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街头的锡克警察是如何出现的？

1962年，香港作家曹聚仁在一系列文章中追忆了20世纪20—40年代他在上海的生活过往。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到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满大街的警察都是头缠红巾、面容黝黑的锡克人”。曹聚仁对锡克警察的描述颇能引起许多当代中国人的共鸣。一位作家曾这样描写20世纪上海滩的街头风景，“裹着红头巾的锡克警察是上海滩的权威。他们指挥当地交通，维持当地社会秩序”。上海作家对于锡克警察早已见怪不怪，他们在文艺作品中经常有这方面的记叙。比如，张爱玲在小说《连环套》中写道，有些锡克警察把他们缠头发的红头巾挂在外面晾晒。还有一位上海作家刘呐鸥，讲述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在午夜时分被一个面目可憎的锡克警察追捕的故事。

这些锡克人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了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MC，下文简称“上海工部局”）为什么雇用这些远隔千山万水、对上海风土人情一无所知的锡克人，并将他们纳入警察队伍？新近出版的《锡克警察》（曹寅著，薛朝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一书开篇即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一开始效法香港招募英国警察，到组建华人警察队伍，上海工部局总有问题待解决，进退两难——如果大规模地招聘欧洲人势必加大开支，承担不起；如果招聘更多的华人，情况无疑会雪上加霜更加恶化。为了解决这个跋前疐后的疑难杂症，监察委员会决定将目光投向他乡寻求秘方。再次求助香港经验，在上海引入锡克警察成了一个可供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方案落地也是一波三折。

“他们不适合上海”：拒绝锡克警察方案

在雇用锡克警察方面，上海租界是香港的另一名“学生”。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于1883年开始寻求改革上海警察局的时候，在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侨民眼里一直是“优等生”的香港，立即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由于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主任查尔斯·J.霍利迪在香港也有生意，有关香港警察局的第一手资讯很快便由他在香港的生意伙伴搜集整理报备。根据这些最新获得的资讯，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为他们的改革梳理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位于租界的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得出了好几个结论。

首先，上海警察局的欧洲籍员工领到的薪水要比香港警察局同行高出两倍多。换句话说，用同样多的钱，香港警察局比上海警察局可以雇用到多得多的欧洲人。其次，即便香港警察局的欧洲籍员工比上海同行的薪水要低得多，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据报道反而更加专业。的确，在香港的欧洲籍警察们几乎都在英国工作过，都受到了专业的警务工作培训。为了获得这些合格人选，香港警察局甚至在伦敦设立代办，帮忙挑选合适的警官。相比之下，上海警察局的欧洲籍警察差不多都是被解雇的水手。再次，香港警察局施行的养老金制度，也是吸引有才干的人到这块殖民统治地区工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欧洲籍警察在香港警察局工作满15年之后，就可以领取一笔相当于其工资15%的养老金，而上海的同行们却根本没有养老金。不管怎样，养老金制度代价高昂，这也限制了香港的欧洲籍警察的规模。因此，锡克人作为第三支队被引入香港警队。据报道，锡克人干净整洁，谦虚礼貌，作风正派，这些优点使得他们当警察十分称职，而且他们能够执行几乎所有的警务工作。

在香港，欧洲籍警察专业素养高，锡克警察执行力强大，这引起了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的极大兴趣。1883年3月，一项全面整改上海警察局的计划开始起草了。今后，欧洲籍警察将直接从英国招募。为了落实该项提议，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获取了香港警察局的同意，请他们在英国的代办帮助物色人选。同时，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还建议引入第三支队，以制衡华人警察在上海警察局的力量。由于锡克警察在香港工作十分出色备受欢迎，所以，锡克人也被列入整改计划当中。后来，《上海工部局年度报告》表明，在突发紧急情况时，锡克人适合组成一支互补的军事力量。

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在1883年7月给上海工部局递交了一份《新警察方案》，该方案的关键部分是有关上海警察局的整改，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上海警察局锡克警察分队。根据该方案，新的警察队伍将由81名欧洲人、65名锡克人和120名华人组成。为了更好地推进落实香港经验，香港警察局前副警司麦克尤恩（J. P. McEuen）被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提名为上海警察局司长，接替即将在1884年1月离任的彭福德。

