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双重意义：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又将我们分离

金钱的双重意义

摘要：

金钱化（monetization）怎样影响人际关系？根据现象学社会学（social phenomenology），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能解释金钱的符号二元性：一方面，如泽利泽（Zelizer）所表明的：根据所流经（flow through）的人际关系的不同，金钱以不同的方式被标记（earmark）。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倾向于将金钱与冷漠的不近人情（impersonality）相联系。金钱与人际交往和不近人情的双重联系，使其所流经的关系充满一种风险感，作者称之为“丧失意义的风险”。通过分析这种风险感的意涵，作者认为它将信任（trust）转为一种对关系的考量（relational preoccupation），并且限制了主体间经验。丧失意义的风险可能会激发风险规避策略，但这些策略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作者讨论了这一论点对于分析金钱发展和在地金钱使用的启示，从而为金钱社会学中的长期争论做出了贡献。

作者简介：

Galit Ailon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文献来源：

Ailon, G. (2022). The Double Meaning of Money. Sociological Theory. https://doi.org/10.1177/07352751211071121

本文作者：Galit Ailon

过去四十年间，泽利泽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社会学关于金钱的理解。自齐美尔起的许多古典社会学家认为金钱是一种不近人情的、标准化措施，破坏事物的真正价值，腐蚀人际联系。泽利泽不同意——她在一系列影响广泛的研究中表明人们以不同方式标记金钱，根据金钱流经的独特人际关系，为金钱注入了符号化含义。因此，泽利泽认为，有多种而非一种金钱（monies）。

但是关于金钱的争论从未休止。一些研究者认为泽利泽的观点言过其实，因为他们认为：泽利泽没有意识到，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金钱确实是不近人情和标准化的。为了回应这些批评，泽利泽承认“所有金钱都是二元的：它们都用于普遍（general）和局部（local）的流动”。但是她坚持：“就像人们说英语时遵循普遍认同的语法、但同时在对话中倾注了个性化的内容一样，经济行动者也同时采用一般的模式和特殊的标记物”。那样的话，金钱并不必然破坏价值、腐蚀关系。像英语一样，金钱被用来传递有意义和特别的内容。

泽利泽的语言类比回应了部分批评，但遇到了另一个理论挑战。不管金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类似语言之物，它当然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唯一一种语言，而是诸多语言中的一种。因此，泽利泽这种将金钱同英语的类比，仅在人们对英语以外的语言也熟悉时才成立。在不止一种语言可用的情境下，被选中的语言才能够自身负载符号意义。例如，如果智利雇员在他们工作的跨国公司的当地办公室里用英语交谈和书写，那么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他们说话的内容，而是他们使用一种象征着全球文化等级制度的语言（即英语）说话这一事实本身（他们作为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在等级制处于不利地位）。同样地，如果人们互相“谈论金钱”（speak money），有意义的不仅仅是个人化的内容，而是他们用金钱的语言互相交谈的事实。

而这种“金钱的语言”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同用金钱所传达的个人化的内容相悖。几百年来，经济活动一直在文化上被嵌入集体信念中，这种信念认为金钱是不近人情、标准化和腐蚀性的。泽利泽进一步认为，这种如此看待金钱的倾向传达了广泛存在的观念：金钱和亲密关系水火不容，“经济活动——特别是金钱的使用——会使亲密关系退化”。

泽利泽说，这些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间的相互消极影响的观点构成了“许多误解”。但是她所说的金钱的社会意义，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金钱在日常使用中传达着个人化的信息，同时金钱也普遍同冷漠、不近人情相联系，这种双重意义对金钱所流经的人际关系的意涵是什么？

我通过援引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特别是他关于符号和主体间性的解释来回答这个问题。金钱的这种双重联系——即其符号二元性（symbolic dualism）——使得对关系情境定义充满了风险感，我称之为“丧失意义的风险”（the risk of lost meaning）。风险感把信任变成了一种对关系的考量，从而限制了主体间的理解和体验。因此，即使人们过着“连接着的生活”，并能应对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的交织，金钱化中含有主体间（intersubjective）和主体（subjective）的代价。本文通过对泽利泽的核心观点进行现象学阐释，对金钱化的关系性意涵提出了新的看法。

