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人生在世——忆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两三事

1990年代初，在位于淮海中路上顶层可以近观那个年代上海的地标锦江饭店的社科院研究生部念书，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至少是一种独特的求学经历。

我的英语老师来自“上外”，长得有点儿像老年的周小燕，只是面容要粗犷些。我还记得她有一次叫我站起来朗诵《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所造成的尴尬。

我的图书馆在万航渡路上“华政”校园内，如果坐班车去那里时间就会太赶，所以我一般是骑自行车长途跋涉去借书。Dummett的《真理和其他谜题》,Rawls的《正义论》和Husserl的《逻辑研究》就是这样借到的。当然，最重要的是Strawson的Individuals。

我的食堂在同一幢楼的二层，我就是在那一片沪语世界里学会了至今还会像许知远嘣英语单词那样不时嘣出来的上海腔调，虽然这在闵大荒基本上用不着。

我的社科院没有体育场，也没有游泳馆，我的业余生活就是在门口的淮海路上散步，或者骑自行车穿过黄陂路尽头的人民广场去福州路或南京东路上淘书。

后来，622弄7号门外的淮海中路上也开出了一家书店，名为“上海-香港三联书店”。我至今都没有弄清这至今还开在原地的书店是何种背景以及何以能在淮海路上存活至今，但是对于那时的社科院人来说，这无疑就是多了一个去处。一般来说，周二和周五这个研究人员点卯打卡日，那里就会人头攒动起来。

有一次，我在那里撞见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他显然也是从我前面提到的二楼食堂午餐后过来遛弯的。我至今都记得范老师巡逡在书架前的神色。叶秀山先生在回忆贺麟的一篇文字中曾经形容贺先生在书架前“威严得像个将军，深情得像个恋人”，但那是在自己的书架前。而淘书的范老师，则更像个灵活老练的猎人，他个子比较小，神情里颇有一种世事洞明的机敏精警，眼睛很亮，就好像在等待随时可能出现的猎物。范老师也看到了我，不但打了招呼，而且好像问了我有什么发现，但是一方面本就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另一方面又很快就沉浸回自己的世界中去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和范老师“一起”逛书店，无论从自述，还是那天的行止，都能判断出范老师不但爱书，而且爱“猎”书。有个印象很深的例子，范老师有一次——这也是唯一一次——提出要到我们的宿舍来看看。他先是到五楼我的三位师兄合住的寝室，我曾经去过那里和师兄们聊天，记得三位师兄“各自为政”，用厚实的布帘把各自的活动空间区隔了开来，这未免使室内更逼仄昏暗。记得那天范老师一到六楼就大声感叹我们那屋的亮堂，这不但是因为上了层楼，主要是我和室友都没用布帘遮阴和阳，而是十字打开，赤条条来去。

有意思的是，范老师来到房间东北侧我的小空间内，并没有怎么嘘寒问暖，而是马上就盯着我的书架翻看了起来，照例是在社科院门口那家书店的神色。那时我的书架上不但有从那家书店买到的《侯外庐历史论文选集》，从南京东路学术书苑淘到的胡塞尔的《大观念》和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还有陈康先生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汪子嵩先生领衔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当然也有范老师的《柏拉图哲学述评》。范老师一边浏览书架，一边称道“小应，你的书很精啊！”后来，同门易兵兄听说了这话，调侃说：“你的书架上放着老范自己的书，他当然就说很精了啊！”我们都大笑了起来。

范老师当然是个书生，于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也就是个书呆子，这个我当然不能同意。用昨天下午一起送别范老师时俞宣孟先生的话：范老师只是不太有现在所谓“政治正确”的观念，所以不太适合担任“第一把手”而已。这固然既有观念上的原因，更是个性的影响所致。

照我的观察和体会，范老师所代表的可算是过去这个世纪的夹缝中拧巴的一代智识人。一方面，历次酷烈的有时几有没顶之虞的运动灾妄并没有彻底淘去他们身上的士人底色；另一方面，面对新时期变形蜕化残孳余孽的帮凶式恶势力，他们又每每会妥协顺从，而不是奋勇地起而抗争。

这方面俞宣孟老师昨天也给我讲了个生动的故事，说是有一次下班后范老师没有回家，而是气呼呼地跑到他平时最为相得的俞老师那里，痛诉有一篇有抄袭之嫌的文章却被评了奖。宣孟老师当场就向范老师提了两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当场提出反对意见？你现在敢不敢把这件事公之于众？听了这掷地有声的话，范老师一边回答说“敢”，一边也感叹他眼前的这位讲话人果然是从大风大浪里过来的！

我这里也有个小例子来说明范老师身上的这种特质。1993年毕业前夕，范老师本来是安排我留在所里工作的，但是临到院组织人事部门到研究生部考察时，却被反映我有所谓“风纪”问题，而这所谓问题，不外乎是有一次因为在淮海路还是成都路上和一位已经毕业留院的朋友喝了点酒回院部有点晚了，与守门的保安起了争执。但是有谁能想到，留所这件关乎我出路的事情竟因这个所谓“风纪”问题而彻底黄了！

昨天，我和宣孟师聊天提及这件往事时，宣孟师以“受点挫折比一帆风顺要好”做了总结和开示，从一个回溯的立场，这当然是对的。而且三十年后，尤其是在范老师已经离世后重提这件事，我并没有丝毫责怪他的意思，而只是想以此事为例说明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人身上的某种个性特质而已。

与此事连联相及的是，1993年四五月间，我为“挽狂澜于既倒”，争取调剂转校读博士而连续奔波于宁杭间，待我回到上海把我的筹划和“运作”告诉范老师时，他竟有些意外地叹了一句：“看不出来小应你还挺有能力啊！”我有些哭笑不得，一方面在我这只是一种生存本能的挣扎展现，固无足称道也；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自己的“能力”问题，才导致如此窘境，难道不是吗？

暑假中有一晚，我和八十年代即已成名、从美国肯庸学院来华师大教课的萧阳兄在吴泾兰香湖边聊天，他了解并引用过我所做的共和主义译介，并从电子版读过我的几个小文集。当我们一起沿湖骑行完毕即将分开时，黑暗中的他有些感慨并感动于我在所谓艰苦的条件下付出和经历的奋斗和求索。

我知道他所感叹的是，我从一开始就没去他那样顶级的研究机构，能够接触到第一流的人物，享受优越的研究条件。这些固然并没有错，也是我无可如何且安之若素的。但相对于萧阳兄的体己之言，我不太恰当地联想到的却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杨振宁。据说杨振宁很小时，就有人对他的父亲杨武之教授说：振宁将来会得诺贝尔奖！命运的神奇在于，杨振宁后来“果然”得到了诺贝尔奖。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杨振宁，无论是在宿命的还是在许诺的意义上。这也就是我题头所谓“人生在世”的一项基本而重要的含义吧。

世间再无范老师，范老师依然“在世”！教师节快乐，范老师！

（2023.9.10教师节写于闵行吴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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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