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李劼人评传推出，大河人生拂尘于今

大河无声

李劼人是中国现代大文学家、翻译家，其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然而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本全面描写李劼人生平的传记。由评论家张义奇收集资料并撰写的《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填补了这一空白。全书以李劼人的生命轨迹为线索，采取“传”与“评”相结合的方式，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多重身份的文化巨匠的形象。

作品选读

写完《死水微澜》后，李劼人并未打算外出工作，而是想要一鼓作气继续完成他成竹在胸的宏大构思。怎奈烦心的事依然找上门来。1935年秋，嘉乐纸厂的股东们集体邀约他去嘉定共同商议公司发展大计。据付金艳《实业家李劼人档案揭秘》所披露资料表明，此时的嘉乐纸厂形势大好。1932年以后，嘉乐纸厂厂长王怀仲在造纸机的构造和造纸工艺上进行了大改良，不仅提高了产量和质量，成本也降了下来。因此工厂的经济状况日渐好转。至1935年，四川结束了二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局面，政府开始重视发展地方经济。但由于长江水路畅通，沿路不再有关卡留难，外国纸也相继涌来，各报均有采用洋纸的趋势。为了扶持嘉乐纸厂这个省内仅存的一家造纸企业，四川省政府专门召集纸商和各个报馆开会，并以政府命令的行政手段，勒令各报馆必须一律采用本省的纸张；同时，对于嘉乐纸厂产品存在的质量问题，派出专门人员前往督促指导，务使其积极改良。嘉乐纸长期以来面临的困惑是纸张的漂白问题，如今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原来造纸使用的一直是井水，而井水含有盐质，与碱相遇便产生中和反应，现在改用河水造纸，纸张漂白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1936年《四川经济》第2—3期刊出《嘉乐新闻纸漂白成功》的新闻，省城各报馆、印刷商，顿时很乐意使用价廉的嘉乐纸了。

为了尽快把嘉乐纸厂的商品推向市场，创作兴致正旺的李劼人，不能不暂时放下手中的笔，去为纸厂的发展奔走：“1935、1936年是嘉乐纸厂扭亏为盈时期，也是李劼人创作的高峰期。在全身投入创作的同时，他仍然利用自己广泛的人际关系，在成都为嘉乐纸厂的发展尽心尽力。1935年底，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积极筹划利用四川丰富的造纸资源，建设大规模纸厂。嘉乐纸厂闻风而动，计划加入并积极扩充……”

李劼人

因忙于嘉乐纸厂事务，一段时间内李劼人时常在成都和嘉定两地奔走，对于此间的所见所闻令他感慨颇多。于是他在1936年夏，写成了一篇万余字的散文《成嘉来回记》，之后将文章寄给了上海《新中华》半月刊。编辑部原打算当年8月发表该文，并且提前在刊物上登载了广告。但是不知何故，后来并没有刊发这篇散文。2010年，为编辑《李劼人全集》搜集资料，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了从创刊到闭刊的全部《新中华》杂志，并未见发表该文；随即又查阅了195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一本小册子《〈新中华〉总目》，亦不见有《成嘉来回记》的踪影。一些专家学者在文章中谈到这篇文章的发表，其实均是以讹传讹，如今看来，这篇散文已经散佚了。李劼人写嘉定的文章并不多，今天能读到的只有总标题为《嘉游杂记》的三篇小文《大佛的脸》《题壁》《明实两致的钱钞》。长篇散文《成嘉来回记》的散佚对了解李劼人的散文创作成就是个遗憾。

正当李劼人全力以赴进行小说创作时，一个噩耗传来：他的好友王光祈在波恩病逝了。乍一听到这消息，李劼人像是头上被人猛敲了一闷棍，只感觉耳边“嗡”的一声，老半天没回过神来，随即一阵悲痛涌上心头。光祁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同学当中最贫穷最有志气的才子。他们自从十多年前在巴黎分别之后，虽未再见面，但是书信一直不断。那年在巴黎分手，王光祈回到德国后，便一头扎进书斋中，潜心读书做学问。王光祁在1920年6月1日致李劼人和周太玄等朋友的信中曾表示：“所居法兰克福郊外，开窗临野，碧绿平苑，全系故乡风味。已决心在此专心学习德文，数月中绝不履城市。”之后，王光祈先后到柏林、波恩等地，一直拼命地勤学苦读，并且靠写作维持基本生计，生活很清苦。直到1932年，王光祈被波恩大学东方学院聘为中文讲师，生活才有所好转。

