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和《西行漫记》 “小号手”两家后人的历史性会面

撰文：丘树宏（广东省中山市政协主席）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近几年来以创作史诗作为重点的我，自然需要写一点什么。

抗日战争时期，华南地区是敌占区，当时此地有四个抗日组织，也就是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和潮汕纵队，他们在敌后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长期而特殊的抗争，为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我现在生活的广东中山市，就是珠江纵队司令部所在的地方。今年，恰好也是珠江纵队成立70周年的日子。我发现，描写和反映珠江纵队的作品中，影视作品和舞台作品比较缺乏，因此决定创作一部史诗型的大型组歌。组歌写出来后，又接着排演制作了大型电视艺术片《英雄珠江》。此片后来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播放，影响颇大。

那时候《南方日报》“中山观察”专版正在策划“铁血丰碑再读中山抗战史”大型连续报道，邀请我做他们的学术顾问。我建议他们另辟蹊径，寻找中山抗战史中能够连接广东、连接全国乃至可能对全球有影响的元素来做。他们听了之后非常兴奋，但将任务“踢”回来给我。

从一张著名照片中找到灵感

我在创作《英雄珠江》时发现，珠江纵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人叫谢立全，他就是当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那部影响世界的名著《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封面上那个小号手照片的原型。

让我们翻开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作为第一个冲破重重封锁、探访陕北的西方记者，1936年，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下，斯诺带着隐形墨水写的介绍信、两架相机、24个胶卷和笔记本来到了红军所在地。他不仅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高级将领，同时也采访了战士、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1936年10月底，斯诺带着十几本日记、笔记和近30卷胶卷回到北平（今北京），为英美报刊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然后将其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于1937年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接着美国翻印。不久，又相继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中译本《西行漫记》1938年2月在上海问世。在《西行漫记》里，斯诺不止一次提到了豫旺堡，提到了红军的号手们。

这张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后来成了《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的封面，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见证物品。他将照片命名为《抗战之声》，他认为，那是发自中国共产党人之声，是挽救民族危亡，响彻大地的号角。自此，红军的身影迅速传遍全球，来自革命圣地的军号也随之响彻西方乃至世界。

经多方考证，埃德加·斯诺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36年，是在红军西征总部驻地——宁夏豫旺堡战斗中于城墙上拍摄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

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在瑞士日内瓦因患癌症病逝，《人民画报》刊发毛泽东主席为悼念斯诺发的唁电时，为了怀念这位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用了四个整版纪念，配发了斯诺拍摄的不少照片，其中就有《抗战之声》。

作为《抗战之声》的主人公谢立全的后人，谢小朋说父亲谢立全很幸运，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这期纪念斯诺的《人民画报》，看到了自己的照片。当时在北京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的谢立全看了《人民画报》后，提笔给妻子苏凝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京西宾馆买了5月份《人民画报》，那个吹‘抗战之声’(的人)是我，这可以肯定，不会张冠李戴的。回忆当时我不是号兵，我是一军团教导营的总支书记(营长何德全，现退休安家落户于湖南长沙)。斯诺看我健壮，衣冠比较整齐，又是背了手枪的干部，把我拉去照相的。”

谢立全将军是1929年从江西兴国参加革命的，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谢立全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40年9月任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委员，负责领导中山抗日武装斗争，立下了赫赫战功。1952年1月，谢立全任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后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海军学院院长。1955年，年仅38岁的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和红星功勋荣誉章。著有《挺进粤中》和《珠江怒潮》两书。然而，谢立全却一直没有公开这张照片的故事。在写给妻子信的末尾，谢立全写道：“这事是偶然来的。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苏凝尊重了丈夫的愿望，把这秘密埋在心底。

谢立全在去世前才将照片的事情告诉他的孩子们。之前曾经有不少记者就照片的事情去采访谢立全，他总是说：“不就是一张照片吗，我很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上了，我们是幸存者，比起他们来，我们有啥可吹的。”

而对于公众来说，知道那位著名的“小号手”是谢立全，时间则要推迟到1996年，时逢中央电视台军事部摄制组的人员为筹拍一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的专题片，重走长征路，在江西兴国发现了《抗战之声》这幅照片及谢立全生前写给妻子苏凝信的影印件，才揭开了这段往事。

