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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闻摄影正在经历着什么?
撰文 | 明晔 丛妍
新闻摄影在中国起步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不像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尊崇的地位。今天,在收入停滞不前和技术变革的压力下,摄影记者大量离开。但是,仍有一小群摄影师致力于讲述中国故事,记录这个时代的巨大变迁。
2015年8月12日午夜,天津一危险品仓库发生两次特大爆炸,造成超过170人死亡。摄影师周娜在爆炸发生的几周后重返事故现场,找到并拍摄因爆炸震碎的居民楼窗户。©周娜▍从宣传工具到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业:简要回顾
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期间,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摄影无一例外地作为宣传工具而存在。随着“改革开放”地不断发展,在传统的党报以外出现了依赖广告收入的都市报,例如“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和“新京报”等。 这些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体开始报道具有社会议题和人情趣味的调查报道,有些话题明知会触碰敏感点但还是得以发表。
都市报媒体的成功迅速培养了一批专业摄影记者,虽然很多人没有经过正规培训,但他们转向外国同行,仔细模仿知名报纸头版和通讯社上出现的摄影风格和趋势。“中国新闻摄影提出来不能摆拍,提倡抓拍,提倡真实性。”曾两次评选荷赛(世界新闻摄影大赛)的前摄影记者和摄影部主任常河说,“这个时候很多摄影师的作品开始在国外获奖了。”
随着门户网站的迅速崛起,中国纸媒和西方同行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为了应对订阅量和广告收入的下降,纸媒开始削减摄影记者或引导他们转做视频。 与此同时,资金充足的互联网公司不仅通过精简的内部编辑团队制作了大量的原创图片报道,还通过与传统报纸合作的形式在网上发布纸媒的图片故事。而传统媒体不注重网站设计,自身吸引不到很多读者。门户网站为了增加页面浏览量,采用20到30张图像的幻灯片形式来呈现图片故事,和西方的新闻网站基本一致。
▍微信、自媒体和AI算法如何改变了中国新闻摄影
截至2017年12月,中国有7.72亿互联网用户 ,超出了总人口的一半,其中95%以上通过移动端上网。随着2009年微博的兴起,“自媒体”时代开始,两年后,微信成为网民获取新闻资讯主要来源。
除了微信以外,互联网用户还从今日头条、新浪、腾讯等门户网站和App上看新闻。这些平台整合传统新闻媒体和博客上的内容,但微信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平台。这得益于它庞大的7亿用户群,以及“公众号”这一功能。今天微信上有超过1000万个公众号。 热门公众号通过广告赞助以及用户直接“打赏”来盈利。
在寻求大量优质内容的热潮中,数字媒体平台都启动了奖励措施来吸引作者,这些作者大都有可观的关注人数,进而可以创造可观的利润。在人工智能的支持下,腾讯和今日头条等新闻门户能够将更多有针对性的内容推送给读者。根据哈佛大学尼曼媒体实验室的说法,标语为“你关注的才是头条”(现已改为“信息创造价值”)的今日头条可以在24小时内根据用户的阅读偏好和位置猜出用户的喜好。
很多离职的摄影记者和摄影爱好者与这些平台签约,发布稿件。这种完全取决于点击量的盈利模式导致摄影师为跟热点、博取大众眼球,推送内容趋向煽情,新闻价值低。
前腾讯《活着》栏目图片编辑的杨深来表示,这种由算法操作的自媒体模式会自然而然导致摄影师不再追求技能完善,也不再拍摄那些耗时或政治上敏感的深度故事。在杨深来看来,这个趋势对摄影师和中国新闻摄影的整个生态都是挺大的打击。“绝大多数(摄影师)觉得我拍到六十分,八十分,可能80%的(读者)是看不出这个差距的。”
