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悲歌：505个上海“孤儿”与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

作者：龚晶晶

在人们无数次沉没里，为何还有条船不远万里？

在我无数次绝境里，你为什么还陪我颠沛流离？

01.风雪前夜

1937年冬，上海下了好大一场雪，却盖不住满目疮痍，和遍地的尸骸。

上海沦陷，租界成了孤岛。

那一年，竺培德19岁，就住在上海法租界威海卫路647弄，因南京岌岌可危，他带着同在金陵大学求学的20多位同学撤回上海。这才发现：租界里已经挤满了难民。

战争爆发后，法国人为了省去南边来的麻烦，雇佣了几百名工人，在法租界和华界之间，筑起一道4华里的砖墙。只在里面开了几道铁栅门。可还是有源源不断的难民试图涌入，扛着自己全部的家当，千车万担，绵延数里。

天上偶有日机飞过，便会引发一阵骚动。难民们相互推搡着，央求守卫打开求生之门，一时间，男的哭，女的叫，还夹杂着孩子被践踏的惨叫声。

摄于1937年11月，上海法租界与华界交界处，一群中国难民在等待进入法租界。

据《立报》记载：至10月，上海难民已不下130万人，进入租界最高峰时达70万人。马路上、屋檐下，处处可见惶恐的眼睛。

他记得，那阵子，父亲竺梅先总是难以入眠，一连数日深夜登上屋顶，久久眺望着租界以北的那片火海，神情悲怆。父亲说，那是外来的贼寇，在侵我国土，屠我同胞。昔日的东方巴黎，成了一片废墟，犹如人间炼狱。

不久前，父亲严辞拒绝了日本人合办企业的阴谋，宣布自己掌控的资产——居全国首位的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停产。表示宁可苦心创业的实业全毁，也绝不屈服。

民丰厂旧影

时局动荡，诸多人士纷纷避往香港或海外，虞洽卿、杜月笙等好友数次劝说父亲一同撤离，可父亲却忧心着难民中数万赢弱孤童，坚持：今日之儿童实为复兴之基础，然父母俱亡，孑然一身，其教养之责，当由国家社会共同任之！

“匹夫虽微，兴亡有责，我们每个中国人要在此关头，为国家民族踏踏实实做些事，胜利才有希望！”对于父亲当时的话，竺培德一知半解，只一心想着，战争应该不会持续太久，等他和同学们从成都回来，父亲心心念念想做的灾童教养院应当已经建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又要像之前筹建“国际红十字会伤兵医院”时一样，喊自己去做义工。

竺梅先筹建的伤兵医院，先后救护前线伤员超过4000人。

登船的时候，父亲还反复说着，远离家乡，要保护好自己，要好好读书，实业救国。只要求一条，千万不能做日本人的走狗。聪慧如他，为什么就没有留意到，父亲突然送走所有子女，是为了与日军背水一战！

那日一别，竟成了父子之间最后的诀别。

此后的几十年，他都在后悔，离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再好好抱一抱父亲。

图为笔者与竺梅先次子竺培德的儿子——竺士性，走访上海旧址。

02.诺亚方舟

1938年，上海已经入夏，战事却仍没有结束的迹象。

原本由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捐募成立的慈幼院相继关闭，大批孤儿又重新流落街头。本就生如飘萍，如今更是孤苦无依。报纸上连篇发表着儿童难民营的消息。“每天平均死亡难童100人左右”。

上海第七十七号收容所里，14岁的沈长根正蜷缩在窗边。透过毛玻璃，能望见法租界马路两边，露宿者不下数百人，角落里一个刚生了死婴的妇女在拼命多要一个馒头，而那数千个从浦东过来四天没吃饭的难民，就像“一群冤魂”移动过来……

他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逃进租界的第几天，身边比他年长一岁的池桂根正靠着父母酣睡，而他已经没有母亲了……

浑浑噩噩间，一双温暖的手抚上了他的双肩，有人温柔地问：“小囡，侬要跟我去读书吗？”眼前的女人穿着一身粗布麻褂，发髻齐齐挽起，眉眼慈爱。见他不动，又唤他，小囡、小囡。此后半生，午夜梦回，徐锦华都是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唤他。

徐锦华

听大人们说，徐锦华是上海头面人物竺梅先的太太。他们要在竺先生的家乡奉化办一所“国际灾童教养院”，让这些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孩子，有书读，有饭吃。

沈长根兴奋得彻夜难眠，天才蒙蒙亮，就和同在收容所的池桂根、王家麟等人，前往位于虞洽卿路480号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报到。

