后总有可供追寻的时代线索，在这种意义上，莲花楼的火爆确是粉丝经济的产物，但也或可被理解为大众被时代困境所创伤的一次症状显现。

《莲花楼》海报

一、一个叫李莲花的男人决定去死

《莲花楼》讲的是江湖第一高手、四顾门门主李相夷在为师兄复仇时身受重伤，从此退隐江湖成为“神医李莲花”，十年后又阴差阳错被卷入江湖纷争的故事。看过原著《吉祥纹莲花楼》的观众会注意到，电视剧将李相夷的结局进行了修改。小说中的李莲花并没有死，但电视剧里的李莲花则并非如此——在小说最后，李莲花“坐着渔船，顺流而下冲出大海，被渔民捡了回来”。作者的声音在这里强调：“没死。……没死就好。……虽然找到人的时候，这人右手残废，眼睛失明，神智全失，浑浑噩噩的就像条狗。但……没死就好”。而电视剧《莲花楼》的番外给出了基调相反的情节：方多病带着李莲花留下的小狗“狐狸精”一路找寻，一筹莫展时发现狐狸精对着树下的乞丐吼叫，乞丐拿着李相夷装糖的袋子。方多病问“你这袋糖哪里来的？”乞丐回答道：“死人身上捡的。”

小说《吉祥纹莲花楼》是方多病的胜利，他找到了李莲花，也完成了他要李莲花活着的目标：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活死人，李莲花虽然痴傻但仍然活着。与此相对的是，电视剧《莲花楼》是李莲花的胜利。李莲花希望远离众人在海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不希望任何人成为自己达成解毒目标的手段，也不愿自己落得痴傻疯癫——电视剧的结局如他所愿，而不是如方多病、笛飞声抑或屏幕前的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不论形态地活着。李莲花的死亡就像是他漫长告别的终止符。通过引入真正的死亡（而不是人面对死亡的威胁或焦虑），李莲花之死同编剧对原小说案件顺序的改编一起，使得整个故事从散漫走向规整，骗得无数人眼泪的同时也形成了某种独属于电视剧《莲花楼》的气质。

对于死亡的抹除显然不是当代社会的新鲜话题。韩炳哲在《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中提醒我们，当今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就正是“建立在对死亡的否定之上”。在这样不断加速运转的、永不停歇的体系中，“能死去的生命是友善的”[1]。如果说李莲花在大战结束之后拒绝找寻解药是出于自虐倾向（认为自己罔顾兄弟性命盲目复仇，本该死却由于没有找到师兄的遗骨无法去死），那么当真相大白却仍旧拒绝师母“以命换命”的帮助并把唯一可能的解药赠与他人时，李莲花的选择不再是将死亡当做抵抗或者复仇的手段，将生存与死亡相对立，而是将死亡作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死亡不应该是生存的反面，而是生存的题中之意，唯有认清“我们终将死亡”，才能够忍住诱惑，避免把破坏当做躲避死亡的手段，不把他人的生命当做延长自己生命的手段，从而走出自我异化的牢笼。在这里，《莲花楼》虽是武侠剧，却对一直以来“匡扶正义，除恶扬善”的传统武侠叙事进行了祛魅——李莲花说“那高处我去过，没意思”，江湖中人对于名利的追求一如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武侠的故事，终究是现代异化社会的内部而非外部。

《莲花楼》中的李莲花

换句话说，有了死亡的介入，我们才算真正地活着。正如克拉里在《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所说，“在当今的市场上，很多许诺‘逆转衰老、永葆青春’的产品和服务回应的并不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而只是提供表面的方法模拟虚拟世界非人的特性和时间性”[2]。当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作为“非人”而存在了。李莲花告诉我们，人都是会死的，这是《莲花楼》教给我们的最后一课。

