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身体里，有一场无声的海啸

3月20日下午，52岁的江春终于被女儿林佳佳说服，第一次去看精神科。

当被医生问到“你是否有过轻生的念头”，江春一下子哽咽，说不出话。整个问诊过程，她多次落泪，哭着说：“现在没办法做以前感兴趣的事情。”她被确诊为“更年期抑郁症”，抑郁程度严重。在此之前，她都是去妇科，治疗更年期带来的生理问题。

三八节前，林佳佳在外出差，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不想活了。林佳佳心焦如焚，妇女节当天回家后，江春见到女儿带的花，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这是林佳佳第一次知道，母亲的情况如此严重。

更年期抑郁，医学上称“围绝经期抑郁症”，是一种发生在女性绝经前后的抑郁症。

围绝经期是女性生命中一个特殊时期，多为45-55岁之间，已成为女性抑郁症状的高发时期。

进入更年期，女性要承受体内激素水平变化引起的身心不适，也面临着退休前后家庭与社会带来的复杂压力。由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等平台共同发布的《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73%的女性在更年期感到无助与烦躁，60%的女性感到孤单。

然而绝经女性的声音却很少被听到，在这场漫长的过渡期里，她们多数独自忍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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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理解的情绪困扰

林佳佳记得，更年期前，母亲是一个生活作息上积极、自律的人。她是一名初中老师，每天七点不到起床，去学校监督早自习，下班后去健身房锻炼，回家后护肤、完成手机上的学习任务，睡觉。她有轻度洁癖，家里的洗碗槽与地面从来不会积尘。

如今，母亲窝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干，洗碗槽堆着脏碗，地面上留着粉尘碎渣。

林佳佳觉得，江春变得敏感、脆弱了。参加完身边一位熟人的葬礼，虽然不是很亲近，但母亲沉默地低着头，说“现在觉得人的生命真的很短暂，昨天人还好好地坐在那，今天这老人家就不在了”，说着就掉出眼泪。

跟家人之间发生的冲突更容易引发她的情绪触动。在林佳佳眼中，母亲对自己要求严格，家里不允许睡懒觉，9点已是最迟的起床时间。从前，她会生气地跟女儿说，“要么我把你薅出来，要么你继续赖床”；现在，听到女儿说“你不要管我了”，她的眼眶会立刻变红：“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即使无事发生，江春也会没由来地情绪低落。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窗帘紧闭。黑暗中，她躺在床上，脑袋和手露在被子外，眼睛一直睁着。林佳佳上前询问，江春流泪，“先别管我，让我一个人待着冷静冷静。”

起初，林佳佳很心疼，甚至会跟着母亲一起哭。后来，当母亲经常因小事与林佳佳置气时，“会有点受不了，我也要先冷静冷静。”

这种情绪不被身边的人理解，也让自己感到困惑。52岁的图书管理员王玲见丈夫没等自己一起吃饭，委屈就不可遏制地产生；从前将“你身上好多肉”作为丈夫的玩笑话，如今她会觉得，是不是丈夫对自己不好了。

王玲认为，这些都是“不可一提的小事”，但却被自己无意识地扩大。委屈不可控时，她经常用“别顾影自怜了”来开导自己，试图不去想，逼迫自己想些愉快的事，但情绪仍会爆发，“不到一分钟，我就觉得后悔，为什么又生气了。”

“不同维度的症状，会让女性感受到一种无法再支配身体，反而被身体支配的失控感”，更年期意味着卵巢功能衰退，女性体内激素分泌发生紊乱，健康领域咨询师偲嘉说，这都与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直接相关。

近50岁时，代玲玲进入更年期，她吃不下饭、失眠，流很多汗。代玲玲注重养身，当最初出现月经紊乱时，便去妇科、内分泌科治疗，慢慢吃药，调理身体。陈芸清楚，母亲会在更年期发生生理变化，却不知道更年期也是心理问题的易感期。

“很突然，妈妈开始做伤害自己的行为”，陈芸说，她带母亲去了省里最好的精神科，“医生说不用怀疑，就是抑郁症。”

来不及重视的家人

代玲玲患病后，丈夫知道她的状态，24小时守着她。起初，她能出门转转，买菜做饭，在家做家务。一段时间，她处在沮丧的谷底，过一段时间，又恢复正常，像所有的事情没发生一样。

但后来，她抑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极端时，常幻想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了，“可能眼睛看不见了，走不动路了。特别频繁，基本一天两次、三四次都有。”家人带她去医院检查，哪里不好看哪科，但检查不出什么问题。

