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伟：回望浙江40年改革史，用历史照亮改革未来

这是第一部以浙江实践来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著作。

9月20日，《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在杭州举行新书首发式。

这本书清晰还原和解读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的浙江40年变革历程，从浙江改革开放看中国，再现浙江样本的中国意义。

作者胡宏伟系澎湃新闻副总编辑、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财经作家，也是一位32年来一直深耕一线的记者。

他被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泰集团掌门人南存辉称为“温州模式最认真的观察者、最深刻的研究者、最热心的呵护者”。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评价胡宏伟是浙江改革开放历程最执着、理性的观察者，是记录这段历史的不二人选。

“我从业的32年一直在追踪观察、记录浙江，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打一口洞察中国的‘深井’。选择浙江，不仅因为我生于此，更因为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富有深厚的‘中国价值’。”胡宏伟表示。

2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胡宏伟进行了专访。关于浙江改革历程和它赋予的中国价值等问题，他一一作出解答。　　　

澎湃新闻：是什么让你深耕浙江32年，坚持观察、记录浙江改革史？　　　

胡宏伟：1982年我就读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时，曾有两个专业选择：新闻或法律，我最终选择了新闻。因为彼时中国正在拉开改革的序幕，我当时就感到，自己正身处一个伟大时代的启动点，如果能成为这段变革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思考者，将是一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

毕业后，我先后在新华社、《东方早报》、澎湃新闻任职，均为全国视野泛时政的严肃类媒体。这些最优秀的新闻平台，为我提供了瞭望中国的机会。

虽然这几家新闻单位都是全国性媒体，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浙江这片土地。从在新华社担任农村记者起，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上接天、下接地的农民”：始终是一名扎扎实实的一线记者，时时像一个老农俯下身去嗅脚下的一亩二分地，但永远要有鹰一样的思维高度。如果说32年的观察是“下接地”的俯身，那么这一次次书稿写作的过程，恰是“上接天”的思考。

本书是我撰写的与浙江改革开放有关的第五部作品，此前还有与吴晓波合著的《温州悬念》以及十年前的《中国模范生：浙江改革开放30年全记录》等。我观察浙江，是从关注温州而始。作为记者，这个“奇怪崛起”的城市强烈吸引着我。32年记者生涯中，我实地到温州采访过35次，记得1990年初大雪封山，从温州回杭州的300多公里路颠簸了38小时。之后随着“温州模式”南风北渐，我开始更大半径地追踪观察浙商群体和浙江现象。

澎湃新闻：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回望？记录这段改革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胡宏伟：记录历史的意义在于它可以照亮未来。用历史照亮的未来，才是真正的未来。

中国改革史并非一路坦途，在40年里，我们栽过跟头，走过弯路，积淀了经验，也收获了太多教训。

然而有人已经开始遗忘过去。2015年6月6日，1980年代全国家喻户晓的“改革明星”、 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去世。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我在杭州一所大学为MBA学生讲课，当我问“谁知道步鑫生”时，全班43位同学只有8位举手。

我们需要回望。记录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不再愚蠢地犯曾经的错；知晓历史，可以让我们面对明天时自信坦然，不再焦虑。

40年很长也很短。回望不是为了再一次证明我们曾经的正确选择，也不仅仅是为了盛大的庆贺。回望，是一次梳理，是一次充满理性思辨的总结。循着历史的轨迹，我们从回望中努力寻找下一个40年前行的方向。

今天，在技术为王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被碎片化的无聊所窒息，我们喧嚣于短暂的欢愉，我们放肆地嘲笑所谓“油腻”的传统。这样的“我们”实在是需要一场以历史为底色和坐标的长考，唯有此，我们方能不慌张，不浅薄，不做作。这个世界，最稀缺的一定不是金钱，而是用生命淬炼的思想；能够永垂不朽的一定不是技术，而是经由岁月打磨、积淀的历久弥新的文化与历史。因长考而为之的写作，必将是一盏划破迷雾的灯，一座抵达人生彼岸的桥。　　　

