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海斌︱陈恭禄与萧一山笔战述评（三）：史事与史观篇

按语：1930年代初，在两位年轻的历史学家陈恭禄与萧一山之间，围绕后者所著《清代通史》下卷，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主战场，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异常激烈的“文字战”。当年（1932），陈恭禄三十三岁，为金陵大学历史系讲师，萧一山三十一岁，为南京中央大学教授。论战过后，后者搜罗各方辩论文章，辑成《〈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8月版），并特作一长序，从自身立场回顾“辩论”始末，从一开始得见陈文，“闻而色喜”，鉴于“讨论之责任”而“竭诚答之”，到无法忍受对方“强诬狡赖”，进而“痛心国难，疾首士风”，不得不“浪费笔墨，详函申辨”，透露心态的曲折变化。这一场以“学术批评”为导火线而引发的笔墨官司，此来彼往，步步升级，生动呈现了民国学界生态的复杂面相，文字锋芒背后，蕴含当时学人之基础素养及各自汲引的思想学术资源，公共媒体性质的大报副刊为“书评”所提供的发表空间也充满了张力。（详拙文《陈恭禄与萧一山笔战始末》，《南方周末》2023年8月4日）陈恭禄书评从“论历史方法与史料”（举例凡十）、“论作者应有之态度”（举例凡三）、“指正书中错误”（举例凡十）、“指摘别字”（举例凡四）等四方面立论。最后一项，萧一山既诿责于“校对疏忽”，辩解说“印讲义作者均不校对，一委诸印刷局手民，故别字连篇也”，此处也不再赘。惟前三项兹事体大，质言之，包含了史法、史料、史观及史事考辨，荦荦大端，多关系“史学根本问题”者，与萧一山诸反论合观比勘，足资启发。窃以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发轫期的学术派分、暗中竞逐，在陈、萧二氏笔战文字中多有透露，藉此可窥1930年代学界主流、非主流各派在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

萧一山（1902-1978）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讲稿辨论集》，北平中华印书局1934年

陈恭禄（1900-1966）

裘陈江编校：《陈恭禄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

萧一山研究有大刀阔斧，创榛辟莽之功，然不以史料、考据见长，似为当时不少学界中人所认同。谢国桢便说“作者的三卷《清代通史》能弘而不能精，这是不可讳的事实”（《新书介绍：清代通史下卷甲集二册（铜山萧一山著）》，《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2期，1932年）。夏鼐也举出不少例子，证明“关于材料的整理方面，萧先生也似乎不很精明，不很能干”（《萧一山著〈清代通史〉》，《图书评论》第2卷第5期，1934年）。关于“书中之错谬繁夥”，陈恭禄书评“聊举十例，以概其余”，案例侧重“外交史”方面，均采自“英法联军之役”一章（《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1932年10月3日）。

对于上述举证，萧一山全然不服，起而抗辩，他说：

陈君又杂举十例，以证明全不知当时之情状。殊不知陈君不但未取各书与愚书对照，即愚书亦未能尽读，甚且文义不懂，妄加指摘，其浅薄可笑，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至于愚书取材何处，更漫不知悉，而惟以稗史赅之。天下批评之易，无过于此！

答辩文也“姑举两例，以概其余”。此处回应的二例，也是日后往复辩论的两大主题，一曰“天历斡旋之作为与否”，一曰“圆明园被焚之责任谁属”（《答陈恭禄君评拙著〈清代通史〉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1932年11月3日）。又，1934年萧一山据在海外发现的新史料，二度致函《大公报》，详论英人入广州城事，坚持认为陈恭禄所驳“文翰与徐广缙严禁英人入城章约”确有其事（《附函论徐广缙与文翰禁英人入城事》，1934年7月10日）。

萧、陈二氏唇枪舌剑，枝节丛生，牵出大小问题无数，已超过一般意义的“考证”范围。萧一山批评对方“无考证常识”，在识字、考文、辨伪、征实之外，对“考证”似有别解，表示：“陈君所言全系支节，易为读者所厌。愚就天历斡旋作伪与否，及圆明园被焚之责任二事立论，问题甚简，举证颇多，若留心史学，或研究近代史者，当不惜细读，以辨明是非也。”为避冗琐，末节细故不具论，本文主要就前述三例梳理脉络，并尝试分析其背后隐藏的史观差异。

