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灏｜回忆乔佖先生

一

近年常常想起乔佖先生。

三十多年没见乔先生了。直到去年才辗转打听到先生已于2014年12月去世了。

认识乔先生，自然因为他是钱锺书先生在清华大学正式指导过的两位研究生之一。1986年夏天，忘了是谁告诉我，上海师大外文系教授乔佖曾是钱锺书先生的研究生。那时我已对钱先生很感兴趣了，当即联系了去采访乔先生。采访稿“钱锺书的风格”刊登在1986年9月2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此后几年里，与乔先生交往颇多，也常通信。

1986年9月27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登的采访稿“钱锺书的风格”

前两年偶然翻出几封乔先生的信，又去重新了解他。

乔佖先生是山西祁县人，乔家大院的后人（那时还没听说过乔家大院，这也是近年才知道的）。1922年生，1949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1952年清华大学外文系研究生毕业；1957年起任教北京大学西语系，1980年以后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没有专著，甚至没读到过他的文章，也没有整本的译著，参与翻译过英国作家弗·福塞斯的长篇小说《豺狼的日子》，以及《狄更斯评论集》中燕卜荪等几篇论文。

据他晚年时与他有来往的北大或上师大的老师回忆，乔先生从来不提自己是钱先生的学生，所以他们都不知道。为此，我还请清华大学的好友刘石教授查到了乔先生研究生毕业的成绩学分记载表。现照录如下：

学号姓名：38研7，乔佖。

籍贯：山西省祁县。入学年龄：26。

毕业初试：

成绩：87%。

举行日期：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

应考课程：

1. English Romanticism in the Age of Byron, Shelley and Keats；

2. John Keats。

考试委员：吴达元。温德、赵绍（应为诏）熊、罗念生、钱锺书、李赋宁、浦江清、卞之琳、周珏良。

论文考试：

导师：钱锺书。

成绩：82%。

举行日期：一九五二年八月十八日。

论文题目：A Critique of Keats’ Views on Poetry。

考试委员：吴达元、罗念生、温德、浦江清。

备注：学时已修满。

可以毕业。达元，九.十一。

乔佖先生清华研究生毕业的成绩学分记载表

吴达元是当时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估计这是他在清华签署的最后文件，因为当年6月公布全国高等院系调整方案，9月下旬全部完成，吴达元签好这份文件就随清华外文系一起并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而钱锺书夫妇也随即离开清华，调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此后再也没有指导过研究生。

乔佖在清华读研究生时认识了戈革，并成为莫逆之交。戈革在本世纪初写过一篇“钱锺书先生的几方印”（收在天马图书公司2006年8月出版的《半甲园丛稿》一书中），说到他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当研究生。他们那级研究生被称为“三八学号”，总共只有二三十人，男生不管什么系都住在相邻的几间宿舍，大家接触较多。“我认识了钱先生的研究生乔稚威（乔佖）兄。我们保持联系（偶尔有短暂的被迫中断），至今已五十馀载，彼此皆垂垂老矣！”我的朋友江晓原教授就是经戈革介绍而认识乔先生的。

戈革在文章里说：1958年，乔佖建议他给钱先生刻印，正中他下怀。戈革在那年10月为钱先生刻了两方印：白文“钱锺书印”，朱文“默存”。几天后又给杨先生刻了两方：白文“杨绛之印”和朱文“季康”。第二年戈革再为钱先生刻了一方朱文“槐聚”印。五方印一起由乔佖转赠钱先生。“钱先生很高兴，直接给我写信说要约定时间请我吃饭……乔兄被派到郊区农村去参加劳动（深翻土地），因此我覆信说，宴请之事只好等乔兄回来时再说。”但后来也一直没有吃成。（《半甲园丛稿》，179-180页）

戈革《半甲园丛稿》中所收“钱锺书先生的几方印”

钱先生那两方印倒是一直用着，唐吟方曾见过“默存”一印：“印面不小，三厘米见方，边款刻‘默存夫子  受业乔伈谨奉  戈革治印’。”（唐吟方《新月故人》，文汇出版社，2018年8月版，89页）“乔伈”显然是“乔佖”之误，亦可见唐吟方不知道乔佖其人。八十年代戈革又为钱先生治过三方印，是通过钱瑗转送的。

五十年代中，乔佖与戈革、周汝昌三人过从甚密，《半甲园丛稿》中留存不少诗词唱和。据说三人互有谑称，周耳背称“聋子”，戈近视称“瞎子”，乔谢顶称“秃子”，亦可见三人关系密切。

二

我认识乔先生时，他已六十多岁了，记忆中他中等偏高的瘦个子，大脑袋，完全谢顶，说起话来字正腔圆，特别引人瞩目的是骑一辆淡蓝色的轻便自行车，那年头自行车很容易被偷，他的宿舍在二楼，每天要把自行车扛上楼。

乔佖先生

那篇采访现在看来很一般，那时我对钱先生的了解还很肤浅，所以采访乔先生问不出特别的问题。有两个细节似可一说。乔先生说每次去钱先生家，都见他坐在书桌前的一个铁箱上，伏案写东西，桌上都堆满了书。