虽然这个方案总体上受到了上海工部局的欢迎，但是，上海工部局同时明确表达了对雇用锡克人的顾虑。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原本提议派锡克警察去负责监管交通。然而，由于锡克警察对于汉语和英语一窍不通，于是对他们的质疑之声鹊起，人们怀疑锡克警察能否有效地执行长官指令，能否有效地跟当地民众互动沟通。尽管上海工部局有人极力反对，霍利迪却坚持认为，锡克警察是监督交通的完美人选。倘若对这些锡克警察加以正规训练并且教会他们使用武器，锡克警察还可以组成一支互补的防御力量。

上海工部局内部对于《新警察方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因而就将该方案提呈给纳税人，由他们来评估并最终决定。1883年10月5日，纳税人特别公众会议召开了，会议商讨了上海警察局的整改方案。反对该方案的一方，首先发声。反对方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是在全部抄袭香港警察局的做法。反对派指出，上海警察局新任领导的头衔“督察长”是直接借用香港的，而且养老金制度跟香港的几乎一模一样。更重要的是，组建锡克警察队、对锡克人培训和演练的方法，以及给锡克人配备来福枪，根本就是不顾实际情况而一味地模仿香港，这样的模仿毫无用处。总的来说，该方案过于香港化了，不适合上海租界的社会现实，难以实施。

在回应这些反对观点时，霍利迪声称，养老金制度和职务头衔这两者都不只是单纯模仿香港的做法。的确，这类做法基本上整个英帝国都在采用。即使《新警察方案》中部分提议跟香港的做法相类似，它们也都是精心挑选出来为了租界的福祉，而不是未加审视的鲁莽想法。至于为什么要招募锡克人，霍利迪反问那些反对者们，能否找到比锡克人更好的其他人选：该假定人选的招募背景需要比锡克人更接近上海租界，比锡克人更熟悉欧洲人的习惯，比锡克人更可靠更廉价，霍利迪说，如果找不到该假定人选，那么选择锡克人就应该被接受。

无论霍利迪如何分析辩解，对于锡克人的更多顾虑仍不绝于耳。第一，语言障碍仍然是最大的问题，既然锡克人不懂英语和汉语，如果他们在街上执勤，那么工部局势必要给每个锡克人配备一名翻译助手，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因为由此导致的开支必然让工部局难以承受。第二，在香港，经常听闻锡克人殴打华人，锡克警察对香港本地人比较凶残，因此，人们担心锡克人来上海租界也会如此行事，这就可能惹怒上海本地人，导致更多骚乱。第三，还有一个顾虑，华人很难轻易接受这些黑皮肤、大胡子、穿着奇装异服的锡克人来做他们的警察，那么租界原本和谐的中外居民关系可能因此遭到破坏而寿终正寝。

为了反驳这些批评意见，霍利迪再次援引香港的例子以正视听。霍利迪说，锡克人语言能力强，学习外语很快便能上手。在香港，据说锡克警察在一两年内就学会了本地话，比其欧洲同行们要快得多。因此，假如经常给锡克人提供语言培训，他们很快就能掌握汉语和英语。而且，他们的具体工作，比如指挥交通，也不需要多么高深的语言水平。如果说华人一点也不懂英文却能很好地执行欧洲长官的指令，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锡克人做不到这一点。

至于锡克人对当地人态度严厉，霍利迪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在香港的工作环境比较特殊。在香港，锡克警察不仅经常被指派到市中心巡逻，而且还被指派到乡郊野外进行夜间巡逻。他们荷枪实弹手持警棍就是冲着那些掠夺成性的黑帮和土匪，准备随时与之战斗。在执行此类危险任务时，他们的好斗性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上海，锡克人只会被安排去租界指挥市内交通，执行这样的任务无需武装。霍利迪还辩解，假如定下规矩禁止对上海居民使用任何暴力手段，而且跟锡克警察讲清楚，任何违反对市民使用暴力禁令的人，将会立即被开除，那么锡克警察当然会顺从指令控制自己的冲动。

至于锡克警察出现在上海租界街头可能引发的好奇和愤慨这一担忧，霍利迪提醒大家不要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上海本地人对外国人面孔比如非洲人和菲律宾人早已见怪不怪了，所以，锡克人不会在华人群体中引起多大的轰动。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同时做了一份问卷调查，该调查表明，如果华人警察人数减少的话，在租界生活的华人居民，对于上海警察局的内部整改也是举双手赞成的。

