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亚非历史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论点·东洋史学》（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2022年1月）由吉泽诚一郎担任监修，石川博树、太田淳、太田信宏、小笠原弘幸、宫宅洁、四日市康博等编著。吉泽在序言中对本书作了“解题”：所谓“论点”，是指研究者感觉重要、对其历史意义十分关注、有时会成为论争焦点的概念或解释方法。本书不像《史学概论》那么抽象，而是围绕具体的“论点”，由撰稿者反观前人穷其一生研讨、争论的题目，在此基础上提示进一步深入、拓展研究的线索，寓有“温故知新”之意。为此，本书集结了日本148位一线历史学者，基本上每人负责撰写一个条目（少数作者分担两个条目），这样就构成了本书的副标题——“亚洲·非洲158问”。所以，我们可以将本书看作日本学者关于亚非历史的一部别具特色的微型辞书。全书共158个条目。每个条目限定2页的篇幅，先是“背景”说明，然后是“论点”——一般是3个论点（也有少数列有2或4个论点的），最后是“探究的point”，大体相当于思考题（2或3道）。每页都有边栏，一是用来解释专有名词，二是放置参考文献（主要是日文，偶有中文；欧文参考文献单独置于书末）。

《论点·东洋史学》书封

据副标题可知，本书所谓的“东洋史”并不是传统的东洋史，而是扩容的、广义的“东洋史”，包括亚洲和非洲，基本上囊括了西洋史之外的区域。因此，本书也是《论点·西洋史学》（金泽周作监修）的姊妹篇。顺带一提，“论点”系列目前另有《论点·日本史学》《论点·性别史学》，均已出版。

本书除了吉泽诚一郎撰写的“序说”外，主体按时段分成五个部分。分别为：（一）“文明与国家的形成”，计33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夏王朝、周王朝的封建制与灭亡、中华与夷狄、秦始皇、汉代郡国制、汉代册封体制、环境变化与中国古代史、均田制、魏晋隋唐兵制、拓跋国家、粟特人的活动、唐代册封体制、唐宋变革、游牧世界与定居世界、游牧帝国的形成与分裂、佛教的东传与扎根等。（二）“非洲与欧亚大陆的交流”，计35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宋元时期的都城与文化、宋元时期的王族与贵族、宋元时期的地方精英与新兴豪民、宋元时期的大运河与海运、宋元时期的社会制度、宋元时期的多民族社会、宋元明转型论、汉语文化、宋代儒教、道教与民间信仰、西藏与佛教、宋元时期的食文化、航海信仰、宋元时期的侨民（diaspora）、蒙古的冲击、蒙古与伊斯兰、蒙古的霸权与危机等。（三）“早期全球化时代”，计29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华人的世纪”再考、明代皇帝、明清时期的农业、明清时期天主教传教、明清时期的回教、明清鼎革与朝鲜、清代的国家体制、清代的对外关系、清廷与西藏等。（四）“近代世界的形成”，计37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国的外国资本、近代中国的法律制度、东南亚的华侨与华人等。（五）“现代史的展开”，计24个条目。与中国相关的条目有：中日战争的展开、国共内战、中国社会主义的形成、“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的飞跃等。

158个条目当然不可能穷尽“东洋史”的面貌——即使中国史单独撰写158条，也未必充分。对此，吉泽在序言中指出，撰稿人都觉得应该提供更多条目。不过，最终未能如愿，这其间肯定有各种条件的限制。毕竟，这种集体项目也有其难处。不过，有的条目欠缺，实在有点出人意料。

回到上文列举的条目，也许可以觉察到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几个特点：一是对重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二是对边疆、民族问题的重视，三是对中外交往的关注。另外，最近数十年颇受瞩目的环境史，著有《中国古代环境史研究》的村松弘一撰写了“环境变化与中国古代史”。基于欧亚大陆东部的视角考察中国史变迁，也是日本东洋史近些年的一股潮流，其代表人物有森安孝夫（著有《丝绸之路与唐帝国》）、森部丰（著有《唐——欧亚大陆东部的大帝国》）等，在本书也有所体现，如“粟特人的活动”（森部丰撰）、“游牧世界与定居世界”（斥木崇敏撰）等。此外，专攻中国近代史的冈本隆司也曾撰有一篇《“东亚”与“欧亚大陆”》（《历史评论》799号，2016年），这是笔者翻阅本书之前未曾留意到的。还有，比“欧亚大陆东部”视角更早，且仍将持续下去的“东亚”视角，或许可以看作日本东洋史在二战后形成的一个研究传统。近年引进的不少日本中国史研究著作都有这一烙印，特色相当鲜明。