8月31日，天气晴，“谋福轮”静静停泊在上海十六铺码头，犹如诺亚方舟。

竺梅先接管宁绍轮船公司后，为抗日自沉商船，仅余下“谋福轮”这最后一艘。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冒着船只被毁的风险，命人日夜往返于沪甬及浙东航线，悄悄运送近十万难民逃离上海；眼见四明公所外堆满宁波同乡的棺木，他又以谋福轮，运送近3000具灵柩回到宁波，归乡安葬。

而此刻，这艘船又将为这些流浪的灾童，辟开一条生路。

为阻日军进犯，竺梅先已将自家的另一艘船“宁静”轮，自沉于长江口。

迎着徐徐江风，第一批389名灾童和部分教员排着整齐的队伍陆续登船，岸边大批上海市民自发前来送行。

池桂根远远望见人群里的母亲，听到她一声又一声地喊着：桂根，你要争气，好好读书，要听先生的话！他笑着挥手，浑然不知，这是此生与母亲最后一次相见。

他身后，8岁的龚苔英只拎了一只草篮，里头装的是母亲为她准备的唯一的行李——一双小小的布鞋。

更多的孩子，则是像沈长根一样，因战火痛失父母，一无所有，赤手空拳，奔赴未知的旅程。

03.泰清山啊泰清山

一夜航行，旭日初升。轮船慢慢在宁波靠岸。

9月1日上午8时，所有人安抵江北码头。彼时的宁波尚未沦陷，地方人士在庆安会馆准备了500多人的欢迎仪式，盛大热烈，宁波最高军政警首脑悉数出席。

主席台上，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传闻中的竺院长。他个子不高，穿着一身中山装，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气质儒雅，目光坚毅。他慷慨激昂地痛斥着日军的滔天罪行，鼓励全体灾童不忘国仇家恨，要发奋读书，自立成人，抗战救国。当地小学剧团准备了特别演出《流亡三部曲》，与会者无不热泪盈眶，高喊着在租界无法喊出的爱国口号，声音震天。

爱国实业家 竺梅先

沈长根一夜无眠，居然第一次开始期待明天。

17艘木船满载着院童顺流而下，天亮已抵横溪，接下来的路车马不通，只能步行。稍大的孩子自己走，五六岁的则用竹轿抬上山，老师队伍中，有一位年纪稍大的女老师，常常停下来，关心地摸摸这个的肩，抚抚那个的头，亲切地问他们累不累，还走的动吗？沈长根一眼认出，她便是副院长徐锦华。

沿途农家纷纷迎出门来，还有人为孩子们送去茶水点心。

三十里山路的长途跋涉，当时只觉得苦，谁曾想竟会成为他们往后余生，最想再走一遍的归途。

即便时隔半个世纪，每个院童都能清晰地描绘出这一条通往他们学校的路。过了楼隘，再过岙口，沿着山麓小道走上一座拱形石桥，站在桥上向西北望去，便能看见一座高大的寺院——泰清禅寺。

坐落于泰清山岙的泰清寺全景

记忆里，剥落的山门寺外，张贴着一张很大的红布，上书苍劲的七个大字——国际灾童教养院。

院墙两侧原本残印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已被漆成了“卧薪尝胆，明耻教战，驱除鞑虏，光复中华。”

向里望去，十个大人正动手拆除大殿上的如来佛祖，佛身前贴了一张佛归西天的大红纸，随着巨大的佛身轰然倒地，大殿成了学校的礼堂。

殿内悬挂起各国院董的照片，原来开办之初，竺梅先就吸收了沪上爱尔兰等外国籍神父友人及地方名流为院董，以“国际”之名，威吓日军，庇佑中国的孩子。

由昔日院童沈长根、戴天民1988年手绘的国际灾童教养院全景图

寺殿僧舍50余间加上添建的40间，共建成9个教室，8个通铺大寝室，图书馆、理发室、洗衣房、缝纫室、教职工办公室等一应俱全。南大门前辟成球场，寺前琅溪拦水修成游泳池，溪外侧是生产农场，溪内侧是大操场。院内还架设发报机以备对外联络之需。

寺外后山搭建了三间草屋，那是竺梅先夫妇的住所，也是院童们几十年后还心心念念的“岁寒草堂”。竺院长说，国家正遭受蹂躏，如入寒冬。中国之少年，自当拥有在困境中坚韧不拔之精神，乱世中坚贞不屈之节操。

