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写志

一

2008年8月8日晚10时，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第29届夏季奥运会开幕式表演环节结束，我甩开让人喘不上气的闷热，走到平静如水的街上。

这是一个“万人空巷”的夜晚，大街上没有车，没有人。由于还有组织报道的任务，我决定中途退场，徒步走回8公里外的海运仓胡同。

思绪还留在刚才的场景里。在没有空调的鸟巢，狂热的观众营造出巨大的声浪，与强劲的鼓点摩擦，仿佛要把空气点燃。一群身着民族服装的孩子手拉手护送国旗进场，音乐骤起，“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没有人指挥，九万人自发地开始合唱，我不禁心头一热。偷眼看看周围，这些平时老成矜持的媒体老总也都在大声地唱着，有位头发花白的竟然眼里噙满泪水。

礼花再次绽放夜空，我边走边想，我们应该怎样记录，才会让后世人不忘今晚？

回头来看，这场开幕式是空前绝后的。无疑，北京夏季奥运会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的重要时刻。NBC主持人马特·劳厄尔对开幕式中“梦回大唐”的环节印象深刻，他评论说：中国人是在暗示，在过去的十个世纪中，他们九个世纪都是GDP世界第一，现在他们又在梦想他们的复兴。

在本书中，北京奥运会也是一个关键节点，你在书中可以看到，它是21世纪前20年的一个逗号，在它的前后，时代的特征有明显的不同。作为断代史观察，我们试图记录下这20年中国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和加速崛起下的历史脉络。

20年间，我们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起步，开始一波发展周期，由高速增长的狂飙突进，到步疾蹄稳的常态发展；用10年左右时间，快速追赶到GDP世界第二位置，再用10年左右时间，调整步伐，全面协调，来到复兴目标的山脚前。至2020年春，全球新冠疫情暴发，给下一个十年增添重大变数，复兴历程又进入新阶段。                   

2000年，我国GDP是1.2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3.5%左右，列世界第六位；人均GDP为959美元，列全球第133位。20年过去，2020年，我国GDP总量已达14.7万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17%，居世界第二位；而人均GDP则突破1万美元，追赶到世界第63位。实际上，此前四年，人民币作为四种储备货币之一，已进入国际货币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中国还成为缴纳联合国会费和国际维和摊款的第二大户。拉长景深不难看到，这20年，是国家崛起的主升期。

但如果缩小焦距，你也会发现一个发展中大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你会看到，我们行走的脚步有时不免踉跄，有些个体不免进退失据。这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有时甚至互为因果——都被我们记录留存。

据统计公报，202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分别是2000年的约7倍和7.6倍。但这期间，大米约涨了5倍，猪肉涨了6倍，北京的房价涨了约20倍，而家电、汽车和手机，可比价格则基本持平，有的还有下降。还有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以及自然环境，众多变量反复加入，算法不断校正，让算式变得复杂无比。实际上，我们报道定格的时代表情十分丰富，豪迈、愉悦、焦虑、痛楚等等，图景斑驳，是为历史的草稿。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如此宏大、剧烈、深刻的运动，其推动的引擎大概有四个：

——市场化改革，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生产者积极性得到激发，大大提高经济效率；                                

——全球化开放，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释放出强大一体化能量；

——城市化改造，提供了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和溢出效应，尤其是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巨大人口红利；

——信息化革命，尤其是搭上互联网技术快车，以数字化、智能化、网联化，给经济带来新动能。

20年的发展脱不开这四个大方面，而我们的全部报道或直接或间接，或事件或人物，或庙堂之高或江湖之远，都可关联到这四个方面上。编辑记者各自的独立写作，订成一册，浑然构成了我们对20年历程的系统叙事和逻辑自洽。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被确立，就再没有回头路可走。新世纪20年，中共中央共召开了四次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从未有所动摇。其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分别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们设定建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体系的时间都是2020年。       

改革从蓝图落到现实，面前并非一马平川，其间经历了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速度与质量、增长与环保的种种政策调整或思想激荡。                          