《伎乐图》，莫高窟壁画

说起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我们一般会想到“细腻”、“精细”、“精于考据”之类的赞辞，而往往认为他们不太擅长宏观的、结构性的考察。不过，这可能是一个误解，一个说不上“美丽”的误解。别的且不论，本书中国史部分至少有“唐宋变革”、“宋元明转型论”两个条目，立足于长时段把握中国史的动向。这是纵向时间上的，在空间上，既有“区域研究”的划分，也有东亚、欧亚大陆东部之类的宏观视角。相比之下，我们提出了怎样的观察历史的新视角、新典范，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单纯的生活史、文化史基本上不会出现在本书目录中。“汉语文化”是个大题目，一点也不单纯，这里就不一一征引了。“宋元时期的食文化”（盐卓悟撰）这样看上去偏“软”的题目，也跟“唐宋变革”这样的“硬核”课题挂上了钩。据作者介绍，有一种看法认为，现在人们印象中的中国菜一般都比较油，但在宋代，其实用油并不多，口味清淡，北宋的开封、南宋的临安（今杭州）等地的食生活日益丰富。也就是说，宋代构成了中国食文化的一道分水岭。然而，另一种看法认为，宋代的食文化只不过是唐代的延续，真正的变革发生于元代。第三种看法则是，南宋时期由于皇室南迁，北食和南食融合，使中国的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饮食上的中国史变革，发生于南宋、宋代，还是元代？“好吃”者不妨咀嚼史料，仔细回味。

有的条目，让我意识到中日学术的差异。梅村尚树“宋代的儒教”列了三个论点，分别是（1）朱子学与阳明学、（2）道统的成立、（3）社会变迁与儒教。（1）指出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思想分歧在南宋时期并没有后人所说的那么大，并强调王安石学派与道学派的对立。（2）指出朱熹构建的道学的系谱，以周敦颐为道学开山、二程继之、朱熹集大成，然而，在这个传统的见解中，以周敦颐为开山这一点现在已被否定。（3）以包弼德为例，指出美国学界努力破除哲学与历史学的学科边界，注重儒教发展的连续性，从唐代韩愈开始的古文运动，到欧阳修、王安石及二程，脉络分明，认为朱子学的形成受到了王安石的影响。——其中，（2）所述“周敦颐开山说已被否定”大概是日本学界的共识（个人推测），但据我观察，大陆恐怕未必尽然。比如，我最近听北大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中国哲学史教授在疫情期间的授课音频，他显然还是坚持传统的看法，仍奉周敦颐为道学开山，似乎并未跳出朱熹划定的道学的“圈圈”。

有的作者对论点的梳理十分细致，引起我这样的外行的兴趣。比如，山根直生“宋元时期的地方精英与新兴豪民”首先引用《水浒传》对祝家庄的描写，以把握地方精英、新兴豪民的面貌。作者将这两个群体的各个面向、史料用语、学术用语和代表性研究作了一番整理，以表格的形式列出来，一目了然。比如，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着重关注的是商务性的面向，史料中一般称作“富商、形势户”，学术上则称作“商人资本”。再如，柳田节子的论文《宋代的父老——关于宋朝专制权力对农民的支配》主要考察的是这两个群体作为指导者的一面，史料中大都写作“长者、父老、土豪、豪民”，学术用语则是“中间层”。另外，还有农业者、防卫者、知识人、宗族、官僚的面向，等等。这样的梳理，对于非宋史专业的学者了解这个话题，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透露出很多信息，自然也是我很关注的部分。比如，中田美绘“佛教的东传与扎根”的参考文献列了五部著作，分别是藤善真澄《隋唐时代的佛教与社会》、气贺泽保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曾布川宽、吉田丰编《粟特人的美术与语言》、三田村泰助《宦官——侧近政治的构造》、三成美保等编《重读历史：从性别的角度看世界史》、刘淑芬《中古的佛教与社会》。根据参考文献，或许可以逆推作者的“论点”。为什么“粟特人”、“宦官”、“性别”会出现在“佛教”的条目中？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思考一下，如有可能再找原著来读，这里就不做文抄公了。