国际灾童教养院，如今就沉睡在奉化泰清水库下。

04.我是他们的母亲

据史料记载：1938年9月、10月前后，共三批，计505名灾童由上海护送至奉化灾童教养院。

第二批灾童抵达宁波后，由各界代表护送至新江桥

这一天，全体师生集合在院前新建的运动场上，拍下了人生中第一张合影。穿着校服的身影里，最小的4岁，最大的15岁。

竺梅先夫妇年幼的儿子——11岁的竺培基和9岁的竺培国，也在教养院与灾童们同吃同住，度过了年少时光。

国际灾童教养院唯一存世的合影，摄于1938年12月8日。

此后，宁波地区又陆续送入当地灾童近百人。院童共计600人，多数无父无母，院长和老师们，成了他们在这世上唯一的依靠。

没有人能说得清，在这所抗战时期，中国唯一一家无政府、党派、宗教背景，完全由民间出资兴办的灾童教养机构里，究竟是何种力量，支撑着他们前行。

70位教员，有名有姓者62人。他们拿着每月不到城里一半的工资，不惧战火，忍耐着清贫，把所有孩子从小学教至初中毕业。

灾童院教师摄于操场一角

那个年代的中国，基础教育普及程度极低，总人口中80%以上是文盲和半文盲，即便是在知识分子云集的上海，初中生的比例也远低于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直到后来，沈长根才知道，所有教员都是两位院长从各地大专院校礼聘而来。教导主任张月楼是日本明治大学的留学生，英语老师鲍慧珍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张重哉、朱赤诚、刘霞仙等老师也曾多年担任中小学校长，还有大学老师，甚至是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的工程师。

只因一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放弃了城里优渥的生活，追随徐副院长来到这穷乡僻壤，教书育人，一年又一年。

国际灾童教养院部分教职工合影，摄于1938年秋

为了让院童接受更好的教育，两位院长可谓煞费苦心。教养院图书馆共有 3600 册学生阅览书和 340 种教师用书，图画仪器及理化仪器百余件，就连丝竹、风琴、象棋、篮球、足球等教具也是应有尽有。

学校采用双语教学，院童们学的是三角函数，背的是《古文观止》，读的是《中国土地问题》《贫困与进步》《世界之复兴》……

更为难得的是，他们甚至考虑到了每个孩子离开时当如何于乱世谋生。故而要求每位学生都要学习各种技能，分别授以会计、机械、农艺、手工等课程。努力实现竺院长所言：“下之使其立身，上之乃能报国”。

1940年秋，日军对宁波发起细菌战，一时瘟疫横行。特殊时期药物奇缺，教养院一边组织所有孩童接种疫苗，一边冒险购买日军禁售的特效进口药，不惜一切代价救治病童。

600个原本命犹如草芥的孩子，在这里成了他们最珍视的存在。

院童们在阅读书刊讨论抗战形势

这天，五年级的音乐课上，庄老师正教孩子们学唱《母亲》，当唱到“世界上唯有母亲者，是最幸福的人。”坐在前排的陈宝隆同学突然嚎啕大哭，大家这才意识到，自己便是那“最不幸福的人”，竟也一个个伏在桌上痛哭起来，老师也慌了，只能眼泪汪汪地陪着所有孩子一起哭。

但其实，他们是有母亲的。

记忆里，万籁俱寂、夜深人静时，徐院长总会提着一盏马灯，在侍女陪同下，挨个检查每一间寝室，替每个孩子盖好被子，查看身体是否有佯，等到600个孩子全部检查完毕，常常天已微亮。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这盏小小的马灯，就这样陪她度过了无数个晨昏，也照亮着所有院童此后人生中每一个寒夜。

院童们的生活日常

可温柔如她，也能以身为盾，做孩子们的铜墙铁壁。

1941年，宁波沦陷，风雨欲来。日军数次侵扰，竺梅先均在外未归，是徐院长沉着地拿出各国证件，不卑不亢，孤身对峙：“这里是国际性质的灾童教养院，全员几乎都是战争孤儿，我就是他们的母亲！”

是的，她就是他们的母亲。

05.毁家纾难，倾倒不辞

印象中，竺院长每次来总是匆匆，他不止一遍地告诉孩子们：只要你们好好读书，学业进步，我梅先即使破产，也在所不惜。

渐渐的，竺院长出现在教养院里的次数越来越少，原来是日军久闻他在浙东地区颇具威望，便想尽办法要他出任地方要职。可院长始终不为所动，以致被日寇通缉。只能带着一名随从人员，乔装改扮，四处奔走为教养院筹募所需钱款。

竺梅先，摄于1939年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有一本国际灾童教养院《历年收入捐款清册》，19页纸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从1938年7月第一笔至1940年12月最后一笔捐款，在294笔个人捐款中，有20多位院董、竺梅先多位友人，更有大量留名如袁老太太、蔡先生等素昧平生的普通百姓及无名氏。

自1941年起，随着战火蔓延，道路被阻，国际灾童教养院的巨额开销均由竺梅先独自承担。

次年9月，恰逢浙东灾荒，百姓断粮。时兼任浙东粮食救济委员会主任的竺梅先，亲赴永康求援，为宁奉百姓及600个灾童，调得大米15万石。终因积劳成疾，咳血不止，于5月30日与世长辞，终年54岁。

弥留之际，他留给夫人徐锦华唯一的遗愿是：“定要将所有孩子抚养至自立为止。”

