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千秋说赵普

张其凡教授《赵普传》作为《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系列之一，于20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文为新书序言，作者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一

俯瞰北宋初期历史，从“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到“杯酒释兵权”；从“烛影斧声”到“金匮之盟”，对一些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都有直接或间接参与，难脱干系的，那就是赵普。围绕着赵普，还有许多诸如“雪夜定策”、“半部《论语》治天下”等轶事与传说。研究北宋前期历史，绝对绕不过去赵普这个有故事的人物。

赵普

五代后期，常年混迹于地方州县和军阀幕府的赵普，对社会现实有着切身的了解。而胥吏和幕僚的生涯，又让他磨练出出色的行政才能，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一切经历所积蓄的能量，当他与赵匡胤兄弟风云际会之后，便极大地释放出来。

当事者迷，距离过近，有时反而像老花眼一样，看不清历史。当拉开距离，登高望远，则往往可以洞若观火。对宋初的一些事件也是如此。比如陈桥兵变，赵普绝对是主谋的角色。五代以来骄兵悍将拥立主帅成为一种惯常行为，后周太祖郭威还是被扯黄旗加身，像是出于仓促的突发事变，而赵匡胤披上的则是预先准备好的黄袍。以防这样的故伎重演的杯酒释兵权，也是在赵普极力劝说下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导致宋太祖壮年而亡的“烛影斧声之谜”，表面上看没有赵普什么事，但他怂恿和协助太祖翦除打击太宗势力，而导致兄弟二人关系恶化，则不能不说是导致事件突发的一个不近不远的促因。太宗即位已经几年之后，炮制“金匮之盟”，以证实太宗继位的合法性为交易，失势的赵普咸鱼翻身，又两度出任宰相。

从结识到进入幕府，赵普便与赵匡胤兄弟一家结下一生不解之缘。其中既有如鱼得水的亲密，也有疙疙瘩瘩的恩怨。赵匡胤之母杜太后视赵普为宗亲，赵匡胤兄弟雪夜突访赵宅，围坐火炉，吃着烤肉，商讨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其间对赵普之妻以大嫂相称，君臣关系其乐融融。北宋建立，赵普从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实际主政，到担任宰相走向前台，无论统一事业，还是内政建设，都发挥了主导性的决策作用。

不过，赵普十多年主政，其中又单独担任宰相十年，“以天下为己任，故为政专事” 。“堂帖之行，与诏敕无二” 。过重的相权，终于与皇权发生冲突。年长太祖几岁的赵普，不光拥有很大权力，足智多谋，还与枢密使等有势力的军政要人结有姻亲关系，这些都不能不让一直未从五代废立阴影中走出的赵匡胤猜忌，并且专断的行政又遭受了政敌的攻击。诸种合力的作用，被罢免宰相。在太宗朝，赵普尽管又两度短期为相，由于曾有的旧怨，已难以如昔日之专权，更多的是成为太宗优待老臣和稳定政治的一种象征性存在。

继五代之后，没有成为短命的第六代，在创建和巩固宋王朝的过程中，赵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乃至宋太祖如此说：“朕与卿平祸乱以取天下，所创法度，子孙若能谨守，虽百世可也。 ”这句话除了表明赵普在宋朝“祖宗法”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其实还客观地显示了赵普是开宋代君臣共治的先行者。一百多年后，再造宋朝的中兴之主宋高宗也如是称赞赵普：“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非普谋，亦孰能制？辅佐太祖，可谓社稷功臣矣。 ”尽管宋高宗的称赞有着感慨南宋当时武将跋扈的现实背景，但也点明了赵普的主要贡献。

还有在宋朝消失之后更远的历史观察，由元入明的陈桱在他的《通鉴续编》卷二就记载了赵普在“杯酒释兵权”等一系列削弱武人势力的行动中的作用。在平定了宋初李筠、李重进的叛乱之后，宋太祖忧虑地向赵普发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于是，宋太祖的发问便引出了赵普总结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巩固新兴政权的策略：“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

这一策略成为“杯酒释兵权”行动的认识前提。不过，当赵普主张具体行动时，宋太祖又有些放不开情面。“普数言于上，请授以他职，上不许。普乘间即言之，上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赵普最后的这番话让宋太祖痛下决心，于是就有了后来那场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