黄裳先生1980年写过一篇“槐聚词人”，回忆他1950年初去清华园拜访钱先生的情景：“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枱，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枱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榆下说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2月版，297页）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黄先生赴北京，到三里河去见钱先生，说起这篇文章，钱先生“指出我记忆中的一个失误。在他俩住的那间冷清清的大房间里，确有一只讲究的西餐长枱，但椅子是没有的。他说，那只不过是两只竖摆着的木箱”（《山川·历史·人物》，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11月版，224页）。杨绛先生也回忆说，当时家中简陋之至，“桌子借保康姐家的旧桌，箱子当凳子坐”（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0月版，267页）。乔佖先生回忆是坐在铁箱上，还是比较接近的。

另一个细节是钱先生上课时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讲课从不用讲义。只放着一本笔记本，但也很少看。他在台前踱来踱去，操着吴音味的普通话，口若悬河，旁征博引”。

采访刊出后，乔先生曾来信给予鼓励。后来也时有通信，我去上师大他的住处拜访过，他也骑着他那辆时髦的自行车来过我家。

说起他前几年何以从北大到上师大，主要是他一直单身，老母亲和姐姐在上海，调过来便于互相照应。后来我辗转听到在北大有些人事上的矛盾，乔先生与世无争的性格，也让他选择了远离是非之地。

记得乔先生提到过他和赵萝蕤先生关系很好，赵先生还约他翻译过亨利·詹姆斯的论文，乔先生说詹姆斯的文字没有一句话是好好说的，不知道他平时讲话是不是也这样曲里拐弯。这两天我正好在读《夏目漱石传》，夏目漱石也有差不多的评论：“亨利·詹姆斯的天赋是能把简单的东西说得跟天书一样难懂。”（[美]约翰·内森著，邢葳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5月版，85页）乔先生译的詹姆斯，后来收在《小说的艺术——亨利·詹姆斯文论选》，署朱雯、乔佖、朱乃长等译，2001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还记得乔先生说过喜欢英国幽默作家P. G. 伍德豪斯，但那时我对这位作家毫无了解，近年喜欢上了，却没有向乔先生请教的机会了。

我当年一直鼓动乔先生写点文章，还给他出过题目“燕园梦忆”，他回信说：“给我的这个命题作文却吓了我一身冷汗。前者自有张岱之《陶庵梦忆》，这个‘燕园’却不好梦忆得也。”（1989年9月26日）同年12月12日给我的信又说：“惟命弟写文则真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也。钱锺书先生曾骂人‘寸草不生的头颅，里边能有什么东西’（大意），这番却毕竟给他言中了。”钱先生这句刻薄话不知说的是谁，似乎未见别处引过。但乔先生终于一篇文章也没写。

乔佖先生1989年12月12日信

三

与乔先生聊天或通信，谈得最多的自然是钱先生。1989年杨先生的《洗澡》出版，乔先生“在沪上各书肆寻觅良久而终不获”，写信让我代找，我还是托了三联的朋友买到了。过了两个月我写信问乔先生对《洗澡》的看法，他回信说：“说也怪，该书断断续续读来，至今未能读完。相比之下，《倒影集》中之第一篇似更反映当时那些旧大学的风貌。不知我兄以为如何？”

谈得最详细的是电视剧《围城》播出后乔先生的一封信。我想在这里全文转引乔先生的这封信，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他的老师的认识是很深刻到位的，远远超过我那篇采访的泛泛而谈。信的开头说到林子清的文章，指的是《文汇读书周报》1990年11月24日刊出的“钱锺书先生在暨大”。

陆灏兄：

赐信收到。林子清老师的大文已拜读，记述详尽周全有如出之computer。

对于电视剧“围城”，我完全同意兄之高见。陈之饰方，确实难为他了。他缺少一些江南人的气质，体型上也不太吻合（似乎应较他矮一些，并稍胖一些——他虽然为此已减肥，但应是江南人的微胖）。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是导演竟找不到更合适些的演员？在这个问题上，饰赵辛眉的问题更大。赵应该更“洋气”一些，更“高傲”一些，而不是只是身体与外貌的粗大。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但原先也希望更好些。我感到失望的是：一开场那么长的在船上的镜头，那么多外国人，那么多“法语”。还有向克莱登大学爱尔兰人买假文凭，这本来也可以“虚”的手法处理，何必这样“详实地”处理？这些都不免给人“拖沓”之感。更使人难受的是，现在有些电影、电视和广告都是要弄几个“老外”，说几句外语，或者是让中国演员说几句使中国人和外国人都难懂的外语。这简直是一种灾难，是一种“爱滋病”。黄导演家学渊源，却也未能免俗！