院长追悼歌，摄于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陈列馆。

6月3日，灵柩从宁波象山运回教养院。从登岸的白杜港起，十几里山路跪满了学生和百姓，谷风呜咽，草木动容，乡亲们痛惜送来救命粮食的“活菩萨”救活了无数饥民，自己却倒在了筹粮的路上。

直至竺梅先逝世，律师在上海清算其身后财产，这才发现昔日名闻上海、拥有巨资的实业家竺梅先，为了这个国际灾童教养院，居然已抵押了自家民丰、华丰两大造纸厂，以及所持股票，等到徐锦华回到上海，竟已无容身之所……

多年后，其子竺培德看到了一封父亲此前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一时间泣不成声。父亲说：“个人财力未必能胜，但资产之外尚有心智，梅先既当重任，岂敢爱惜精力，唯有极思尽虑，别求补救。……而其实毁家不惜，早矢沉舟破釜之忱。”

一语成谶，为这些灾童，他真的献出了所有。

院童组成文艺小分队到市镇宣传抗日合影

06.归途亦是来路

竺梅先辞世后，教养院的经费、粮食、物资愈加困难。

徐锦华誓要完成亡夫遗志，她严辞拒绝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接管教养院的企图，斩钉截铁地说：“我宁愿忍痛解散，也绝不叫我的小囡做汉奸的工具！”

苦撑一年后，徐院长强忍悲痛，开始着手结束教养院事宜，煞费苦心地为每个孩子尽力安排：有家可回又愿意回去的，就通知家属接回；无家可归、年长的女学生愿结婚的，就托人留意忠厚老实的婆家，有部分女生送去护士学校继续深造，有的男同学则报考军校或参军当兵，还有的介绍去竺先生友人的工厂工作……

院童在校合影

即便一个个安排妥帖，可她还是担心，担心她的小囡们受苦。所以参军的男孩，每月都会收到徐院长的来信，询问近况。听说有女生出嫁，她还会特意准备被褥等嫁妆，派人送去，不致被男方看不起。

1943年秋，细雨绵绵。

徐院长为每个小囡备好四季的衣服和盘缠，一一亲自送到石洞桥边，含泪告别。

每个院童都勇敢踏入了新的人生：去前线抗日，去救死扶伤，去实业报国，去建设一个老师们在课堂上描绘的新中国……其中，便有后来成为解放军将领的沈长根。

上百院童祭扫院长墓园

1998年，为纪念国际灾童教养院六十周年，上百名院童齐聚，重访教养院旧址，祭扫两位院长陵园。

墓地建在高高的山上，要走好长一段路。这群头发花白的老人艰难跋涉，恍惚间像是回到了那条通往教养院长长的山路。只是，路的尽头，再也没有人，会抚着他们的双肩，喊着：“小囡，小囡。”

有人看见，沈长根站在坟头足足三五分钟，喉头哽咽着无法出声，忽而泪流满面地说：院长，我早就想来看您了……您可以安心地瞑目，我们——您的小囡，离开教养院后，一个个都很争气…… 

其中，焦润坤同学作为新四军老战士代表，于2014年7月7日，陪同习总书记为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的雕像揭幕。

他们最疼爱的小儿子竺培国，于1952年7月在福州抗洪，救人牺牲，如今就安葬在奉化烈士陵园。

6年，不过人生中短暂的一程。

但因为他说“绵力所及，倾倒不辞”，她说“用我们的血来灌溉这民族的嫩芽”，所以他们才有了不一样的未来。

1990年，院童们在国际灾童教养院旧址旁筹建纪念碑——梅华亭。

你是遥遥的路，山野大雾里的灯

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你是明月清风，我是你照拂的梦

你的手我蹒跚在牵，请带我去明天

山河无恙，烟火寻常

可是你如愿的眺望

孩子们啊，安睡梦乡

像你深爱的那样

调查历时2个月，走访宁波上海两地，通宵的第四天，我终于写完了这篇让我哭的最久的故事。难忘的是，走访竺先生陵园那天，一路都飘着小雨，下车雨止，霞光满天。直到上车离开，再次大雨滂沱，仿佛先生有知，一路相送。

谨以此文献给民族的脊梁——竺梅先夫妇，以及所有为国际灾童教养院倾尽心血的人们。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竺梅先传》（竺士性编，2018年出版）

2.《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史料集》（竺士性编，2022年出版）

部分图片由竺梅先后人竺士性先生提供。特别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本文采写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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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晶晶，非虚构作家，独立调查人，曾任南都周刊、凤凰网首席记者，主攻深度调查。辞职后，创办公众号“明州世相”，长期致力于非虚构写作，深度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群体。出版有长篇纪实文学《向海而生：宁波1200年开放史》《宁波往事》《追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