2003年，我国人均GDP跨过了1000美元，国家统计局一位副局长告诉中青报记者王尧：“这是一个国家经济高速腾飞的起跑点，如果把握得好，我们这代人可能亲眼目睹中国经济的起飞。”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说对了一半，次年全国两会上，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补充了另一半：这可能是一个发展黄金时期，也可能是一个社会矛盾凸显期，登上这个台阶以后，许多国家经济停滞，矛盾激化，有的甚至出现社会动荡。

许多人后来都承认，有段时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确遇到了瓶颈。这表现为，一是粗放的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二是出口导向政策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与此同时，改革行进中途，各行各业权力寻租、腐败蔓延、贫富扩大。这是一块沼泽地，全社会曾跋涉在迷茫和阵痛中。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始终没有放弃政府和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秘诀。蹚过沼泽，市场要规范，政府要规制，法治化市场经济成为唯一正确路径。市场化和法治化从此双轮驱动，冲动与约束的博弈也贯穿了新世纪的20年。

新闻职业的好处，就在于你能置身在历史现场，有时你笔下的新闻，甚至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分。2005年7月，新疆阜康煤矿发生重大矿难，几十名闻讯赶来的记者被安置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消息。中青报记者李润文、刘冰采访无着，急得在办公室里打转。这时屋角一堆破衣服下的几张废纸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扒拉开一看，是一些公函和汇报材料，还有一张“内外联系电话”名单。“这个也许有用！”他们小心地把名单收进包里。

第二天，政府发布了一条信息：涉事煤矿由100多个自然人共同投资注册，此前该矿据称是国有煤矿，李润文和刘冰心想：这些股东会是些什么人呢？                         

走家串户没有结果，李润文和刘冰又翻看政府提供的材料，突然，一个名字跳进眼帘：抢险救灾领导小组后勤组副组长、阜康市副市长刘小龙，“怎么这么熟悉？”回过头再去翻那张电话表，果然有个人也叫“刘小龙”。手机拨过去，“你好，你是刘小龙副市长吗？”“是的，我是。”猜测得到了证实。                           

副市长的电话号码为什么会出现在三名矿主和四名矿长的号码之间？这个疑惑被写进报道并报告给中央调查组。此后的调查证实，刘小龙在煤矿参股并收受贿赂，另外，该矿100余名股东大多数是哈密矿业集团的在职干部。     

矿难频繁出现在我们2005年前后的报道里，这并非偶然。1996年矿业权市场化改革起步，许多国营矿企转制，但市场并未完全放开，半截子改革留下寻租空间，在丰厚利润招引下，一些政府官员入股煤企，低成本违规作业，成为矿难不断的重要原因。在我们的阜康报道后不久，国务院办公厅等部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入股煤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资的就地免职，并提出9月22日为最后期限。当年底整肃成绩单公布：全国4878名干部从煤矿撤资5.62亿元 。

人均GDP初达1000美元的几年，是矿难最多发的时期，每年伤亡事故都在3000次以上。但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速最快的时期，历史就是这样踉跄而坚定地向前。

作为写作者，我们当时可能陷入了具体事例的烟尘，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才发现了这种矛盾的二重性，我们是为改革鸣锣开道的鼓吹者，也是法治秩序的守夜人，有时两者可能相互龃龉。这种身份或者立场的恍惚，是前20年不曾有过的。

高考是千家万户皈依起点公平的一个标志。在本书里，你会读到许多与高考有关的往事。许多的试验，初衷良好，但招致口诛笔伐，在盐碱地里收获寻私、舞弊和腐败等等跳蚤。20年时间里，我们不间断地揭露现行加分制度、特长生制度和保送生制度的缺陷，连续推出隆回违规保送案、厦门马拉松作弊案、重庆民族成分造假案、娄底武术加分作弊案、浙江“三模三电”舞弊案、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案等一系列调查报道，它们推动改革举措不断修正规范，甚至收回。就在写作本文时，教育部宣布已取消了体育特长生、奥赛优胜者、省级优秀学生等五类全国性加分。        

高考改革的所有指向，都是为“一考定终身”纠偏，让各样人等皆可人尽其才。这样的初衷不可谓不正义，让人肃然起敬，但对人性恶的软约束，常常使其在执行中变形，走到美好愿望的反面。在中国改革的前20年，我们是改革的铁杆拥戴者，那时的口号是，支持改革，哪怕它千疮百孔。但进入矛盾凸显期，粗鄙失序成为矛盾主要方面，维护法治、规则、秩序变得更为重要，这是这一时期我们报道理念的一个重大转变。

