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长镜头”早已不再是亚洲电影的标志

2018-09-22 09: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届北京国际短片联展于2018年9月14日～24日在北京举办，导筒将持续带来本次BISFF评委及导演们的系列专访，本期我们将带来评委郭晓东的采访。

BISFFx导筒

►评委介绍：

郭晓东

电影导演、制片人、剪辑师、策展人。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电子学系，硕士毕业于瑞士日内瓦美术学院“真实电影”专业；创办新加坡左旋电影私人有限公司，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梧桐树》、《丘山》、《模样》、《树房子》等亚洲与国际合制电影项目；以独立剪辑师的身份参与《轻松+愉快》、《清水里的刀子》、《之子于归》等多部电影的后期制作；作为策展人长期策划亚洲国家电影展映和论坛活动，作为主要发起人于北京成立亚洲电影共同体“新亚洲影志”。

行动中的亚洲影像

亚洲影像是提倡行动的影像。让影像发生，始终是亚洲创作者的重要方法论。创造力等于行动力，行动既创作。对于个体如是，对于整个创作群落亦是——如果我们将亚洲影像放入现实语境去考量观察，将会发现它是始终在奋不顾身的运动之中。这种行动构成了我们最强的声音，也是最具生命力的部分。

作为“北京国际短片联展”策划和主办的一个长期项目，“行动中的亚洲影像”将成为一个集齐论坛、放映、讲座的影展特别策划单元，此后每年一届。BISFF将每年特邀亚洲某区域特定影像创作群落在影展期间进行特别推荐和引发交流，联接群体，产生观点，促进行动。

►采访正文

导筒：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电影结缘的？

郭晓东：

2002年到巴黎读研究生时，因为学习法语的原因，看了大量的剧情和纪录电影，尤其是对图片摄影师雷蒙·德帕东和威廉·克莱恩导演的纪录片很感兴趣，再后来又接触到了早期美国先锋实验电影。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这应该说是比较晚的电影启蒙了。

桑德里娜·伯奈尔和雷蒙·德帕东1990年在戛纳海滩

威廉·克莱恩 William Klein

导筒：

2002年从北大电子学系毕业后为什么会去巴黎国际视听学院进修电影制作技术？

郭晓东：

当时我是法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去法国工程师学校深造。学电影不是我的本行，如果转行就自动放弃奖学金。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电影两条路，要么在国外打工学电影，要么不学就回国做电影。因为理工科基础的原因，最后决定了在巴黎从电影技术开始学起。

导筒：

巴黎国际视听学院和瑞士日内瓦美术学院“真实电影”专业的不同学习经历给您带来什么？

郭晓东：

巴黎的学校比较偏重电影技术和实践，而日内瓦的学校注重电影理念和创新，有着完全不同的教学方式。巴黎的学校一个年级几十人大多是法国人，而日内瓦的学校一个年级只有八个学生，而且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有不少并不是科班学电影的。后来回国的工作经验让我感觉到当时在法国和瑞士受到的教育，尤其是日内瓦美术学院的那段时间接触到的人和超前的电影理念，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在不停发挥着作用。

导筒：

您的第一部作品《车失》拍摄在您结束校园生活的那年，当时这个片子的故事和创作过程能简单聊一下吗？

郭晓东：

那是一个完成在2009年，去了国外的几个影展，但是在国内只放映过一次的电影，没记错的话是2010年在方家胡同猜火车，是我在日内瓦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大学毕业后改行做保险销售的年轻人生活和工作上面临的双重困境。当时有很多人问我这是一部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对我来说这就是一部电影，我感觉那时在国内对于电影类型的区分还是非此即彼的。现在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年轻人的电影是模糊剧情和纪录边界的，但那时我在国内并没有看到很多。

郭晓东《车失》（2009）

导筒：

2009年拍摄纪录片《车失》以后，您开始逐渐以制片、剪辑或策展人的身份参与更多的电影工作，跨度都不小，您是怎么权衡和处理这些位置上的身份变化的？

郭晓东：

国内的独立电影创作状态和欧洲国家是很不一样的，国外的政府基金支持独立创作，哪怕是学生电影（《车失》就拿到瑞士政府的电影基金）。而国内是没有政府支持的，独立电影的行业分工也是不存在的，很多应有的职位因为现实困境没有人做。我一直认为这些很少人做的事情，比如策展、比如制片、比如剪辑是极其重要的，而这些事情又恰恰是我所学并且擅长的。

《梧桐树》主创在山形国际纪录片节，郭晓东担任制片人

导筒：

以不同身份合作不同导演，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细节，可不可和我们分享一些在制片或者剪辑过程中难忘的事情？