在“杯酒释兵权”之后，赵普对位高权重的武将的抑制也是不遗余力。赵普比宋太祖年长，所以尽管有君臣之分，说起话来有时也很直接。比如他反对让有势力的武将、同时又是赵光义岳父的符彦卿掌管禁军，宋太祖说：“朕待彦卿厚，彦卿岂负朕耶？”对此，赵普冷冷地回答了一句：“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噎得宋太祖一句话也说不出 。

“杯酒释兵权”只是消除武人势力潜在威胁的第一步，赵普此后又有了进一步的抑武行动，《通鉴续编》记载道：“赵普请设通判于诸州，凡军民之政，皆统治之，事得专达，与长吏均礼。大州或置二员，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得自奏事，不属诸藩。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矣。 ”

其实除了上述贡献，赵普还有一个潜在的贡献被强调的不够。宋仁宗在位四十年，有人夸张地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十年。宋仁宗被宋人称为“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的皇帝，他的无为而治，给了士大夫们驰骋政坛、充分发挥才智的广阔空间。

“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君臣共治，其实始源于赵普时代对皇权的塑形。

这首先体现在从行政上限制皇权。《宋史·赵普传》记载道：“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这件事，尽管逆鳞，但却扭转了太祖的意志。

对皇权的塑形还体现在从制度上的制约。南宋杨万里曾在奏疏中引述了一件为宋人所津津乐道的赵普轶事：“太祖皇帝尝令后苑造一薰笼，数日不至。帝怒责左右，对以事下尚书省，尚书省下本部，本部下本寺，本寺下本局覆奏，又得旨，依方下制造，乃进御。以经历诸处故也。帝怒问宰相赵普曰：‘我在民间时，用数十钱可买一薰笼，今为天子，乃数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来条贯，不为陛下设，乃为陛下子孙设。使后代子孙，若非理制造奢侈之物，破坏钱物，以经诸处行遗，须有台谏理会，此条贯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条贯极妙。’ ”皇帝和皇权就是这样被士大夫们装进了制度的笼子里。

对皇权的塑形还体现在从道理上的教谕。有一个有名的逸话。宋太祖曾问宰相赵普：“天下何物最大？”大概宋太祖本心是希望赵普回答“陛下最大”。但赵普却回答说：“道理最大。”面对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回答，宋太祖什么也说不出，只好连连称善。到了南宋，一个州学教授向宋孝宗讲了这段逸话。并说，“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是公中”。于是，宋孝宗回答说，“固不当任私意”。“不任私意”，就必然被束缚于为君之道的规范之中。后来，宰相留正就这段史实议论道：“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于其亲与故者。 ” 赵普说“道理最大”，就等于是说还有高于至高无上的天子的重要东西存在。赵普说的道理后来被理学家上升为天理的理论高度。

对皇权的塑形，在太宗朝我们依然可以观察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赵普欲对宋太宗宠爱的不法妖人侯莫陈利用治罪，宋太宗求情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赵普回答：“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太宗不得已，只好“命赐死” 。在法律与皇权的天平上，在士大夫们看来，显然法律要重于皇权。法律是士大夫用来压倒皇权的主要武器之一。在法律的背后，则有道支持着。一纳入法律的规范，皇权便显得软弱无力了。因此，才会出现“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的事态。

没有经历过正常的帝王教育，凭借武力和篡夺取得天下的开国皇帝，登基之后几乎都经历了从军人到政治家的角色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像赵普这样的士大夫们通过各种形式为皇帝补课，最终将皇帝纳入君道的范围之中。

清代画家黄慎的《蹴鞠图》。描绘了宋太祖与其弟赵光义、宰相赵普等六人蹴鞠的场景。

然而包括宋太祖和宋高宗在内，历来对赵普都强调他在太祖朝的政治作用，而对他在太宗朝的政治贡献则揭示得不多。唐末五代以来虽然是武人纵横的天下，但行政管理还需文人。因此，武人跋扈的表象之下，潜行的崇文之风一直未衰。北宋建立，王朝的政策取向又是重文轻武。宋太祖不仅说过“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 ”的话，更是具体说“宰相须用读书人” 。他让胥吏出身的赵普独相十年，显然他把赵普是视为读书人的。这从宋太祖说的另一句话也可以证明。钱俶行贿赵普十罐瓜子金，刚好被来访的宋太祖看见，赵普很尴尬，宋太祖慨叹地说了句：“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 ”书生和读书人是同一概念。