1934年，王光祈以《论中国古典歌剧》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成为首位获得这一学位的中国音乐学家。从留学到去世，王光祈不仅在音乐理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在艺术、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令人钦佩的建树，其论著达三十四种之多。留德时期的王光祈，尽管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学问中，但并未钻进象牙塔，他的目光时刻关注着多灾多难的祖国。日本侵占东北后，一个日本教授在波恩大学作《满洲国与日本》的讲演，愤怒的王光祈当即组织留德学生集会抗议。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他还腾出很大的精力研究国防和外交问题，《国防潜艇》《空防要览》《未来将材之陶养》等军事译著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王光祈与《论中国古典歌剧》

鉴于王光祈在诸多领域的成就和他在文化上的重要影响，1935年4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通过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致信王光祈：“闻君光祁集学苦行，不胜钦佩；如愿回国，当图借重。”但心中充满理想的王光祈不愿充当政客，遂以波恩大学执教为由谢绝了。不料，之后不久，王光祈便因长期的贫困和积劳成疾，竟于1936年1月12日患脑出血，猝死于波恩医院，终年仅44岁。

王光祈逝世后，波恩大学校长毕托罗斯向全校发出讣告，并于18日举行了追悼会，对王光祈在东西方文化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国内，上海《时事新报》于2月28日，以《王光祈先生的哀耗》为题，报道了王光祈的死讯，称赞：“王光祈是吾国唯一的音乐史家，平生著作甚富，治事亦极精炼……”3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举行追悼会，蔡元培、徐悲鸿、田汉、宗白华等一批文化名人以及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参加了悼念。徐悲鸿赶画了王光祈遗像，仪式由宗白华主持，蔡元培亲致悼词：“王光祈不仅是一个学者，并且是沟通中德文化的重要人物。”同一天，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也举行了追悼会，著名音乐家、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敬送挽联：“旷代仰宗师，著述等身，寿世更留音乐史；穷年攻律吕，栖迟异地，夜台长伴贝多芬。”舒新城致悼词，他热情地赞扬道：“王君留德十六年，从未受公家和私人方面丝毫津贴，平日生活，纯赖鬻文维持。此种坚苦卓绝之伟大精神，洵足为现代青年之表率。”沈君怡称赞王光祈是“能真正本着奋斗、实践、坚忍（韧）、俭朴精神，不参加政治活动，一心一意遵守少中宗旨及公约为事者”。

在王光祈的家乡，温江和成都都分别举行了悼念活动。4月19日，在成都文庙西街成公中学，即王光祈母校的旧址，也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李劼人、周太玄、魏时珍、刘大杰等诸多好友和文化人都出席了大会，李劼人、周太玄分别介绍了王光祈的生平和他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功绩，人们无不痛惜光祁英年早逝。

同年8月15日，王光祈遗体在波恩火化后，骨灰从德国送归上海，至1938年再由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沈君怡送回到成都。由于王光祈在家乡已经无亲人，骨灰便一直存放在李劼人家中。

追悼会后，成都的朋友们准备编辑出版《追悼王光祈先生专刊》。李劼人满怀悲伤写下了《诗人之孙》一文。在这篇怀念文章中，李劼人从王光祈的祖父王泽山、父亲王茂生写起，以此说明王光祈的家学渊源，然后追述王光祈家道中落和他艰难困苦的求学经历，最后述说了自己与王光祈的友谊。其实他们的交往还是有个曲折过程的：他们最早认识是在宣统元年（1909），李劼人从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的丁班被提升到丙班，时常与王光祈在一个自习室里读书，但李劼人很讨厌王光祈那冷僻的样子，认为他是一个怪人，所以一直不喜欢同他说话。直到宣统三年（1911）的春季，李劼人突然发现这个冷僻的怪人还能作诗，于是对于王光祈的看法立即有了大逆转。之后，两人有了交情，在一起饮酒吃茶，谈论理想，谈论生活，也谈论女人。光祁虽然比李劼人小一岁，却是有过婚姻经验的人。他的妻子叫罗次玙，是母亲做主为他娶的温江县镇子乡的一个女子。每每谈到女人，李劼人就不能不让光祁“逞强”，这是他最得意的事……青年时代的交流仿佛还在眼前，可现实是斯人已独去，唯有一众老友还依然在这动荡的世界挣扎、奋进。

李劼人与孙子孙女在一起

李劼人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生重病，浑身乏力。但失去老友的悲痛，又催促让他不能不强撑病体，以手中沉重的笔为老友留下一点历史的记忆。