金钱的符号二元性

分析金钱符号二元性的重要性和内涵，需要首先定义什么是符号，符号如何运作。舒茨用胡塞尔的“共现”（appresentation）概念作为他对符号分析的支点：“通过共现，我们直觉地经验着一些事，同时明显地标示或表明其他事。”换言之，共现是一种匹配（pairing）的形式——两种或更多元素进行“被动综合”的形式。通过此种匹配而建构出来的一组元素中，对一个元素的理解“唤醒”或“唤起”了这组元素中其他元素——（其他元素就是）共现的元素。例如，一块有独特颜色图案的长方形布（即国旗）共现了“特定国家”。

共现可能有多种形式，但是符号是共现的独特形式。在共现的其他形式中，上述配对中的元素均与日常生活的至尊现实（paramount reality）有关（译者注：至尊现实，舒茨使用的概念，经《现实的社会建构》发展，指社会有多重现实，其中日常生活现实是至尊现实，意识最为紧张、完全清醒；其他现实的意识不断地回溯到至尊现实中。参见该书中文版pp. 29-34）。但是，符号的共现中，日常生活现实中的事物同超越我们日常生活现实的观念（ideas）形成联系。更确切地说，舒茨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经验超越了我们可感知的世界。我们通过事物的秩序来理解自然和社会的开放、无限的视域，并且我们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现象来类比这种（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秩序。符号是这种类比理解的载体。例如，宗教、科学、艺术符号共现着那些超越日常生活的观念。舒茨把宗教、科学的世界称之为“多重现实”，但是这些现实只能在符号共现中经验到。

这同样适用于社会集体和制度化的关系。这些常识性理解的建构（constructs of commonsense thinking），属于一种超越日常生活至尊现实的秩序。换句话说，它们指的是关于社会联系的观念，这些观念超越现实生活情境中的时间、空间、社会距离，从而获得其实在。舒茨解释说：“正因如此，我们只能符号化地理解它们；但呈现它们的符号本身与至尊现实有关，并推动我们在其中的行动。”

因此，在国旗符号的例子中，一块长方形彩布是一个可见的物理元素，它在至尊现实里被悬挂着。但是“特定国家”（the nation）这一社会集体，超越了我们关于国旗悬挂的经验。相似地，共同度过的享乐时间可能是“我们的友谊”的一种符号；“我们的友谊”这一制度化了的关系，同样是超越享乐情境现实的共同理解的建构。再进一步讲，尽管它们超越了特定情境，但在这样的特定情境下，这两种建构依然会被认为是真实的、存在的。换句话说，特定国家和我们的友谊，是有可能作为这些情境里确实存在的部分，而被国旗队或两个好友经验到的。

现在回到金钱的话题。在金钱的符号二元性里，金钱共现了两类社会关系的建构：一类是人际交往（interpersonal），一类是不近人情（impersonal）。泽利泽充分论证了，人际交往建构涉及到关系的特定内容和形式，即参与关系的人的义务和承诺，以及他们的角色分化、地位区别和依赖关系（例如，妻子和丈夫，父母和子女，捐赠者和接受者等等）。特定金钱流动（例如，标记为津贴、工资、捐赠资金）符号化、并帮助定义这些结构性关系。第二类建构与不近人情有关：金钱是去人格化的工具、计算和冷漠性质的“一种语言”。即使当金钱被关系性地标记，它去人格化的、“普遍化的潜能”（或者说，人们对其普遍性潜能的感受）仍然存在，共现了一种去标记（disearmarking）的可能性。金钱可能使得其参与构成的结构关系解体。我并不是说金钱一定会导向这种解体，但是金钱的符号二元性可能会反复显现这种可能性。

正如泽利泽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所发现的，这个解释能够说明：为什么对孩子死亡的赔偿的增加一直与“悲伤的商业化”的怀疑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在20世纪初，妻子“津贴”的做法既激发了（男性）对妇女从丈夫的财务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恐惧，也点燃了（女性）的从中看到的希望；为什么最终“亲密关系产生了各种困境：这个人是看上了钱，还是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这是一种关心还是剥削”。这些泽利泽研究中的描述，不仅证明了她关于个性化使用金钱的论点，而且还证明了将金钱视为去个性的、可替换的、普遍的这一文化建构的持久存在。