陈恭禄（1900-1966）与萧一山（1902-1978）

萧一山：《答陈恭禄君评拙著〈清代通史〉——致〈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者书》，《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3日

一、“天历”问题

太平天国彻底废除了旧的历法，创制了一种官方新历，叫做“天历”。中国历代沿用的太阴历，因每隔几年就有一次闰月，所以不规整、不吉利、不完美。用罗尔纲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太平天国要求完满，要取吉祥，反对亏缺，避忌有欠缺的事物。他们宣传‘太平天日平匀圆满，无一些亏缺’，一用闰法，就显露出有所亏缺，触犯了太平天国的避忌。所以天历绝对排斥用闰法。”（《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自序》，1955年）天历以三百六十六日为一年，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以立春为元旦，天王洪秀全发布圣旨：“每四十年一加，每月三十三日，取真福无边、有加无已之意。”这样一来，天历一年较地球公转一周的实测值为多，运转日久，时差愈显，十年约多出一周，四十年约多出一月，误差达到了两个多月，较原来的太阴历更甚，这就面临一个协调问题。天国追求“平匀圆满”，忌讳减、缺等词语，故而用“斡旋”一词，一般认为干王洪仁玕（1822-1864）所创。所谓“斡旋”，指每四十年定为一周期，将前三十九年累计多出来的天数“斡旋”去除。

罗尔纲：《天历考及天历与阴阳历日对照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

“斡旋”问题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天文科学问题，同时也带有“天国政治”的加成意味。陈恭禄不满于“天历”取“真福有加无已”之意，不合于科学，不宜于农时，对“斡旋”效果并持怀疑态度，以为不仅不能补足四十年之差，且“颇足以证明洪、杨之无知创作”。萧一山立论相反，主张“天历问题，洪仁玕之斡旋，实最合乎科学”，反驳道：

洪、杨之有知无知，此为另一问题，天历斡旋，实由“天情真道”，“便民耕种兴作”而来，何能证其无知？此非“本于好恶，不辨是非，妄发议论之谓乎”？弟仅述其历，即谓“存有袒护之心”，然则太平天国一章，当置于《清代通史》外矣，可乎？

关于何人主持“斡旋”，“斡旋”方法为何、效果如何，二者见解不一。主因在于“史观”分歧，陈恭禄声言“吾人所欲明知者，天历是否合于科学，或宜于农时也”。另一原因在于载录其事的太平天国“旨准颁行诏书”出处不同。《清代通史》讲义“多根据中文史料”，陈恭禄则采信刘复据大英博物馆所藏辑印的《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其中太平天国颁行诏书总目中有“颁行历书”，而以“其文抄自外国图书馆，自极可信”。同一诏旨，同一事实，同一文字，双方推算结果却不一，陈恭禄遂疑前者“作伪矛盾”。

刘复辑《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

萧一山身负“作伪之罪”的指控，不得不极力自证。在前期辩论中，他只能相对悬空地批评对方“不特不明历法，且致疑历书”，“至引太平天历一条，则荒唐悖谬，莫可究诘”，无法实证反驳；直到出国后，在伦敦得见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庋藏太平天国原刻历书和诏旨，终于可以用实物证明自己原引不误——

弟似无须将此书全摄影，以求见信于陈君，谨附照片一页，上半页为杨秀清等原奏之尾，下半页为天王诏旨之首，俾读者可以证明弟“多据稗史”之讲稿所录，与此“外国图书”、“自极可信”之原本，固丝毫不差也。（照片附印于此。）

萧一山专门摄制照片，附入辩文（后收入《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国立编译馆1936年影印行世）。海外游历的史料收获，不期然地成为了辩护物证。他庆幸“天假弟以英伦之行，否则弟不能举原书为证……陈君亦可狡辩，而使此谳百年不能决，则弟终身将有圜户琅珰之忧，而后之人亦视为疑狱矣”，反过来批评陈恭禄“根据刘氏文件，脱遗一字，妄为推断”，这些都成为后者“无考证常识，而又‘迷信外国’”“无辨别真伪常识，而又‘强人入罪’”的证据（《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1934年4月28日）。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三）》，《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7月21日

