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刊选登】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学家愿意发挥作用...

本文原标题：《【月刊选登】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学家愿意发挥作用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荣休教授伊维德专访》

“我们一定要明确任何文化的互动和交流都应该是双向的。当然在文化的双向交流过程中，汉学家可以发挥作用，热爱中国文化的我们也愿意发挥作用。”荷兰知名汉学家伊维德(WiltL.Idema)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荣休教授，自1968年大学毕业后，伊维德在汉学研究领域耕耘了整整半个世纪，学术成果丰硕，被认为在西方汉学界确立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地位。

日前，伊维德再度来到中国参加了在北京和杭州两地举行的2018“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作为会议的媒体支持单位，我刊特借此机会专访了伊维德。伊维德一辈子学汉语、教中国文学、研究汉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说唱文学有着独到见解。他一辈子挚爱中国文化，更乐意用汉学搭起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编者按

伊维德在2018“汉学与当代”座谈会上发言。

伊维德有着老派欧洲学者的风范，回答问题不疾不徐、温文尔雅，话里透着思想的锋芒；他爱读书，爱逛书店，此次参加2018“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期间便透露，此行愿望之一是能看看朋友、逛逛书店。他自言中文说得并不流利，却能写得一手漂亮汉字。

出生于荷兰的伊维德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荣休教授。在半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中，他亲历了欧美汉学的两种模式。千禧年前，伊维德主要在荷兰莱顿大学执教。2000年，他来到哈佛大学任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中国文学教授，并于2004年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伊维德有着独到的他者眼光。作为当前欧美汉学界有影响的汉学家，伊维德的治学理念是：作为外国文化语境的学者，需要对研究国的文化和社会采取一个比较客观和相对中立的立场。对于国际汉学的发展，伊维德也有清晰的看法:一直以来欧洲具有传统汉学根基。二战以后，汉学在美国完成了从欧洲传统汉学到中国学的范式转型，“欧洲叫汉学，美国称中国研究，欧美有着两种不同的汉学治学理念，但近年来这两种汉学模式也互有借鉴、互有融合。”他希望中国能开放更多有关中国研究的数据库，进而促进全球对中国的研究，“如此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将更深入，也将有助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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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汉学家的“狄公案”

开启荷兰少年的中国路

伊维德专精于中国古典小说及戏曲，其之所以在少年时被种下中国文化种子的契机也与中国文学著作有关。

高中时代的伊维德无意间看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大地》和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狄仁杰断案的故事，每一个都很精彩。”伊维德称。高罗佩是荷兰职业外交官，在重庆任荷兰使馆一秘时，从重庆街头书摊，找到一本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他爱不释手，将其翻译成英文之后，又用英文“续作”了17部《狄公案》系列小说。

高罗佩（资料图片）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风靡一时。对于少年伊维德来说，《大唐狄公案》为他打开了通往中国的一扇门。至此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一直萦绕在其心中。以至进入荷兰莱顿大学后，伊维德选择了中国语言与文学，并将自己一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相连。

不过，大学毕业后伊维德掌握的仅是“哑巴中文”，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我是1968年从大学毕业，那时外国学生很难到中国来研究中国文化。”伊维德心里有个执念：一定要去中国看看，了解当地的文化。为此一开始他采取迂回策略先去了日本，在日本札幌的北海道大学和京都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留学。在他看来毕竟日本也是东方国度，在那也能寻得中国文化的踪迹。这段留学生涯确实让伊维德学到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文化知识，只是说普通话的愿望依然无法实现。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时的伊维德已成为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师，能够同时阅读繁体、简体字书籍。就在这一年，伊维德有了首次中国行，并在此后北京大学访学两年期间，学到了地道的普通话。“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刚刚开放。回想4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今日中国的发展，发展非常快。所以我每次到中国来，心里只有佩服。”

《大唐狄公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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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异”中悟出大学问

博士在读期间，伊维德选择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形成时期作为论文题目。如今在国际汉学界，伊维德也以其对中国古代戏剧的研究著称。他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著有《一面中国古诗的镜子》《荷兰中国学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等四十余部著作。

