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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150周年︱西乡派的衰落与木户派的繁盛

[日]坂野润治著宋晓煜译

2018-09-25 15:51

私家历史 >

山林不同

西乡派因西乡隆盛的死亡而走向衰落，与此相反，1877年5月26日木户孝允亡故后，木户派反而走向繁荣。明治四年（1871）末，与政界密切相关的萨摩商人五代友厚曾写下如下语句，该句话恰恰揭示了木户孝允死后木户派走向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乡隆盛

大和尚（西乡隆盛）所持山林，树木当时不堪大用。大隈、木户之林则不同，山林中有良材相助，故可谓日渐繁盛。

写于明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从木户孝允死后伊藤博文、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五代友厚可谓一语中的。如果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讲，对于木户派而言，政敌西乡隆盛的兵败身亡留下了不少政治利益，这些利益完全足以弥补木户派最高领袖去世所造成的损失。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明治维新以后木户派的盛衰一直与西乡派成反比。掌管大藏省大权的井上馨被迫辞职时，正好是岩仓使团考察欧美、西乡隆盛政权留守日本之时（1873年6月）。至于1874年5月木户孝允辞去参议之职，则是为了反对政府内部与鹿儿岛西乡派联合出兵台湾。

另一方面，1875年初，木户派为了“一扫芋”（即一扫萨摩）推动了“大阪会议”的召开，此时“台湾出兵”刚刚结束没多久。而当同年9月江华岛事件爆发时，木户派再度陷入孤立，他们担心鹿儿岛的西乡隆盛借机生事，不得不向政府内的萨摩派妥协。按照这个逻辑来推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1877年西乡隆盛的鲁莽叛乱给木户派带来了怎样的活力。

“野蛮芋贼”

举例而言，远在柏林的驻德公使青木周藏听闻木户孝允亡故的消息后，给伊藤博文写了封信。信中掺杂了对西乡派趋于劣势的欣喜，以及对本派统帅木户孝允亡故的悲叹。两种感情在信中的比例非常微妙，颇为耐人寻味。首先，他设想了西乡军的败北，并以此为前提讨论了战后的处置问题。

据闻野蛮芋贼毫无悔悟投降之意，继续于日隅〔日南、大隅〕日南位于九州岛宫崎县，大隅是指九州岛最南端的大隅半岛。——译者注边陲抗战，……不言而喻，贼徒投降之日，决不听取所谓宽大等文字，弟所祈望者，宜早日彻底实现讨伐之功，自明治十一年起，三十五县之政治纯然归于一途。

在本书引用的众多史料当中，虽然有不少史料都用“芋”代指西乡派，但是“野蛮芋贼”这种表述还是头一次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管窥木户派对西乡派的憎恶及轻蔑之情。在引文中青木周藏指出，西乡派投降后，政府绝对不要听取“宽大”处分等意见，应把鹿儿岛这个“独立王国”降格为普通的“县”，真正实现全日本的统一。

虽然青木周藏主张对西乡派采取彻底镇压的态度，但是对于民权派（民选议院派），他的态度却包含着两种含义。他把民权派定位为“文明开化狩猎之猎手”。“猎手”是指听从“狩猎师”的命令把猎物从草木中驱赶出来的“狩猎助手”。负责打死猎物的是“狩猎师”，即长州一派。在他看来，过分压制民权派可能会影响“文明开化”的进程。

西乡派被称为“野蛮芋贼”，民权派被类比为听命行事的“狩猎助手”，从青木周藏的语句中可以发现，长州派（木户派）自视甚高，精英意识很强。可能读者一时间会觉得难以置信，在此举例如下。

高知近况如何？三千五百万人民中，或羡慕共和之政体，或单单主张民权者，除高知县以外尚有许多。然则此类人士相当于文明开化狩猎之猎手，若强行压制此等人员，狩猎师反而会令猎物逃脱。故，依愚弟所见，朝廷不宜对其过分压制。

