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我国离“单身社会”仍有距离，但应为潜在变革做准备

“理解‘单身社会’的演进过程，并为潜在的变革做好准备，可能是当前更务实也更为重要的事情。”

近日，《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9期的一篇文章分析称，对于“单身社会”的担忧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有意愿进入婚姻却不能的单身青年。这部分人群不仅包括受到婚姻挤压，面临着高额婚姻成本而无法负担的弱势群体，也包括受困于滞后的家庭性别分工与激烈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女性。如何解决既有的性别、年龄与单身歧视，改善个体的生活处境，是面对初婚推迟、人口形势变化需要直面的问题。

二是正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人。如何避免因过分原子化而导致的相互孤立，这不仅需要增强单身青年独自生活的能力，还需培育出彼此支持的公共文化，使得单身青年可以依赖各类场所与多元服务展开社交，从而满足其内在的联结需求。

三是单身青年内部的社会分化。既有文献指出，我国越发同质性的婚姻匹配模式，正在强化当前的财富不平等，并持续抬高婚姻的准入门槛。弱势群体或将承担社会向下流动的不利后果，并加剧社会不公平与社会阶层固化的风险。

“单身社会”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单身人口在大城市里越来越多并逐渐赶超核心家庭数量”的现象，当前，我国单身青年规模的大幅增长已经引发了社会对其未来生活的关注，并激起了对更宏观的家庭婚姻制度的讨论。

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大型调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家庭与性别研究中心的教授李婷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叶昕认为，中国向成年过渡的生命历程呈现日益多样化的形式，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晚婚、不婚以及独立居住，使其处于单身的时长在生命周期中不断拉长，但影响个体化进程的因素在不同人群中作用强度不同，差异性与共性并存。

具体而言呈现出以下七大特征：一是单身青年人口规模逆势增长，其中35~49岁年龄段增长幅度最大（男性相较2010年上涨30.80%，女性上涨122.42%，总规模达到1370.47万人，其中女性比重为同龄男性的35.98%），这是婚姻不断推迟、结婚率持续走低的结果。

二是单身青年总体的人力资本与城镇化水平持续升级，但在宏观社会环境与微观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下逐渐分化，呈现出“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并存的情境，且极化加剧。

三是单身青年的就业状态和就业质量整体弱于青年总体，体现了就业对婚姻的促进作用，但该作用主要体现在35岁以下的青年中。35岁以上单身青年就业质量存在两极分化，但整体水平逐渐接近于青年总体，表明“主动选择”型单身青年比重的增加。

四是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处于单身状态，单身青年的财富状况整体较青年总体差，对应着其较低的未来信心、主观收入与地位认知，彰显出单身青年相对弱势的社会心态。

五是在居住方式上，单身青年独立性提高，单人立户水平上升，但存在城乡分化。城镇单身青年变得更加独立于原生家庭，但农村单身青年反而在居住上更依赖原生家庭。

六是单身青年在生活态度上呈现“弱家庭、强自我”的特征，向成人过渡的生命事件发生延迟，其闲暇生活更加丰富，也更关注自我的提升。

七是单身青年社交网络与朋友绑定更为密切，但也存在以家庭为代表的强社会关系支持的潜在脆弱性。

中国是否已经滑入“单身社会”?

该文认为，如果纵向对比，可以看到一些支持性的证据，例如，我国单身青年的规模逆势增长，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单身青年比例都在上升，青年处于单身的时长翻倍，且单人立户水平也在提高。但如果横向对比，2020年我国45~49岁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占比仍然很低(仅为2.98%)，即便扩充到35~49岁占比也仅有4.5%，远低于同期的欧美以及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和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单身青年规模的上升，其主要动力还是婚姻的推迟。

换言之，由于青年从成年到进入婚姻的时间被不断拉长，群体层面处于单身状态的青年规模和占比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以日本和韩国202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参考，我国的婚姻推迟还将持续，并将进一步推高单身青年的比例。但需要看到的是婚姻仍然是中国青年当前的主流选择。文章称，不可否认，婚姻观念在青年群体中正在发生渐进式变化，青年开始更多审视婚姻对个体的意义，强调对婚姻精神价值的追求，但婚姻在中国仍然没有从整体上去制度化，即结婚还是绝大多数青年重要的人生选择。因此，即便单身青年的规模持续上升，中国离严格意义上的“单身社会”—单身成为个体不容忽视的选择的社会情境—还有一定的距离。

李婷等人表示，单身青年内部存在极大的异质性，形成“被动单身”与“主动选择”的分化，经济弱势、舆论失语的青年与积极构建自我价值和亲密关系的青年并存，同时有更多个体游离于这两类情境之间。考虑到我国个体化进程背后动因的复杂性，应警惕过分原子化下青年人内部的相互孤立，同时为受困于多元交叉压力的青年人提供支持与帮助，以避免社会阶层固化等潜在社会不公平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