澎湃新闻：浙江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你认为最有价值的改革突破是什么？　　　

胡宏伟：浙江是改革开放这场世纪“大考”中成绩优异的“中国模范生”。

浙江的价值在于，首先，它的改革历史具有普遍意义，是可复制、可借鉴的。

浙江是个资源小省，起点低、底子薄。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人均耕地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由于山高水深，交通极为不便，被形容为“浙江到，汽车跳”；各类矿产资源更是十分匮乏，几乎没有。

我把温州和深圳称为中国改革的“双子星”，但温州的改革比深圳的改革要艰难得多：深圳的改革是得到了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改革派大力支持，而且资金、技术、人才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包括大量来自内地优秀创业者的助推；温州的改革却完全是低起点的“绝地反击”，是自下而上的更为彻底的草根型改革。

在如此薄弱的基础上，温州乃至浙江却都做到了“无中生有、点石成金”。2017年，浙江GDP总值位列全国第四位，40年间在各省市区GDP中的排名上升了8位，上升位次居全国第二。这不正是说明了浙江经验、温州经验的普遍意义？

浙江改革史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在许多领域，浙江是中国的改革破冰之地。40年间，浙江之于当代中国的意义，不是培育了多少老板，而是创造性摸索了改革发展的路径、方法乃至方向，集中体现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三个率先”： 一是率先发展商品经济；二是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三是率先孕育产权彻底清晰的民营经济。

以构建起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基础细胞——专业市场为例，早在1982年前后，桥头纽扣市场、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温州“十大专业市场”就已发育成熟、名扬天下，被称作中国专业市场的“东方启动点”。

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大核心突破，就全国而言，这一进程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明确宣告“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又郑重地将这一重要论断载入修改后的国家宪法才告完成。而在浙江，1985年“温州模式”被正式提出时，这三大突破即已基本确立，并构成了所谓“温州模式”的土壤性内涵。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改革发展的谆谆期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经济面貌发生巨变的真正动因。更难能可贵的是，这40年，浙江一直没有停止改革创新的前行脚步。　　　

澎湃新闻：回望浙江40年改革史，对当下的中国改革有什么意义？

胡宏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以温州为例，前段时期曾有声音说，“温州模式”已经过时了。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读，只要中国改革依然秉持市场化取向，只要中国改革的伟大长征依然在路上，“温州模式”就有其生命力。

从改革伊始，温州和浙江就深度触及中国改革最本质的核心问题。而今天，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

比如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这一重大领域，我们仍然面对许多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深水区。

改革开放40年，浙江备受称赞的是催生了相对成熟良性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经环境。这一系统的构建不是精心规划的结果，而是一路摸索，从1980年代的官员“无为而治”到1990年代的“适度有为”，再到最近十年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服务型政府，我们应该为浙江执政者的理性和勇气鼓掌。

又比如如何处理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关系。截止2017年，浙江民营经济在全省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达65%，人均市场主体拥有量、私营企业占比等指标均居全国首位。我们可以观察到，公有制经济始终是浙江经济的“压舱石”，在此基础上，民间活力勃发，民营经济发展领跑全国。如何构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共生、共荣携手并进的良性生态系统，这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现实命题，浙江曾经的实践给予了我们有益的借鉴。

最后一点，在思考浙江这段历史对中国改革再出发的启示时，我们需要回望初心：改革究竟是为了什么？

过去40年，浙江“最骄傲”的是：千百万底层民众成为了改革的主体，并成为了作为改革成果的财富的主人，“民富”是浙江最亮眼的经济数据和最盛大的改革成果。

改革不是少数人的盛宴，而需酿造最大多数人得以分享的幸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40年间，浙江率先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民众从普遍贫困走向普遍富裕，这是浙江1.0改革交出的令人欣喜的答卷，也是中国改革2.0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