每天回到家，陈芸看到母亲在哭，代玲玲说自己觉得内疚、对不起家人，觉得生活一团糟。陈芸试图带母亲出去走走，转移注意力，但代玲玲看见水就要跳进去，她不敢再带她出门。

母亲的抑郁仿佛“传染”给了家人。陈芸说，那段时间，家里没有人想做饭，基本上买现成的，父亲无力地哭，问女儿怎么办。到后期，代玲玲会反复地伤害自己。陈芸描述这段回忆，声音越来越轻。

家里的混乱情况在两三个月后结束了，母亲离开了，“你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事后，陈芸回想起来，常常后悔，她想，是不是当时给母亲更多的爱与关怀，可能结局就不会这样。

与陈芸相似，戴伟也经历了来不及理解母亲的过程。2016年下半年，51岁的陈红确诊抑郁症。她失眠严重，有一次深更半夜，院子大门锁着，陈红试图爬围墙离开家，被丈夫拦住。那次，她的腿被割伤流血了，仍往外走，因为她觉得脑子很难受，不知道怎么解决，只想离开所在的地方。

确诊后的一年里，陈红曾尝试自杀。戴伟在外地工作，是后来在语音通话中才得知母亲有过不止一次轻生的行为。

第一次陈红割腕，戴伟记得，父亲语气轻松地转述，“没啥事了，已经包扎好了。”在戴伟看来，父亲不懂母亲，对于陈红抑郁症的帮助只有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让父亲注意，但他和父亲都忽视了母亲状态的严重性。“身边没发生过、自己没经历过，就真的不知道抑郁症会走到最极端的那步。”

当时，因为陈红的催婚，母子之间产生矛盾，戴伟常常生气，甚至觉得母亲的自残行为是在逼自己就范。 

直到那天早晨，舅舅说母亲电话打不通，戴伟心慌地在心里祈求母亲千万不要出事。最终，他们在水库里找到了陈红。

被污名与无视的更年期和抑郁症

此前，对于更年期，戴伟和父亲“完全没这个概念”，没接触过，也不知道女性的人生阶段里有更年期。直到母亲去世后，戴伟搜索“抑郁症”，接触到“更年期抑郁症”的话题，才想到更年期激素波动，可能也是影响母亲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

更多的人对于更年期存在着误解。“‘更年期’这个词，承受了太重的情绪、想象和污名化。”偲嘉采访了很多男生，他们大多表示不敢跟母亲聊更年期，“他们担心如果问母亲是不是在更年期了，妈妈一定会觉得儿子在骂人。”相对来说，女儿会更主动地询问与关心母亲，林佳佳在社交平台分享了母亲更年期抑郁的情况，获得了很多女生的私信，“她们都和我说要多陪伴妈妈，希望妈妈赶快好起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周坚红说，更年期本身不是一种病，是女性生命的阶段之一。目前，中国有接近2亿的妇女正在经历围绝经期，到2030年，会有2.9亿的女性步入更年期。

南西是一位国际医疗管理人，也是一档关注女性更年期的播客节目主播。深度采访600位女性后，她发现有些绝经女性会对自我的身份产生怀疑，没有月经，会让她们产生一种没有女性身份特征的迷茫。“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的定义与生育能力直接关联。小女孩没来月经，大女孩结束月经，都会有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女性，我们要打破这样的惯性思维。”

常有女性对更年期充满恐惧与焦虑，不接受更年期的存在。Wendy在偲嘉的播客《听说更年期》上分享，她的母亲在更年期期间患了乳腺癌，做化疗、剃光头，非常坚强、有韧劲，但母亲从来不会提“更年期”这几个字。Wendy觉得，癌症带给母亲的恐惧远远没有更年期带来的大。

提起更年期不会觉得难为情的人或许是少数。在王玲的单位，有许多和她一样正在经历更年期的女同事，大家聊天中提起更年期，没有谁会避讳，包括男同事。而说到经历的不适时，大家都表达同情，一起想办法，出个主意，如何帮助缓解难受。部门里的年轻小伙见王玲的情况，没睡好、烦躁，也会多照顾王玲。

当更年期时患有抑郁症，精神障碍也成为许多女性难以启齿的秘密，让她们错过了被救助的时机。

林佳佳说，母亲对心理医生的防备心很重。她有位心理咨询师朋友，工作室举办元宵节主题活动，她将患病的江春带到现场，想试着让她慢慢敞开心扉，倾诉自己目前的状况。活动中要画棵树，树的图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绘画者的内心。江春起了戒备心，林佳佳只感觉到她在纸上很轻很轻地描画。在不少人分享自己的树时，江春把纸叠好，收进包里，“甚至不把纸留在现场。”