“算法最终一定是一个在分发上面提高效率的手段,它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只是对于目前而言还有很多的不足,所以它还没有办法完全替代掉编辑,”他说,“有些人半个小时拍了一个市井一点的新闻,很可能就有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点击量,那我花了一个月或者半年时间的选题可能做的好也就这个点击量。”
现在,“自媒体”迫使原来养着专业新闻团队的门户网站缩小摄影部,内容策略更倾向于UGC,这让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都不确定他们的未来。“互联网里的原创团队过得都挺边缘的,”杨深来说,“自媒体运营模式可以满足内容的供给,养人就是一个非常扯的事情。”
杨深来之前领导的腾讯《活着》板块也经历了结构性改变。《活着》因其高质量的新闻摄影报道,一直广受尊重。在过去8年发布了724个图片故事之后,《活着》在今年5月宣布关闭,团队移入“谷雨”——腾讯旗下支持非虚构的平台。这个改变主要是编辑团队文本、摄影、视频、数据和美术设计整合的结果,对单纯的摄影重视少了,成了配角。这在其他网媒原创编辑部里也很常见。
为了迎合移动端从上至下滑动的浏览方式,图片编辑的编辑方式回到了更早先传统的用照片来配合文字,没有了原来“图片故事”主导地位,这也让许多摄影记者放弃探索用以图片故事深入叙事的力量,摄影师在编辑部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像《财新周刊》这种每期至少保留六页给一个图片故事的媒体已经很少见了。财新的摄影记者梁莹菲表示,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拍摄图片故事,还要为图片报道撰写文字,有时也要拍摄视频素材。 虽然自己不可能完成一个故事中的所有元素,但不同的元素会相互补充,文字中的信息也有助于她更好地理解所拍的故事,在视觉上有所提升。
“摄影师出去以后无疑是要拍多元的产品的,这件事情已经深入在大家的意识形态中了……甚至连剪辑好的视频都提供,这也越来越平常了。”梨视频副总裁常河说。常河自己的职业轨迹经历了从摄影师到图片编辑,再到澎湃视觉总监,直到2015年离开澎湃,创立了中国最大短视频资讯平台之一的梨视频。
的确,中国摄影记者对新科技、新工具的适应能力非常快。 早在2016年初,远近访问几个媒体编辑部,与摄影记者见面时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掌握了视频技能,而且尝试使用无人机和360相机拍摄。2015年8月天津爆炸现场封锁后,摄影记者陈杰在现场上空用无人机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最终在第二年的世界新闻摄影大赛(荷赛)中获奖。
天津爆炸案事故现场被炸出一个大坑,随处可见汽车残骸和受损房屋。©陈杰/荷赛但是,面对中国高度发达的手机市场,摄影师和图片编辑在拍摄和使用静态照片时却很少改变策略。2014年,在中国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数超过了通过电脑上网的人数。 在美国,这种转变发生在2015年,而日本则是在今年5月。 截至2017年初, 95%的中国互联网用户通过手机上网。 移动端占领了绝对主导地位,以至于腾讯《活着》栏目在关闭前一年为了将资源集中用于微信公众号上,已经停止网站的更新。
在微信上,大多数图片仍然是具有复杂构图的横图,使得它们难以阅读。然而,一些照片编辑和摄影师表示,他们要么很少专门为移动端拍摄,要么在“等待合适的选题”——尤其是那些以竖图肖像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题材。
两名移民在广州一个非洲音乐派对上跳舞,这里有着中国最大的非洲社区。许多非洲人来中国学习或做生意,但由于种族主义和偏见难以融入华人社区。摄影:梁莹菲/财新
▍新闻教育和培训:一个薄弱的环节
中国的新闻摄影教育资源有限,只有几所院校设有新闻摄影专业,新闻摄影相关课程通常是新闻传播专业的一部分。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可以选修新闻摄影、摄影采访与图片编辑等涵盖理论及技术的课程,而硕士课程设有新闻摄影研究、视觉传播研究,偏重理论。