郭晓东：

我在制片和剪辑的过程中遇到的更多的是困难和获得了如何克服困难的经验，也许别人会觉得有趣，但是亲历者的视角是不同的。大部分没有做过电影的人认为电影是带着光环的，但在我看来电影就是一个需要耐得住性子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工作，做电影感觉最幸福的不是电影节入选或者电影获奖，而是出现难得的灵感，那会让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行业是对的。做电影很难，但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在我做策展规划、制片设计和剪辑构思时都曾经出现过非同寻常的灵感，这种东西是稍纵即逝的，不知何时会出现，抓住它就是抓住了电影的灵魂。

苏青 / 米娜《梧桐树》 (2018)

导筒：

在这些身份或者说是创作的不同角度中？您更喜欢哪一种身份或者哪一种位置？

郭晓东：

同时做制片人和剪辑师是很难平衡的，因为一个要对资本负责，一个要对艺术负责，往往会出现把压力施加给自己要扮演的另一个角色的局面。演员做到一人分饰多角在我看来容易一些，而真正生活和工作中能做到这一点真的很难。不停地自我对话、转换视角看待同一工作、学会用不同的方式给自己解压是每个多工种电影人都需要掌握的技巧。

郭晓东担任剪辑——耿军《轻松+愉快》 (2017)

导筒：

新亚洲影志的核更像是一种文化公共教育和平台，为什么会取名“新亚洲影志”？您是在什么契机和状态之下构想并开启这个项目的？

郭晓东：

每一个简单的出发点都可以是一个多元平台的开始，新亚洲影志也是这样。我在2016年釜山电影节上认识了越南导演张明归并邀请他来中国做了第一期的亚洲电影人活动，现在一年半的时间已经做到第十六期了，超过二十位的亚洲电影人带来了超过三十部的亚洲电影。这些电影大部分是从来没有在中国放映过和完全不被观众知道的，因为这些电影与主流电影无关，大部分没有做过发行，所以在中国的电影院甚至是盗版电影里都是找不到的。

在与这些电影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一起探讨电影的可能性，共同拓展电影的边界。在今年七月，新亚洲影志开始了公开课和工作坊项目，传递不同电影理念，分享独特电影经验。“新亚洲影志”是一个亚洲电影共同体的概念，它既代表亚洲电影的历史传承，也意味着亚洲电影的志向高远。

张明归《镜子之城》 (2016)

张明归和耿军担任导师的新亚洲影志工作坊第一期合影

导筒：

欧洲的一些电影节对东南亚的导演和影像作品的追捧程度比较高，您是怎么看待的？

郭晓东：

曾经有一位颇为了解中国的外国友人说中国的独立电影并不“独立”，而是一种“依赖电影”。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电影生存根基，是否能保持思想和制作的独立是令人怀疑的；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一味相信国外电影节的选择是有问题的，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经过意识形态筛选的电影。我想即使绝对的独立并不存在，但有意识的保持距离是有必要的。现在的东南亚电影依然是一种依赖性很强的电影，大部分的东南亚电影人也没有找到与西方社会平等对话的独立之道。

新亚洲影志邀请越南导演张明归在北京宋庄进行新片《树房子》的粗剪工作

导筒：

您觉得亚洲文化在电影里的表达在未来从影像风格和内容上会有什么拓展空间和发展趋势？

郭晓东：

我不能预知未来的趋势，亚洲经济的崛起会让包括电影在内的众多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但话语权是双刃剑，要小心使用。从电影艺术角度来讲，亚洲电影就是“长镜头”的说法已经是很过时的了，不是因为亚洲电影不再拍摄长镜头，而是我们在全世界的电影里越来越多的看到了长镜头，那不再是亚洲电影的标志了。电影也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从关注外部环境逐渐走向关注自我内心的转化，但这也不仅是亚洲电影的变化，而是全世界电影的变化。

郭晓东担任剪辑——杨弋枢《之子于归》(2018)

导筒：

针对新亚洲影志第一期工作坊学员的学习过程和成片状态，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之后的工作坊计划上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

郭晓东：

新亚洲影志第一期工作坊是模版式的电影“合作社”，17位学员在两周时间内互帮互助、齐心协力创作出了12部短篇电影。工作坊的导师都是专业人士，但是我们设法降低电影的入门门槛，让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第一期工作坊的回顾在新亚洲影志的公号里可以看到，也有经过所有参与学员授权的电影在网上可以全片观看。之后的工作坊每两个月一期，方式方法同第一期相同，我们坚信自己的直觉判断，也坚信自己的专业素质。

导筒：

目前手头的工作除了新亚洲影志以外，接下来有正在筹备或者合作的作品电影项目吗？

郭晓东：

新亚洲影志平台上缘起的项目已经开始呈现出增长趋势，我今年在北京宋庄启动了电影后期制作驻留计划，越南导演张明归的电影《树房子》上个月在北京做出了第一版粗剪，韩国导演李秀妌拍摄多年的新片也即将在宋庄开始一个月的素材整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