二、圆明园被焚之责任

陈恭禄列举“书中错谬”十例，其第五例云：

圆明园被焚，作者初称巴夏礼泄忿所致，继称华人先行焚掠，后称英、法军下令纵火，见二八七及二八八页。此段所叙各节，均非事实，实则由额尔金主张报复，下令英军单独执行也。

质言之，问题症结在于证明“园之被焚，究由何人负责”。据陈恭禄归纳，《清代通史》中“圆明园被焚共有四说”，异说杂陈，莫衷一是，“双方争论之点”，大致包括（1）圆明园是否为巴夏礼泄愤所焚；（2）抑为额尔金下令焚毁；（3）抑由华人先行焚掠，然后英、法军下令纵火？萧一山应辩之际，再申己说：

圆明园之被毁，系额尔金主张报复，借以示威消愤者，拙著所述至明。

此处将前述异说合并言之，结论似嫌杂糅。他后来辩解，区别所谓“正文”与“附考”，自以为“轻重之间，颇有分际”，又据“文义常识”为言，表示“辞省则意吝，毕载则言妨，为斯变体，不得不然”，然而，此种带有文人气的笔法不免以辞害意，已距离重在准确、不嫌琐细的“史笔”稍远。这也是陈恭禄最不满于萧一山的一点，即“文史不分”，后者屡犯此病，“文人未受历史学之训练，偶尔见得一二史料，即自标榜为学者”，而造成“谬误”甚多，一曰“傅会”，二曰“强不知以为知”，三曰“不知何谓著作”（《史料与学者》，《斯文半月刊》1942年第2卷第10期）。

陈恭禄：《史料与学者》，《斯文半月刊》1942年第2卷第10期

陈恭禄指正萧说，重点从“史料鉴别”入手。《清代通史》引据唯一英文记载，为当时英军书记官斯文侯（Robert Swinhoe）《一八六〇年华北战纪》（Narrative of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陈恭禄摘出“作者所译一段”中出现的若干明显错处，指为“决不忠实，不足凭信”，另行补充“英人纪录关于此事者”四种，包括“最可凭信”的额尔金秘书回忆录（H. B. Loch：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巴夏礼传（Lane Poole and Dickins：Life of Sir Harry Parkes，2 Vols）等。萧一山引及王闿运《圆明园词注》、张肇崧《燕京纪游·圆明园诗序》、陈文波《圆明园残毁考》等史籍，陈恭禄以为“全为传说之辞，杂有错谬之处”，“王闿运等时未参与和议，又未亲见焚毁宫殿，其说得自传闻，可信之价值原极薄弱；龚半伦向导之说，全为讹言，毫不足信”。至于他心目中的“上等史料”，如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所录奕䜣奏疏，“萧君反不之知”，“此不过证明作者参看之书太少”（《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1933年2月27日）。

《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中西书局2011年

关于书中之错谬，原评举有十例，“萧君切实答复者，只有焚毁圆明园一事，其余九例，并无一字”。然而，即使这唯一一例，在陈恭禄看来，答复也不惬人意——

萧君缺乏鉴别史料之学识，游移不定，终不能自圆其说，浅学如余，敢将其说明，以袪读者之疑，并劝萧君不必大言欺人也。

萧一山不甘示弱，两次长篇答书针对“焚毁圆明园”问题，又有“四大段，约数千言，并照片三页，辩论史迹之真像”，以证明自己的“鉴别”能力，如论清人奏疏，“可为意证，实非确证”，论“次料名著”如摩尔士《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可为确证，犹非直证”，反过来质疑“陈君无鉴别史料常识，而又‘大言欺人’”，“此是何种考证学？读者不惟不能祛疑，且恐更坠入五里雾中矣”。其时海外周游，闻见日多，心气日壮，甚而反将一军——“陈君如果欲研究英法之役一事，弟可以为彼开一参考书目”。陈恭禄未为所动，视此举不过“自炫”，兼以“护短”，表示“抄写目录，实非难事，吾人所注意者，惟其是否有新知识贡献而已”，最后仍然坚持己见：

关于圆明园被焚之责任，余之立论，毫无改变，其主意如下：一、圆明园系英使额尔金决定焚毁，英军奉命执行；二、英法军队各归本国大将指挥。（《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萧一山君》，1934年8月11日）

三、徐广缙与文翰禁英人入城事

陈恭禄列举“书中错谬”十例，其第二例云：

文翰与徐广缙签约，约载严禁入城，徐氏将其奏闻，见二四九页。此言全非事实。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并无关于订约之只字，英国且以违反条约严重警告。

