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认知与再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论坛在北大举行

9月15、16日，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主办、王奇生教授召集的“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人文论坛”在北大人文学苑召开，来自国内外的七十余位学者，围绕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中“革命”这一主题展开了多场交流和讨论。

革命与左翼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的报告为《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他在报告中提出：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正是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症状。丁玲的灵魂是复杂的、双重的，有文人的一面，也有信徒的一面。丁玲的党性里面有其独特的个性，而个性之上又有她自以为是的党性。丁玲至死，既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依然是一个任性的文人，她是矛盾的双面，而这两面又彼此镶嵌，难舍难离。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萧延中教授则以《从追随者到信仰者》为题分析了另一位革命女性范元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一向自负清高的范元甄经历了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挫折，其所受到的精神打击与震撼是空前的。一场渗入骨髓的思想——意识——精神的“革命”，奠定了其一生的价值基础，使她更换了一个“灵魂”。这次重大精神冲击的一个标志性后果，就是范元甄从一个共产革命的“追随者”，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信仰者”。

同样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唐小兵副教授则分析了另一位延安文人萧军。萧军是抵达延安的左翼作家里最具张扬个性和强韧的精神世界的一位，正因为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特质，他与延安日益形成的高度组织化的政治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最为复杂和激烈。他所留下的日记文本，为我们从一个更为内在的和精神史的视角来重构、检测和反思延安的政治、文化与心态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葛飞的报告《知识分子、文艺与革命的同路及歧途》，以“同路人”为关键词切入对鲁迅的研究。“同路人”指非党的知识分子，常常是被动地“承受”革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路，当然是由“政治革命家”决定的，知识分子只能被动地表示赞成或反对。鲁迅论苏俄“同路人”作家有着自己的视景，也为自身的“视景结构”所限：他在“同路人”身上看到的常常是自己应对革命的复杂心态。这也导致鲁迅的言说充满悖论，甚至反讽着自己的反讽。

北京大学中文系贺桂梅教授的报告《“民族形式”问题与革命中国/文学（1940-70）的历史重构》，指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内部视野来观察问题，既无法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撇清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历史和理论意识来探讨制约当代文学生成与转变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动力。更重要的是，局限于中国内面的研究视野，往往无法意识到制约文学生产的更大历史机制和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知识体制如何具体地运作。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谭徐锋的报告《政治寿？文化寿？——郭沫若五十寿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本末》梳理了1941年11月由中共主导的为郭沫若举办的祝寿活动，其中政治与文化的因素交织，由此凝聚了人心，尤其是将国统区文化人重整起来，达到了此一活动的预期目标。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吴雪杉的报告题为《狱中受难：1930年代的城市革命与艺术家》，1930年代的杭州和上海汇聚了一批从事木刻艺术的青年，他们直接参与了当时的城市革命斗争，其中一部分因此身陷囹圄。江丰、力群和胡一川等将自己受难经历变成图像。1949年以后，革命历史得到重新书写，革命工作者的狱中生活成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一部分，狱中“受难”开始向狱中“斗争”转化，革命人物的历史形象得以重新确立。

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高初的报告为《战争时期的中共摄影宣传工作：摄影训练班、摄影网和战时画报》，在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摄影的意义系统从拍摄者转向观看者，摄影效果也开始注重触动观看者的情绪和激发其行动。“作为仪式的拍照”和“革命时期的宣讲式的观看”成为自战争时期至新中国，乃至今天我们讨论中国摄影的两个核心概念。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冯淼博士的报告题为《深入日常、深化革命：〈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发展》，报告以艾思奇、柳湜和夏征农等大革命后活跃在国统区城市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个案。报告认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化得以在国统区得到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此时聚集在城市的革命知识分子关注有初等识字水平的劳工和郁闷青年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将其日常生活经历和个人情感转化为革命教育和文化资源。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王龙飞的报告为《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八路军开赴前线和各根据地的创建，中共各级组织开始重建或者从蛰伏中醒来。中共晋冀豫省委即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省级组织，其对太行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郭宁博士的报告梳理了抗战期间，苏鲁豫皖边区山东微山湖西爆发的一次严重的肃反托派事件。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诺博士利用1941年至1943年的晋冀豫一地委“自我批评会”的会议记录，描摹出战时条件下中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情形。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瑞德以《罗斯福智囊团在战时中国的回响》为题，介绍了美国罗斯福智囊团输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的反响，特别将1932年成立的智囊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与美国中央设计统计局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陈默的报告《希望与幻灭：民国知识军人的知识与实践》，认为，民国时期知识军人群体的人数实在太少，而在军队体系中又未能占据权势地位。在军事变革的大潮中，他们貌似掌握了话语权，但在众声喧哗的背后，军改怎么改、改什么，仍由实权人物所决定，而最后的效果还得看每一个普通官兵如何落实。中央党校党史部齐小林博士则考证了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弹药来源问题，认为整个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弹药主要依靠收集和购买，其次是国民政府的发给，再次是缴获，最后是根据地的兵工生产。作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共灵活的政治、军事策略，以及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全面掌控，是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不间断地获取弹药的根本保证，也是游击战争得以维系的根本原因。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欣荣的报告为《仿周公摄政：载沣监国礼节纷争与宣统朝局》，1908年光绪与慈禧相继驾崩后，如何妥善安排监国摄政王载沣，以及太后、皇帝，乃至群臣之间的权力关系和名分礼节，成为清廷亟待解决的难题。报告通过重建监国摄政礼节条文形成的前后语境，分析各方势力的政治思虑和得失利害，推进了对于政出多门的宣统朝政治的认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岳秀坤的报告题为《1906年前后中俄两国革命者在日本的接触——以三位俄国革命者的活动为中心》，报告以三位俄国革命者在日本的活动为焦点，对中俄两国革命者在日本相遇与交流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