兄忽然大发“考据癖”，然而弟以为这种索隐不易得到多少结果。钱默老绝不肯把他的“原型”照搬在小说里，他只是把某些“原型”的某些特征加在他的角色身上，而该角色的身世和行径却已从“原型”作了相当的改变。譬如说，作者确实通过方鸿渐的嘴说了某些尖刻刺人的语句，也就是作者在某些问题上让方作了他的代言人。但方的经历与行径则绝不是作者本人的。钱默老这位先生绝不会作“自我曝露”将自己“解剖”于读者之前。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另外，苏文纨介绍艾略特，这是与赵萝蕤吻合的。但钱曾追赵这种说法，则是第一次听到。恐怕是不确的。赵与陈结婚，有人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据闻是有人说过的，但似乎不是钱。褚慎明显然是写当年清华哲学系的那派人，但不一定是金岳霖。关于赵萝蕤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父亲是当年燕京神学院院长赵紫宸，是位宗教学者，也教授“杜甫”。一家都是基督徒。赵大学在燕京，后去清华读研究生，然后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赵与钱在清华的时间差不多先后。但两人似乎并不相谐，这也是不足为怪的。钱杨在清华大概很早就相熟订亲了，两人都是无锡同乡。因此我不相信钱会和赵有过一段追求什么的。至于像唐晓芙和孙柔嘉这样的人物则更难以捉摸了。方遯翁身上有些钱老父亲的影子倒恐怕是事实。杨绛先生的《记钱锺书与〈围城〉》说明一定的问题，但对一些扑朔迷离之处并没有揭开更多的幕纱。匆匆奉复并候编安。

乔佖  12.11

乔佖先生1990年12月11日信

四

当年的我太功利，乔先生不愿写文章，后来联系就渐渐疏了。记得有一次在大光明看电影，散场时看到乔先生陪着他老母亲和姐姐也在看电影，匆匆问候一声，之后就没再有往来。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年5月10日刊发罗逊的“拍场一瞥：戈革与杨文治、钱锺书、金庸、张伯驹的信”，其中有一通戈革1993年12月30日给杨文治信的照片，最后一段说：“乔佖近来得了‘淋巴慢性增生白血病’，他精神很低沉，弟亦爱莫能助。”乔先生是二十一年以后才去世的，不知道他一个人晚年过得如何。真应该去看看他……

（感谢江晓原教授提供《半甲园丛稿》相关资料）

附录：

钱锺书的风格

陆灏

有人曾给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作了一番统计，发现这部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稀世巨作所征引的西方学者和作家就达千人左右，著作多达一千七、八百种。钱锺书先生囊括中外、纵横古今的渊博学问已为中外学者所惊羡折服。

钱锺书先生在解放初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当年他的研究生现在都已成了专家、教授。此刻坐在我对面的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乔佖教授就是五十年代初钱先生的研究生，于是话题马上就转到了钱先生的治学和为人上了。

乔佖先生还很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时大喊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在图书馆中遍寻不获。正巧，这时钱锺书先生也来借书，他便上前去请教钱先生。钱先生听了这个典故后笑着对他说，你到哪一个架子的哪一层，哪一本书中便可查出这个典故。果然，这位同学按钱先生的指点找到了这个冷僻的典故，不觉大为惊讶！

钱先生当时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已经是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围城》《谈艺录》等惊世之作早已使世人对钱先生佩服之至。钱先生的笔锋犀利尖刻、峥嵘恣肆，使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对待学生是很宽容的，温煦和蔼，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不得不对他产生敬畏之感。乔先生回忆说当时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这位同学没有好好思索，而是从几十本书中东拼西抄凑成一篇，草草交帐。不料，钱先生在他的读书报告上不加一句评语，只是把他所引的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上都笑话这位同学，但心里却都有些毛骨悚然。

钱锺书先生天赋高，记忆力强，已是众所周知的。几年前他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美，他回答美国学者的各种提问时对答如流。虽然有些东西他已好久没碰了，但一旦他要引征，却恍如前晚刚翻阅过，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使美国学者目瞪口呆。可是，钱先生的成就并不只是凭着他的天赋、记忆，更重要的却是后天的勤奋努力，“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据当时清华大学的师生回忆说，清华所藏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钱锺书的名字。乔先生回忆说，那时流行的一本词典是《简明牛津词典》，他们的词典用了几年仍然很新，而钱先生的这本词典已相当旧了，而且每一页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几乎都写满了注解，可见他花的功夫之深。乔先生说他们每次去钱先生家，都见他坐在书桌前的一个铁箱上，伏案写东西，桌上都堆满了书。

钱锺书先生没有藏书癖，他隔几天就去图书馆抱一大堆书籍回家。乔先生说：“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钱先生又最有藏书癖。因为他的书都藏在脑子里了。”

钱锺书上课时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他讲课从不用讲义。只放着一本笔记本，但也很少看。他在台前踱来踱去，操着吴音味的普通话，口若悬河，旁征博引。一会儿英语，一会儿德语、法语、拉丁文或希腊文，学生们简直跟不上他的思路。论文答辩前，每个学生都有这么个想法：其他老师提问，或许能应付，只要此老一问，便完蛋。

乔先生在四九年到五二年曾随钱先生研究英国文学。虽时过三十多年，但当年钱先生的教诲和钱先生本人的为人治学都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原载上海《文汇读书周报》1986年9月27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