按此节所涉“广州反入城斗争”，肇因于1842年8月《中英南京条约》第二款规定五口开放通商，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为结局，历时长达十五年之久。1846年4月，两广总督耆英与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J. F. Davis）签订《英军退还舟山条约》，肯定英人有入城权利，但未确定入城时限。翌年4月，耆英迫于英方军事压力，照复德庇时，许以两年之后对外国人开放广州城。至1849年，英国新任公使文翰（S. G. Bonham）多次照会继任两广总督徐广缙，要求如期践约入城，徐广缙声称前约“姑为一时权宜之计，而其实非永远保护之道”，对英方入城诉求以“民情未协”为理由拒绝。1849年2月17日，徐广缙与文翰进行会谈，同意上奏请旨，由道光帝表示态度。4月1日，照会文翰，引据“大皇帝谕旨”，有言“今广东百姓，既心齐志定，不愿外国人入城……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即再次拒绝了英人入城要求（参看茅海建《广州反入城斗争三题》，《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113-139页）。由此，可确认一个基本史实：徐广缙从未与英人就入城事签署任何条约。另外可作补说的是，徐广缙致文翰照会中所附的一道上谕，据今人研究证明，也系无中生有，竟是“徐广缙私自伪造的”。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蒋廷黻曾说：“拒绝外人入广州城实在是官吏主动的，还是地方人民主动的，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167页）《清代通史》下卷记述徐广缙与文翰订立“严禁英人入城章约”，陈恭禄明确否认其事，“徐广缙与英人订约，禁其入城，毫不足信”，理由包括（1）“萧君根据之史料，不可凭信”；（2）“中英二国公文均与萧君所言完全相反”，进而指摘：“萧君不知利用中国可信之史料，轻信讹言，著书立说之作者，竟无此等常识辨别是非乎？可不悲哉！”（《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萧一山君》，1934年8月11日）

萧一山在答复陈氏之余，专门致函吴宓，详论此事：

弟答陈君复文，系逐条逐句批驳，惟附白于陈谓妄信文翰与徐广缙严禁英人入城章约，仅答以系根据河上钓叟之《广州入城始末》，陈君原评，似未举证，无从知其所据。然即武断为并无其事，谓弟妄信，弟前日在博物院见有英人伟烈亚力于咸丰七年，在上海刊行之新闻杂志曰《六合丛谈》者，中有《粤省近事述略》一篇，足为此事参考之确证。（《附函论徐广缙与文翰禁英人入城事》，1934年7月10日）

可知萧一山写作《清代通史》下卷时，“入城章约”一说引据史源是《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为时人“七絃河上钓叟”所撰杂史；待出国后，又见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创办于上海的新闻杂志《六合丛谈》相关报道，“就当时新闻所记，出于英人之笔，其事实乃如此”，更加确信“徐（广缙）文（翰）入城之禁，必有成约”。

在此，可见二者利用史料的不同特征。前文论及，陈恭禄“重官牍而轻私家之言”的取向明显，凡驳论基本立足于此，这次也不例外：

报纸杂有附会之传说流言，不足为历史之主要材料，稍有史学常识者，莫不知之。萧君引用之文，究非全文，编者此文，岂据中国当时之传说，抑讥讽华人未有真实之报告耶？此类记载见于中国次料书籍者不知凡几，实与中、英二国公文档案相反。

就中国“公文”而言——

诏旨叙述原委，亦无订约之说。此中国方面可信史料之纪载也。数年前《筹办夷务始末》尚未影印出售，吾人无可奈何，唯有依据当时人之纪载，今则情形迥异，萧君竟不之知。

就英国“公文”而言——

一八六〇年前英国蓝皮书久已公开，萧君不于公文搜集新知识，可谓奇矣。即未读公文，重要次料如《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亦未参看耶？该书叙述多据英国可信之史料，其所叙关于徐广缙之交涉始末，亦迥异于萧君所言。

进而言之，“余尝遍查中外条约书籍，从未一见徐广缙与英人所订条约之只字”，反驳之余，不忘揶揄——“萧君果于英搜得条约全文，证明其系徐氏所订，吾人将不胜钦佩矣！一笑！”

