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口述史|“活化石”的回忆

编者按：1966年，氹仔发生“一一·一五事件”，澳门各界代表为此事件赴澳督府请愿，被澳葡当局殴打，此事激起澳门人民的愤怒，上街抗议，澳葡当局再一次镇压群众，造成市民伤亡，最终引发“一二·三事件“。1967年1月29日，澳葡政府签署认罪书，事件平息。在这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中，阮子荣全程参与其中，可以说，他是这两起事件之中的一块“活化石”。

阮子荣 口述，李璟琳 整理

感同身受 萌生办学念头

我叫阮子荣，1925年出生。我读书只到小学毕业。我明白，学历不高的话，找工作会较为困难。当年的氹仔，没有什么学校能够让贫苦居民读书，我的子女都没有好的读书条件，所以我对自己的子女这样要求：你们没有条件完成小学教育，就要到我的船厂工作，在船厂里学习一点技术，有一门技术傍身。

当时我们的子女晚上回到家中，都要帮忙摈炮（粤语，将鞭炮用细绳盘起来），没有什么空余的时间读书，氹仔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着想，我就向各业工会提出想办一所工人夜校，夜间用工会的会址来办教学。渐渐地，报读的人士增加了，连造船工会的会址也用作教学的地方。后来我与工会人士认为，应该以一个固定地点作为长期学舍，让更多的小孩能够读书，于是我们将工会夜校改为日校。

当时并没有什么资源，我们只能聘请一位全职老师，由医疗所的护士担任义务教师，日校便是这样办过来的。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每一个来日校读书的小朋友学习都非常用功。

因为居民感到学校办得不错，我们就提出扩大办学，后来就成为氹仔坊众学校。

“一一·一五事件”缘起

我们筹办日校时，因为没有地址办学，工会便想租借一个地方作为校舍，并且需要寻求师资及资金。在工联支持下，我们租下了现在的熊猫餐厅作为教学的地方，那本来是一间打缆店铺。

我们那时用了一年时间来筹备，1966年，我20多次去海岛市政局申请，希望在那个地址搭竹棚架，将那座建筑物改建成校舍。但当时澳葡政府不肯批准我们的申请。

我们已经租下地方，并已招生及聘请了老师，于是工会便开了多次会议商讨，最后会员及居民一致决定动工，希望能及时开办此校。我们心里都明白，必有事情发生。

1966年11月13日，各业工会开了一个全体大会，总共有300多人参加，在这个会上，我们询问大家是否必须开办此校。大家表示同意如期开办，于是我们便决定翌日动工。我们工会会员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会立即返回工会进行援助。

到了11月15日，便有许多警察来到工会门口，因澳葡政府知道兴建学校的事情，所以对工会有所镇压。有200多名警察，开始在兵炮斜巷围着工会，有百多名工会会员与他们在现在的熊猫餐厅对出（粤语，对面）的马路上斗争。当时我们的情绪十分激动，完全没有想到与警察对抗的后果。

过了不久，警察便派人对工会说：“不如到兵房（即氹仔炮台）上面谈判！”

当时是由那次的警察指挥官与我们一起到兵房的，但后来又通知我们到当时的海岛市政厅，与行政局代局长晏德地会面，于是工会便派了五位代表与他谈判，我是其中一位代表。其余的工会会员便在海岛市政厅外等候。

我们五人踏进市政厅后，被知会由代局长与各人单独见面。我是第一个与他见面的。当时代局长坐在大班椅上，双腿放到桌子上，一副傲慢潇洒的样子，我一进去便立即与他理论，突然有两名警察从房门两侧走出来，把我挟持住并带我到房门外。我的其余四名工友亦不知所踪。

在我步出市政厅的时候，发现氹仔已实行戒严，那条告利雅施利华街的两旁排满了警察。那次戒严，有十多名氹仔居民被打伤送到医院。

不久后工联会发现我们五位代表失踪，便派人四处找寻我们，并在商会里商讨及寻求协助。

我被警察押到海岛市政厅对面的码头，才发现其他四名工友早就被押到船上。我们齐集后，便被押送到澳门，于一号码头上岸。那时天色已黑，他们上岸后便带我们换乘“猪笼车”来到监狱。到达囚室后，见到其中一位囚犯，我们是认识的，那位囚犯非常关心我们，说：“需要吃一点食物吗？”然而我们没有心情吃东西，只要了一点水。

