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壳与珍珠：口述史中的上海

今年四月，我曾前往斯洛伐克城市班斯卡·比斯特里察，这里是建筑大师邬达克的故乡。邬达克的父亲是匈牙利人，因此他也被归为匈牙利裔，母亲则有斯洛伐克血统。

民族起义广场。本文图片除特别说明外均为作者摄影图

一战爆发后，邬达克应征入伍，1916年不幸被俘，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一带。1918年成功脱逃，流亡至上海。

当时的上海是世界上少有的逃亡者天堂，邬达克适逢其会，参与城市快速发展的时期，也奠定了建筑大师地位。他设计了真光大楼、大光明电影院和国际饭店等一批著名建筑，其中于1934年完工的国际饭店，楼高22层，在此后几十年间都是北美以外建造的世界最高大楼。当然，他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作品当属如今上海老建筑中的头号网红——武康大楼。

但仅仅通过个人传记了解邬达克的人生轨迹，很难使之丰满。资料显示，直至2004年，邬达克在自己的出生地都仍然是一个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名字。但随着研究资料的增多和当地的重视，邬达克的童年生活逐渐显现，也掀起了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的“邬达克热”。

如今城中名为库里亚的咖啡馆是邬达克家族曾经的居住地，也是邬达克本人的出生地。尽管目前是商业用途，但仍保持着古朴面貌，咖啡馆经营者一讲起邬达克的故事就刹不住车。城中还有一处典雅庭院，它属于一位画家，也是邬达克的绘画启蒙导师。正是在这座建筑里，邬达克获得了第一次手工设计体验。

邬达克出生地的门口

画家Dominik Skutecky故居，这里也是邬达克的艺术启蒙之地

与邬达克一家有过直接交集的人早已一一逝去，班斯卡·比斯特里察所能够追溯的，除了邬达克家族在这座城市里的活动史，便是无声诉说沧桑的建筑，还有一代代建筑使用者的集体记忆。

建筑作为无声的艺术，记录着太多历史。由于各种原因，旧时名人故居或知名建筑，往往另作他用。后来的居住者或使用者，看似与旧时名人、设计者乃至历史风云无关，却会以另一种方式诉说建筑的华彩。

被视为上海第一网红建筑的武康大楼就是如此。自从它走红后，探访者众多，还一度引发争议，媒体纷纷呼吁探访者应尊重住户隐私。这些住户和更早的住客，与设计者邬达克并无直接联系，也不是大楼里的第一批住客，但他们所拥有的集体记忆，仍然值得珍视。

图片来自网络

作家陈丹燕和陈保平等采访了武康大楼里的居民，由居民们讲述这座大楼的历史。受访者有画家、大学教授、作家、医生、物业经理和公司职员等，铺陈了武康大楼与上海乃至中国的百年历史。宋庆龄、孔二小姐、赵丹、王人美、巴金、郑君里、孙道临、秦怡、谢晋和王文娟等人都曾在这座大楼与附近穿梭，留下无数痕迹。当然，除了名人，还有一户户普通家庭的故事。

“蚌壳与珍珠”这个书名，形容的是武康大楼的内与外，陈丹燕认为，如今人们热衷的是武康大楼的“蚌壳”，也就是网红外观，但在网红之前安静的居民和见证的历史才是珍珠。

“武康大楼”的名字为195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时所定，最初的名字是“诺曼底公寓”，全称为“万国储蓄会诺曼底公寓”。1924年，该楼由当时赫赫有名、财大气粗的万国储蓄会所属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投资兴建。旧上海许多西式楼盘或楼房，凡标有I.S.S者，都是这家公司的产业。建筑占地1580㎡，建筑面积9275㎡，八层钢筋混凝土结构。

诺曼底公寓地处法租界，由租界所在的美商克利洋行打样设计，法商华法公司承建，设计者是邬达克。《蚌壳与珍珠》中写道：邬达克“似乎对西方建筑中的古典折中风格有偏好，这或许与他的东欧情结有关，但又要考虑法租界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