江春有强烈的病耻感，她经常跟林佳佳说，自己真的不知道有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林佳佳说，妈妈从来都担心自己精神上有问题，在那辈人的认知里，对于精神卫生、心理健康的概念不了解，会觉得自己好像变成了一个“疯子”。

林佳佳不断劝解江春，我们挂精神卫生科，不是看病，而是去听听医生的建议，你情绪波动是因为更年期激素不稳定，这不是你的问题。“如果是简单的心理问题，那通过自己的主观调节确实是可以走出来的。但如果是激素影响的情绪不稳定，就需要干预”，林佳佳对江春说。江春纠结了很久，最终还是选择去一家离当地有些距离的医院。

陈红渐渐表现出悲观、烦躁与自杀倾向后，丈夫也是“连哄带骗”将她带去市医院的精神科的。陈红看到药的包装上带有治精神病的字眼，很抵触。她会骗喂药的丈夫说，自己已经吃了，“但她可能含在嘴里”，戴伟说，“很多药都没咽下去，我爸爸也没办法。病症非常严重的时候，妈妈是一点也没吃药了，爸爸也没再管着，劝不动。”

代玲玲也没有坚持服精神科的药，认为含有激素，有悖自然，家人无法劝服这个曾经的家庭主导者。女儿陈芸不知道代玲玲平时在想什么。她只是告诉女儿，人生没意思，我不想过。

身与心的治疗

山东的余敏是一位全科咨询医生，工作中遇到了许多被更年期问题困扰的女性，她们不知道去哪个科室就诊，便找到全科咨询医生进行诊断。她觉得，现在的人对自己并没有那么爱惜，病人知道是更年期到了，觉得这是自己应走的路，正在经历的不适并非是需要上医院治疗的病，一切都“忍忍得了”。

但其实，“更年期是连锁的，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病。因为焦虑，睡不好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进一步可能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

事实上，更年期时，躯体症状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2012年，河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的陈素兰等在《中国老年学杂志》上对更年期女性的分层调查结果显示，与其他社会、家庭影响因素相比，身体上呈现的更年期综合征是更年期抑郁症的最大影响因素，身体正在经历的不适症状，往往会影响心理健康。

“生理的机能会影响心理，比如早醒、入睡困难会加重焦虑感；心理上的自我价值感降低，导致情绪低落，又会让内分泌激素愈加紊乱，影响身体健康。”壹点灵心理平台注册咨询师邓新红说。

陈芸身边，有不少会主动去看更年期科的女性，但仅仅是由于生理不适才去，她们不会想到，更年期对心理也会产生影响。

因为母亲的遭遇，她更关注身边更年期时出现抑郁心理的女性，“她们原本很正面向上，到了退休的年纪，突然一下子，发生和母亲类似的情况。”比如一位54岁的同事，再过两年就退休了，不久前却突然和领导提离职，理由是身体情况正在变糟糕，现在身边必须得有人陪着才能正常生活。陈芸知道，同事其实很孤独，她不热衷于社交，在家也经常只有自己一人，孩子在外地上学，丈夫又是狱警，工作特殊，时常不在家。

“更年期抑郁症，要从生物学与心理学上去理解。从生物学角度，激素水平的波动会影响内分泌，导致抑郁风险增加、症状加重；心理学因素上，更年期女性面对衰老，包括面容体态的变化，以及在事业与家庭上角色的转变等，带来价值感的降低，都会造成抑郁的高发。”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黄满丽告诉记者。

母亲去世后，陈芸才意识到，母亲的抑郁症和更年期激素有关，但她当时没考虑到这点，“完全都是在精神科诊室治疗，现在想起来，当时可以带她去更年期科看一下。”

“正常人进入更年期阶段，抑郁症发生率高达23%”，浙大妇院的妇科主任医师周坚红说，出现更年期抑郁，可以在与内分泌相关的更年期科和精神科进行联合治疗。

“更年期女性，缺的是最本源的雌激素。”周坚红说，在大脑缺乏雌激素或者雌激素波动以后，就出现了症状。进行雌激素治疗后，病人可以渐渐康复，过程中也不再吃从前精神科配的抗抑郁药。“这是从更年期的角度来说的，部分病人的雌激素治疗效果很好。”

黄满丽告诉记者，现有的常规精神科抗抑郁药，主要是针对神经递质，对更年期激素不能起到调整作用，所以可以考虑激素替代法。但有些女性不适合用激素替代法，比如患有乳腺癌或与子宫相关疾病的女性。所以需要通过多学科协作治疗，包括精神科、内分泌科、妇科等，共同决策病人是否需要激素替代治疗。