到了当晚九时左右，突然又有人把我们押上车，送到司法处（今塔石球场附近），于那儿让我们办了一点手续，如拍照、打指纹等。

现在想起也好笑，我们每办一项手续的时候，都会吵闹一番，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办完手续后，我们又被押回监狱中。

我们被判刑

翌日早上，于司法处的小法庭开审。法官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只记得当时见到崔德祺坐在一旁。开始时检察官以葡语宣读文件，法官决定判处我们五位代表两个月的有期徒刑，以缓刑执行。我们感到愤怒的是，当时司法处并没有把那份文件翻译成中文给我们看。当法官宣读完判词后，司法处的人员便离开小法庭，而我们五位代表当然立即举手提出反对，崔德祺便对我们说：“不用再说，没事了！”

我们当时被司法处罚了六十元作为堂费（审判时所需费用）。我们当然不甘心，崔德祺替我们交款后，便带领我们回到工联。

工联的会员知道我们五位代表还未吃过东西，便准备食物给我们，吃完后，我们到镜湖医院探望清场时被打伤的居民，并检查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受伤。

在那十多位伤者当中，两位有后遗症，其中一位是菜农工会的成员，另一位是爆竹工会的成员。他们被打伤头颅，不久便去世了。

那次事件发生后，我们经过多次会议，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当时也有不少团体及社会人士来慰问，连香港的团体亦对我们进行慰问及援助。

后来因此事持续发展，而引发了“一二·三事件”，大家只是支持氹仔居民，但不幸于此事件中死了八名澳门居民，令澳门及香港十分震动。

后来组成了“十三代表”，我也是其中之一，代表澳门居民与中国政府一起商议如何制裁澳葡政府，最后要求澳葡政府签署认罪书。

有两份认罪书，一份与澳门签署，另一份则是与内地签署。当时内地的火炮全都对准澳门，以防葡人奸计。我记得，其中一条条款是撤销“一一·一五事件”五位代表的罪名，否则到现在我们都还有案底。

反 思

“一二·三事件”的影响甚大，我们亦对此事进行了检讨，也接受了批评意见。这些批评对工会自身是有好处的，令我们的思想不会走到极端。

我记得有一次有位外籍人士，把私家车驶进了官也街。当时官也街如现在一样，是不允许车辆驶入的，居民看到这辆车驶进，便围住它，想把车翻倒。我当时刚刚在学校上完课，便匆忙跑到官也街，帮忙劝解，幸好大家也听我的话，只是以口头警告的方式，告诫那位外籍人士下次不要再这样做，没有再进一步采取过激行动。

我明白到，做任何事情都需要冷静思考，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从氹仔别称、海滩说起

以前氹仔被称为“潭仔”，后来可能因为口音关系，渐渐变为“氹仔”。其实它还有一个名字——“龙头环”，有些人还称氹仔为“氹仔龙头环”。不过最为人熟知的，便是“氹仔”，因其地形是三面环山，由三个山丘围绕，分别是“上沙”“下沙”和“西沙”。为何叫“沙”，而不是“山”呢？因其像一个一个的栅栏，绕在氹仔的周边。沙栏里有现在常听到的“大潭山”和“小潭山”，事实上，它们是过去的“鸡颈山”。

现在的机场控制塔的位置，本来也是一座小山丘，被称为“一粒米”。现在的高尚住宅区“大潭山一号”一带，以前叫“马齐尾”。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氹仔的别称及其地形的名字了。

如今的科技大学那边一直伸延过去，昔日是一大片空地，没有任何建筑物，但是氹仔居民为了容易相约朋友于那儿等候，并一起去捕蚝，就会为那片空地的不同位置起名字，如“庄东”或“跌死羊咩”等。