金钱这种看起来不和谐的性质当然不是独有的。事实上很多符号将看似不和谐的元素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统一的（尽管有时是脆弱的）整体。但是在金钱的符号二元性中，这不是一个不和谐的问题，这种统一的整体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不近人情的建构破坏了人际交往建构的根本可靠性。金钱的符号二元性激发了特定关系的内容和形式，也激起了任何特定关系内容和形式的脆弱性和不可靠。

金钱颠覆了人际交往意义作为常识的可靠，这不再是一种：只要反证不出现，即可不证自明的知识。相反，金钱符号二元性持续地让反证（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证的潜在性）被感知到。符号二元性证明了：在开放时间视域内，特定人际交往关系蕴含着其意义（meanings）消解的可能性，正是这种意义使其成为特定的、人际间的。这样，符号二元论构成了丧失意义的风险。

这种丧失意义的风险不应该与其他共现形式（例如标志）引起的不确定性相混淆。“标志”（signs）是能向解读者共现另一个人的思考（情绪、意志等）的物体或事实。例如，在一对夫妇的深夜争吵中，一方不能确定：另一方的点头是真正理解的标志，还是为了结束争吵而做出的理解的表象。这个标志（点头）产生了解释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产生影响。但如果这对夫妇不是在争吵，而是讨论其中一人继承的一笔钱的投资问题。他们的投资行为象征着他们的婚姻承诺，但我认为，这笔钱也将符号化地唤起对他们的承诺可能解体的意识——在这里，金钱的意义发生了转变。事实上，即使现实情境中，没有这种解体意向的标志被理解到，金钱也会符号化地唤起这种解体的意识。换句话说，金钱符号的对关系的效果更少依赖于可见的标志；如果需要的话，金钱会引发一种寻找标志的推动力。

有人可能会反对：在亲密关系的背景下，这种推动力可能是轻微的。更具体地说，婚姻伴侣不可能体验到不近人情的建构全部的共现内容，因为他们婚姻的关系语境会削弱这种建构，包括社会规范、道德劝诫和个人领域中的情感体验。充其量，这种建构会在伴侣的经验流中处于边缘地位，即使他们对金钱的考虑很常见。

这种反对意见有一定的道理，而且考虑到关系语境是很重要的。然而，评估这种关系语境的复杂性也很重要。例如，即使是在亲密关系中，那些能够加强金钱的人际交往建构作用的社会规范，也不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以婚姻为例：当金钱介入时，影响婚姻的外部因素，产生于这样的时刻：金钱的个性化意义受到了金钱之普遍性的削弱：例如，担心（这桩婚事）的好朋友或家庭成员，会坚持需要婚前协议。类似地，婚姻可能受到公共领域意见领袖的影响：编剧、公共意识形态专家、广告专家、社会活动家等等。由于与金钱有关的规范性、道德性和情感性想象贯穿了关系间和关系内的规律，金钱的两类共现建构中，都可能有多种力量维持着。

正如人类学家Hart所说的，“金钱总是个人化和去个人化的”。他继续指出，尽管泽利泽正确地论证了人们个性化地使用金钱达到目的，这种个性化也不会凌驾于这样的事实之上：即，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也“代表了异化，疏离，不近人情的社会，局外人；它的起源不受我们控制”。Hart希望利用“金钱的综合力量”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一步。但是，本文所表明的金钱的符号意义指出这样的综合并不可能：既然金钱一直代表异化、疏离、不近人情和局外人，它的双重意义并不会导向一种综合，而会导向一种人际交往意义丧失的风险感。在下一节中，我会说明这种风险感对于主体间和主体经验的意涵。

丧失意义的风险

丧失意义的风险有许多相互交织的内涵。首先，如卢曼指出的，将情境经验为风险情境，会把行动（action）变成信任（trust）的问题。在此，行动必须被施行，“即使存在着对其他人的行动失望”以及出现令人后悔的结果的可能性。Möllering认为，信任依赖于一种“划定不可知事物的机制”，即“悬置”（suspension）：这种机制使“不可能的信任之飞跃”从特定的解释基础变成有利的预期状态。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为例。在这种关系中，“信任之飞跃”需要某种形式的解释立足点：也许，个人知识或双方之间预先存在的熟人关系可以帮助形成有利的预期。

