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后，叙利亚难民就能重归家园了吗？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带来了毁灭性的战争和政府瘫痪，随之而来的战后重建、难民返乡以及政治和解等紧迫挑战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和专家们的关注。

2015年3月25日，一名库尔德叙利亚妇女与她的孩子一起走过Kobane镇的废墟。

战争和政府瘫痪带来的重建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在伊拉克，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叙利亚，内战产生了全球一半以上的难民和国内流浪人口，同时还在全国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巴沙尔政府正在逐步收回领土，而这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温和重建”的讨论。

也门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崩溃，多数国民面临着饥饿和疾病的威胁。利比亚则因为冲突不断以及国家体制结构的解体而动荡。虽然所有战争都尚未彻底结束，国际社会和专家们已经开始关注有关重建、返乡以及和解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由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遭到了破坏，战争带来的影响很难被具体衡量。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在国内或在国外居无定所；基础设施被破坏，许多城镇都被严重摧毁；国家经济已经演变成了局部战争型经济；国家和地方机构被从根本上重塑；公共社会对宗教和政治的认知严重两极分化；随着健康和教育水平的大幅下降，整个社会都极为贫困；上千万人因为冲突和暴力而遭受折磨，心理和未来发展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现在讨论的重建，不只是物质和环境的重建，还有政治的重建，而且一定会受到人道主义需求和经济需求的影响。重建将在一系列政治语境下进行，叙利亚政府在粗暴地进行修复工作，而伊拉克政府宗教色彩浓厚且毫无效率，至于利比亚和也门政府根本形同虚设。

在整个区域，重建的形式和方法将会形成一个新的、有长远影响力的政治状态。比如，国外和当地的行动者可能会因重建变得富有，也有可能因此而破产；社会势力可能会强化，也可能被边缘化；重建时期的赦免可以恢复战犯的权利地位，而过渡的司法机制也可能将他们排除在政坛外。

2018年1月，乔治华盛顿大学“中东政治科学项目”（POMEPS）和卡耐基中东中心在贝鲁特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对冲突后重建政治的原创性研究进行了讨论。

研讨会参与者没有假设冲突已经结束或重建会马上开始。相反，他们的目的是以区域作为例子，探讨重建、和解和遣返之间的关联。一些研究涉及了正在进行的冲突，其中的一些冲突仍然胶着。有的则涉及到了历史的观点，讨论了已经在几十年前结束的冲突，如阿尔及利亚和黎巴嫩的内战。

本文收集的研究从对战争记忆的争辩，到废墟上的城市重建，跨越了多个不同的维度。讨论中出现的几个关键的主题和问题如下：

重建的政治学

“重建”一词本身就有着多重含义，人们对它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重建”意味着还原冲突前的状态，这在规范上不可取，在政治上也不可行。在某些情况下，正如斯蒂法尼尼所讨论的加沙机制，被贴上“重建”标签的政策实际上是维持统治的一种手段，例如，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的人道主义援助可以看作是为扩大军事行动规模而提供的。

其他人可能认为，推动人们开始思考重建，是一种政治手段，用来结束所有想要继续冲突的想法。例如，美国和欧洲关于他们如何能够“赢得”叙利亚重建的讨论，可能是一种挽回面子的手段，以摆脱半个多世纪以来试图打胜仗的想法。阿萨德政府则当然认为重建是结束冲突和开始恢复他的国际声誉的信号。

有些人也可能把重点放在重建上，作为逃避“责任”的手段，特别是叙利亚冲突中的关键党派可能会被强制性人口转移，或是被判处反人类罪。在这种背景下，关注物质上的重建意味着，任何司法机制，包括过渡时期司法或是公共社会对战后的裁决，都注定会在后冲突时期处于次要地位，向经济机遇和政治博弈让步，因为它们会决定冲突后局势的走向。

尽管许多叙利亚人和国外的相关人士都呼吁“公正和包容性重建”，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对物质重建的关注很可能会破坏国际问责制和正义准则，甚至有可能会奖励罪犯。

像叙利亚这样的地方的重建尤其复杂，因为人们会质疑，怎么可以向一个对该国的破坏负有主要责任、并犯有战争罪行的政权提供援助。今天，国际行动者正在为该怎样一边支持叙利亚社会的重建，一边确保这不会使阿萨德政府及其支持者获利而苦恼。

不帮助叙利亚重建，就不会向阿萨德政府提供援助，但这样做的代价是使叙利亚继续遭受苦难，并放弃建设战后的影响力。目前还没有机构或是体制有明确的立场，也就没有明确的信息表明哪些机构组织会为重建提供资金援助，以及需要哪些新的机构和监督机制，也不清楚在这些国家有哪些现有的机构和组织需要重建和重塑。

有哪些需要重建呢？

对重建的讨论，特别是在后冲突的混乱中，往往会根据经济需求和国际社会的惯例做法进行，而不是通过与受影响的个人或是当地的实际情况直接接触。事实上，在刚刚摆脱冲突的社会中，重建往往与权力关系的重新配置交缠在一起。