知道这些有趣地名的原居民不多了，很多都已过身了。

九澳对开（对面）便是太平洋，这一地理条件使澳门成为渔港。虽然以前只是单一发展渔业，但是相当繁荣。以前地堡街对开的是海港，渔业发达，加上渔业附带了不少其他行业，如造船业、打缆业等。我记得当时的渔船整齐地泊满岸边，若是船身较大的渔船，便会泊在距离岸边较远的深水区域。

近年来随着氹仔的发展，土地不断扩大，居民不断增加，有些已离开氹仔的原居民重返此地时，大多表示现在氹仔已变化了许多。如昔日黑桥街里的黑桥，是用粗大的木杆在河涌上搭建的，当附近的船厂有新船出海的时候，便需要靠船厂的工人把黑桥的木头搬到一旁，才能把船沿着河涌驶到码头下海，接着工人便要搭回黑桥。

传统渔业在氹仔

造船业方面，现在的黑桥街，以前都是造船厂和打缆厂。当时氹仔有很多船厂，如四和、合成、广兴泰和广合等，我学师之前都已经营业。

其实那时候澳门本地造船工人并不多，因为造船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有淡、旺季之分，如农历十二月开始，是不允许造船的，我们称为“扎底”，一定要过了翌年的农历正月，才可以开始造新船。

有一些日子是不可以工作的，如清明、农历五月及年尾，都不可开工造船。在聘请人手方面，造船业不可能养活过多的本地长期工人，因为一年里只有一半时间是有工作的，没有本地人愿意做这类型的散工。船厂会到东莞和中山聘请工人到澳门工作。当时内地生活较为艰难，所以很多内地的人也愿意来澳。虽然他们是农民，但他们懂得做一些小木工。在播种后的时段，请他们来工作，到了割禾的时候，让他们回去收割农作物。过了新年后，再请他们来澳工作。

大部分造船工人来自这两个地方，所以船厂的老板出资兴建了两间师傅庙，即鲁班庙，分别被称为中山师傅庙和东莞师傅庙。其中一间师傅庙现在已被拆毁了。

当时澳门的造船业非常兴旺，所以现在北帝庙还供奉鲁班神像。

卖鱼业方面，业内通常分为两季，一季主要卖黄花鱼，另一季则是卖鰽白鱼。那时整条街都会堆满鱼获，如木铎街，在街上有些人会忙着把盐撒上鱼身，制成咸鱼；有些人则忙着把鱼和虾放进箱子里，以便运到香港。

氹仔爆竹业

后来氹仔亦发展爆竹业，因为1927年澳门发生严重的爆竹厂爆炸事故，死了不少爆竹工人，于是澳葡政府便规定爆竹厂必须搬离澳门。当时氹仔有六间爆竹厂，分别是广兴泰、益隆、光远、谦信、宝升和谦源，有1500—1600名爆竹工人。

当时很多氹仔居民以爆竹业为生，一些小朋友还会到工厂帮妈妈插药引。虽然有孩子们帮忙，工作做得更多，钱赚得更多，但是爆竹厂发生任何意外，都有小孩子伤亡。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看到一家九口因爆竹厂爆炸而死亡，街上有九副棺材被抬行。每个街坊看到那凄惨情景，都会啼哭。

现在氹仔只剩下益隆爆竹厂的厂址，街坊会曾对政府提出意见，希望此厂址能够保留，日后可成为有关氹仔爆竹业的博物馆。但由于业权的问题，至今仍被搁置。

种植业

当时卓家村里有一个行业，便是种植业。卓家村是氹仔最大的村落，当时因为土地限制使用，很多村民为了发展到香港工作，把其拥有的土地卖出，渐渐地，卓家村土地便变得越来越少。

现在氹仔的商业区也变了不少，昔日的客商街和木铎街是商业区，反而官也街旧时不算兴旺，只有几间杂货店及饼店，皆是居民的小生意。那时居民很少用金钱来交易，多以赊借为主，等到有金钱可周转时，才会还钱。

