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城市｜躬身入城，搬砖琐记

辗转来到山西蒲州镇的午后，窗外是麻雀的激响。清脆尖锐的声音像新的地铁报站通知，提醒我到达了都市以外新的站点。门前只有一条主干道万鹳线，穿过涑水河，再经过普救寺与古城墙遗址，延伸到的尽头便是蒲州最为知名的景点鹳雀楼。登楼远眺，黄河成为广袤农田的边界。

从鹳雀楼远眺黄河。本文图片均来自作者。

我因参与古建修复营，得以进入蒲州故城的城墙遗址工地，在为期十天的修筑日子里，面对最基础的建材：砖、石灰、土，回到传统的工艺制作模式：素土夯实、砖石砌筑。城墙遗址不再是单纯的怀古奇观，而是一个可被感知的时空切面现场。

蒲州故城北城墙修复现场。

这个古称“蒲坂”的小镇，位于山西省西南端的黄河东岸，扼蒲津关口，当秦晋要道，曾是古河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据光绪版《永济县志》考证，蒲州城“始筑在元魏之世”。此后，被历代所沿用，城墙周长约20里，“城临大河，楼堞完固，未可易克。千载已远，形势犹是”。

蒲州故城北城墙东段（已修复）。

如果想要同当下的城市有所区别，似乎并不困难。除了邮戳、区号、站点，还有地标建筑，知名企业，许多城市提出了欢迎口号、网红打卡点，当然最为直接的可能是在互联网上发布留言时的IP地址——一种虚拟世界中显露无遗的底色。但在过去，城郭内外分明，城墙作为一种实体的界线，可以牵引出更具威慑力与安全感的存在。城门券洞，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也由着砖墙的堆砌而逐级攀升，人对制高点的占领，也必然是充满某种渴望。据《蒲州府志》记载，蒲州古城高八丈、方圆一千六百步，比现今的平遥古城大2万余米，曾是山西境内最大的古城。

蒲州故城东城墙城门。

蒲州故城东城墙遗址现场。

有可达的道路，有配套的旅宿，快递服务能送到家门口，十字路口处环绕着一众烧烤商摊，甚至在某日黄河边上，遇到了当下流行的后尾箱咖啡车。尽管如今的蒲州只是一个位于永济市西部的小镇，但普通人的日常所需，它也一应俱全。缺乏连锁品牌、“智慧系统”的背后，靠的是熟人社区带来的口碑传播与事事分享。而最大的不同，可能在民宅的背后，有着营收的鱼塘与农田，在黄河边的密林里，有着终日不息的蝉鸣。混杂着乡土与历史背后的小城风貌，变得充满“异域”的吸引力。古城墙的挖掘与重建，从现代意义而言，必然更多是为了文保与文旅而服务。

蒲州故城西城墙。

20世纪80年代后，据蒲州文物部门调查：周长约5400米的明代蒲州城，北、南、西三面城址下部已被淤泥埋没，城的轮廓基本清晰。城门遗址尚存东、西、北三座台基及两侧长短不一的残墙，其中遗存有东门台基拱券及残墙，西门及瓮城台基及残墙，北城门拱券台基及瓮城残墙。南门基本毁圮，仅存遗迹。2001年，已挖出四尊铁牛的蒲津渡（位于西门外）与蒲州故城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地震、洪灾、战乱，修葺其实从未停止。从金元大战后的修复，到明洪武的大规模重筑，四座城门上各建有三重檐城楼与角楼，各城门外建有瓮城，其中北门的外瓮城为两重构造。从东、南、北三面护城河的挖建，到地震后的改土城为砖城，明清时期历经了多任地方官吏的主持的“捐输兴修”。

明代带有工匠手印的青砖。

唐代绳纹砖。

原始城市依附于自然的力量，黄河流域提供了充沛的水源与沃土，也引来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1912年后，蒲州城继明清以来，黄河泛滥，多次被毁。几次变道，渡口迁灭，“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俗语正是出自此处。忧虑、牺牲与侵略，一座城的迁徙也可能来自于无水的淹没。1959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蒲州城被列入淹没区，城内居民全部迁出，即便最后三门峡的水位没有达到预期，蒲州故城却也已被荒弃。

现存蒲州故城遗址分为东西两城，遗址整体东西长 2.49 公里，南北长 1.7l 公里，占地面积为 4.26 平方公里。西半城遗址中城墙及四门瓮城遗址尚存，东门为“迎熙”，西门为“蒲津”，南门为“首阳”，北门为“振威”。蒲州故城近十年来已经完成了北城墙东段、西城墙、鼓楼承台、西门瓮城等修缮工程，古建筑营这次参与的是北城墙修复部分。