《六合丛谈》

铁证之下，萧一山曲为辩解，原书“从未言徐广缙与英人因入城事另立条约”，只是“言以禁入城之语载入约中者，似为通商章程或备忘录之类，当时吾国人无国际法知识，故统为之约耳，然亦因他事附及者，何尝有专约耶？”既是“附及”之语，不必为“专约”，也就无从寻查条约全文。此近似弥缝之说。他又大谈“辨别核实”，“材料须有考据判断及披沙拣金之义”，指示“奏牍之语，颇难尽信”，“报纸之言，固有绝不可信者，但当就事实之辨明，绝不能凭空瞎说也”，大不以“彼以为某书可信者，内容则全是，彼以为某书不可信者，内容即全非”为然。所论将官牍、私记的史料价值相对化，深契辩证之法，不为无见，只是大本已失，何谈小节？事实前提既不成立，“披沙拣金”亦属徒然。

萧一山抨弹“陈君”，一则谓“不能详考比参，一味迷信外人及奏牍，故其说遂不可通”，再则谓“心中横亘《夷务始末》可信及迷信外人之观念，故有此牴迕之说也”，此二处“迷信外人”，虽涉责恶太严，尚属论学范围。尤有进者，论及英人罢议进城之原因，推断其别有用心——

此英人含糊之说，以掩其被逼屈服之丑，陈君固不之知，而其解说颇似英人口吻也！利用外人材料竟若是乎？

又论外人不得进入广州城中，为日后战衅之起因，英人故而讳饰与徐广缙有订约事，意在推卸战争责任——

英人启衅之口实，即由于进城之说，故或辩白于后日，吾人绝不能信其一面之辞也。若不详考比参，迷信外人，则数十年后，陈君著中日外交史，可以谓吾国为沈阳事变之戎首矣。（以上几段均见《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萧一山君（萧一山批注）》，1934年8月11日）

两处皆词连陈氏，指责“迷信外人”“解说颇似英人口吻”，后果已不止于“殊不知学问一事”，而上升到国家利益层面，大有妨害民族大义的嫌疑了。

陈恭禄：《为〈清代通史〉下卷再答萧一山君》，《大公报·图书副刊》1934年8月11日

四、“作者应有之态度”

萧一山著史反复突出“通”字的深意，他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观卓识”为己任，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上连贯的一环，又接受西方新史学影响，重视“综合的组织”，《清代通史》书名原涵两义：“一即中国通史之清代部分，一即西人所谓普通史（General history ）也。”（《清代通史·自序》）顾颉刚在1940年代成书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尝言：“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77页）王家范评论萧著，认为迥异于一般通史，“富个性化的精彩议论随机而出，时有入木三分的判断，令人叫绝”（《萧一山与〈清代通史〉》，《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然而，这种“个性化”的“见解”，在时人眼中，却有别样感受。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按初版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刊行，执笔者有童书业、方诗铭）

陈恭禄书评针对“作者应有之态度”，正面立论曰：

史书迥异于宣传文字，其目的为明了一时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之情状，及要人之立场等，决不可以好恶为取舍也。

其不满于《清代通史》下卷者，一是有关“中兴人物”的评价，二是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书中记述同治中兴时代，论及“历史欲求一造时势之英杰”，“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相较，似尤不逮”；又曰“左宗棠稍异于曾、李，或可比肩翼（石达开）、忠（李秀成）矣”，其优劣比较，乃取“左氏尝谒天王献策”为标准。陈恭禄查证史实，驳斥“此说全无根据”。

同书所叙天国制度，多本清末文人凌善清撰《太平天国野史》，该书则袭自张德坚所编《贼情汇编》，陈恭禄批评萧一山“固不问其是否实行，而即抄入书中，如谓审判公允，废止酷刑，及无威吓等事项之类，均不足信”，“天历”不合于科学，不宜于农时，“又为辩护之计，何矛盾作伪至此！”他认为一切源自作者的“成见”：

英杰多造成于环境，萧君编著史书，何竟不知历史上之背景与势力乎？心中横有成见，于太平天国多所辩护，甚或抹杀事实。（《评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二册》（1932年10月3日）