若不是居民互相体谅，可能大部分居民都会饿死街头。所以过往氹仔居民的人际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在炎热的夏天，居民都会坐在街上或家门外乘凉，一起谈天说地。

一番辛酸史

虽然当时澳葡政府是弱势政府，但也曾做过一些好事。如当时清朝灭亡，居民生活非常困难，他们手上还持有一些白银，政府便向他们提出收集白银，并可以白银兑换葡币。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因当时日本政府向澳葡政府提供白米（但要求以白银向他们兑换），澳葡政府每次可分配十多两白米给每个澳门居民，使百姓得少许温饱。

现在新世纪酒店的位置，本是一座山，澳葡政府征人到那儿开荒，每天的薪金为十二两米。掘出来的泥土便用来充填澳门的新填海区域。对老弱妇孺亦有所照顾，政府会设立两个地点，粥熬好后，在那两个地点派发给他们，因此部分的居民能度过艰难岁月。

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澳门处于中立位置，但是有许多居民死于饥饿。澳门有大量的死尸运到氹仔，所以氹仔有三个万人坑，分别位于现在的坊众坟场、其附近一带至孝思坟场。负责搬运尸体到大坑的是囚犯，每排满一层尸骸，便在上面铺一层泥土，尸体被重叠堆在坑中，最后成为万人坑。

现在有些兴建房屋的地盘，在翻泥的过程中，会发现一排排尸骨。

氹仔爆竹厂也有一番辛酸历史。这个行业常常发生意外，所以坊众坟场里，有一片坟墓是属于当时意外身亡的爆竹工人的。由于那儿的墓碑越来越多，所以后来改为以一个墓碑来代替。我们亦要求政府绝不能乱动那片墓地，因此沙岗坟场又被称为“爆竹工人坟场”。

氹仔还有一些义冢，用来埋葬死于灾害的居民。氹仔是海岛，遇上台风的猛烈侵袭，便会有伤亡的报告。甲戌年的风灾就死了很多人。后来因西沙需要发展，在其位置向下挖掘，发现埋有约三百副骨龛。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情景，身心都发抖。

旧时氹仔居民最畏惧的就是台风及爆竹厂爆炸。

从氹仔传说说起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两个关于排角巨型石鼓的故事。石鼓上刻有“海镜”“碎地”，那里本是一个港湾，现在还可见地上有两块玻璃将两小段的堤矶隔起来，其中一个传说是关于石鼓上的刻字。排角亭以前是一个码头，码头旁边有一个防波堤，与之相连的是一块大石头。相传某年有场风灾，一艘渔船被狂风吹到九澳海域，当晚四周一片漆黑，渔民不知他们究竟身在何处，于是他们站在船板上，远见一点光束，认为那点光是神所赐予，引领他们返回那个码头。渔民们平安回来后，便筹建了天后庙。

这个故事传遍了当时的氹仔。当时发出那束光的地方，被称为“海镜”，因而在以前码头的位置，现今排角亭的石鼓上，刻了“海镜”二字。

另外，现在的中葡学校、青年中心，过去是渔民常使用的一大片空地。渔民在那里打绳、织网、晒网等，亦称为“碎地”。旧时那里还有一间庙宇，因土地被政府没收，后被政府拆毁。氹仔街坊会坚持不许政府把那块大石移走或炸毁，因此我们至今能看见排角亭的石鼓。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排角的海湾。相传以前氹仔的治安不好，因为没有政府负责管理，居民只好以自卫形式，组织巡逻队伍，以确保大家夜间的安全。但是也有外来的贼子到氹仔“打明火”，即明火打劫。他们会通知氹仔居民何时来打劫，并要求他们准备财物。当时贼子们会在排角亭的位置上岸，由那边开始抢劫，临近天亮他们便会撤退，并且于益隆爆竹厂烧一串爆竹才离开。

由于这群贼子会从益隆爆竹厂附近的街巷逃走，所以其中一条巷被命名为贼仔巷。后来氹仔居民要求政府分配警察到氹仔巡逻，治安才有所改善。

（选自《龙环春秋：澳门氹仔老街坊口述历史》，林发钦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