二、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除了死亡，《莲花楼》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荒谬”——这种荒谬常常由剧情反转引发。剧情反转是讲故事的惯常套路，其给观众所带来的快感自不必多说，但在剧中，反转剧情带给观众的往往还伴有巨大的荒谬感——既然皇帝都是南胤后裔，那么南胤复国的一整个密谋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李莲花才是南胤后裔，那么封罄对单孤刀的忠诚和多年努力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更重要的是，既然是师兄害得李相夷成为将死之人，那李莲花的这十年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荒谬感贯穿了整部剧并穿透屏幕给观众以震撼，我们看着李莲花为师兄奔波就如同看着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但仔细想来，寻找生父的旺福、采莲庄嫁衣案中替儿子背锅的父亲、元宝山庄案里的管家……剧中的众多人物都经历了这种类似的“西西弗斯时刻”。这些情节让我们不禁想问：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

方多病与李莲花

而这种发问，正是编剧的题中之义。在方李二人发现单孤刀是幕后操纵者之后，单孤刀和方多病有过一段对话：

单孤刀：“可当有一天，有人找到我并告诉我，在我的身上流着南胤皇族和当朝皇族的血，我才知道了，我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这一切都是天命所归，你懂吗？”

方多病：“什么天命，不过是你自己的野心罢了。”

单孤刀在得知自己并非南胤后裔之后同样面对了他的西西弗斯时刻（并在这种巨大的荒谬感中死去）。如果说小说《吉祥纹莲花楼》是犬儒主义的，那么电视剧《莲花楼》则从一开始就携带有浓重的存在主义色彩，比起批判社会与恪守清规，《莲花楼》始终在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是由自己的选择所创造的，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选择。

李相夷成为李莲花的十年看似是寻找师兄尸骨的十年，实际却是选择成为李莲花并拥有自由的十年。之前我们提到，他一开始放弃自救却依旧活着是因为没有找到师兄的尸骨，但当他不再想要赎回令牌，李莲花就成为了“从自身象征性身份的死亡（消除）中幸存的”[3]、自由的新主体。可以作为佐证的是，他发现师兄背叛时悲伤大过震惊，表现出明确的行动意愿而非迷惘无助，此刻的他显然没有如观众一般被荒谬感击中——更具体地说，他没有对于自己人生之无意义的慨叹，没有“我这辈子竟然浪费在这种事情上，早知道我就想方设法把自己救活了”的想法。因为此刻，“师兄”早已不是他存在的意义，他的西西弗斯时刻早在坠入东海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对李莲花而言，人生本无意义，而他选择成为一个不罔顾他人性命，不把他人当手段，也拒绝自我异化的人。

这样的转变同样出现在他对待乔婉娩的态度中。过十八岁生辰的李相夷说“最甜的喜糖，那是留给我的阿娩的”，时过境迁，面对笛飞生的揶揄（“我以为她是你的女人”），李莲花的回答是“她只是她自己。”他并非没有放下，或者不祝福肖紫矜与乔婉娩的婚事——乔婉娩已不爱他，而他又何尝真的以平等之心爱过乔婉娩——而是李莲花意识到乔婉娩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才是“她是谁的妻子”。

由于死亡的在场，李莲花的选择始终带有一抹否定和拒绝的底色。李相夷是超然的、世俗的，李莲花却是烟火气的、自由的。李相夷拥有最遵守“社会时钟”与日常生活符号体系的生活，他拥有强壮的身体、至高的社会地位和最漂亮的女人，而李莲花则生活在意义的裂隙之中，选择了自由也拥抱了偶然性。

值得一提的是，李莲花的立场亦是编剧的立场，在《莲花楼》里，种族（外国人）、性别（女人）、阶级（奴仆或者皇室）都不构成根本性的差异，血缘关系也多是不可靠的——小到玉城案的杀人凶手是亲人、采莲庄案、灵山识童案、元宝山庄案都有不负责任的父亲，大到主线剧情中李莲花和方多病都与自己的血缘关系者切断了联系——主体性并不由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位置所决定，人与人之间除了选择，没有根本上的不同。