在崇文风潮大盛的背景之下，北征屡屡败北，武功不竞的宋太宗转向内政。在位期间，不仅组织编纂了宋初三大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还做了一件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大事。这就是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隋朝发轫的科举，历唐迄止宋初，虽一直延续不断，但不过如涓涓细流，每科取士人数很少，荣誉意义大于实际效果。这种状况到宋初也未改变，太祖朝取士最多的一次也不过三十余人。太宗即位伊始，既是为了笼络士人，也是实际行政需要，第一次开科取士，就达到一百多人。此后规模不断扩大，在赵普去世的淳化三年那一年，取士人数多达一千三百多人。持续十多年的大规模开科取士，很快让科举出身的官僚取代了武人、贰臣等旧有势力，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舞台。到了太宗后期，其中的出类拔萃之辈已经攀升到政治的制高点，李沆、寇准等人都进入到政治中枢，成为能够决策的执政。士大夫史无前例地成为政治的全面主宰。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科举规模的扩大，不仅促进了社会流动，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更是造就了影响此后中国历史的士大夫政治。“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权力共享，极大地激发了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他们通过对先秦思想资源发掘阐释，独立意识被前所未有地焕发出来，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拥有着超越政治的全方位担当意识。从此，士大夫政治贯穿两宋，无论是唐宋变革、宋元变革、元明清转型，还是江山鼎革、王朝易族，社会虽然不断在发展变化，但士大夫政治及其精神，已经像遗传一样根植于读书人的意识之中，在各个时代都在发挥着作用。

赵普晚年已经欣慰地看到了士大夫政治之花的早春绽放。其实不仅仅是见证者，赵普应当是造就者之一。他两朝三度为相所实施的政策导向，对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我们以后视的结果论，赵普纵贯两朝政治活动的深刻意义，很值得深入挖掘。

二

关于赵普，尽管无论前贤还是后学，都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积累。不过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之中，最全面、最有深度的论著，在我看来，舍张其凡先生的《赵普评传》而无他。我用了两个“最”字来评价此书，并无私情在内。我觉得此著实膺此评。

在研究五代禁军的基础上，进而研究宋初政治史，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进路。然而切入点很多，为何选择了赵普？从前面所述可知，这是一个把宋初两朝都系于一身的重要人物。从赵普切入，许多重要问题皆可迎刃而解。由此我钦佩其凡教授的敏锐切要。

反复品读，首先令我惊叹的是其凡教授史料搜罗之广和研读之深。从书后所附《引用书目》可知，援引典籍近200种，正史稗乘、笔记方志、类书文集，时代亘贯宋元明清，相关史料网罗殆尽。要知道这是在30多年前，那时没有数据库，全靠手工操作，一本本地翻检，抄录卡片，才能达到今天鼠标一点，结果即现的程度。除了典籍援引之外，此著的撰写，据书后所列，《主要参考书目》也达100余种，就是说，把迄止写作之时的研究论著也几乎全部搜集在案了，不像是时下有些论著所附参考书目只是炫博作样子。行文之中，对既有研究结论的引述、分析、首肯、批驳，往往而在。可见在研究写作之际，无论是典籍史料，还是研究论著，都经过了其凡教授的反复咀嚼，呈现在书中的，是充分消化的结果。这样的准备作业，决定了本书是在很高起点的起跳。

由于对相关典籍史料以及研究论著有比较全面的触及，还使本书有了另一个用途。就像是一个根据多种版本和他校资料精心整理的古籍一样，读者握有此编，便等于掌握了关于赵普即宋初历史研究的全部资料线索。这种综合了典籍史料以及研究论著的工具书作用，目前的各种数据库还难以取代。

说此书全面还不仅是指对史料和论著的引用，主要是就内容而言。此书题为《赵普评传》，实际上是以赵普为主线的宋初两朝简史。并且不仅仅停留于政治史的论述，经济、军事、文化均有涉及。由于是全面论述，有时只是论述那个时代的政策实施、制度建设以及事件经纬、人事变化，主人公赵普会暂时消失踪影。不过，著者往往会笔锋一转，让主线浮出，把所述与赵普联系起来。若即若离的写法，显见张力，很见匠心。