然而，讽刺的是，当债权人和债务人不仅仅是熟人，而是亲密的朋友时，情况就复杂得多。一方面，亲密朋友之间的借款有时需要类似于礼物的独特交换程序（例如，不指明借款条件或归还时间），从而符号化了友谊的存在。另一方面，金钱符号化地唤起了怀疑和对解体的想象，很可能被体验为一种威胁，这种威胁将他们的关系区别于亲密朋友的关系。换句话说，在经济交易中，单纯的、预先存在的熟人关系为信任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而参与交易的朋友则可能感到他们的关系立足点受到了困扰。独特的交换程序将再次确认了这样一种感觉：在这里，维持人际交往意义的代价要大得多——意义处于风险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信任之飞跃将变得更加困难，而信任将倾向于作为一种对关系的考量（relational preoccupation）而出现。

让我们再仔细考虑这个例子。朋友之间也许相互轮流请客、互相询问爱好、甚至互借衣服，来完成日常的社会交换；但是除了极端情况，这样的交换将会被视为“我们友谊”的表达，尽管是一种可能蕴含了互惠义务的表达。借钱可能在很多方面都类似这种交换，但是鉴于金钱的符号二元性，被激起的不仅是“我们的友谊”，而且有这种友谊破灭的可能性。金钱的符号二元性因此将独特地影响二人的关系。确实，我认为符号二元性是这种关系紧张和信任考量的重要原因，这种紧张正是亲密朋友之间进行金钱交换的特征。尽管金钱问题不是信任关系考量的唯一来源，但在一段关系中，钱的问题出现得越多，引起的关注也就越多，这些信任的考量问题也就越可能增加。

丧失人际意义的风险感和之后对信任的考量有进一步的现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有可能限制主体间的理解和经验。为了解释为什么会这样，我必须绕一个小弯再次重温舒茨，这次是他关于主体间性的工作。

对于舒茨来说，主体间性是基于他所说的我们关系（We-relationship）：一种共同生活过的关系，在其纯粹的形式中，“同伴们意识到对方，并同情地参与对方的生活，无论时间有多短”。在这种我们关系中，同伴沉浸在“共同的意识流”中；他们“一起变老”。这种关系甚至可能不涉及谈话：例如，同伴们可能只是在一起观看一只飞行中的鸟——但只要他们把彼此体验为完全主体的存在，共同观看这只鸟（“我们正看一只飞翔的鸟”），一种我们关系就构成了。对舒茨来说，我们关系只在共存中展开，但正如Ivana所认为的，分享内时间意识和“一起变老”有一个“连续性的维度”。在所有情况下，一个共同的、主体间的世界只能通过我们关系、通过彼此作为主体的这种相互经验来构成。在这些相互经验中，舒茨写道：

因此，自我内部的许多不同的镜像并不是一个一个地被看到的，而是在一个单一的经验中被体验为一个连续体。在这种经验的统一性中，我可以同时意识到在我和你的头脑中发生的事情，通过将这两个系列的经验作为一个系列——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而生活。

因此，对每个同伴来说，我们关系有可能扩大和丰富对他人的理解，使他们能够具体地通过他人的主观意义背景生活。然而，有一个程度的问题。舒茨说，我们关系“或多或少具体化和现实化，并充满了内容”。限制现实化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反思，特别是不安和紧张的反思。“一旦我们反思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我们就不再沉浸在互动的体验中；我们已经转而反思它，我们这样做就打破了它的连续性”。相应地，“我越是反思，”舒茨写道，“我的同伴就越是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思考对象”。换句话说，对关系的考量把我们从我们关系中拉出来，抑制了我们对关系的参与。反思，尤其是频繁的反思，通过激起外部对经验的凝视，从而分割了经验的统一流。这种反思可能有助于客观的知识，但随着反思的展开，它也阻碍了与同伴的真正关系。