三

“能不能派记者去多哈？”

2001年初冬的一天，这个问题在编委会上被提出来，在这下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提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件事儿到底有多大。赴多哈采访中国入世会议纯粹是自选动作，需要自己向大会申请并自理差旅食宿。在此之前，我们还没有这种自主跨国采访的先例。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入世是一件天大的事。新世纪初，经济全球化风头正健，国际企业纷纷在世界市场配置资源，比较优势和规模效应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但中国入世，我们与西方各有猜忌，14年谈判后终成正果，不能不敬佩当时领导人的决断。在走进萨尓瓦大厅前两小时，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接受了本报记者杨得志的独家采访，他说加入WTO，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法制环境的认可。这种无形资产的深远影响，是其他任何东西所无法企及的。

12年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国，年顺差2597.5亿美元，有力助推了中国的经济腾飞。更重要的是，中国由此完全融入世界大循环，时刻感受到全球化的潮汐，国际政治风云和经济浪潮深入到中国内部，即时广泛地影响着我们的市场、政策和社会情绪。

新世纪20年是中国崛起的主升期，连续超越意、法、英、德、日，这冲击着世界秩序固化的堤岸，又反弹回来，在国内激起惊天浪花。20年里，除9·11事件后有过短暂的缓和，中国与美西方的摩擦未曾间断，且日趋激烈，中国青年反对外来压力的运动风起云涌，构成了20年历史的重要篇章。

在国家崛起过程中，中国青年何以自处？回顾20年来的爱国主义思潮和行为，当代爱国主义新增添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诉求日渐清晰：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浪潮中，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在中国发展世人瞩目的背景下，寻求我们国家在世界上全新的定位和方向；

——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的现实中，探索构成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新内容。

回过头看，20年的国际关系也贯穿着一个悖论：在“全球化”的刺激下，国家意识反被激活和强化，面对更为广阔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从民族主义那里去寻求使命感和进取心。中国青年的爱国行动也充满博弈：勃发的激情如何不冲出轨道，成为和平崛起的正能量。

指导我们报道的，始终是一种理性爱国主义。按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理性可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所谓工具理性，在意的是结果，其取向和标准在于行动是否“奏效”，是否能够引向我们期待取得的成果；而所谓价值理性，在意的则是过程，其取向和标准在于行动是不是“正确”，是否能够合乎我们对特定精神价值的追求。我们所持的理性爱国，既是在追求令我们达成现代化强国的结果，也是在追求崇高的精神价值。这些崇高价值包括和平、平等、正义等，其中法度是基础——既遵守国际法，也遵守国内法，我们有充分表达的自由，但一切以法度为底线，铺垫其上的是理性的思维、开放的心态和发展的眼光。

2004年的夏天格外燥热，日本队与中国队相遇在亚洲杯足球赛决赛上，由于此前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钓鱼岛争端，中国青年反日情绪高涨，比赛尚未打响，空气中就充满了火药味。此时，中青报被期待能做点儿“灭火”的工作，有人相信，“中青报的话也许球迷听得进去”。

刚分到评论部的华科大毕业生曹林被叫进办公室。年轻人手快，当天就拟好初稿，稍做修改，评论发往夜班，次日见报。《我们看着日本 世界看着我们》的主要观点是，应该把体育比赛与历史问题分开，在旁观者等着看笑话的时候，尊奉体育精神，礼貌观球将是一种更有力的爱国表达。不出所料，评论在网上炸了锅，有板砖，也有认同，后来高层的评价是：这瓢凉水没能灭火，但降了温。

对抗偏激，似乎成了我们的一种职责。2012年9月，“保钓运动”席卷全国，古城西安最为炽烈，数万人反日游行，部分区域演变成打砸日货商店和日系品牌轿车。一张网传照片引起编辑部注意：一个参加游行的青年在目睹打砸行为后，心理发生变化，转而站出来高举“前方砸车，日系掉头”的牌子，引导日系车主躲避狂躁人群。“给珍子打电话，标题就叫《拐点》”，正在西安探亲的记者秦珍子受命就地采访。她在人人网数百条评论中翻出一个线索，迅速找到了李昭，发回长篇特稿。