大胆策划跨越时空的会面

斯诺、谢立全，延安、中山，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珠江纵队成立70周年，这几个词组的同时出现，让我的眼前呈现出一个个宏大而生动的场景。一本书、两个人，一张照片、两个时代，一个世界、两家人，人物、事件、时空，好像都在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启发着什么。

我向《南方日报》的人员说，就是它了！“铁血丰碑 再读中山抗战史”项目的亮点，就是要重点策划好这一个主题内容。

然而，这一个主题内容，其实在前些年已经有不少媒体做过，如果还是按照常规去做，一定不会有什么影响。一定要有新的思路，寻找新的出路。经过思考，一个大胆的策划方案在我心中逐步明晰。

于是，我建议“中山观察”争取在《南方日报》的主报纪念抗战胜利专栏出一个专版，专版中将《红星照耀中国》封面放在了突出位置，并对斯诺和谢立全的关系做一个简要而带预告性的介绍，以期引起各界关注。

与此同时，我更将重点放在另一个方面。首先是寻找谢立全的后人。这并不难，因为广东中山市与他们一直有着很好的联系。谢立全的两个儿子都在南京，一个还在部队里，一个已经退休，正在北京的央视大型人文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担任总协调。两个人很快都联系上了。

另一件事情就复杂多了。我突然想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以前的国庆节，中国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庆观礼，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纪录片中毛主席与他在天安门城楼谈笑风生的镜头。今年9月3日的纪念活动，估计中国一定会邀请斯诺的后人参加观礼活动的。若能这样，我们为何不能策划他们一家与谢立全后人在北京见面呢！这个想法在脑子里闪过，我自己都感动了：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目的，那将是一件多么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情啊！

这时候离9月3日不到十天的时间。时间太紧迫了。我最早联系了中山乡亲、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苏炜，请他帮忙联系斯诺的后人。 苏炜非常愿意帮忙，但说估计要很长时间才可能联系上。我马上联系陈香梅基金在中国的代理人，两天后他发来信息，说打过电话给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他们说太忙了，顾不上了解。

万般无奈下，我只好启动了平时不轻易启动的资源和关系，给外交部原副部长乔宗淮发了一个长长的信息，详细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请他帮忙。没有想到年过古稀的老部长非但非常重视和支持，还第二天就亲自去了外交部，找到有关人员了解情况。然后亲自打电话给我，说我们估计得很准，外交部和中国对外友协果然请了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的侄女谢里尔·比绍夫来参加纪念和阅兵观礼活动。并将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告诉了我，说一定能够争取如愿见面。

这真让我惊喜交加。接下来的事情，是如何安排北京见面会的细节了。

在国家举行重大阅兵活动的同时，在首都北京安排一个重大的外事活动，作为一个小小的地级市，真有些匪夷所思，何况时间只剩下不到一周。

这里真的十分感谢我们的“乔老爷”，乔部长想得非常周到，一开始就将需要联系的人指定给我们，而且敲定了可以见面的时间是9月4日的中午。其二是要感谢对外友协的领导和有关人员，他们主动向我们指明要注意和提前办理的事项，包括准备好中英文资料等，让我们不至于走回头路。

因为北京举行阅兵式，那几天的管制比较严。安排在哪里见面？谢里尔·比绍夫住的酒店我们进不去，即使能进去，也不方便举行活动。通过协调，我们订到了离她酒店不远的民族饭店，并委托驻京办事处做好前期工作。

为了扩大见面会的影响，我们通过微信广征《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发布相关消息。微信确实影响力极大，不仅征集到了许多本书，更在媒体和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包括中央媒体，都纷纷要求参与采访，让我们始料未及，更是应接不暇，只好想办法予以适当的控制。

没想到最大的问题又出现了，9月3日举行阅兵式，我们如果坐飞机赴京，估计进不了北京城。9月4日，回程的各国政要和嘉宾逐步离京，会实行空中管制，进京的航班难以保证按时降落，这样我们就保证不了准时到达订好的地点。怎么办？我们最后决定提前在9月3日坐高铁赴京。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上午10点从广州开出，下午6点准时到达北京，还赶得及一路上联系几十位从世界各地被邀请来参加阅兵观礼的中山籍乡贤当晚聚会共叙乡情，接受媒体采访。