不错，萧一山著书确有“成见”，不过，换用他自己的表述，当曰“史心”。他有一段著名言论广为人知：“一部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依它为枢纽而变动的。”进而，根据“压迫我们的帝国主义”的不同，近代史可以“分作三个时期，换了三个对象”，下卷述及者即为第一期，“我们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目的是‘反清复明’”。这一“民族革命史观”的明确表述，出于晚至1940年代在四川三台写作的《清史大纲·引论》（见《非宇馆文存》卷五，43-45页；关于“史心”的表述，另见《清代通史》定本“导言”：“因三民主义为吾国民族革命之产品，亦世界文化之结晶物也。如不了解其由来，即不能知有清一代所造成之史心。”）。然《清代通史》创作之初，萧一山即将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反清起事，看作环环相扣，一线相承，不以“盗”“匪”待之，反而始终赞许，以“革命”相称。例如上卷卷首《清代大事记》，将洪秀全与咸丰帝名字赫然并列，太平天国年号与清代年号并用，这在当时清史著作绝无仅有，确属别开格局。

萧一山《清史大纲引论》（1944）

陈恭禄论“史书异于宣传”，近于蒋廷黻所谓“研究外交史，不是做宣传，也不是办外交，是研究历史”（《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虽未明说，实已触及“革命史观”。作为《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的吴宓加以“编者案语”，出于文化保守立场，则将此问题公开挑明：

原书征引，间采说部野谈。识者或非之，然萧君按有闻必录之例，各注明出处，固未可责其无鉴别也。若论其书之缺点，似在革命之意味过重。（《编者案语》，《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3日）

吴宓举出书中“谓李自成战胜则亦当称帝王”“颂扬太平天国逾分”，皆是其例，又称述清帝直呼其名（“不云世祖、圣祖等，而曰福临、玄烨等”），体例与他朝独异，“徒令读者觉其生僻迷乱”。尝为该书作“序”的日本学者今西龙对此做法，也持保留态度，以为“把帝讳改成直书，在东洋文化的精神上，是我所不敢苟同的”（萧一山在1934年修订《清代通史·叙例》，专门说明：“本书原采一名之例，于历代帝王略庙谥而改直书，如明之思宗桂王，则称由检、由榔，清之世祖、圣祖，则称福临、玄烨，原欲省记忆之烦，并非有褒贬之见。日人今西龙博士序中，曾以东洋文化之精神为言，两国国体不同，持论不妨互异也。”）。《清代通史》据野史杂谈，发露“清室私事”如“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出家”等，全未顾张尔田《清史后妃传稿》等书辨之已详。章太炎跋王闿运《圆明园词》语云：“余见清季人士喜述宫庭狎亵之情，其言绝秽，心甚恶之。夫衽席幽昧，谁所明睹。”吴宓引及，以为“所言极是”，“吾人已嫌章君平昔民族革命之意太多，有伤其著作，斯言则为公论”。

《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吴宓

吴宓《〈文学副刊〉编者案语》，《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11月3日

《文副》编者亲自下场，揭示“革命之意味过重”之“缺点”，萧一山自然不敢等闲视之。他在海外致长函答辩，就“改庙号为直书”（“称谥称名，并无轻侮之念”）、“太后下嫁”（“因无确证，业已删去”）、“顺治出家”（“不过附举异说之一史例耳”）诸节，一一说明，表示“弟研究清史，对于诸帝，察其行性，备致推美，凡曾听过讲演者，类能言之，书中亦可寻绎，初不以其异族而歧视之也”。但从论证“反清革命”正当性出发，则不能不予太平天国崇高的历史地位：

盖洪、杨不许以革命，则不惟无以知中山主义之来源，更不能彰清初遗民所藏之深痛。弟今在伦敦博物馆中，见有天地会之规章纪事甚多，一线相承，踪迹显然，从前所论，似不为过。（《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再致〈大公报·文副〉编者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1934年4月28日）

诚如其晚年自述所道“余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非宇馆五十自述·补记》，1973年，《萧一山先生文集》，586页），尊崇与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念，则是这种史观的思想根基。

孙文题署“清代通史”

对于陈恭禄有关“中兴人物”评说，萧一山未正面驳回，问此而答彼，转而拈出另外一个题目：

陈君于愚说中兴人物，谓优劣之论，不当评衡。此不知史学外尚有史识在也。人才之优劣，与社会之关系，不加论断，则史书之义何在？信如此，《春秋》可以目为断烂朝报，评传可以目为谀（或毁）墓之文矣。