“但目前，并没有关于激素替代治疗的公认专家共识，激素替代治疗方面也存在很多屏障，尽管在国外有药物获批，但价格昂贵，静脉注射的方式不便利。在围绝经期抑郁症领域的研究和临床循证的证据，有待进一步积累。”黄满丽说。

“同时，对于部分病人来说，激素替代法也不能（完全）解决抑郁症状，因为激素不是更年期抑郁的唯一致病因素，神经递质等化学物质、炎症都会影响更年期抑郁症，此时就需要到精神科，使用抗抑郁药或者其他非药物治疗手段进行治疗。”黄满丽补充道。

黄满丽说，从精神科的角度来说，轻度的更年期抑郁，首先可以进行心理治疗、物理治疗、运动治疗等非药物治疗。如果是中重度，甚至有自杀风险，则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再辅助进行心理治疗。

一生的焦虑

在陈芸的眼中，母亲可能一直是煎熬的。

她是一名普通工厂工人，39岁那年下了岗。在当时，正常女性职工50岁可以退休，国企工人还有国家缴保险费用，而她所在的集体经济工厂没有。单位破产后，她成了社会人员，需要自己购买养老保险，15年的缴保期，直到55岁才能退休领保险。下岗后，她没有收入，既要找工作，还同时要交一年一万多的保险，她焦虑不已。

代玲玲后来做了家政，因为上年纪，身体适应不了工作，早中晚三个时段，她只能干早上的活，她常常为赚不了多少钱而感到压力。陈芸说，虽然有父亲和她一起承担，然而母亲自己的心理压力始终减不下去。

退休后，不用再为经济负担，可以领保险金，代玲玲终于解放了一大思想压力。陈芸记得，母亲心情放松了一段时间，主动和同学朋友联系。但在代玲玲的朋友圈里，大家凑一块聊天时的话题都以生活八卦为主，代玲玲受不了这些社交场合中人们投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你孩子结婚了吗”，女儿还没有结婚，代玲玲接受不了。

后来，代玲玲又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买菜、做饭、做家务、和丈夫出门转转。她不喜欢跳广场舞，也觉得和这些朋友没有共同语言，渐渐减少来往，因为内敛的性格，也没再结交到新朋友。“他们那代人的教育有限，不会有兴趣看个书，喜欢听什么歌，出去看场演出，像这样丰富的精神生活，我母亲都没有。”

代玲玲不会讲述内心话给陈芸听，陈芸能感受到，“可能是生活压力所迫，或是享受生活的能力有限，她连学习智能手机都（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只能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和她说什么，她都不愿意听，认为你说的不对”。

在陈芸看来，母亲这一代人的希望都是放在配偶、子女身上，“唯独不会放到自己身上。”陈芸和代玲玲说，人要做自己，要寻找生活的乐趣，但是代玲玲理解不了，她重视的就是女儿结婚。

戴伟形容，母亲的精神像一条接近干枯的河，更年期的到来，或许只是使母亲的精神之河急剧枯竭的外因。

在戴伟的回忆里，陈红是一个“一生对任何事情都感到焦虑”的人。陈红在要求严格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父母常常“恨女不成钢”。她的成绩一直很好，却高考失败，没考上大学。工作的厂子倒闭了，生活捉襟见肘。由于与丈夫的性格有矛盾，婚姻也不顺利。在小县城里，她常觉得低人一等。戴伟说，母亲始终以他人的评价为人生的标准与意义。

“她一辈子都没有认知到我”，陈红希望戴伟赚钱、结婚、生子，而戴伟想活得快乐一点。在陈红发病后期，她失眠、崩溃，想撞墙、跳楼，戴伟试图开导焦虑的母亲，讲述心里话，讲自己对人生的看法，他劝导母亲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也希望母亲了解自己。但像隔着绝缘体的两个人在对话，戴伟说得再多，最后只换来母亲的一句话：“你啥时候结婚？”

在家庭中理解更年期抑郁

在戴伟眼里，父母的关系也是加深母亲抑郁的原因。父亲是公务员，从前遇到无法处理的人际关系问题，常回家酗酒，2012年后，父亲喝完酒，经常会和母亲打架。戴伟觉得，父亲无法治愈母亲，两人的相处，只会让彼此状态恶化。

同样，林佳佳对于父亲也有怨言。她形容父亲是家里的“局外人”，江春在生活中需要操心很多事，“家长会，妈妈开，学校里有事，老师找妈妈；家务、打扫卫生，也都是妈妈做。”林佳佳觉得，江春婚后，生活日程总是满满当当。