说有深度，不仅是在于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分析利用，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起跳，更是对不少问题有着著者本人的独到研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心得熔铸于书中，就不是一种停留在表层的肤浅叙述了。关于赵普，著者本身就有着深厚的研究积累，早在80年代初，就发表过《赵普早年事迹考辨》 《赵普的家世》 《赵普著述考》 《“半部论语治天下”探索》 等论文。对于书中详尽论述的太宗征辽，其实也是在《从高梁河之败到雍熙北征》 论文基础上的深化，而对宋初的内政建设，著者的《宋初中书事权初探》 和《三司台谏中书事权——宋初中书事权再探》 则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基础。支撑太宗朝全面论述的，则是著者的《宋太宗论》 。因此说，这部著作是其凡教授长期研究积累的产物。

在我看来，《赵普评传》，完全可以称为20世纪研究赵普以及宋初历史的最高水准之作。我将评价仅迄止于20世纪，是想说在此著问世30年来，相关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宋代历史的理解，又伴随着时代发展，有了新的认识和延伸。30年前的这部精彩的著作，今天读来，尽管依然趣味盎然，价值不减，但从用语到行文，读来会有一种隔世之感。并且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比如对于饶有争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其凡教授是持否定态度的。前人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来形容赵普文化水准之低，那么史籍还记载后来被称为“圣相”的进士出身佼佼者李沆，也把《论语》奉为行政之圭臬，又如何解释？《论语》在宋初流行，或许反映了五代乱世以来正统经学跟士人的疏离，还折射了文化下移的趋向。与艰深的其他经书相比较，通俗的《论语》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论语》的流行现象，还反映了这部语录体经书地位的上升。如果再从政治的视点观察，从乱世到治世，《论语》中强调“使民以时”的民本思想和注重礼制的秩序诉求，都会被当时的政治家奉为信条。所以说，如果我们从真伪纠缠的怪圈中跳出，从历史逻辑中寻求其思想史的价值，还是会产生另一种认知的。这种认知无疑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接近了历史真实。

过去的吏跟官不同，也往往是世代相袭。州县胥吏出身的赵普，无疑没有过习举业的经历，因此也不会接受过系统的儒学训练。他对《论语》的领悟，跟当时的普通人不会有太大的差距。他决策施政，往往是根据亲身实践、体验与对《论语》等常见经典的朴素理解。正因为如此，他或许更少一些观念的束缚。比如在太宗后期，有人以诸葛亮相蜀数十年不赦之事为例，劝太宗不要大赦，赵普则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圣朝开创以来，具存彝训。三年郊祀，即覃恩宥，所谓其仁如天，尧舜之道。刘备，何足师法？”赵普的意见，以本朝自他以来创行的祖宗法和儒学思想为依据，认为偏据一方的刘备不足师法。这就让太宗不得不听从了赵普的意见。这一轶事，可以看作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具体案例。

三

从80年代初与其凡教授相识相知，我们对宋代政治史有着相当接近的认知。我的相权论与皇权论也得到了其凡教授的首肯。在1987年同一年，不约而同，他在《历史研究》发表了《宋太宗论》，我则在《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略论宋太宗》 。在至今网上尚在流传的其凡教授关于宋代君臣共治的文章，还有以“友人王瑞来先生”的称呼来对我的观点的介绍 。作为学术往事，前面提及的其凡教授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探索》一文，还是我在中华书局担任《学林漫录》编辑时约稿刊发的。

不过，对宋初的历史以及对宋代、乃至此后中国政治史的整体认识，我在寓居东瀛之后，包括接受日本学者的研究启发，有了一定的变化，“士大夫政治”成为我观察宋代以及宋代以后政治史的一个重要视角。关于这一点，从本文前面围绕着赵普的论述可以概见。尽管我的认识有了一定的变化或深化，但不能否认的是，包括其凡教授的《赵普评传》在内的很多既有研究成果，都构成了我的研究基础和起跳的基石。我以北宋第三代皇帝真宗朝为主撰写的《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其实是以新的认知，对其凡教授《赵普评传》的接着说。

不仅学术观点相近，对历史研究的理念我们也比较一致，都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角，历史研究应当直指人心。正因为如此，不仅《赵普评传》和《宰相故事》在以历史人物为中心这一点上写法一致，又是不约而同，他有《宋代人物论稿》 ，我有《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 。

