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作为诅咒的祝福论：论《祝福》之二

我老家的县城和绍兴挨着。对《祝福》里写的冬至祭祀、年终祝福的仪式，我都很熟悉。细节有些差别，但大意是相同的。实际上，不要说不同县城有差异，就是同一个村里，各家的仪式也都会有不同。像我老家的村子，村民其实是由本地和移民杂处，风俗既接近，又各有参差。

我们举行祝福的时间是在除夕傍晚，做完祝福之后就是年夜饭。从仪式开始，到整个春节，是一年当中忌讳最多的时候。有些人家女主人是可以主事的，但我们家一概是由男家长负责。八仙桌正中摆在正堂，对着大门。长凳三条：北面主座一条，东西各一条。南面对着洞开的大门，是要空着的，呈迎接列位祖宗的样子。桌上烛台香火，门内东西各一堆黄纸叠成的元宝，门外也是东西各一堆纸元宝。

仪式一旦开始，就谁都不能再去触碰桌凳，只有主事的家长在那里敬祖宗如祖宗在。酒斟三巡，饭添三番，口中念念有词。等到点燃纸元宝，一家老小就开始依次站到烛台前，作揖敬拜桌上享用牺牲和酒食的祖宗们。有些人家是要跪拜的。主事的家长会叫出一长串的祖宗。有趣的是，我们家祭拜的，除了直系血亲，还包括“地主太太和地主奶奶”。这一听就知道，我家祖上是给地主老爷做工的。

大人们拜的时候，还会说出一堆祝福的话，特别是手把手帮着小娃娃敬拜的时候，诸如祖宗保佑“身体健康”、“考一百分”之类的。这就显出祝福的本意了。孩子稍大一些，会自己作揖的时候，大人也还会在一帮说“旁白”。我就从来没有在拜祖宗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都是“旁白”代劳。两旁的纸元宝那时正好烧得火旺，遇有风一吹，更是火光冲天，有些小娃娃是会害怕的。

等元宝烧成灰烬，主事的家长在各堆灰烬边上撒酒之后，又有一番祝祷。执礼完毕，几声爆竹，就算是送客了。随后便吹去桌上的纸灰，移桌闭门，摆上第四条长凳，换上杯盏，添上不能当作祭礼的其他菜品（比如在我们家辣菜不能上桌祭祀），就开始吃团圆饭了。孩子们吃完了也不能离桌。必须等到大人放下筷子，分岁完毕之后才行。兴致高的时候，随后会守岁，熬夜熬到年初一早上。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家长还要再去放上几个爆竹。我只记得在外婆家围着火炉守过一次岁。

儿时祝福的情景，现在回想起来颇为温馨。如今还是照样年年在除夕夜敬礼如仪，但多少还添加了一些新的意味，似乎是因为常年在外，空间上和这些旧礼仪隔得远了，心理上反而生出一种美化它的冲动。

然而《祝福》却摧毁了遥远的想象，浇灭了美化的冲动。我们经常单纯地送上祝愿、表达对对方的善意。祝福仪式仿佛就是这种善意或虔诚心理的体制化或宗教化形式。但两者是有质的区别的。因为，主宰着祝福仪式的，实际上是一种极其残酷的逻辑。

小说的开头是新年的气象，各处燃着爆竹。在小说的结尾，爆竹声、鞭炮声更急、更密了，仪式铺开，作者手中的笔好像饱蘸了浓墨，把节日的气氛渲染到了最浓的程度，最后以众神在想象中登场、祝福达到“无限”而结束。而在这一头一尾之间，裹挟着的是祥林嫂受苦受难的命运，以及她被鲁镇排斥、遗弃然后死亡的故事。祥林嫂以一个被命运诅咒的形象，消解了赐福的众神，讽刺了祈福的鲁镇社会。祝福仪式陷于虚伪和空洞。

这虚伪和空洞并非鲁镇人的虚伪和空洞。问题并不在于，比如四叔这样的人物，一边在仪式上恭恭敬敬求神降福，一边对祥林嫂的不幸熟视无睹，仿佛这个四叔内心分裂。问题在于，这种分裂出自鲁镇社会的基本结构，而这个结构就浓缩在祝福仪式之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祝福仪式的两个浅显的特点。第一个特点，仪式化的祝福具有封闭性。就在我们老家的风俗里，祝福的时间段里，是不可以串门的。随着外出的年轻人增多，更多的流动元素进入了往日的乡村，旧风俗礼仪逐渐变得松弛了，祝福当中的一些禁忌也宽松起来，但老辈人还是会提醒年轻人不可串门的规矩。