1908年，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印度巡查。

既然雇用欧洲人成本太高，大规模雇用他们也不太现实，那么华人也没有理由反对雇用锡克人来当警察。最后，霍利迪还警告，租界也不是他们那些纳税人所想象的那样安全。来自租界内外的威胁随时都可能突然出现，一旦爆发危机，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侨民的财产安全就会首当其冲地遭受损害。一支训练有素、长于战斗的80名锡克警察分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迅速武装起来，确保租界欧洲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针对霍利迪的辩解，上海租界纳税人的一个头面人物莫里森（G. J. Morrison）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莫里森恰巧在此之前一直居住在香港，而且对香港的锡克警察也做过调查。莫里森承认，在香港这样鱼龙混杂、动荡不安、错综复杂的社会中，锡克人或许特别有用，可是，在上海这样相对和平的城市，锡克人对华人过于凶恶，过于军事化，不适宜驻扎在上海。莫里森还反驳，霍利迪调查发现华人居民积极欢迎这些锡克人的到来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草率，未必可信，相反，莫里森却认为，霍利迪他们盲目乐观是出于对锡克人好斗本性的无知。

既然此次纳税人特别公众会议对立双方互不妥协，莫里森于是提出了《新警察方案》的修正案，删除了雇用锡克人的提议，保留了原方案的其余部分，呼吁纳税人对此投票表决。纳税人中，艾利克斯·迈博格（Alex Myburgh）既是纳税大户又是上海工部局董事会董事长，而他这样的纳税大户并不支持招募锡克人的计划。投票结果很快公之于众，《新警察方案》修正案迅即得以通过。首次尝试在上海雇用锡克警察的计划流产了。

新瓶装旧酒：锡克人招募计划死灰复燃

虽然招募锡克人的方案失败了，但是华人和西人居民似乎都十分青睐该方案。有欧洲人撰文表示，拒绝引进锡克警察是纳税人犯下的一个重大过错，批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这篇文章的作者指出，某些纳税人对于锡克人行为鲁莽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因为事实上在香港从来没有报道过华人和锡克警察之间发生了什么严重冲突。第二，至于语言问题，作者认为，警察在上海的工作对象主要是华人，所以，大多数警察只要掌握汉语就够了，这个要求对于锡克警察来说不难做到，而且比在香港要简单多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上海警察局为了维持其规模，如果不招募锡克人，就必须招募更多华人，可是华人警察在租界早已臭名昭著，倘若对是否雇用锡克警察支队仍旧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后果是灾难性的，将会不堪设想。

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其他人的一些支持。一位华人写信说，华人警察对于西方人的犯罪行为无动于衷，可是却抓住一切机会欺负华人同胞，他对雇用锡克人计划的流产表示遗憾。在这位华人居民看来，没有谁比华人警察对本地人更粗暴的了，雇用一支纪律严明的锡克警察队将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公众对于舍弃锡克人计划深感失望，鉴于此，当地主流媒体《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于1883年12月特意派遣记者去香港密切查看锡克警察的行为。为了获得有关锡克警察的全面客观准确的信息，这位特派记者到访了许多拥挤不堪、声名狼藉的街道。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锡克警察和当地华人相处十分融洽，而且当地人也不认为他们粗暴凶狠，香港那里的锡克人会讲英语，也会讲一点汉语。据报道，锡克人学起外语来比欧洲同事要快得多。在采访香港当地的一些乡绅时，这位记者还发现，乡绅们说起锡克警察时啧啧称赞。总的来说，该记者得出结论，香港警察局比上海警察局优秀得多，因此希望新任命的督察长麦克尤恩可以把他在香港的工作经验带到上海租界，以此改进颓败的上海警察局。那么，实现此目标的一个战略措施就是，组建一支锡克警察支队。

麦克尤恩在1884年3月来到上海警察局就职，麦氏上任伊始发表讲话，将租界日益恶化的治安状况归咎于中法两国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冲突关系。法国军队在1883年和1884年入侵越南的北部，这极度刺激了中国政府，因为当时中国对越南拥有宗主权。中法两国冲突在1884年进一步恶化，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公开战争一触即发，上海英租界也随之受到影响，当地民众排外情绪急剧高涨，华人伺机攻击邻近的法租界。中国政府派兵驻扎上海加强防务，这也引起了民众的惶恐不安。据说，这些驻兵士气低落毫无斗志，从外形上看，他们就像是一帮土匪，一点也不像是军人。他们时不时地出现在租界的大街小巷，言行粗鄙，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和惶恐。为了以防不测，上海警察局格外小心谨慎，密切监视华人“闹事者”，禁止华人群体公开集会，同时，要求加强上海警察局实力的呼声，愈发不绝于耳。