“在刊发之前我们就知道这会是一个标志性稿件”，时任冰点周刊主编的徐百柯回忆，好作品“要为大事件、大背景找到一个核心的意象，可以是一个人、一种性格，甚至是一种情绪。”在编辑部看来，“拐点”这个标题被赋予了三层意义：它是现实的拐点，车的拐点；它是李昭内心的拐点，从开始激情澎湃去游行到后面勇敢地举起那块牌子；最后，它也是整个民族的拐点，青年们从狂热到理性思考的转折，举牌照片十万次被转发，“转发也是一种力量，鼠标也是一种力量”。

加入世贸组织，举办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杭州G20峰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新世纪20年里，中国快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个节奏过于迅猛，让我们的身份变得含混不清，我们必须重新回答“我是谁”“我们向何处去”这类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一直认为，风起云涌的爱国运动，在本质上是青年自发地在寻求解答，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他们应当得到属于自己的荣耀。

但是，由于近代史上的屈辱过于深重，弱国心态沉蓄太深，寻找答案的过程十分漫长，充满了曲折坎坷，持续了整个20年。这其中，举办北京奥运会是国民心态最重要的一次洗礼。

2008年4月，奥运火炬传递在巴黎受阻的消息传回国内，尤其是残疾姑娘金晶以身护火炬的照片上传网上，立即激起了国人的极大义愤。屡试不爽的“抵制X货”模式被祭出，目标锁定家乐福。“5月1日，让全国的家乐福冷场！”一则短信在手机上传递，短信末尾还附了一句“转发20个，你就是最爱国的中国人”。接着几天，几则家乐福资助“藏独”的信息又流传开来。据新浪网的调查，88%的网友赞成抵制，中青报自己的民调稍低，但赞成抵制的人也过半。激情，就这样被点燃了。

与此同时，理性的声音也开始出现。初步发达的网络让弱声音也有了舞台，争论得以充分展开，一些公众人物纷纷下场发言，我们在报纸上也连续刊发《真情可嘉  理性不足》《辨利弊得失 做量长较短》等评论，阐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以暴制暴的抵制只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可能遂了滋事者的心愿，搅了奥运盛事的大局。此后我国政府部门发声，对家乐福等企业反对“台独”、支持北京奥运会的表态表示欢迎。

这是一场全社会的公开辩论，媒体正面引导，民众自我教育，事态渐趋平静。我们在4月底又进行了一次民调，此时针对“怎样对待此类问题”的提问，85%的人选择了“理性”，针对“最应该避免的情况”，选择“反应过激”的占64.74%，选择“过分忍让”的占46.49%。最后，我们发表了一篇特稿《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理智与情感》，记录了“家乐福事件”的全过程，文章结尾写道：“时间永远向前，中国人也是。100天后，各国朋友将自远方纷至沓来，北京——欢迎你！”

四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说这话时，中国的城市化刚上快车道，2000年城市化率为36%，比世界平均城市化率低12个百分点，到2021年，这个数据一跃而为约65%，20年间至少有四亿农民涌进各类城市。

新世纪20年里，我们完成了一段高度浓缩的城市化进程。国际经验认为，按美元不变价估算，城市化最快速度发生在人均收入2700美元左右，我国的这个时刻是2009年。也就是说，美国花了120年，日本花了60年来消化的过程，我们电闪雷鸣般地，到2021年就完成了绝大部分，离70%的完全城市化率只有咫尺之遥。

按国际经验，城市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可提高1.5至2.5个百分点。实际上我们城市化的提速与经济的腾飞，轨迹是完全重合的。很难说清是农民进城加速了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增长拉动了农民进城，但内部岩浆的运动，迟早会喷涌勃发。这其间，2001年中国入世，作为一个外部变量倍增了喷发能量的烈度和广度。

如此剧烈的运动，浓缩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带来的正效益和副作用都显而易见，并且相互纠缠，盘错而生。城市一天天健壮，但衣服尺码有时会跟不上，显得捉襟见肘。名列世界前茅的高楼都修建在这20年里，几场著名的城市危机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期。