由于媒体招聘时更倾向于招收可以胜任制作多媒体新闻的毕业生,人大新闻学院也致力于帮助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中提升专业技能,而摄影,就像音视频、数据、信息图这些技能一样,只是工具之一,人大新闻学院教授任悦介绍到。任悦在人大任教前也曾在媒体做过摄影记者、图片编辑的工作。
在高校之外,没有专攻新闻摄影培训和辅导的机构。过去10年里,出现了像腾讯谷雨基金、三影堂画廊这样的组织,开始以奖金或拍摄基金的形式,为摄影师提供资金上的资助,但是并不太注重培训辅导。
很多年轻一代的摄影师都是通过在都市报实习来学习新闻摄影。现在供职财新周刊的摄影师梁莹菲毕业于广告专业,后在《南方都市报》做摄影实习生。“跟着老师跑活,自己也拍些小专题,就是这样学习的新闻摄影。”梁莹菲说。这段实习经历对她至今影响很大。“直到现在,我仍要求自己多花时间与采访对象相处,而不是拍到了就走,也和当时我观察他(实习老师)的工作方式有关。”
图片编辑杨深来也是从摄影部实习生开始做起的,但是现在他担心年轻的摄影记者们不再有他当年的机会了。他说,大部分都市报都已经解散了他们的图片部门,没有人来教年轻一代的摄影师新闻摄影的审美和它所要表达的价值观。
摄影师们可以聚起来讨论他们作品的机会也不多,工作坊和座谈会很少。关于行业重要话题的公开讨论几乎没有。常驻广州的梁莹菲说她通常在微信上和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同事讨论她正在拍摄的专题。她说:“拍摄过程里会每天发当天的照片在群里,给大家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想法,或者提醒一些被忽略的角度。”
周娜在OFPiX工作坊。
周娜是常驻北京的自由摄影师,她在OFPiX工作室组织的各种工作坊和活动中找到了归属。OFPiX是任悦在她教学工作之余开办的工作室,这里有很多摄影书藏书,也经常组织策划摄影书阅览、手工书制作等活动。在周娜眼中,OFPiX“非功利、专业但不排斥业余、开放”。
周娜已经参加了3次OFPiX每年组织的“还乡计划”,并且在这里制作了2本手工书。她说,在OFPiX的经历是她自己一个人工作时无法体验的。“我老感慨,要是我自己做手工书,遇到困难没有帮助,做出一版没有实时反馈,不知道得花多少时间才能做完。OFPiX的工作坊对我来说是项目式的学习过程——完整地经历影像从想法到实现到实物到展示的完整过程,而且中间有OFPiX和参与者相互支持。”
很多商业性质的工作坊(例如马格南图片社收费高昂的工作坊)在中国看到了商机,横空出世。这些工作坊吸引的通常是能够自掏腰包的摄影发烧友。“大多数去做这个培训的人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审美、修养,并不是为了想做这个职业。”常河说。
这导致了中国新闻摄影师的叙事能力不够,仅仅是模仿西方新闻图片社的拍摄风格也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刚走出宣传没多久,然后都市报就很快瓦解掉了,所以我们的视觉素养和要求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充分的。”常河说,“有一部分摄影师过于偏向单张画面的张力。”杨深来也指出,对国际媒体的接触较少(语言壁垒和翻墙问题)以及记者的报道受限等都导致了叙事上缺乏多样性。“大多数人还是去跟拍,拍这个人的动作,当然这个是最简单的。”杨深来说,“大家(在不同表达方式上)想的比较少一些吧。”
吴越在美国学习新闻摄影,现在是SixthTone的摄影记者。她表示,中美两国对新闻摄影的理解和操作都有很大的不同。“我觉得我在美国注重讲故事是多么重要,在中国可能更强调的是你要怎么构图,什么相机什么镜头。我的教授这么多年还跟我说故事是最重要的东西,如果你有这个意识了,你拍照的思维就会改变。”