伊维德用英文翻译的《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等元代戏剧，被欧美学界视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与此同时，伊维德还参与编撰了《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1985年伊维德与汉乐逸(LloydHaft)合著的荷兰文《中国文学导论》，成为该国大学一二年级本科生学习中文的必备教材，目前武汉大学拟计划将其引进翻译出版。

学术成果丰硕的伊维德被认为是在西方汉学界确立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地位。对此，伊维德却自谦道：“欧洲有很悠久的汉学传统，但此前专注于中国说唱文学、中国戏剧研究的非常少，我希望能给读者多介绍这一部分的内容。”

治学过程中，伊维德尤其看重版本学的意义。他认为，对传统戏剧作品版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字的考证校订，也不能局限于作家思想与艺术特色的研究，要看到版本演变背后深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中国有一成语叫‘大同小异’，中国学者追求的是大同，但我比较看重小异。”伊维德介绍自己在翻译中国古代戏剧时喜欢研究不同的版本，“民间说唱文学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版本，这是说唱文学的特点之一。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何每个版本不一样，进而探讨不同时代、地区、文化对民间说唱文学的影响。”而在“小异”的追求中，伊维德做出了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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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需要新发展

记者：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是您与中国结缘的契机之一。此前多次到访中国高校交流时，您对高罗佩的狄公案系列小说评价很高。类似在2014年到访武汉大学时，您便带来了讲座《一个汉学家眼中的“神探狄仁杰”—高罗佩与〈大唐狄公案〉》。

伊维德：我想从高罗佩这个人开始说起。高罗佩很有意思，他既是一位汉学家，也是外交官、作家。作为汉学家，他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喜欢侦探小说。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后在欧洲很有影响。它是中国典型的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很不同。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是：出了事，谁做的，要找这个真相。《大唐狄公案》则不一样，把罪行写在前头，剧情的重点是讲好官与“很有关系”的权贵斗法，进而让他们伏法。

记者：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多次被国内出版社引进翻译出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系列小说也在中国多次被改编搬上荧幕。可以说这一系列小说在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伊维德：是的。上世纪六七十年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在西方非常流行，中国则是在改革开放后将其翻译引进，并编成电视剧。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文化交流。可以说，西方文化界也有不少创作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但他们的作品对中国能产生影响的却极少。高罗佩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创作了《大唐狄公案》，此后又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流行。这种文化交流就是双向的，很有意义。这是中国故事讲给世界听的一个极好范本。

记者：您长期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学，在您看来当代社会该如何传承我们的传统？

伊维德：中国传统文化非常丰富。但传统不是固定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中。

我希望中国传统在当代社会有活路。以传统戏曲为例，如果还有听众就会有活路。但这是现代化的社会，你不能要求一个现代人必须喜欢传统戏曲。所以如果传统文化没有活路了，希望政府能让它们有新发展。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做好研究，好好将其保存。

记者：您从事汉学研究长达半个世纪。在您看来，中外文化交流中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伊维德：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但文化交流无法预设。中国故事在走出去时需要考虑受众的接受度，因为外国听众缺乏有关中国文化的背景，外国听众的预期、准则、价值观，跟中国的读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交流传播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时间艰苦的努力和参与。

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在积极推动国外有关汉学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包括设有很多奖学金提供给国外的学生，鼓励中国的作品翻译成外文走出去等等。在“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明确任何文化的互动和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当然在这个文化双向交流过程中，汉学家可以发挥作用。

链接

伊维德，荷兰知名汉学家，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荣休教授。1970~1999年任教于荷兰莱顿大学，历任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等；2000-2014年任教于哈佛大学，历任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中国文学教授、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东亚语言与文学系主任。曾获荷兰“国家翻译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在西方汉学界确立中国古代通俗文学的地位，是将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作品译为英文最多的西方学者，有著作四十多部，包括《一面中国古诗的镜子》《荷兰中国学研究：过去、现在与未来》等。

（来源：《中外文化交流》2018年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