在此后的阅读里，你会看到，因基建拆迁引发的“钉子户”抗争、高房价带来的“蚁族”蜗居、劳资矛盾导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特大暴雨带来的城市瘫痪、世纪疫情暴露的公共服务短板等等，以及伴随的物权法、劳动法等法律诞生、修订，还有大规模的城市基建，和逐年增加的民生预算。

斯蒂格利茨之所以将中国的城市化列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就在于他看到了四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并将通过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比较优势变现。人口学家的研究佐证了这一判断，到2009年，中国的壮年人口（15-64岁）占总人口的71%，此后开始下降，但仍处在人口结构的“奶牛时期”。新世纪20年，劳动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三个窗口叠加，释放出巨大人口红利，这被看作是中国经济腾飞背后最大的秘密。

在这一伟大进程中，农村和农民是默默付出的一方，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对应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城市吸走了农村的大部分青壮劳力，农村自己却变得空洞，逐渐凋敝。剪刀差集中表现为廉价劳动力与工业品之间的价差，这是“人口红利”秘密下面的秘密。直至2015年11月，我国以解决“两不愁三保障”为目标，正式开始脱贫攻坚战，5年后，7000万农村人口脱贫，藉此开始转入乡村振兴。这20年里，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巨大付出和艰难转型，是城市化进程的B面，构成了我们历史草稿重要的一部分。

在此后的阅读中，你会看到发自乡村的诸多真实记录，在中青版本的历史草稿上，关于农村剩男现象的调查报道，是别有意味的一笔。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子嗣观念的综合作用，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严重失衡，最高的2007年达到100：125，世界第一。2010年前后，这些多出来的男孩陆续进入婚龄，于是出现“婚姻挤压”。此时正是城市化的高峰期，“婚姻挤压”最终挤向了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造成严重的农村“剩男”现象。为了警醒社会，推动对这一危机的解决，我们决定做一次深度报道。

在充满机会，全社会都在忙着流动和选择的年代，做这样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长线调查，无论对媒体还是记者，都是件十分“奢侈”的事情。从2014年冬启动，我们先后向豫、冀、湘、鄂、皖、甘、桂等省区的贫困农村派出记者，由于只有在春节期间，外出打工青年才能集中返乡，整个采访跨越了两个冬春，在这个过程中，先后有两批主力记者离职，最后由第三拨记者接力完成。“就像养昙花，要集齐好几个花期，才能最后惊艳一现”，主笔刘世昕把那段采写经历比做一场睡不醒的“噩梦”：“每换一次人，工作就停顿一段时间，后面的记者先花很多功夫整理前人的采访录音，然后再接着往下进行”。事实上，在得到报道带来的巨大职业成就感后，参加第三拨报道的3名记者，也全都辞职离开了报社。

后来报道披露的事实触目惊心：婚姻挤压下，农村剩下的“光棍”高达3600万，城市吸走了劳动力，还吸走了本就短缺的姑娘。“剩男”是中国城市化独有的现象，是部分农村贫困人群在大时代下的特殊隐痛。让他们被社会看到，就是这组报道的使命和价值。让人欣慰的是，也就是在报道刊发这一年，脱贫攻坚战正式打响，而执行了30多年的生育政策也出现了重大调整。

五

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的第21天，美国雷曼兄弟倒闭，金融风暴呼啸而来。

对已融入世界经济循环的中国而言，最直接的冲击就是外贸塌方，当年11月，出口增速刀削般从上月的19.2%降到-2.2%，进口增速则从15.7%下降到-17.9%。作为拉动经济三驾马车之一，国际贸易突然“趴窝”，并由此转入持续下滑轨道。当时外贸对中国GDP的贡献份额已达22%，塌方立即拉低整体经济，到当年10月，上证指数从上年最高6124点跌去70%，为全球股市“熊王”。国际经济学界再现“中国崩溃论”，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撰文“Will China Break? ”，中国要歇菜了吗？

然而他们都低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腾挪空间，时也运也，除了四万亿的投资拉动，此时杀出来救主的还有一支“奇兵”——互联网经济。

2008年后互联网经济兴起，背后支撑是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成果——4亿多“中产”的形成，以及伴随而来的消费升级。互联网经济的早期形态集中在传播、社交、电商、支付等下游应用领域，这拆除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篱笆，调整了产品的错配，也畅通了售买的渠道，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中坚的“新消费”市场被激活，那架一直沉寂的消费马车开始发力。到2013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6.1%，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