北京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韩策的报告题为《刘坤一去世后的江督之争》，报告辨析了刘坤一去世后，张之洞、魏光焘、李兴锐、周馥等先后署理两江总督背后的朝局政争。特别指出，周馥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近两年，不仅结束了数十年湘人江督的格局，而且他在用人、练兵、新政诸方面，加速了辛丑之后的北洋下南洋进程。结果，南北洋表面的联合，实际打破了南北派系的相对平衡，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南洋从属于北洋的局面，影响了清朝对南方的控制。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进副教授的报告题为《“猜嫌疑忌”：民初的政治心理与政局走向》，指出民国初年既有与王朝鼎革之际相似的各省独立与南北分裂旧的一面，同时又是一个共和政治取代王朝政治的新时代，与这一新时代相随而来的则是议会、政党、选举喧嚣的新现象。加上报刊媒体的喧聒，不同政派间的猜嫌疑忌被渲染放大，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报告探讨了民国初年南北猜嫌这一政治心理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这一政治心理对民初政局的影响。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仲民教授的报告为《阎锡山与洪宪帝制》，报告详细重建了阎锡山在洪宪帝制期间的作为，藉此探讨阎锡山支持袁世凯复辟的背后逻辑、阎锡山与袁世凯的互相利用关系，乃至此时期帝制文化的构建情形及其运作效果。

革命的认知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恭忠、南京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李里峰、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宪阁分别讨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几个关键词：代表、批评与自我批评、劳动，梳理其在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演变及神圣化的过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张永的报告题为《出家入党——早期中共党人的伦理归属抉择》。认为中共以铁的纪律打造的严密组织是其成功的关键，而国民党的松散组织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严密组织需要有深层的精神和伦理支撑才会成功，否则就只能是徒具形式，没有灵魂。因此，对于中共组织的研究只有深入到精神伦理层面，才能触及到组织问题的内核，这使得伦理归属成为中共组织研究的重要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尹钛的报告《投身革命即为家——中共早期的“职业革命家”是如何炼成的》也讨论了相近的问题，报告尝试将早期共产党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加以分析，意识到所谓“初心”不仅包括了“信仰”与“理念”的维度，也包括了“心理”与“情感”的维度，报告试图从心理层面去理解这些职业革命者的生命轨迹。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瞿骏教授考证了1921年一则针对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谣言，谣言指责他在广东每到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报告认为，在这些问题背后涉及“五四”后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和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即面对的挑战和困境等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志毓的报告以1928-1931年间的国民党左派及追随左派的都市知识青年为中心，关注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与青年的互动，揭示国民党左派青年的思想、情感、社会阶层分布，以及国民党左派如何吸收、领导青年，什么样的青年易为国民党左派路线所吸引等问题。从党员主体和社会基础的角度，重新理解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探索。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的任伟博士以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为例，展示革命史记忆与书写的一个侧面。

英国约克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赵旭铎的报告为《重访反帝主义：英国反帝思潮与中国反帝运动》，报告通过全球性视角的分析，认为现代反帝思潮应溯源至十九世纪中前期的英国，而不是列宁所代表的俄国或是亚非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从英国的反帝思想中，作者总结出“政治反帝”与“全面反帝”两种框架，并认为这两种框架分别影响了美国威尔逊、哈定时期的理想主义反帝思想和考茨基、列宁等人的马克思主义反帝理论，而后两者正是一战后十年中塑造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两大思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会修博士的报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墙报及其对中共宣传工作的影响》，以俄罗斯所藏莫斯科中山大学相关档案，考察中大壁报的起源和宣传工作的情况，藉此探究苏俄宣传模式对中共的影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如何运用阶级概念，来看待与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迥异的农村社会，也是一个逐步探索、不断调适的过程。从农民问题的角度看，早期中共对阶级学说的选择和理解，特色更为突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蒋凌楠的报告《中共早期对农村社会阶级分析的模式与调适（1921－1928）》借助社会学视角，分析早期中共文本中如何将农村社会、农民纳入阶级分析框架，考察其认识模式的形成与调适过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马思宇的报告《党政之间：中共党团制度在苏维埃地区的理论探索与实践（1928-1934）》，以党团制度为切入点，探讨中共设立苏维埃党团的进程、苏维埃党团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性质，以及苏维埃时期普遍存在的党政关系失衡与苏维埃党团的内在联系等问题。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石岩的报告探讨了1950至1960年代，中学劳动教育对中学生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及“上山下乡”运动的关系。

革命文化与文化革命

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主持的圆桌讨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王也扬教授、黄道炫教授、李细珠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的唐启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萧延中教授、许纪霖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的汪朝光教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张伟然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贺桂梅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叶维丽教授参加。各位学者就大革命与小革命、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革命的高潮与低潮、革命内在形态的差异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