既然《新警察方案》满足不了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侨民的期望，那么上海警察局不得不另做打算，寻求一种新的解决方法来应对新形势。在1883年召开的纳税人特别公众会议中，大多数纳税人都承认锡克人是优秀的士兵，他们在动荡不安的地方维持社会秩序非常有成效。然而，一些纳税大人物拒绝锡克人方案，主要理由是好战尚武的锡克人不适合像上海这样的和平租界。可是，当租界开始遭遇暴乱成灾、犯罪肆虐甚至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雇用锡克人当警察的方案又重新浮出了水面。

中国士兵驻扎在静安寺（上海最早的一条越界筑路），一夜之间，当地居民群情激昂。静安寺的居民们向上海工部局请愿，他们愿意为自己社区自费支付3个月的额外巡逻费用。静安寺并不在租界范围之内，更有可能遭受骚乱之苦，所以上海工部局立即批准了这项请求。既然该巡逻费用是由居民们支付，不占用工部局自己的预算，所以上海工部局选中了锡克人。

静安寺街道委员会（管理越界筑路街区的一个组织）原计划每个月支付200块钱请警察来社区巡逻三个月。上海工部局打算从香港雇用18名锡克警察来完成此项任务。然而，聘用这支巡逻队的费用，每个月接近2000块钱，远远超出那些居民所能承担的支出。于是，上海工部局开会讨论是否还要坚持原来的计划。工部局大部分委员们都坚持认为，既然静安寺在租界的西外围，那么加强该地的治安巡逻，不仅可以保护那里民众的财产安全，而且还可以同时有效地保护租界的安全。虽然如此，有人认为，从香港招聘锡克人来此巡逻三个月后就解散，这样做很不划算。工部局董事会主席透露，他在将来很可能会把这些锡克人汇编到上海警察局的正式队伍中。因此，上海工部局通过了一项决议，由工部局来支付雇用这18名锡克警察的全部费用，聘请锡克警察从1884年9月至12月巡逻看守静安寺街区。

接下来，上海警察局司长麦克尤恩被授权利用他在香港的人脉，落实聘用锡克警察的具体事项。然而，当时在香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麦克尤恩转而从上海本地寻找恰当的人手。于是，在那些流浪到上海的锡克人中挑选了6人，每人每月给付15块钱的工资。工作满5年后，上海警察局会给他们每人一笔45块钱的奖金，以及公费送他们回一趟印度老家的赏赐。这6位锡克人被安插到由4名欧洲人和4名华人组成的警队，他们的警长是欧洲人。该警队的巡捕房安置在卡德路（即今石门二路）上，按照指令，他们将在静安寺街区定期巡逻。  静安寺的实验操作事实证明大获成功，锡克人跟同事交流起来也不费劲，锡克人也不像某些工部局委员先前所担忧的那样具有攻击性。于是，上海工部局授权麦克尤恩再从香港招募五六位锡克警察，工资待遇跟之前为了加强静安寺巡捕房力量而雇用的锡克人一样。

由于麦克尤恩先前在香港警察局工作过一段时间，人脉广泛，八面来风，很快在10月份成功地聘请到了6名锡克警察来上海租界。他还游说了一位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十年之久、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的锡克人警长来到上海。上海工部局接受了麦克尤恩的举荐，雇用了这位锡克人警长，给他开出了25块钱的月工资。这些锡克人给静安寺社区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还帮助稳定了租界的局势，工部局目睹这一切之后，一致同意让这支警队继续工作下去，直到中法战争结束。

随着1885年早期上海治安状况的好转，是否在租界继续保留这支锡克警队的争端，又开始甚嚣尘上。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提议，这支队伍应该正式编入上海警察局，而且还应该允许他们跟警察司其他成员享有同等的绩效薪酬。由于纳税人代表大会实际上并没有授权同意将这些锡克人正式编入警队，所以上海警察局拒绝了该项提议。然而，工部局的倡议者们在1885年纳税人年度大会上，将这个议题提交给大会审议，他们声称，1883年纳税人代表大会否决了锡克人方案，已经让社会大众深感失望，而今，锡克人在保护静安寺社区所作的积极贡献，世人有目共睹，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继续提供服务。这次代表大会上，多数纳税人投了赞成票，批准引进锡克人来上海租界做警察维护社会秩序。自此，上海警察局锡克警察分队正式确立，锡克警队在上海租界一直工作了5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