与投资拉动不同，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内生动力。2008年，中国网民达2.98亿人，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到2020年年底，中国网民增长至9.89亿人，其中手机网民占99.7%，渗透率几近饱和。因势利导，政府及时推动了互联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火烧向供应链上游，中国经济搭上信息技术革命的快车，维持了崛起的势头。

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最重要的表征，互联网经济是一个增量蛋糕，它消解了过往资质和经验的门槛，在这个充分竞争的造富天堂里，诞生了无数平地而起的知识富翁和年轻的新中产。

这样的经济基础，让上层建筑随之嬗变，互联网形塑了新的时代精神和生活方式。20年里，有三茬新人登台，他们的青春与互联网发展同步，可以统称为互联网一代，本书记录了他们在互联网海洋里的迷茫、叛逆、化蛹成蝶。

早在2000年，作为最早的媒体网站之一，中国青年报旗下中青在线的论坛里藏龙卧虎，第一批网络“大虾”（大V的前身）每天都在这里“神仙打架”。这年9月底，作为青年话题论坛主持人，当时号称“互联网第一写手”的朱海军却连续多日没有现身。

朱是一个小学劳动课教师，在现实生活里很落魄，却在网络上呼风唤雨，以“狂人”著称。青年话题版主李方曾这样解释朱海军对网络的痴迷：在网上，现实世界里“沉默的大多数”终于有地方说话了，并且发现有人倾听，这种感觉多么美好呀！

然而当一个人将全部希望和欢乐都交给虚拟世界，后果也很可怕。朱海军失联几天后，人们得知，因连续熬夜上网，他突发心脏病独自在寓所去世。消息传开，悼念朱海军成了一个“网络事件”，“就像在无数个夜晚，总有无数网友趴在网上，寻找还没有入睡的同类”，网友们“通过悼念一个人的方式来彼此认同，并最终达成对网络生活的认同”。编辑部决定要做点什么，李方自告奋勇写下了《天堂里有没有互联网》。这是记录早期互联网生活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

2010年后，随着智能手机普及，中国进入移动互联时代，开启了互联网经济的全盛时期。那是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火红年代，千团大战，三国演义，风投裹挟着热血青年潮水般涌入，前仆后继，杀出了称羡世界的“新四大发明”，以及无孔不入的互联网渗透。

我们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意象来反映这一轮的互联网风云，2014年初春， 记者陈璇找到了这个意象。

“在互联网创业史上，‘车库’是一种带着神奇魔力的地方”，她写到，除了惠普，上世纪70年代，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乔布斯养父的车库里，开发了第一台苹果电脑；1998年，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租下位于加州门罗帕克市圣玛格丽塔大街一处56平方米的车库，创办了谷歌公司。

实际上，陈璇找到的地方，就叫“车库咖啡”。

这个藏在一家小旅馆二楼的咖啡馆，被人称作“创业者的乌托邦”，互联网江湖上的许多著名事件就发生在这里。                

陈璇泡在咖啡馆，目睹怀揣各种奇特想法的创业者来这里“办公”，不用交租金，只需买一杯咖啡就可以坐上一整天，安心写代码、修改商业计划书，或者会见投资人。几天咖啡喝完，陈璇发现，这里不乏搬到隔壁写字楼的成功者，但更多的人没有结果，有的后来选择回到体制内。他们都曾经是所谓的“离经叛道者”，“只有在这个创业才是正题的地方，自己才不会被视作异类。”

一位美国硅谷的创业家也来过这个地方，回去后在华盛顿邮报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文章里说：“中国真正的优势在于下一代——那些从顶级高校毕业后选择创业的学生身上，他们聪明、动力十足、野心勃勃。”

实际上，中青报很早就开设了IT报道的版面，并且从2004年开始，就开辟了创业周刊，这在报纸中并不多见。在这上面，你可以看到互联网江湖的故事，以及大佬们曾经青涩的面容。