物质重建的需求是惊人的。联合国特使估计叙利亚重建需要2500亿美元，但其它相关机构估计高达1兆美元。在也门，持续的战争已经使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处在饿死的边缘，世界银行对也门重建的评估达到约400亿美元。在利比亚，重建实际上意味着建立新的国家机构，以及调和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即使这样的资助金额证明是可行的，但是对于这些破碎的社会来说，这些经济解决方案都太过简单粗暴了。

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重建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往往被忽视。内战和大规模暴行使国民饱受创伤，也使社会深度分化。ISIS造成的创伤和对国家社会结构的破坏将需要几十年才能消除，在经济和政治恢复活力之前，社会需要充分了解暴力遗留的创伤规模和程度，才能有效地地进行重建工作。

谁会为重建出钱呢？

由于国际社会在如何解决这些冲突上没有达成共识，而且当权政府面临的在国内外投资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重建资金从何而来的问题便越来越突出。

俄罗斯和伊朗都不愿提供资金，来重建它们共同在叙利亚造成的破坏。欧洲和美国的援助，如果有可能提供的话，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挂钩，而特朗普政府几乎从没有表示过美国会为重建中东国家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只有海湾国家有财政资源可以支持大规模重建，但它们是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战争的参与者，不可能提供非政治性的重建援助。

难民回国和返乡

难民归国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返乡将是任何冲突后重建计划的核心挑战。撇开安全保障不谈，该地区冲突的性质意味着，任何可持续的和平，都必须考虑到所有冲突后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需要，包括国际安全保障和基本服务保障。

对于占全世界难民和国内流浪人口50%以上的叙利亚人来说，返乡的挑战因阿萨德政府的存在而变得更加复杂。阿萨德政府首先要对他们的流离失所负责，而且，在没有实施政治解决方案的情况下，返乡的叙利亚人是否会受到报复还很难预测。

叙利亚难民

难民返乡的情况也很可能因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差别而不同。难民返乡将取决于原籍地区的情况以及解决冲突的政治谈判的性质，还有统治高层们是否愿意让那些最具有敌意的人口回国或是回到相关的利益地区。由于难民无法返回被摧毁的家乡，或无法证明他们对被没收的财产的所有权，返乡可能意味着第二次流离失所。

在叙利亚，当局正在为难民返乡设置多重障碍，包括可能剥夺其财产的法律，只允许妇女、儿童和老人回家的安全审查机制，以及延长兵役的法律条款，其规定18岁至42岁的男性均应参军，否则要缴纳超出经济能力的重罚。

与此同时，叙利亚政府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开始建立难民营，貌似是为了收容返回的难民和一些国内的流离失所者，其实是为了将难民返乡和重建叙利亚的国际援助挂钩，以此获得支持。

这种在叙利亚设立难民营的做法可能无法鼓励大量难民主动回国。在重建背景下，住房需求是巨大的，土地被占用和重建住房需求可能会使在过去几年的冲突中支持当局政权的地区享有特权。正如发生在伊拉克的情况一样，解决后内战时期冲突的努力效果微乎其微，这意味着叙利亚人不太可能马上回到原居住地。

公正会到来吗？人们会铭记吗？

同样令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利比亚人和也门人不安的是，目前缺乏过渡时期司法或政治问责机制。无论是正义还是重建，首先应当考虑的是让国家走出冲突。

重建国家来拖延历史的审判，或是用过渡时期司法来维护新的脆弱稳定，这些都应当被鼓励吗？或者，他们应该遵循一些基本的司法手段，那么该使用怎样的指挥流程呢？缺乏问责和司法机制是起义开始的导火索，在后冲突局势中，这种缺乏尤其令人担忧。从短期来看，这可能会促使个人采取报复行动，从长期来看，这可能会破坏任何解决方案的可持续性。

对于中东国家来说，几乎没有历史先例表明，正义会在冲突后降临。除了民主化的突尼斯和部分民主化的摩洛哥外，很少有阿拉伯国家选择有意义的过渡时期司法机制。

萨达姆·侯赛因倒台后，伊拉克要求政府官员认责的行为迅速沦为宗派间的仇恨。Haugbolle和Ghanem-Yazbek讨论的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冲突后的社会是健忘的，是有罪不罚的，而不是铭记和正义的。然而，过去七年来在叙利亚冲突期间努力保存下来的战争罪行证据表明，这种健忘将不会存在。

这些文章，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单一的答案，或任何简单的解决方式。然而，它们共同为那些关注中东重建的人提供了丰富而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视角。

注：本文编译自卡内基和平基金委员会研究报告。作者：马哈·叶海亚（Maha Yahya）、马克·林奇（Marc Lynch）、佛里德里克·韦赫里（ Frederic Wehrey）、佛朗斯·布朗（ Frances Z. Brown）、达利亚·卡内姆-雅兹贝克（ Dalia Ghanem-Yazbeck）。中译文首发于公众号中东研究通讯（ID：MenaStudies），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