回到金钱化的问题，我认为它同时唤起了丧失人际交往意义的风险感，和对信任的考量。尽管有不同的情境，这种风险和随之而来的信任考量可能引起对关系的反思（而且常常使关系紧张）。用舒茨的话说，我们可能认为风险感和信任考量持续地把意识从我们关系中的共同经验流中分离出来。这样，金钱及其管理越多地进入人际关系，我们关系的内容也就更可能被限制，在我们关系中的沉浸也受到阻碍。

这并不是说，包含金钱的关系就不再重要或不能持续。如泽利泽所论证的，人们努力“定义且规训”金钱关系，并且参与“关系运作”（relational work）来在社会关系及其边界、经济交易和交换媒介之间寻找切实可行的方式。这种方式能够减少困惑，论证并达成关系的协议，加强互惠，使关系能够被第三方认证。但是，在“我们关系”的观点下，关系运作有其局限。尽管能保持和修补关系，它并不能引向或恢复我们关系中的共同经验，因为关系运作中有一种显著的推动力，促使反思意识和实践的产生。如果“社会关系中包含经济交易，会普遍地增加人们定义或规训关系的精力”（即反思的精力），那么我们和同伴沉浸入一种共同的生活经验的可能性，就会显著地随着这种交易的频率和规模的增加而降低。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经历丧失意义的风险（尽管金钱存在于关系中）？下一节将分析这个问题。

规避丧失意义的风险

正如泽利泽所说，金钱广泛渗透于人际关系。我们过着“相互连接的生活”，即使最亲密的关系也以许多方式与经济活动有关。换言之，金钱就寓于人际关系“之中”（“in”）。但是，我将表明：人们确实能通过某些方式阻止（或尝试阻止）经历丧失意义的风险，例如保密。泽利泽说，对同伴隐藏金钱或相关事项是非常常见的行为：“丈夫、妻子和孩子经常撒谎、欺骗，或者干脆向对方隐瞒（财务）信息”。很明显，当金钱被隐藏时，它的双重意义也随之被隐藏。在这个意义上，保密是一种防止同伴经历风险的策略。

当然，人们隐藏财务信息不仅是为了防止金钱的存在被觉察到，也是为了防止关于金钱的要求和期望。在关于朋友和亲戚之间借贷的研究（聚焦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中，Wherry及其合作者发现：被要求借钱的人经常想拒绝，但觉得不能直接这样做。他们借鉴了Rossman的“混淆式关系运作”的概念，描述了借款人试图通过“不拒绝”的方式来避免尴尬的情况，或者说出“无法以借款人希望的方式提供帮助的一半真相”。在某些情况下，混淆视听的请求和拒绝“可能会变得更糟”，甚至导致终止联系。因此，一旦存在金钱帮助的请求，即使帮助被直接或间接拒绝，金钱也已经在关系“之中”了。

保密或一半真相并不能恢复或丰富我们关系的内容。首先，关系的保密一面中，可能有反思性意识介入，这种反思发生在互动的过程中——一种过度的警惕性。第二，保密者和被骗者之间的关系中没有对主体性的相互承认，正是这种承认定义了我们关系。毕竟，我们关系的预设是：我设想他人能够像我承认他们的主体性那样，承认我的主体性。如果一方将另一方引向错误的认知，相互的承认就不存在了。因此，保密带来的疏离和反思性的计算，阻碍了在我们关系之中的沉浸，改变了同他者联系的本质。

人们可能希望避免风险的另一种方式是商品化。如果人们把个人或亲密关系看作是单纯的卖家和买家之间的市场交换中的商品，看作“只是生意”，那么从表面上看，人际意义丧失的风险是可以避免的，因为没有什么意义可以丧失。然而，这样的框定必然会对交易双方的人造成伤害。考虑卖者一方（译者注：例如提供身体相关服务的人），尽管采用商品化策略，个性化的经验仍然保持其个性化。因此，卖出服务或“商品”往往会导致一个人的自我异化和隔阂。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在对全球南方一家商业代孕诊所的研究中，揭示了这种服务需要情感上的疏离、内心的摩擦，威胁到服务者的尊严感，并必须进行“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她得出结论：“往往是我们中最贫穷的人被迫将自己的情感从他们所珍视的东西中剥离出来——肾脏、婴儿、性亲密关系、与在祖国长大的孩子的关系。他们的任务即是面对隔阂。我们的任务，则是创造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来分配地球上的物品。”在最后一句中，我们看到这些交易中蕴含的对买家的内在威胁：即对自身道德感的威胁。