六

本来，2020年是许多规划的终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实现全面小康，四周拱卫的，还有诸如9800万人脱贫、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较2010年翻一番、完善市场经济制度、改革高考制度等等，人们期待的是一场盛大的收官。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没有阻挡既定目标实现，但确实干扰了我们的节奏，这让2020年的分界色彩更加鲜明。疫情的影响远比人们想象的严重，足以划分出一个新的后疫情时代。

我们记录了这场灾难，这称得上是一次绝无仅有的经历——封城之下，我们随同中央指导组入汉——得以在武汉疫区展开采访。疫情初期，致病率和致死率都很高，16名自愿报名的记者撒向前线，他们持特别通行证，驶过空荡的街道，深入到医院和方舱。在当时，我们的报道是外界获知信息少有的渠道之一。

那时，每次接受记者报题都伴随痛苦的心理纠结，越是价值高的采访越需要冒险。腊月二十九，记者争取到进入医院红区的机会，希望记录下这个不平凡的除夕。这是到武汉后首次可以进红区，但不确定性的巨大担忧，让我们临时叫停了这次行动。

很难说清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它留下了永难消弭的遗憾。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记录历史，这个遗憾督促我们，在此后更刻意地覆盖有典型意义的地点、人物和事件。战疫期间，我们留下原创报道近2万条，你在本书中可以读到其中精华的篇章。

新世纪20年，灾难频仍，地震、洪水、暴雨、飓风，以及非典、禽流感、新冠，灾难报道也构成了我们叙述的很大一部分。对于灾难，我们能做的，就是真实地传达，传达灾难的现场，以及灾难中的人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报道都是合格的史料，这更像是一种奖赏，一些优秀报道经过时间的淘洗，延续了生命，被赋予了历史记录的功能。在很多时候，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标准。

但是，对于有雄心的媒体来说，新闻的功能还不止于此，它们天然拥有介入进程的“历史主动”，参与人们对现实认识的构建。有的时候，它们甚至会设置议题，主动去影响受众内心的信念。梁启超在《敬告同业诸君》中不无激越地阐释了这种主动：“有客观而无主观，不可谓之报。主观之所怀抱，万有不齐，而要之以向导国民为目的者，则在史家谓之良史，在报界谓之良报。”

创刊70多年的中国青年报，在她的而立之年明确了办报宗旨：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她曾经首倡过“向荒原进军”，参与过平反“四五运动”，为知青回城和农民工进城呼吁，替留学生正名，这都是局势未明时发出的先声。在新世纪20年，国家快速崛起，我们接续助力其中，炽烈与诚恳，此书可鉴。

2017年召开的中共十九大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会报告像一篇雄心勃勃的宣言，宣告发起中国复兴的总攻：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世纪20年，无论市场化、全球化、城市化还是信息化，客观上都导致中国社会进一步去组织化、去中心化，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利益分化更为严重，因此，聚拢人心，凝结共识，成了国家崛起大局中的一个胜负手。除了全民共识的“中国梦”，在总攻打响之时，青年群体也急迫需要一呼百应的号令。

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十九大报道预案里设定了这个目标。10月18日大会开幕，现场记者拿到报告文本第一时间传回报社，编辑们立即开始研读。“新时代的总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书记专门给青年讲了一段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我们本就准备了“现代化强国”的相关选题，议到此处，大家眼前一亮：“我们跑冲刺的一棒，不就是最终的‘强国一代’吗？”

几天后，报纸刊发记者张国、刘世昕的稿件《强国一代》，大会闭幕时，我们发表社论对此做了更明确的概括：“当代青年的人生黄金时期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完全吻合，我们是这一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和建设者，当代青年是继往开来的强国一代。”

与灾难报道注重客观传播和忠实记录不同，时政报道作为新闻主动的极端，媒体需要在事实的选择和强化上，渗透进价值判断，实现舆论的引导，即李普曼所说的，用“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

呼唤“强国一代”，就是我们有意操作的一次议题设置。此后几年时间里，我们推出系列报道，与清华大学召开研讨会，制作流行歌曲，组织“强国一代有我在”大讨论。在第一批00后满18岁时，我们甚至包下一列“开往2049的高铁”，为他们举办成人礼。五四运动百年，我们发起了覆盖全国的“青春万岁，强国有我”宣誓接力活动……

