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照片时，我总会特意找个角度，把保姆放在镜头外

梅根·斯塔克原本是《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怀孕后，她辞去工作，准备一边照顾孩子和家庭，一边创作小说。

从孩子出生到一周岁生日，她困守家中，先后经历失眠、自我的萎缩、与丈夫之间频繁的争吵、产后抑郁……在尿布与餐盘中，她的小说一再搁置。河北保姆小李的到来极大地缓解了她的焦虑。孩子出生后的一年里，丈夫忙于工作，无法理解她的焦灼，是小李陪在她身边，帮助她渡过最艰难的日子。

然而，梅根发现无法用 “女性互帮互助”式的情感联结来掩盖这种雇佣关系的本质。在孩子一周岁生日的照片中，她窥探作为雇主，自己会回避与掩饰雇用一个女人来帮忙的事实，同时，她也透过小李手机中的照片思考这份职业对家政女工意味着什么。

在回忆录《女人的事》中，梅根·斯塔克回顾了自己与中国保姆小李的相处日常，反思自己从这种雇佣关系中获得了什么，而同为母亲的家政女工又在这份工作中失去了什么。

我烤了一个胡萝卜葡萄干蛋糕，抹上奶油奶酪，切了几块滴着汁水的西瓜，在马克斯的餐椅扶手上绑了一个氦气球。我热切地做着这些事，心想，正如浪漫的爱情需要用性爱表达，母爱也通过蛋糕上抹匀的糖霜、搅打好的鸡蛋和抻平了的被子来寻求有形的表达。我干别的活儿赚钱，才能请别人做这些事情，我默默思忖，却在爱偶然发作的间隙把这些事情抢回来。

我们点燃蜡烛，为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唱他人生的第一首《生日快乐》。马克斯坐得直直的，视线从一张脸挪到另一张，胖乎乎的前臂像狮子一样威严地搁在高脚椅的托盘上。他还不懂，但已经非常欢喜了。他对客人很满意——他最喜欢的三个人。他对着跳动的蜡烛火苗欢呼，狼吞虎咽地吃着西瓜，胸前沾满了玫瑰色的果汁。

汤姆又是蹲着，又是站高，从各个角度拍照。

吹蜡烛的时间到了，我握着马克斯满是肉窝的小胖手，在他耳边低声说出了他的愿望。我们曾是一体的，我们一起生，差点一起死，也一起疯过。现在我代他许下愿望，因为他还不会说话。

我吹灭蜡烛。马克斯跟着大家一起鼓起掌来。

生日会结束了，我们迎来新的一年。汤姆匆匆去上班。我把马克斯放到床上小睡。小李扫干净蛋糕屑，把剩下的西瓜放进冰箱。

马克斯玩累了，很快就睡着了，我拿起相机，翻看照片。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每一张照片里都没有汤姆的身影。

一切发生得太快，没有人注意到。至少我没有注意。也许汤姆曾希望我拿着相机，把他赶进镜头，或者我可以让小李帮我们拍几张全家福，这个受到些打击却依然开心的家庭在生日蛋糕后面摆着姿势。

但我没有。这些照片拍到的是我、马克斯和小李。这显得有些尴尬。我们没有专门取景。照片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也不是我们特别想要拍成的样子，但回想起来，它们包含一定的纪实真相。在我的记忆中，生孩子后的第一年被我、马克斯和小李占据着。

那天小李穿了一件T恤和一条抽须毛边牛仔裤，还大胆地把一顶闪闪发光的派对帽戴在头上。马克斯往自己脸上抹蛋糕时，她蹲在旁边咯咯地笑。她微笑着，带着一种简单又明显的幸福——这不是她的孩子，而是一个由她不知疲倦照料着的孩子，这个孩子已经到达了一个里程碑。

而汤姆呢，他的脸没有被拍到。他在那儿，又不在那儿。让这一切发生，却又在这一切之外。

从那以后，我拿相机拍照时会特意找个角度，把小李放在镜头外。我总是不太想在Facebook上或者给家人的电子邮件里附上有小李的照片。我不好意思承认她在那里，不想宣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雇了别人做家务，我们没有清理自己的烂摊子，我们生活在新式殖民的舒适环境中，身边有一个在当地雇用的做家务的下属。我也不愿意承认，也许我并不是一个能干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艺术家，也不是一个能成功做到这一切的母亲——如果把小李考虑在内，你可以说我几乎什么都没做。