吴越回国前曾在美国的多家媒体实习,包括《体育画报》和《华盛顿邮报》,但她选择回国报道那些她更能产生共鸣的故事。然而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吴越都很泄气。“我回来的时候,身边的所有人都在说新闻摄影已经死了。”尽管美国的新闻业也备受互联网冲击,中国的新闻摄影在以更快的速度瓦解。“在美国,无论发生什么,人们还是坚持在做新闻摄影,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中国就没有这个东西,在中国就说摄影应该是当代艺术,(艺术)摄影才是摄影的未来。” 吴越说。
“文革“期间,Chan Hak Chi和当时的女友Li Kit Hing决定逃离中国。1973年7月16日,他们游了六小时从广州到达香港,并把那天视为两人结婚纪念日。如今,Chan每天依然坚持游泳六小时。© 吴越 / Sixth Tone面对这样不明朗的现实环境,很多在欧美学习新闻摄影的摄影师选择为外国媒体供稿,尽管中国公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外媒供职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对于那些没能出国深造的中国摄影师,语言壁垒和缺少与外国图片编辑的联系是他们寻求更大平台的阻碍。
▍新闻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难以界定的称号
尽管新闻摄影在审查和技术革新中挣扎,但是沙龙摄影和艺术摄影却越发繁荣。在国际艺术市场对中国的巨大兴趣和资金支持下,影像艺术博览会在中国遍地开花。画廊和机构为艺术家们提供了巨额奖金,并且不要求艺术家把奖金用于创作。很多地方政府把举办摄影节看做促进旅游发展和房地产投资的手段。在这个背景下,很多新闻摄影师选择离开本职工作,进入艺术摄影领域寻求自我表达、更高的收入、也能避免触及敏感的选题。
与此同时,新闻报道这个职业自带的光环,也吸引了一个人数正在壮大的摄影爱好者群体。他们拍摄“人文”选题,然后把作品投到国际上的摄影比赛中,包括在中国被称为“摄影奥运会”的荷赛。
问题来了:摄影爱好者在拍摄时不认为他们要恪守新闻摄影的标准和道德准则,摆拍和有偿拍摄很普遍。有的摄影师甚至公开表示自己仔细研究了往届获奖作品和主题(比如中国农村的体操学校),来决定拍摄那些他们认为评委会喜欢的题材,这样也导致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被进一步加深。“这群人是靠摄影来博名利的人,不是真的要对这个行业有什么推进作用的。”常河说。
对获奖的巨大渴望也催生了像一合、尚图坊这样的组织,他们帮摄影记者和摄影爱好者们挑选照片、写英文图说、投比赛,并以此盈利。
尚图坊截图。
关于新闻摄影的职业操守,以及对于不同种族、性别的视觉呈现上,摄影爱好者圈子里的讨论是缺失的,物化女性的照片很常见。去年英国摄影师Souvid Datta爆出PS照片丑闻后,国际新闻摄影界引起轰动,但在中国圈内,关于抄袭,以及如何拍摄弱势群体的讨论很少发生。2017年10月,武汉的一个博物馆展出了名为“这就是非洲”的摄影展,将非洲人的照片和猴子的照片并排放置,随后因网上的质疑和不满而撤展。这个摄影师是一位去非洲20多次的摄影爱好者,他的本职工作是工程建设。
另一个案例中,深圳的一位知名摄影师——曾办展、出书、获奖无数——打出一个工作坊广告,组织学生和他一起去孟加拉科克斯巴扎尔的难民营拍摄罗兴亚难民。工作坊长10天,学费19800元,保证学生们可以住在“离拍摄点较近的酒店,全程以4-5星级酒店或者当地最好酒店”,并配有“空调旅游车及专业司机”。这位摄影师以“人文”的名义以难民的处境盈利,而他的学生,这些业余爱好者在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没有发表平台的情况下, 像游客一样把相机推到难民面前,不仅不能给他们的处境带来关注,反而会对拍摄对象造成二次伤害。
中国新闻摄影的未来的确是令人悲观的。但是当被问道中国不再有摄影记者的后果时,常河说结果也未必都是负面的。“中国人可能会建立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当下的问题是,这些仅剩的仍在坚守的摄影记者,在争取有限资源的同时,还要规避审查、面对习惯了低水平作品的读者,他们能找到寻求改变的办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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