在治学方式上，我与其凡教授也比较接近，我们都下笨功夫，亲染雌黄，整理古籍，从中挖掘第一手史料，来构筑自己的研究基础。而不是走捷径，炒第二手资料。当然，聪明的学者，利用第二手资料，可以做到“新翻杨柳枝”。这样高屋建瓴的宏观博论，颇能博得关注。当然，这种研究路径亦无可轩轾，但除了拥有思辨意义之外，在史料发掘上并无开拓贡献。没有辛勤的史料发掘作业，研究的原野不会开阔，“新翻杨柳枝”也花样无多，无源之水终会干涸。对此，其凡教授与我皆所不取。万丈高楼，终究还要从地起。

其凡教授与我的史学研究，都是从翻书做卡片这样手工操作的时代走来。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各种文献数据库、电子版的存在，已经让史料搜集作业省却很多气力。新科技的工具帮助人脑记忆和贮存了很多资料，电脑代替了我们博闻强记，无须皓首，亦可穷经。然而，大数据时代向文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手工时代全靠辛勤爬疏取得的成果，在今天已不显功力，纯粹资料排比考证也不具有太多的学术含金量。对考证的选题更需要有一个价值评估，对史料的运用更要求显示思辨功夫，要有思想灌注其中。

在文史研究领域，除了少数走捷径的人，其实多数学者还都是力图依赖自己收集的第一手来进行研究。这条路径虽然辛苦，但无疑是正确而扎实的。而一些转引利用二手资料进行的研究，尽管会不乏新见，但也往往会出现前人用错了，转述者也跟着用错了的状况。而像其凡教授这样，从文献解读出发，建立的研究根基，引发的问题意识，就不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观察思考其凡教授的研究道路，对大数据时代今天的文史研究，也很有启示意义。其凡教授以手工操作为主，拥有自己的研究资料库，这是农耕时代的谷仓。今天的学者可以驱使各种数据库和电子版，这是工业时代的集装箱。大同而小异，后者更有非一人努力的智力充实。然而，能否做出成就，还不仅仅在于掌握资料的多少。无论是手工操作，还是利用数据库，都需要史料解读能力的基本训练。在这样扎实的功底基础上，更要从史料中走出来。沉溺于史料，缺乏归纳和演绎，难以点石成金。其凡教授的研究给予我们的启示则是，从宏观着眼，从微观入手，运用具体的史料，展开宏观的思辨。最终，研究成果，让人感受的思想的力量。没有思想的学术成果，或许有一些资料意义，构筑了一定的研究基础，但难以成为大厦，甚至都算不上一座独立的家屋。

学者的学术成果，量与质都需要。但缺乏质的量再多，学术贡献也甚微。优秀的学者一定是既有坚实基础，又有宏阔的视野。宏微相济，方能博大精深。学问做久了，学者便成为了匠人。做学问的方法已经圆熟，各种技巧的运用也可以得心应手。然而，停留于匠人做器，没有思想灌注其中，学术成果便难以升华。人类是靠思想站立的，学术也是依赖思想才拥有生命力。唯有思想的光彩，方能打动人，启迪人。时文总会过时，思想传诸久远。读其凡教授的研究著作，较之细致的考证，精彩的行文，更能予人启示的，就是灌注其中的思想。思想之树常青。三十多年之后，重读《赵普评传》，我以为其主要价值，在于反映有其凡教授对宋代历史的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再多的史料堆砌能够构筑的。一个长期从事研究的学者，如果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没有一个基本认识，没有若干条主线贯穿其中，没有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理论建构，就事论事，从空论到空论，或者是从史料到史料，都难以产出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其凡教授的研究道路，给人启示良多。

在已出版的纪念其凡教授的文集中，我着重讲述的是个人交谊 。在此则专述学缘。感谢张夫人和编辑朱绛先生给了我这个一浇胸中块垒的机会。

本文前半部是我对其凡教授赵普论的接着说，后半部是我对其凡教授这部著作的认识。作为研究宋初历史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赵普评传》，长期以来堙没在书籍的汪洋之中，不大为人所瞩目。在此，我郑重地推介，这是一部堪称经典之作。藉此，可以清楚造极华夏民族文化的赵宋是如何创立并发展的，而初学者则藉此可以入门。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赵普评传》业已定格，其凡教授无法加笔修订的这部杰出著作，延续着他的学术生命。缅怀故友，忝为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