当替丈夫工作上走动人情、送礼的事情操持得不够好，江春经常面临丈夫的指责。林佳佳回忆，母亲长期被父亲否定，父亲不给母亲积极的反馈，还会说所谓的玩笑话，“长得不漂亮、很丑。”

如果林佳佳不主动问江春，内敛的她似乎永远不会主动讲自己的情绪，一直隐忍着。有一回半夜，江春急性荨麻疹发作，跟躺在身旁的丈夫说自己难受，丈夫无动于衷，最后她自己去了急诊。

林佳佳觉得，父亲对母亲的漠视与指责，这既定的客观事实一直存在且不变，只是母亲因为更年期激素影响，心理承受的阈值变低了。在从前，江春的想法是“随便，我不管你”，如今她会感叹，自己做尽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落得这样的下场，“劳苦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

当林佳佳和江春提出“你和爸爸可以离婚”时，江春的回答是“你爸爸有时候也挺好的，对奶奶孝顺，对你也很关心。”林佳佳觉得母亲的理由很可悲，“他所有的好都不是对着你的。”

心理咨询师张春遇到许多四五十岁的女性来访者，在她看来，除了生理上的激素变化、绝经等等，“我不会把她们的困扰叫做更年期的困扰”，“其实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变化，女性的生活整体都是大问题，都是创伤，都是困难。这些仅仅是在更年期发生吗？在孕期、哺乳期、青春期，什么时期是不发生的？”

而更年期女性的很多痛苦，都在家庭中滋生。

张春说：“可能感情不好的夫妻原本不常见面，但孩子离家，双方都退休，现在两个人必须面对面了，是更痛苦的。”在张春老家的大院里，有 30 多户人家，其中 11 户是寡居的老太太，她们还面临丈夫离世后、新的生活压力，“比如说寂寞，或者收入减少等等生活的巨变。”

“也有可能是觉得好不容易熬到了这个时候退休了，孩子也盘大了，本来过得很平静、享受老年生活，但现在这个家庭或者社会又要求她去带孙辈的孩子。”张春说。

有些更年期女性被这个阶段的“自由”折磨着。“按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候，可是发现我这一生都在服务别人，服务单位、工作、丈夫、孩子。此时此刻，我完全自由了，可是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我不知道怎么使用我的自由。”张春说。

“也有比如说忍受了一辈子，现在孩子大了，我终于觉得离婚是一个我能选的选项了。但是离婚的这一刻，我发现我一无所有，这么的孤独。”

心理咨询师刘双阳认为，更年期女性抑郁很大程度上与她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分工有关，女性在家庭中不断付出着情绪劳动，关注、调节家庭成员的情绪。“比如当她觉得和丈夫的关系出现了需要调整的地方，她承担起调节关系的工作，而丈夫又觉得不需要，这会让她非常绝望。”同时，女性自己的需求也一直被忽视。“在50后、60后的妈妈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很快意识到一种期望——从丈夫身上获取心理慰藉——的破灭，这对女性而言是双重的打击。”

张春认为，更年期，有可能也是女性可以把自己的一些需要提出来的机会。“我听说有的女孩子会说，我会趁着月经的时候发疯。（对更年期女性来说）平时这个事我不会发火，我都忍了，但是现在就不忍了，他们挑剔我饭做得不好，我不做了，把厨房都砸了，你们爱吃什么自己做吧。你们这么不满意我，那好，我走，我出去旅行。”

如今，王玲持续一个月调整自己的情绪，她感觉背部燥热也好多了，她继续从饮食到运动全方面调理自己。王玲觉得，现在的年龄段是人生中最平和的时候。“不需要去面对什么，我的事业虽然一般但我也很满意，儿子已经成家立业，没有别的压力了。”

母亲去世的头两年里，戴伟常常从梦中哭醒，“那么多沉重的想法让她焦虑，她应该走出来，去找到自己的自由。”到第三年时，他接受了母亲的离去，明白自己也不能帮到母亲更多了。

佳佳和父亲谈了母亲的状况，“不能只有我每天都看着她，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你要多关注她的情绪。”

之后，佳佳父亲带了一只小狗回家，说是给江春治病。而江春不喜欢动物，常会担心小狗在家没人照顾，无形中又成了心理负担。佳佳说，过了两星期后，父亲把狗一声不吭地送走了。

夏季阳光充足，江春还在继续吃药，在家人陪伴下，她重新开始去健身房锻炼，有兴致和家人朋友出趟远门散心，偶尔给自己买上一束花，插在花瓶里。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江春、林佳佳、王玲、代玲玲、陈芸、戴伟、陈红、余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