在一个市场化社会中，这些威胁可能看来微不足道。毕竟这样的社会建立在一种辩护系统之上，这种系统能够作为自我概念的道德护盾（尽管只是局部的护盾）。如Prasad在她对性交易的研究中所说：“市场经济被嵌入一个道德系统之中”，这使一些人能够通过使其与“民主、形式上的经济平等、个人权利”的特权理想相一致，来为亲密关系的商品化辩护。在这些市场中，“因此，商品交换的价值在于维持参与者之间的民主环境；将参与者视为形式上平等；并认为他们有自由能够免受礼物交换的模糊性和地位操纵。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可能怀有隐藏的社会议程”。Prasad采访的顾客确实“赞扬了性的‘市场交换’，因为它缺乏他们在亲密关系中性的‘礼物交换’里所看到的模糊性、地位依赖性和潜在的虚伪性”。

然而，这种道德护盾背后的道德观念表明，关键是不要让这些买者瞥见与这些观念相悖的主观体验：即看到卖者的不情愿、苦恼或绝望，或努力进入“情感劳动”中来掩饰或否认这种负面的主观体验。换句话说，这种交易中买者的道德护盾，来自预设中认为卖者是自主的、自由的、不矛盾的（这种预设是类型化的）；而且我们可以补充说，来自预设中的对这些卖者的污名化，认为卖者在某种程度上活该自己疏离自己。

但在长期或亲密关系的背景下维持这种预设和污名（尽管这些关系可能是商品化的）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我们关系，彼此作为完全主体存在的相互体验，可以明显威胁到这种预设和污名。根据现象学社会学，即使这种预设和污名根深蒂固，如果反证出现，人们也能够改变或超越它们。如果我们发现自己不如想象的那样了解同伴的经验，就会导致我们重新评估关于他们的知识；在这一刻之前，我们都认为对他们的知识是理所当然的。尽管预设和污名从一开始就会阻碍我们关系，并且买者可能相应地在情感和认知上投入维持它们，但即使是最根深蒂固的预设和污名也不是不可改变的。

当然，一个人买衬衫或面条时，预设的可变性是有限的。事实上，在大多数商业交换中，甚至在大多数以商业交换为文化模式的经济互动中，制度化的规范和文化实践会限制我们质疑自己对他者的了解的可能，借此限制了这种可变性的潜力。例如，节约时间的社会规范压力——限制经济互动的持续时间和焦点——抑制了“观察”同伴的生活经验的流动，而这种观察会让我们质疑对他们的预设。此外，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制度性划分，限制了这些的可能性：接近同伴私人生活、想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或者换位思考以将我们的生活经验与他们的联系起来，借此挑战关于他们的客体化知识。然而，如果“商品”是一种长期、持续的个人服务（比如性或护理），看到他人生活、丰富和理解他人生活经验的可能性依然更加开放。从理论上讲，有很多东西可以破坏看似无可置疑的预设。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与金钱和我们关系相关的重要细微差别。上一节中，当讨论金钱化对人际交往的影响时，我强调了我们关系的内容容易被侵蚀。现在，在商品化关系的背景下，我认为我们关系不会被轻易割裂。不管其内容多么脆弱，我们关系的出现在现象学上是基本的。它所需要的是人们意向性地将对方作为同胞来对待。长期个性化的亲密交流中，人们能有更多机会来体验作为同胞的卖者，因此我们关系成为对买者道德自我的一个重要威胁。此外，由于自尊之类的情感取决于对潜在道德自我的体验，我们关系不仅是道德上也是情感上的威胁。因此，试图用商品化（正如用保密）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必然带来人际、道德和情感的代价。