仅仅十天时间，《响彻世界的军号——写给斯诺后人与谢立全后人的七十九年一见》大型活动，就这样从中山市走进了首都北京。

时隔七十九年的首次会面

2015年9月4日中午，一次跨越时空的历史性会面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

当日12时，谢里尔·比绍夫女士携孙子安磊柯出现在大家面前。早就在酒店等候的谢立全将军儿子谢小朋迎上前去，跨越大洋两岸的两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很荣幸能与您相见！我知道那个故事，姑父那本书封面上的‘小号手’就是您父亲！”

“我也十分荣幸与您相见！斯诺先生的文笔很美！”

两人一见如故，犹如70多年前抗战时期中美友谊与情缘的延续！

已经79岁高龄的谢里尔·比绍夫是海伦·斯诺的侄女，在海伦生前曾帮助她整理手稿和作品。海伦去世后，又将海伦后半生的作品捐赠给杨百翰大学图书馆。她为妥善保管海伦文学作品、传播海伦精神作出了努力与贡献，也因此与中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谢里尔·比绍夫告诉谢小朋，中国的迅猛发展、中国人民对斯诺夫妇的敬重，给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受邀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与您会面，将是我一生珍藏的难忘记忆。”谢里尔·比绍夫第一次来中国是1985年， 这么多年，她来了中国很多次。

谢里尔·比绍夫和谢小朋的见面，在彼此的客气、矜持中又有着一份好奇与兴奋。谢小朋对谢里尔·比绍夫说，作为媒体人，斯诺是他的榜样，文笔和摄影水平非常高。谢里尔表示认同，她认为，斯诺的一生坚守着“报道真相”的原则，这是斯诺最为可贵的品质。谢小朋拿出一本珍藏已久的《西行漫记》，泛旧的扉页上，依然能看出那张稚嫩脸庞透出的坚毅和自豪。他将父亲的石刻像章印在封面，送给谢里尔·比绍夫作为留念。

赠予时，他不停地摩挲着书皮。“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承载了两代人的友爱和情谊。”谢小朋说。

“我来中国代表着斯诺夫妇，在中国受到的礼遇，让我深深地为他们骄傲。”谢里尔·比绍夫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夫妇曾多次访华，不遗余力推动中美友好建交。斯诺夫妇是一个团队，他们共同为中美建造了友谊的桥梁，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

姑父和姑母虽已去世，但谢里尔·比绍夫说，他们所架设的友好桥梁却把美国人民的心和中国人民的心连在了一起。“他们的一生之于我们的提醒是：在世界上各不相同的政治制度背后，有着真正的人民，他们的心、他们的思想，相距并不遥远。”

陪同谢里尔·比绍夫一起来到北京的是谢里尔·比绍夫的孙子BlakeAnthony，他有个中文名叫安磊柯。当他还是小孩时，就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加州艾尔凡大学读书时，选择的专业就是中国语言和文化专业，并且获得奖学金来北京大学留学。在旅华学习和工作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北京姑娘并结婚，现在安磊柯已经是位“中国的女婿”，中国话讲得十分的地道。

2013年，安磊柯曾参加了《新西行漫记》的徒步暴走活动，那次“自找苦吃”的活动让他牢记一辈子：“感到很累，很辛苦，简直受不了。尽管我们的后面，还没有国民党的士兵追赶，头顶上也没有日本轰炸机的威胁。当年红军所遭遇的一切，当年海伦·斯诺的延安之行有多么艰难、多么危险，我们就可想而知了。”安磊柯说斯诺已经成为他的家庭和历史的一部分，他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历史。

红星依然照耀中国，两国友谊依然翠绿。此情此景，让我从心底里感动：

还记得1936年秋天/那一个伟大的快门/让红军的身影/从此走遍了全球/让延安的军号/从此响彻了世界/79年了/蔚蓝的伶仃洋/早已耸立起/英雄的五桂山/静静的未名湖/早已站立着/和平的博雅塔/当年的快门/还在闪动着/那神圣的/西行漫记旅途/当年的军号/还在吹响着/那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今天啊/我们相约在/九月的北京/双手拉起/79年的情缘/一起放飞/永远的鸽哨……

2015年11月22日初稿，2018年4月29日二稿

（原文载于《世纪》杂志2018年第5期，责任编辑：崖丽娟，新媒体实习编辑：钟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