显然，祝福是家祭，而家是有明确的范围的。

小说中的“我”只是“四叔”的一个本家，在祝福的日子里不请自来，虽然有血缘关系，却仍然像一个不速之客。“我”与四叔话不投机，原因自然不在新党、旧党之别，而在于“我”与四叔家之间“家”的血脉联系，已经疏远，超出了四叔家家神保佑的范围了。尽管四叔家的家神当中，当然包括了“我”的共同祖宗。假如“我”在鲁镇还有家，家里举办起祝福仪式的话，请出来的祖宗里基本上是与四叔家重合的。然而，分家析产之后的各家，祖宗相同，祖宗的法力却被分家后的界限给一起分割掉了。因而，仪式中的家，是对神力和福报的分割与占有。共同的祖宗并不共同显灵，而是享用哪家的牺牲，便赐福哪家的人丁。在这层逻辑里，“我”这样的不速之客之所以多多少少不受欢迎，是因为“我”的到来，可能会分走一部分好运，从而削减四叔家的收益。

“我”的不受欢迎，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在于“我”的不请自来带有某种不祥的色彩。当然，这个因素的化身是祥林嫂。在小说中，她被称为“谬种”。祝福仪式的第二个特点，就和这个“谬种”有关。“祝福”之“福”表示“好运”，与之相对的就是表示坏运气的“祸”。祝福仪式不单单是把“赐福”制度化了；其实，它同时把“降祸”也制度化了。这两个方面的制度化是一体两面，但逻辑稍有区别。在赐福的一面，它要求仪式自身首先得到净化，而这意味着对参与仪式的人存在特定的要求。他们必须是对于仪式来说“干净”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应该自身就带有晦气。四叔交待的一段话，对此说得一清二楚。祥林嫂第二次来到四叔家之后，四叔暗暗告诉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菜，只好自己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落在祥林嫂身上的厄运污染了她，与她接触，则会把这种污染传染给所接触的事物身上。仪式自身需要净化，因此，祥林嫂被排斥在仪式之外。这是最终击溃祥林嫂的第一步。从四婶阻止祥林嫂接触酒杯、筷子和烛台开始，“谬种”的性质就被刻入了她的自我意识。从此，她便陷入了某种无地之地，走上了寻求自我净化的道路。

被排除在外的晦气构成了“降祸”这个面相。“赐福”被组织成仪式本身，因而成为一个得到规制和把控的程序。其要点跟古罗马法中要式买卖的程序一样，刻板但可预期。与“赐福”这一面不同，“降祸”的制度化是附带的。晦气只是被驱逐出了程序，落入了一个黑暗世界。它被挡在程序之外，在这个消极的意义上，它得到了制度化；但它本身并没有被组织化。像在运用巫蛊之术图谋害人这种行为当中，“降祸”是获得了一种跟祝福程序一样的制度化形态的。但作为被排除的因素，祝福仪式之外的厄运是围绕在仪式的周围、如烟雾一般的偶然性。没有人存心诅咒祥林嫂。甚至四叔都说她“很可怜”。但毕竟霉运落到了她身上。命运使然而已。

应该说，“可把控的赐福”加上“任由偶然性主宰的降祸”这对组合，同祝福程序的封闭性，是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福”被封闭在一家之中，“祸”才像垃圾一样被扫出大门，任意飘荡。而之所以任由“祸”在“外边”飘荡，很可能出于这个族群奇特的良心。鲁镇人对祥林嫂自然没有恶意，并不“希望”她遭遇厄运；他们想的，无非是她已经染上的晦气，不要传染给自己。因此，在祝福的时节，祥林嫂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不想，祥林嫂在一个祝福的日子里死了，“不迟不早，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在四叔、在鲁镇人看来，是祥林嫂带着厄运接近他们的另一种方式。在这里，自然也不存在什么希望祥林嫂不死的善意。

如上种种，究竟意味着什么？说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在祝福仪式中，人们祈求好运，这是明面上的；而另一面的潜台词则是：厄运通通走开。所以，祝福的完整祝词是：请祖宗赐福，求祖宗不要赐祸。更进一步，由于祝福是限于家中的仪式，于是祝福的完整祝词实际上是：请祖宗赐福于我们，求祖宗不要降祸于我们。这里的要害之处是：“我们”只是一家的人丁，不能普遍化。我们不能将祝福的用意修改为：请祖宗赐福于众生，求祖宗不要降祸于众生。因为一家的祖宗神，并没不拥有这种神力。结果，祝福的完整祝词最准确的表述，竟然是这样的：请祖宗神赐福于我们，至于祸，只要不落在我们头上，那就随便落在其他哪个谬种头上吧。

这是福祸二元论在祖宗崇拜社会中必然采取的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怀着“温情与敬意”，怀着神圣的虔诚，祈求厄运不要落在自己头上。而他们也都知道，厄运是必然存在的。这是多么高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啊！在实际的仪式中，潜台词被隐藏起来，对于厄运的态度被省略了，或者说，对厄运的态度变成了一种抽象的诅咒，隐藏在仪式自身充满虔敬的祈祷之中——正是这种掩饰，塑造了仪式中的道德良心，并且可以认为，祝福仪式中的许多禁忌，不是起源于迷信，而是起源于这种道德良心。这又是多么高明的德性啊!

-----

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