就像20世纪后30年有“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新世纪20年，从“强国一代”到“强国一代有我在”，再到“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也是非常成功的“议题设置”，它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也在无意间被写进历史。

七

20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段，很少有人拿它做断代的观察。认真想来，这很可能是人类认识角度的一个疏漏。

20年，足以让一个婴儿成年，让一个壮年老去。以这样的理念来看，新世纪20年已然是一个独立周期，自加入世贸起势，经北京奥运冲顶，以新冠疫情收官，形成了一个完整闭环，具备了质的规定性。让我们兴奋的是，对它的断代记录，还是一个空白。

但我们并不寻求做“全传”，甚至我们只定位自己是一份未完工的底稿。埋头在时效要求的写作，指向是纷乱的，需要足够的数量规模和时间长度，才能理出深潜其中持续已久的头绪，这就像勃兰兑斯评论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在烟雾腾腾的湿柴缝隙中，偶尔才会闪现出刺眼的烈焰。

更何况，隔代写史是学界不成文的约定。刚刚过去的20年，因格外的复杂多变而面目模糊，我们对如此近距离的观察心怀畏惧。所谓面目模糊，是说那些报道过的事实还相互分离着，虽然自身个个纤毫毕现，但看不见与他物的关联，以及所有关联建立起的系统，这妨碍了我们的评判。例如“矛盾凸现期”的一些社会现象，单独看只有放大的污秽，拿到过程中观察，许多却滋生着进步的因子，而一些曾建立奇功的应急之举，则带着与生俱来的遗症，只有透过时间的滤镜，才能穿越历史的迷雾。

霍布斯鲍姆在写作《极端年代》时曾说：“任何一个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处其中。”对共同经历的这段历史，我们也饱含深情，难以自拔。也许作为新闻从业者，在当时的编采中恪守了专业操守，对具体事实秉持了理性和克制，但当把它们串联起来，赋予评价和逻辑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谦卑，这只是有限时间内局部的单体的描述，它不是“史”，很大程度上，它更像“志”，是编年体的新闻记录。

在新闻记录的诸多版本中，中青版本是无可替代的一种。对大时代的正面叙事无疑是媒体最重要的工作，所有媒体都参与传播，它们最终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常识。通常它们是宏大和严肃的。我们这里选取的是“通稿”之外的记录，未必是宏大叙事，或者直接的正面视角，而是时代的侧影、背影，甚至倒影，主角则是时代交叉点上一个个的个案或个体，它们通常具象、生动，充满戏剧性。

不要低估这个版本的价值。人们大多偏好科学的认知方式，即找到某一事物所在因果关联的系统，却忽略了这个事物本身。闵斯特堡曾有一个妙喻：面对海水，当我们见到了蒸发出来的盐分，收集了电解出来的气体之时，海水却不见了，我们再看不见堆银卷雪似的波浪，听不到鼙鼓雷鸣似的涛声。大时代有毕竟东流的趋势，也有百转千回的曲折，有不可阻挡的国家崛起，也有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中青版本”的使命，万法归一，便是以平民视角和专业精神，去探究时代与人性的宏阔或幽微。

从事新闻工作的好处，便是可以身在时代前线，或亲历历史现场。能够出版这套20年选本，除了以上的“大事因缘”，还有一点个人的机缘巧合。我自1984年大学毕业即供职中国青年报，迄今已38年。1999年底，我从记者站调回编辑部，开始参与重大报道的组织策划工作，在这里我完整经历了新世纪的20年。

14年前，从鸟巢走回海运仓的那个良夜，我曾许下心愿，要在退休前做一个记录中国崛起的“中青版本”，从那时起，这个念头就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在几届编委会带领下，一茬一茬编辑记者同心勠力，如今这个“中青版本”已然成型。我希望做一个编选者。14年间，我对纸媒未来的疑虑日重，魔鬼梅菲斯特的呓语在耳边不时响起：这就是文字的黄金时代，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但传媒是个以分秒计的职业，时间永远向前，新闻川流不息，容不得人稍作停留。

2022年6月，我卸任中青报总编辑，我知道那一刻到来了。感谢“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基金”，感谢编选团队，让我第一时间得偿所愿。

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它配得上足够丰富的记录。下面是我们的讲述。

2022.10.9，于中青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