在这种意义上，剧中女性人物的强大与出彩（角丽谯、乔婉娩、石水、何晓惠等一众女性角色都性格独立，有自己的事业且武功高强）与其说是出自女性主义视角，倒不如说是来自剧中一以贯之的存在主义——角丽谯不是因为依附男人而失败，而是因为她自我异化（用性别作为资源笼络男性）的同时把所有人当做她攫取权力的手段（类似的还有玉城案中的玉红烛和石寿村案中的石长老）；而女宅中的姑娘们是妓女也是奴隶，她们的反抗是女性反抗，更是生而为人的反抗。比起“女人也是人”，《莲花楼》的故事更多呈现的是“每个人都是人”—— 更何况，在故事结构上，女人始终不是主线也未占据过主体性的位置：乔婉娩是“负心汉”、石水是没有实权却四处奔波的 “四顾门小秘书”、何晓惠和苏小慵都是“难缠的帮手”，而戏份最多的是反派角丽谯，她难道不正是站在“善良的、正义的男性群体”的反面吗？

三、爽剧背后的创伤

作为迎合观众“爽点”的大众文化商品，《莲花楼》是一部规整的推理类型片。在这部剧的每一案中，侦探（方多病、李莲花）、嫌疑人和凶手都出现在相同的空间里——换句话说，凶手就在出场人物之中，而侦探的任务就是穿越诸如密室杀人案（元宝山庄案、女宅案、绣花人皮案）等经典“不可能犯罪”的迷雾，通过各种蛛丝马迹来找到杀人凶手。在了解真相之后，侦探也会将大家聚集在一起，还原作案手法的同时揭露真凶——真凶则往往以“你根本没有证据”这样的台词反复狡辩，促使侦探说完最后一个线索。在人物设定上，尽管李莲花在日渐虚弱中告别，但观众却依旧可以在方多病的成长线上找到快感。李莲花智商超群，而方多病在“术”上无不精通——热爱美食品鉴、懂机关、有习武天赋、会下棋，当然也擅长推理之道，正如李莲花在绣花人皮案里感慨的那样，“琴棋书画，无不精通”。

当然，最大的“爽点”来自李莲花和方多病反抗以单孤刀和角丽谯为首阴谋团伙的胜利。与其说是战胜了这两个人，倒不如说在这个科学缺席的武侠世界里，李方二人通过这场胜利彻底消灭了异化社会。为了完成这种目的，编剧同时弱化了大型机器“咸日撵”的戏份，也抹除了可以建造大型机关的天机山庄作为现代化机械制造工厂的可能性，使得这场胜利更符合逻辑，更有力量，也更能够抚慰人心。

尽管如此，故事的“爽点”背后仍然是压抑的必然性，《莲花楼》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莲花楼》所给出的存在主义解决方式的不可能性，在于人反抗异化社会的不可能性。在《莲花楼》里，所有把人当做手段而非目的的人，最后都被打败或者被改造（比如笛飞声）了。但在现实中，我们却需要面对无法阻挡的自我异化，需要把自己收拢进数据主义和人工智能的思维模式里，把自己变成“非人”以求生存。如果说存在主义在战后的兴盛回应了二战纳粹集中营和原子弹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冲击，那么今天莲花楼的盛行，正是存在主义的又一次回魂，是人们在经历了自身的“西西弗斯”时刻之后的应激症状。

在这种意义上，莲花楼的故事也因此可以被理解为后创伤主体对抗自我异化的隐喻，人们给予莲花楼的热度，或许正是人们被时代所创伤的症状，是人们对于生活困境的想象性解决。

参考文献：

[1] [德]韩炳哲：《资本主义与死亡驱力》，李明瑶译，中信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6 页、第17页。

[2] [美]乔纳森·克拉里著：《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河西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页。

[3]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