唐三彩

上文提到，参考文献大都是日文论著，偶有中文著作。对于期望了解日本的学术史的读者，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不过，也有学者相当重视中文学界的研究。比如森川裕贯撰写的“新文化运动”，其参考文献列了两篇日文论作、三篇中文论文。分别是：坂元ひろ子的专著《中国民族主义的神话——人种·身体·性别》（岩波书店，2004年），森川裕贯本人的论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考》（《中国研究月刊》2020年10月号），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1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像上文这样偏重中国史地阅读本书，当然也是一种读法。但，终究有点浪费。所以，这里拟再介绍几个与中国史无关的条目，希望能尝鼎一脔，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是“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石川博树撰）——这个条目让人立刻想起川田顺造的同名著作（果然出现在参考文献中），该书副标题是“以西非摩西族的事例为中心”。本条目首先指出，黑格尔曾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没有历史的封闭之地”，意即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停滞地带。在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兴起之际，这片地域因缺乏文字记录基本上被历史学排除在外。没有文献纪录，口头传承可以作为史料吗？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研究中，比利时历史学家简·万希纳（Jan Vanshina，1929-2017）是积极运用口头传承资料的先驱。万吸纳主要利用口头传承史料研究非洲大陆中部的历史，他于1985年出版的《作为历史的口头传承》具有方法论的意义，颇受好评。此后，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也被应用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研究，如考古学、历史语言学、民族志、人口学、遥感、GIS（地理信息系统）等。另外，随着20世纪下半叶非洲逐渐摆脱殖民统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史的探索仍在持续，这时需要克服的一个难题是此前由欧洲人提出的人种差别的文明论。作者以卢旺达史的论战为例，说明了无文字社会的历史研究的困难。

再看一例。“近世伊斯兰国家”（近藤信彰撰），这里具体是指16世纪到18世纪的奥斯曼帝国（1299-1922）、萨法维帝国（1501-1736）、莫卧儿帝国（1526-1858）等三大帝国。这个条目主要讨论三个论点：（1）近世伊斯兰国家的特征。对此，文中列了四点：领土辽阔，长治久安；民族众多，宗派众多；官僚制、常备军的中央集权化；火器的全面使用。当然这三大帝国在人口、领土、经济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但大体相安无事。（2）三帝国在伊斯兰世界史中的地位。经典的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叙述模式是：从预言者穆罕默德讲起，接着是哈里发、倭马亚王朝（《旧唐书》中的“白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马穆鲁克王朝，继而是奥斯曼王朝。但是，奥斯曼王朝与古典时期的土地制度（伊克塔制）、兵制（马穆鲁克）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与之相对，近世伊斯兰国家的源头应上溯到消灭阿巴斯王朝的伊尔汗国（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尔汗国占领了阿巴斯王朝的核心区域，并在阿巴斯王朝传统的基础上，将土耳其、蒙古的传统与波斯语相融合，形成了伊斯兰国家的新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近世伊斯兰国家的发展可以视为伊斯兰世界历史的另一个趋向。（3）超越王朝史。这个从字面上不难理解，此处就不摘录了。

最后简单看看“印度社会与性别”（井上贵子撰），三个论点分别是：女性问题的发现与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理想的女性形象与种姓；卖春与宗教的关系。“探究的point”列了三道问题：英国的殖民占领与印度的女性问题有什么关联？女性问题与印度教、种姓制度有着怎样的关系？对女性暴力的形式虽然有变，但持续至今的原因何在？

条目介绍就此打住。说是“与中国史无关”，但善读者肯定可以透过“无关”找到关联，灵光一闪，说不定对自己的研究有所启发。而且，整体地阅读本书，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日本东洋史研究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