萧一山著述、讲学、论人，均以发皇本国固有文化为张本。此处于“史学”之外，特标“史识”之目，所谈不免近玄。陈恭禄不能接受这种大而化之的解释，偏要追索一个究竟。他认为萧一山“存有袒护之心”，对曾（国藩）、李（鸿章）遂多毁辞，又谓左（宗棠）可比肩翼、忠，“此说全无一定之标准，不过个人好恶之私见”，不由反问道：

所谓史识，岂不知当时环境，本于好恶，不辨是非，妄发议论之谓乎？（《为〈清代通史〉下卷答萧一山君》，1933年2月27日）

陈恭禄重视昔人言行所由生的一时一隅“环境”，其说近似陈寅恪所论“考证办法”，乃“考‘时’及‘地’，与‘人事’合则是，否则非，犹解析几何之Cartesian Point（直角坐标上之点）者然”（《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华书局2010年，172页）。但此种议论被萧一山视作拘墟之见。后者讨论清代人才与政治之关系，“特其造因非一端，历运非一时”，原情推史，岂仅“了解时人之立场及其所处之环境”，自诩“直将历史公案，追溯数百年前（非一时也），普及各种关系（非一端也）”，故而能够识其“微意”，察其“大势”。

陈恭禄所说“当时环境”，包括时、地、人事诸因，在他看来，不厘清时间先后，不考定空间离合，好恶由人，所谓“史识”不过是偏见的一个代名。他尤其不满萧一山倒果为因、以今律古，指出：

关于史家之态度，必须依据事实，平心静气，了解时人之立场及其所处之环境，决不能以今日政治好恶之观念，作为取舍之标准。

吴宓说法相较委婉，其实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

尝见西国有名史家，其持论及著书态度异常严正，不以近今政治关系而删易古史，不以国家兴衰动归之女祸或私人品德之污，不多为求全之毁或歇后之论。凡此均可以为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清末教案》（全六卷）

此处可举“教案之原委”一例稍作申论。陈恭禄举证“书中错谬”十例，其第十例云：

清初教士久居中土，遂萌觊觎之渐，见二三页。不知何所根据。二六页又称华人从教者，恃外洋为护符，借以凌虐军民，胁制官吏，而江楚之难遂作。此言亦无根据。同治初年，神父教民之恶尚不至此。作者于教案之原委，全不知悉也。

按萧著举“清初”在华基督教事例，追究教案发生“原委”，又以“同治初年”民教冲突解释“江楚之难”起因，被陈恭禄指为“错谬”。他复征引“陈君所最相信之《筹办夷务始末》”中封疆大吏之奏疏，又援据“英国汉学家翟理斯（Giles）曾在中国任领事数十年，何以最恨教士；英国蓝皮官书（Government Papers）关于中国者，何以多教士之报告”，来证明神父、教民作恶之例“不胜枚举”。惟上述例证皆系咸、同年间，萧一山意犹未尽，由此及彼，一路推衍，进而断言：

是以愈演愈烈，而结果则有义和团之变。我国所受之创痛巨深，凡为中国人者，未尝不痛心疾首于斯役也。然拳变不作，则教士之态度不能改，而吾国瓜分之祸亦不能免。

因激于“创痛巨深”的民族义愤，遂在咸、同“教案”与庚子“拳变”之间，径直做出了逻辑联结和因果判断，此类一条鞭式的论证，固然直截明快，却完全忽略了不同事件生发的“当时环境”。受某种“正义的火气”的驱使，乃作道义的拷问：

夫愚民无知，孰为驱迫之者？陈君宁能“不辨是非”，“以今日好恶之观念，作为取舍之标准”乎？此本由于教案而言，溯其因果，以明事实，非所论于拳变也，恐陈君又以为教士、教民之恶，“实非现时争论之点，吾人所欲明知者”，拳变是否为欧美人瓜分中国之一教训，则亦惑矣。（以上两段见《补答陈恭禄君论错误十例》，1931年7月补作，未登报纸）

一旦占据道义的高点，就可以质疑批评的目的——“此例或为陈君批评拙著讲稿最要之目的乎？其肺腑见矣！但陈君欲为教士教民回护，岂奈事实之不可尽掩何！”此说殊无学理可言，正常的学术批评被曲解为包含政治意图，已有“诛心”之嫌了。