“西安事变”发生前夕，老朋友张秀熟来看望李劼人。张秀熟长年在成渝等地从事地下活动，他们已有多年不见了，李劼人非常高兴，亲自下厨，并特意将开“小雅”时珍藏下的允丰正“仿绍”打开，特以待故人长锢归来。两人从当前的形势谈到九年前的往事，那是“二一六”政府当局欠下的一笔血债，十几位被残酷枪杀的人中，有几个都是李劼人的学生。一想到此，李劼人不觉热血上涌，忽然拍案而起：“血债总有一天是要清算的呀！”张秀熟是第一次看到李劼人如此激动，第一次听到他发出如此痛苦的声音。数十年后，张秀熟回忆起这天的情景，还感觉历历在目，认为是时代使李劼人“憬然有觉”。

1936年冬，李劼人将家从斌升街13号院搬迁至比邻的桂花巷64号院。在斌升街只租住了四间房，地方较窄，房屋也不太好；而桂花巷却是一整座小院，有十三间房，门房和厕所一应俱全，而且前后两个院子很大，还有十多株大树。到夏日时，便是浓荫满院，对于怕热的李劼人来说，实在是一处惬意的居所。斌升街和桂花巷是清代满城内相邻的两条东西向的小街，西头是顺城街，东边是东城根街。即使今天，两条小街也是闹中有静。桂花巷原来叫桂花胡同，因小街上曾经栽有桂花树而得名。遗憾的是李劼人当年所居家的两个院子均已拆掉了，原址上都建起了宿舍楼。斌升街11号（李眉说是13号）的门牌号都没有了，9号之后便是17号，其中9号是成都民主党派大楼，17号则是一个五层楼群的院落，原来的11号和13号想必都并入了17号大院中。我问楼下一个卖切面的老板，回答是这里从来没有11号和13号。也难怪，如今城中心多外来人口，哪里知道过往的事情。而这里正是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死水微澜》的地方。桂花巷在斌升街北侧，但64号院也不存在了，小街对面的63号门牌恰恰还在，已是楼房，而64号老院子湮没进了60号大院，如今是四川省水文监测勘探局的宿舍区。李劼人当年正是在这里完成了“大河三部曲”中的《暴风雨前》和《大波》两部重要作品。

“大河三部曲”封面，四川文艺出版社

斌升街和桂花巷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提说的地方，除了李劼人和他的重要作品产生在这里，还有好些知名作家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1938年7月，东北作家萧军与兰州女子王德芬结婚后，由西安抵达成都，先在长顺街暂居，同年10月便经沙汀介绍，搬进了李劼人所居的64号院，分租了两间厢房，直到1940年春天因上了特务的黑名单而不得不离开成都去重庆。在与李劼人为邻的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萧军在这里编辑《新民报》副刊，培养青年作家，写作了大量针砭时弊、宣传抗日的杂文，并与李劼人等众作家一起组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同时还完成了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侧面》。萧军从1938年8月1日开始写这部作品， 至1939年3月23日晨完成，共计18万字，当年在成都出版。

可惜，斌升街和桂花巷这两处现代著名作家留下的痕迹已经被岁月抹去了。

在桂花巷居住期间，李劼人除了忙于嘉乐纸厂的事务外，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写小说上。此时刘大杰正担任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数次拜访李劼人，诚邀他去中文系担任讲师，都被他谢绝了。李劼人在致舒新城的信中，曾两次说到刘大杰请他去川大教书，均被他婉言谢绝。当年离开成都大学时，李劼人就暗自下了决心，不再重返大学，哪怕碰到战事，宁肯再去开餐馆也不会再回去。所以刘大杰几次登门均未获应允：“我几次邀他到四川大学文学系教书，他说：‘教育比写文章还苦。一个月我只要一百块钱就够我的酒饭了。一个月写两万五千字是容易的。我不争名，也不争利，我爱自由。我要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要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一上讲堂就变成玩把戏的猴子了。’我不愿破坏他的这种美的境界，不愿束缚他那种自由，再也不向他提到教课的事了。”刘大杰是李劼人的老朋友，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就相识了。1935年秋，刘大杰随任鸿隽到四川大学任教，他立即就想到了邀请李劼人一同共事。

李劼人谢绝了刘大杰的美意，却加深了二人的友谊。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两人过从甚密，到李劼人家中喝酒，成了刘大杰理想的乐事，既有好酒好环境，又可以毫不设防无话不谈。喝到酒酣耳热时，李劼人脱光上衣，打着赤膊，手执蒲扇，雄辩滔滔尽情地显露出天真浪漫的面目；刘大杰也在这种无拘无束的热烈氛围中终于酩酊大醉。

这是两个现代文人在20世纪30年代所显示出的魏晋风度！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历史资料

原标题：《首部李劼人评传推出，大河人生拂尘于今｜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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