不过，青木周藏还在信中指出，高知的民权派隐藏着仅次于西乡隆盛等人的武装力量，因此应注意防备。他从报纸上得知，板垣退助等人的旧土佐藩藩兵，即当时的高知县士族“储备八千余枪支”，建议镇压完鹿儿岛后，军队应在归来途中顺便把高知县的枪支全部没收。

在1874年以来的日本政治史中，板垣退助组织创办的立志社逐步演变为自由民权运动政治结社的核心。然而在此之前，从1868-1869年的戊辰战争到1871年的废藩置县、再到1873年的“征韩论政变”，板垣退助等人的武装力量是仅次于萨摩、长州的“革命军”（本书第四章中的“第一官军”）。青木周藏提议，应解除鹿儿岛和高知的武器装备，并把其他地区的民权运动发展成“狩猎助手”。

西南战争中政府军形势一片大好，正当青木周藏兴致勃勃地绘制新时代的蓝图时，他收到了木户孝允的死讯。木户孝允称得上是长州倒幕派的最高统帅，而青木周藏则是长州倒幕派的一员。如下段落引自青木周藏的同一封书信，对此，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木户孝允

弟听闻松菊〔木户孝允〕木户孝允，号松菊，去世后也被称为“松菊木户孝允”“木户松菊”“松菊木户公”。——译者注春日以来状况不佳，五月廿六日薨逝。无论为公为私，均遗憾不已。……如阁下所知，弟亦亡翁生前厚庇中之一人，一向承蒙眷顾，忽闻薨逝，不得灵前长别，抱憾之情，千千万万。依愚弟所见，亡翁远行，或将多少牵连全国政策，抑或者吾方优势尚在。以上种种，如今有赖阁下〔伊藤博文〕与世外兄〔井上馨〕斡旋处理。国事操劳，诸多事宜还需学习，遥祈诸事无恙，为国多加保重。

青木周藏缅怀了木户孝允生前给予的关照，深切表达了哀悼之情。但是在信中，他并不认为木户孝允的去世会导致长州派势力衰落。虽然引文中只出现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的名字，其实青木周藏还在信里祝福品川弥二郎、山县有朋、山田显义、三浦梧楼等长州派军人前程似锦。

急需重建的日本财政

如前文所述，明治四年（1871）萨摩商人五代友厚对于木户孝允的“山林中有良材”一事颇为眼热。当木户孝允去世之后，这些良材反而长势更好，在各个领域发光发热。换言之，西乡派因西乡隆盛的死亡而走向衰弱，木户派却没发生类似的情形。

伊藤博文

青木周藏在信中列举了伊藤博文和井上馨这两个名字，认为这两人将挑起木户孝允留下的大梁。笔者已在前文指出，井上馨此时正在伦敦。大阪会议以来，井上馨坚持研究渐进的“立宪制过渡论”，即使身在伦敦也没放弃学习。西南战争爆发后不久，井上馨给病中的木户孝允写信，斥责道：

纵使身体抱恙，如今年龄尚且不满五十〔45岁〕，私以为兄台毕生之一大事务，若乃明确立法行政之区别，编制constitution of monarchy〔立宪君主制〕，削减中央权，树立人民代表议政之风，则形成习惯，勿使人民、职业蒙受政府之害。

前文中笔者已经指出，井上馨的信件虽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是他的文章语法有时令人费解。简而言之，井上馨责备木户孝允，认为木户孝允还没到五十岁，就算生病了也不该放弃他自己定下的“毕生之一大事务”，即建立“明确立法行政之区别”的立宪君主制。

笔者在引用井上馨的信件时把constitution of monarchy翻译为“立宪君主制”，可是原文中与“立宪君主制”搭配的动词不是“树立”或“确立”，而是“编制”，这点有些奇怪。或许应该把它理解为“钦定宪法的编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第五章所述，木户孝允自从明治五年（1872）一月抵达华盛顿后，五年间一直在努力完成“毕生之一大事务”。