金陵大学旧影

萧一山在论争之际，说到情急处便会不断敲打对方的教会大学出身（即使1934年陈恭禄已经脱离金陵入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无意识地流露出对其史学思想与训练受传教士影响的鄙薄之情。他致函吴宓，多次表示：“近人之盲目的迷信外人，袭取浮毛，吐弃故籍，不知外人著述滥易，其事亦多得自传闻，而又考以成见，最著者则传教之士，与夫远征之夫。”“弟谓陈君主西人之说，似曾受浅闻浮慕者之影响；惟其史既毫无根底，而学又无常识，以致谬误百出，终未能得一当也。”后为陈恭禄答文作批注，更直接挑明：“夫既能假造对方之言语，则尚有何事之不可力？身为国立大学（已非教会学校矣）教师，而欺诈无赖至此，昔真为学术界痛哭也！”

萧一山视陈恭禄为“中国时髦学生”，因教会学校背景，而打上“崇洋”烙印，又暗示对方借书评发力，高自标置，用心别有所在——

人之论者，亦将以陈君能评《清代通史》，必有独到之长，此无形中之影响綦大。（陈君谓书评一篇，不足以提高评者地位，颇闻现在事实，已足证弟此言之不误矣！可叹可叹！（二十三年[1934]六月附注。）

至此，相对客观的“史料”“史迹”“史法”讨论，一变为主观的写作动机揣度，学术批评已掺杂了太多的非学术因素，脱离了书评作者“就书论书”的初衷。不仅辩论内容话题失焦变味，横生枝节，辩论当事人也心浮气躁，失却风度，近乎口不择言。辩论中出现火药味十足的攻击性文字，若“大言不惭”“自欺欺人”“恶言相加”“遁辞卸责”“自以文过”“离奇武断”“不合逻辑”“欺人妄言”“武断至此”“太无常识”“好恶私见”“不辨是非”“妄发议论”“直为遁辞”“欺世盗名”“缺乏鉴别学识”“不能自圆其说”“游移不定”“杂有错谬”“诿称卸责”“决不忠实”“傲慢如萧君”“粗心至是”“肆口恶骂”“直为村妇”等等。而且，双方皆将“肆口怒骂”的“原罪”推给对方，用萧一山的话说——“陈君谓弟肆口怒骂，弟前文实未肆口，更未怒骂，此文所用之语，力戒新设，而于评陈君之谬处，则仍用陈君之原文”（《为〈清代通史〉下卷讲稿第一二册批评事致〈大公报·文副〉编者书并答陈恭禄君》，1932年11月3日）。

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半月刊》第4卷第11、12期，1934年6月1日、16日

本文主要依据陈、萧二氏笔战的存世记录，还原史实，正面清理“如何辩”“辩什么”，因双方不同的教育、学术背景与人际社会关系纠葛酝酿而成的“为何辩”问题，以及作为论辩“场域”的“副刊书评”（吴宓长期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正式停刊即在笔战期间，后论辩战火延烧至《大公报·图书副刊》《中国日报》《国风半月刊》等报刊阵地），犹待另文发覆。1930年代中期，继吴宓后一度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沈从文，也是新式报刊书评的实际践行者和积极组织者。他对于“书评”性质有一番生动表述：

最不讨好，又最容易发生私人思想；最宜公正，却又允许相当偏见存在；最需要避免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却又似乎不能不受私人爱憎和人事拘牵；本身无永久价值，然而间接又最有影响；文学运动少不了它，同时又毫不需要它，这就是书评。这个名词看来充满了矛盾，因为它的目的有矛盾。它要兼顾好几个方面，应当是一个作品的回声，又希望成一群读者的指路石。它恰如俗语所说“一石打二鸟”的那个石头，要打中的是作家、读者和他自己。（《我对于书评的感想》，《大公报》1937年1月17日）

所谓“充满了矛盾”，不仅仅是书评本身，由某一批评“文本”搅动舆论和社会，引起轰动一时的批评“事件”，甚而冲击既有的学术研究和发表机制，这在学术史上数见不鲜。书评这一块“石头”，如何打中了“作家、读者和他自己”，也即“批评”如何可能——直到今天，仍然是同时激励和困扰吾辈的大哉问。

李辉编：《书评面面观》，大象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