武康大楼的格局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的城市道路，书中写道：“与中国城市道路大多呈十字形交叉布局不一样，法国巴黎的城市道路大多是以一个广场为中心，多条道路呈辐射状散开，如凯旋门广场就有多达12条道路向广场汇集。这样的格局就使两条道路的相交处形成一个锐角。当时的沪西法租界，道路建设也带有一些巴黎风格，武康大楼就坐落在淮海中路（原霞飞路）、武康路（原福开森路）、兴国路、天平路、余庆路相交的五岔路口。而武康路与淮海中路之间就形成一个约30°的锐角。诺曼底公寓整幢建筑面积9275平方米。为充分利用土地，设计师参照了巴黎同类建筑的样式，以建筑朝南及朝西的一面为主立面。如果你站在西面看，整幢大楼很像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轮船。”

武康大楼动工时，上海法租界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当时租界对外国人、侨民和华人有严格区分。法租界连监狱也分为西人牢与华人牢，住宅也严加区分。武康大楼的室内设计所满足的都是西方高级白领的生活方式和功能需求，配有厨房、卫浴和热水汀。最典型的就是每家门后过去都装有一个可折叠的烫衣板，以方便西装革履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每天熨衣熨领带。它还有着西方社会特别注重的距离感，设计之初就在两部主电梯之外，辟有一部保姆专用电梯。楼道也特别宽敞通透，保持着每户之间的距离。

在1942年之前，武康大楼的公寓住客从未有过中国人。抗战胜利后，孔二小姐买下此楼，成为“大房东”。1949年后，大楼由上海市政府接管。1945年后，新华影业和联华影业两家电影公司与武康大楼仅一步之遥，加上楼下有咖啡厅，是聚会的好去处，所以许多电影界人士陆续租住在武康大楼，使之成为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的“基地”。里面相继住进了有“东方第一母亲”之誉的电影演员吴茵，电影演员王人美，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和赵丹等，孙道临和王文娟夫妇也曾住在这里。

上海武康大楼。视觉中国 资料图

武康大楼并不仅仅是一栋建筑，它还是一件值得珍视的文物。既然是文物，就离不开“保护”二字。许多住客也是保护者，默默为之付出努力。比如书中采访的武康大楼居民周炳揆，1956年搬入武康大楼，在这里经历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时光，之后进入工厂，改革开放后考入大学，之后成为公务员，又出国留学，回国后在外资企业工作到退休。他的人生轨迹有着很典型的上海老一代中上家庭的气质，不屈从于时代，不追求一时安稳，眼光和视野很不一样。他的父亲是学工程建设出身，应该是民国时代的高材生，设计过不少水厂，非常重视建筑保护并对孩子言传身教。

所以，周炳揆家一直没有像其他人家那样改变房屋内部格局，拒绝了装修公司的各种“新潮”装修建议，一直保持着房子的原有格局。要在沧桑巨变的五十多年间做到这一点，真的非常不容易，没有文化、情怀和审美，就不可能做到。

这种审美看似“落后于潮流”，实际上却一方面印证了潮流的短视与粗糙，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武康大楼的超前。正如周炳揆口述：“我认为20世纪20年代设计的这栋房子观念是很先进的。一进来生活中需要的都有，比如说保姆间、厨房间，还有两个小储藏间，都考虑了。当时设计这个房子的时候，这些功能都用上了……现在整栋大楼只有我还在用窗式空调，为啥坚持到现在呢，是结构简单，不破坏房子，不打洞。人家把百叶窗丢了，我把人家丢的捡回来，要是我家的坏了就可以用这个补。我觉得现在装修并不先进。”

周炳揆的人生经历，就是作者所强调的“珍珠”。他的人生经历，有着在那个时代颇为少见的视野，也有着一种海派式的坚韧，一步步与大时代契合交织。记录这样的人生，同时是在记录大时代的变迁，记录着上海这座城市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

这也正是口述史的可贵之处。口述史是基于公众记忆的微观历史，与所谓“正史”保持着巨大距离，印证着另一种历史叙事的可能。它有着面对面的亲近与共鸣，也不强调口述者的身份、地位和学历，但低门槛不等于低层次的表达。它更趋于“现场”，并通过记录者的史学修养进行甄别，建构出有层次与情感的记忆空间。

当建筑与人、人与历史彼此交织，武康大楼的意义也就不仅仅是一栋受保护的老建筑，也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地标，更是上海乃至中国百年近现代史的一部分。这艘停泊在路口的大船，在日新月异的上海显得沉静，但恰恰是这样的沉静，才能帮助人类对抗时间的侵蚀，记录文明走过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