志愿者参与修复现场。

真正进入现场，第一步便是简要但重复的“搬砖”活动。这个早已成为社畜自嘲代表词的动作，变成了最为直接、具象的行为。这中间是流水线的分配，在重复的动作中，寻找令自己舒适、快速的规律，单凭人力，十几人一个大早上仅仅能搬完6000块砖。烈日高照，就要等待暑气消散后才能上工。当然，在使用青砖之前，需要用水将之浇透，避免其因为曝晒和过于干燥而开裂。后面的工序看似并不复杂，清理夯土层作业面，处理生石灰，准备工序完成后就要开始砌砖作业。外层丁字交错排布青砖，辅以石灰浆；内层横竖交错堆砌红砖，辅以灰泥。我们拙劣的手法，在老师傅面前的确相形见绌，看似简单的事情真正上手时，便会发现浆泥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砖缝不是宽了就是窄了，水平线忽高忽低。至于快慢，不过是蚂蚁竞速。在很多层面上，我们的志愿工作更像“帮倒忙”。但营长一再强调，多与工匠交谈，他们传授手艺，我们分享他方。

志愿者参与修复现场。

相较于文保情怀，工匠更多是关注现实情境的问题。他们大部分来自附近省市，山西、西安、河南，本来就是文保重地。做此类工作的人多了，自然也会有集聚效应。但谈及下一代，他们更多是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发展，无论打工还是创业，总觉得比这里的体力劳动要好。虽然仅仅只是十天，土一铲铲移除又填平，砖一块块累积和延伸，这种肉眼可见的“生长”也让建筑成为了某种有机之物。人与工具之间，也在使用中产生了新的连接。当你提着二十斤的夯土锤反复击打地面时，夯土也在不断通过工具回应你的力度。在相互的震颤感应中，所有工具都像是一个发射器，在你的身体写下酸疼、劳累的信号。

志愿者参与修复现场。

当烈日高照或雨天停工时，城墙在敲击中恢复宁静。我们仔细检阅夯土层中发现的不同年代的青砖时，包括唐代的绳纹砖、明代带有工匠手印砖与刻有清代知县名字的青砖。这些痕迹令人出离，这些跨越时空的共有，意义存留在反复想象的这些时刻。更令人惊奇的，是挖土的过程还会发现夯土层内有蛇蜕的皮与活着的蛤蟆，这些窜逃在土层之下的生命，不知不觉中也成为了城墙最灵动的一部分。

而另一部分令人动容的，是废墟的力量与深意。在断壁残垣之间，这种无力抵抗损毁但又侥幸残存的建筑实体，会激起并暗示着新的现场。巫鸿在《废墟的故事》中，一再反复讨论废墟形象的意指：“墟”强调人类痕迹的消逝与隐藏，而“迹”则强调人类痕迹的存留和展示。不断修复就是不断留迹。结营当天，我们在埋下的一块青砖上简单地用铁钉“雕刻”题记，不知道他日这些痕迹最终会出现在谁的手上。

铁钉刻下的“题记”。

离开古建营后，我不禁回望自己家乡肇庆的古城墙。这座地处岭南，古称端州的地级市，同样拥有一座始建于北宋皇祐五年（1053年）的古城墙。这座城墙最初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是一种极为日常的建筑空间。尽管不具备任何实用性功能，但它却像触角一样，延伸至生活的缝隙之中。比如，因为地处市中心路段，城墙路周边的商区是年轻人的聚集地，而紧贴着我初中校园的那一段，可以成为课堂中走神者的发呆诱饵。曾经的一起课室盗窃事件，正是因为有小偷从城墙那头翻进教学楼中而引发的。这也恰恰是它与蒲州故城不一样的地方，“故城”在于其曾废弃的过往，而肇庆的“古城墙”却在不断流变中依然存续于城市。

肇庆古城墙。

1987~1996年间，肇庆市人民政府为保护名城的标志性建筑，发展旅游事业，曾多次拨专款抢修北段城墙。当地文保部门恢复了朝天门、墩台和雉堞，并重建了披云楼以及雉堞，使肇庆古城墙得以重现。1984年，肇庆城遗迹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与蒲州故城一样，肇庆古城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更多对古城墙的修复是服务于文旅产业的需求，但雨后的傍晚，这里有闲暇的市民散步其间，也有特意来拍写真的情侣相视而笑。

肇庆古城墙附近的府城遗址公园。

回到事情的本身，一锹土一板砖的修筑过程，恰恰是一种当下难得的冥想过程，摒弃内耗的精神消磨，劳动是将僵硬的机体打开的过程。我们的生活易碎易变，这种坚固稳定的质感如此稀缺，令人渴望。我完全知道，这重复的劳作带来的汗水，之所以能如此舒爽，是因为这与真实的交易无关，这并非是我赖以存活的生计，我拥有夏天的退路，回到业已成熟便利的城市之中，在舒适与便利中继续闹情绪。但修筑的过程无疑启动了我新的“读城”方式，在具体的劳动现场中想象时间的黏合与价值。

（作者Ewbar系独立评论者，毕业于都柏林大学电影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