暂时的结论；数字货币的未来

在本文中，我认为有必要既承认金钱的个性化使用之事实，也需要承认：不管金钱是不是真的冷漠或不近人情，人们倾向于如此认为。这种理所当然的观念是金钱的社会历史建构中长期存在的一部分，也持续在今天的文化话语中发挥作用。援引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我分析了金钱的符号二元性及其对关系的意涵。符号二元性为人际交往情境引入了丧失意义的风险感；此外，这种风险将信任视为一种对关系的考量，因而限制了我们关系的内容。

“关系运作”可能会阻止这样的张力并维持联系，并使金钱流通和日常生活的结合更加顺畅，但是它不能克服以上所述的影响。关系运作倾向于反思，因此可能影响对我们关系的沉浸。或者说即使关系运作是重要的，金钱化的无处不在给人际关系带来的挑战和问题，比它自身能面对的更多，而且比法律、信息寻求机制、保密等能够面对的也更多。但是，我认为我们关系无法被彻底解体。在商品化关系中，我们关系对于道德自我的威胁不会使其彻底解体。总之，即便人们尽力管理或规避风险，这些策略总会伴随着主体间或主体的代价。

金钱化的一体两面——人际交往和不近人情——这一显然悖论的关键，是现象学的：即使金钱并不直接破坏人际联系，即使它被标记以维持联系，它仍然符号化地表明了人际意义可能丧失的可能性。

表面上看，金钱的新近变化，也许对其冷漠的性质提出了挑战：例如，数字革命引入了金钱的“新社会性”，如Guseva和Rona-Tas所写到的，“数字货币与过去任何其他形式的货币完全不同，它有独特的、无限容量的影像记忆，能记录其流动和交易的历史，以及每一个参与的行动者”。在这种数字意义上，金钱的个性化得到了深化。加之目前对发明替代性地方货币的尝试，泽利泽称之为“商业循环”：“任何新的地方货币都来自于一个更广泛的运动，寻求摆脱通常认为的国家和全球经济的腐败影响”。

然而，这些变化和创新对货币的符号二元性的影响并不简单。例如，数字货币的特点不仅是交易数据的个性化，而且还具有不可理解的复杂性和抽象性。Guseva和Rona-Tas解释说，“数字交易数据以惊人的速度产生，大大超过了任何人类行为者处理它们的能力”。虽然这些交易数据使强大的机构和行为者能够监测和控制他人的行为，但这些数据的不可理解的复杂性，无法消解金钱与不近人情性质之间的常识性联系。此外，数字货币依赖于非个人经济的组织和抽象，是将个人与这种经济之巨大或全球范围联系起来的一种手段；在这些意义上，金钱也仍然“既是个人的又是非个人的”。

替代性的地方货币的情况也同样复杂。正如泽利泽所言，在一些意识形态中，这些项目被赋予的意义包含着常识中对敌对的外部世界的想法，“在法定使用货币的污浊外部世界和地方货币的纯洁之间设置边界”。事实上，地方货币对“替代性”的雄心壮志似乎既依赖于、又重申了金钱/货币同去人格化之间的共通性关联，毕竟地方货币只是一种替代品。

不过，这种货币仍有一种潜在的开放性，地方货币可以产生新的思维和制度配置。这种变化对丧失意义的风险的影响，取决于地方货币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金钱的符号二元论。地方货币是否被视为金钱语言的一部分，即使它们也象征着如团结、社区和道德承诺的关系，但它们仍以某种方式携带着与非个人性和冷漠的符号性联系？还是说，地方货币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日常语言，在制度上与特定的地域相联系，并最终摆脱了金钱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双重含义？

鉴于主体间性深受常识性思维结构的影响，这些结构在日常生活中被符号化地唤起并成为现实，我们必须把分析的目光转向这些结构。地方货币，以及数字化和其他的货币发展，无疑给日常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未来仍将持续。但就它们对关系产生的效果而言，我们必须超越它们引入的任何看似客观的变化，并检视它们在其符号意义中携带的常识性观念。因为影响关系的不仅仅是金钱在至尊现实中的形态或形式，而是金钱符号化地将至尊现实与超越至尊现实的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关于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和关于将我们分离的力量的观念。

编译 | 范屹槟

审核 | 林陌声

审核 | 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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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钱的双重意义 | Sociolog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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