更重要的是，小李的出现会削弱我与远方的朋友和家人新发掘的共同感。我成年后的生活—旅行、成功和创伤——对我所爱的人来说大多是陌生的。我无法和堂兄弟姐妹或儿时的朋友谈论弄到伊朗签证那一系列令人抓狂的行动，或者提起冬日早晨，在高加索地区和一个杀手喝得酩酊大醉的诡异感，又或是当我在酒店房间里醒来，记不起自己身在哪个国家时的极度孤独。

然而，我可以和他们愉快地聊上几个小时，谈论苹果酱可能会让婴儿便秘，或者和学步期的孩子一起坐飞机有多痛苦。成为母亲赋予了我一些东西，一些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一直在错过的东西：与所爱的人共有的重要人生经历。

只是，这些经历中多了一个小李，这让情形——让我——又变得与众不同起来。

当我开始把小李排除在照片之外时，我觉察到，我认识的大多数家庭似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以前的同事、邻居，以及我通过小区宝宝群认识的父母——他们晒的照片里都没有保姆的脸。

他们都说过这样的话，比如“习阿姨跟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这听起来既温馨又充满爱意，仿佛阿姨们不是劳动者，而是血亲或义工。但是照片不会说谎。如果你想了解弥漫在家务劳动中的矛盾心理，请查看照片记录。

两边都得检查。因为我还发现了另一件事：保姆也把雇主排除在外。

小李和小区的其他阿姨喜欢带孩子去街对面的室内游乐场。我很乐意把这部分育儿工作交给别人做。我讨厌粘在塑料和橡胶装置上的鼻屎、洗手液和口水的混合物，讨厌扬声器里传来的口齿不清的童谣的尖利声响，讨厌当某个七岁大的粗壮孩子用手挠马克斯的脸或因为好玩把他推下滑梯时，我必须表现得若无其事。

小李起码能假装喜欢这种活动。马克斯真的很喜欢这个地方。我当然很满意空荡荡的家。大家各得其所。

回家后，小李会自豪地拿出手机，翻看照片：马克斯趴在一张水床上，透过半透明的塑料薄膜研究假鱼；马克斯还不会跳，只好困惑地坐在蹦床上；马克斯无助地笑着，看气球绕着他的头飘飘荡荡。

她没法把这些照片发给我。她没有电子邮件，我也没有智能手机。但她随身带着它们，这个不断扩充的记录我儿子生活的档案册。这些都是在外面的世界，在远离我的地方——或者在家里，当我和汤姆不在的时候，用手机抓拍的记忆。

我一直不知道她为什么给马克斯拍了这么多照片。她会在晚上或者周末看他的照片吗？当然不会。我是说，这不太可能吧？也许她只是拍着玩，好打发时间，或者万一我们要求她证明自己的工作时间或者证明她对孩子的爱，这些照片能给她一点保障。

我想知道她是把这些照片给她的女儿或丈夫看，还是回河北的时候给家人看。这些问题毫无意义，无法回答。我认识的每个保姆都给照看的孩子和工作的房子拍过无数张照片。每当我在一部手机上看我孩子的照片时，我会意识到这张照片只是手机中数百张照片中的一张，往左或者往右划，都可以看到一连串照片。

显然，其他照片不是给雇主看的。我看过保姆在雇主卧室里的自拍照；假期在雇主家里举办派对；借他们的衣服拍照。她们总在拍照，但雇主们永远不会出现在她们的照片中。

除了彼此，我们什么都会拍下来。

我想，双方都心存幻想。保姆们假装住在这些舒适的房子里，是这些胖宝宝的妈妈。也许她们有时是在玩换装游戏，道具不只是雇主的衣服和房子，还有孩子。

作为雇主，我们假装我们优雅的存在是自己工作和优秀品质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其他女人的劳动成果。房间之所以干净是因为有人打扫过；孩子们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是因为家里多了一个大人。养育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可恶，我们就雇了一个。但是没人想这么说，至少不能直说。

我们都假装这不是一份工作，也与劳动力、金钱和日程安排无关。雇佣关系是我们共处一室的唯一原因，而我们却把它视为一个不方便，甚至令人厌恶的事实——我们第一时间想从照片中裁掉的一部分。

我把小李放在镜头之外，但并不觉得这样就能让我好过多少。我不喜欢假装她不存在。她讲的故事、唱的歌、脸上的微笑永远铭刻在我孩子的脑海里——我怎么能把她有血有肉的身体从存在中抹去呢？

我怎么能在哀叹自己消失的同时，抹去另一个女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