信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对于木户孝允“毕生之一大事务”，比起木户孝允本人，他的弟子作者在原文中用了“弟子”一词。不过木户孝允1833年出生，井上馨1836年出生，两人年龄相差不大，而且木户孝允和井上馨都曾在长州藩藩校明伦馆学习，没有入学吉田松阴主持的松下村塾。木户孝允在明伦馆学习期间，吉田松阴在明伦馆执教，故而木户孝允曾跟随吉田松阴学习兵学。井上馨则是因为和松下村塾的学生伊藤博文等人关系密切，常被误传为松下村塾的学生。也就是说，木户孝允和井上馨不存在师徒关系。作者应该只是想用“弟子”一词强调井上馨从木户孝允处获得思想理念上的指导。——译者注井上馨反而更加熟知。并且在这个时间点，西南战争刚刚爆发，井上馨断言道，制定宪法这件大事需要耗费数年，纵使再久也在所不惜。他向木户孝允表达了他的决心，内容如下：

小生三年留学期间终归无法实现，故此时恰可反复钻研，且三年间土地人民必然不会消失，〔归国之后〕必将成为兄台之左右手，倘若不能达成毕生之目标，则死不瞑目。……

既然身在伦敦的井上馨明确提出，他的目标是制定钦定宪法，明确区分行政和立法的权限，在此基础上“削减中央权，树立人民代表议政之风”，那么我们可以断定，井上馨在木户孝允去世以后继承了木户派的这一路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何大约四年后井上馨会告诉福泽谕吉，政府打算召开国会。反而是大吃一惊的福泽谕吉显得并不了解木户派的内情。

然而，木户派，尤其是井上馨的基本政策并不仅仅是引入立宪制。如第三章所述，井上馨同时还主张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健全财政论”）。1877年10月6日，伊藤博文刚刚协助大久保利通镇压完西乡隆盛的叛乱，接着就从国内给井上馨写信，告知政府财政因镇压内乱而变得极为紧张。如本章第3节将介绍的那样，西南战争引发的财政困难直接影响到了大久保利通身故后大久保派的动向。就连本非经济史专家的笔者都能从这封信中了解到财政问题的大致情形，在此引用相关内容如下。

只恨乱后处分之时，难事百出，苦思焦虑。会计账目已定，私以为兄必颇为担心，特此奉上，敬请一览。

征讨费用刚达三千八百万日元，就已立即补充不足。如今尚需八百万日元方能成事。如此算来，总额已接近五千万日元。……费用之高，实乃巨额，甚为棘手。然则眼前唯有竭力克服。推察前途，颇为战战兢兢。

一方面，大阪会议以来的政敌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兵败身亡；另一方面，日本财政濒临破产，急需重建。面对这样的情况，井上馨已无法继续在伦敦安心学习。西乡隆盛自尽后过了两个星期，井上馨给伊藤博文写信，要求政府下达让他立刻回国的指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木户孝允死后，当井上馨决定同时担当起立宪制和健全财政这两条路线的大任时，他的“立宪制论”比起“大阪会议”前后以及1877年3月给木户孝允写信时，显得有些趋于保守。

虽然他在1877年3月写给木户孝允的信件中说要“削减中央权，树立人民代表议政之风”，但是到了翌年2月，他在写给山田显义的信中强调：“既不采用非常之republican〔共和主义〕，亦不实行强化人民之权、政府掌握少许权力、依从人民异议之政治。”当然，有可能井上馨只是因为收信人不同而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然而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继承了木户孝允的地位，深感责任重大，故而变得更加慎重。

得知西乡军败北后，井上馨就催促身在国内的伊藤博文帮忙下达命其回国的指令。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仅仅过了19天，井上馨就从伦敦出发，7月14日回到日本。一方面是因为萨摩的黑田清隆与长州的伊藤博文联名发来电报，要求他“尽快还朝”；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因为井上馨自己急于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