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聂锦芳：“特里尔传统”对马克思的影响

【编者按】今年是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聂锦芳认为，虽然宣传、研究马克思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致力于通过原始文本、文献来理解、阐释马克思思想的学者却很少，而纪念这位迄今为止仍然参与现代世界的“塑造”、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思想家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客观、准确、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其文本、思想及当代性。近日，由聂锦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推出的同名十二卷本丛书，是由其领衔的团队在多年追踪世界学术前沿、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和悉心解读内容基础上推出的重要成果，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澎湃新闻对聂锦芳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马克思家乡特里尔（Trier）对其思想的影响、《资本论》为何没有定稿等问题，以下为访谈正文。

聂锦芳教授

“特里尔传统”

澎湃新闻：您认为“特里尔传统”这个“文化场”对马克思影响很大，具体表现在哪里？

聂锦芳：长期以来，我们都说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这其实是根据后来的“三个组成部分论”溯推出来的，实际上，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形态，是马克思后来才接触和研究的。在此之前的青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特里尔受到了源远流长的古希腊-罗马人文经典的熏陶，还有宗教对他心灵的滋润以及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的影响。

特里尔的地理位置很有多元文化的“意味”，它处在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的交界处；历史上，它的归属时常发生转换，有时归法国，有时归德国，时常发生动荡，更是一种交融。特里尔古城原来是古罗马的陪都，现在它的市中心有十几栋建筑，全都是古罗马时期建造的，大部分有两千年历史。滤去蕴含的权力至上和等级森严，这些建筑体现了浓郁的宗教的氛围。两百年前，马克思出生时，特里尔的场景就与现在差不多。马克思在这里待到17岁，特里尔的所体现的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近代的启蒙意识和人道主义，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其思想发源的底色和背景。

特里尔中央集市广场周围建筑

“特里尔传统”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场”，马克思在这里培育的哲学思考、自我意识和价值取向，对他后来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展开的探索，以及更往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转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马克思一生思想的发展和建构确实带有强烈的批判成分，但实际上他之批判具有典型的“德国哲学式”的特征，绝不是弃之不顾、彻底打碎、颠覆重来，而是在深刻剖析、反思基础上的扬弃和超越，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的传承和推进。尽管马克思后来走出了特里尔，但这里永远是他的故乡。他毕生探究和追求超越资本主义的自由、公正、平等和正义，这些都源自“特里尔传统”的浸润和培育。

澎湃新闻：马克思在特里尔上中学时，写过哪些作品？

聂锦芳：现在所知马克思最早的作品是他十五岁时写的一首诗歌——《人生》，这是他在阅读古希腊悲剧作品时有所触动写出来的，反映了他年幼的心灵对时间的感悟和生死的认识。

马克思的诗作《人生》

在马克思看来，时间是一个厉害的角色，宛如滔滔流水，倏忽即逝，而且是不可逆的，它所带走的一切都不会复返。从时间上看，人生太短暂了，因此，人们所看重的生死问题尤其是对生的贪婪和对死亡的恐惧其实无足轻重，甚至于生死之间的界限也不那么分明，所以不妨换成另一种理解：“生就是死，生就是不断死亡的过程。”既然如此，人们就应该明白：即使终生奋斗不息，最终也无法摆脱死亡的结局，总会有在有限的生命中完不成无限事业的困顿；随着自然生命的结束，所谓功名、业绩和追求都会湮没于时光的潮流之中。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古老的犹太谚语因米兰・昆德拉在1985年接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引用而再度传播。马克思在《人生》中其实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的表达是：“对于人的事业，精灵们投以嘲讽的目光。”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强烈地渴望、贪婪地追求、苦心孤诣地经营外在的成功，把毕生的赌注都押在那些虚无缥缈、极为功利其实却十分渺小的目标上，而遗忘了人生的丰富多彩和多种可能性。从最终结局看，这样的人活得很辛苦，视界狭窄，又很孤独和迷茫，“人生内容局限于此，那便是空虚的游戏”。令人不齿的是，极少数“成功人士”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其实他们不仅不伟大，反而很可怜、很滑稽——“这种人的命运，就是自我丑化”。

马克思从时间长河来反观有限的生命，“退后一步”思考人生的追求和意义，可能得出的结论稍显消极甚至悲观，但对于近代以来一直被激情、紧张、功利裹挟的芸芸众生来说，也是一副清醒、消肿和退热的药剂。

马克思在中学时还写了诗作《查理大帝》，评判这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此外，他高中毕业所写的宗教、德语、拉丁语作文，都保存下来了，从中也体现出他思考问题时思路的展宽和大跨度，老师们对他的语言和思考能力则大加赞赏。

澎湃新闻：您曾在马克思的家乡特里尔生活了一年时间，有怎样的感受？

聂锦芳：我当时住在位于特里尔东南的Irsch小镇，距市中心约6公里，非常干净、静谧，治安状况很好，家家都没有围栏，生活非常舒适。在这里，我的感觉是，马克思的大部分理想和价值追求都已经实现了。

马克思的时代特里尔的经济状况也不好。这里有一条著名的摩泽尔河（Mosel），河流域盛产葡萄，所以当地的水果和葡萄酒业很发达。但是发达的葡萄酒业并没有让当地的葡萄农获得利益和实惠，马克思就非常忧虑葡萄农的贫困问题。他认为这是国家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造成的。现在再去特里尔看，哪里还有一点贫困的影子啊！葡萄庄园和自然风光融为一体，那里的葡萄酒既好喝又便宜。

特里尔的葡萄园

那里的社会主义成分比现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多。至少在表面上，我在那里看不到资本、权力对普通人的操控，人与人之间收入差别很小。这里属于西德地区，收入比较高，一位退休教授月收入可以达到4000多欧元；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也有3000欧元。假如你没有工作，在半年内每个月会给你1000欧元生活补助，提供培训机会，有利于你再就业。我的房东就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和他老伴两个人住着一座独立的三层楼房。当然，现在那里的情况有点特殊，随着难民的涌入，出现了很多问题，政府也不太好处理。

特里尔所在的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是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这个政党是唯一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过直接关系的。社会民主党与晚年马克思的关系很微妙，马克思批评过他们右倾倾向，但也默许了他们不通过暴力革命、在资产阶级议会中通过争取多数席位来推行自己政策的方案。与我们的了解还有个很大的差异，就是我们是主张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而社会民主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四元”的——犹太-基督传统文化、近代启蒙思想和人道主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和工人运动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只是四分之一。国内有学者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其指导思想之一。我对照过德国现在执政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党章，发现他们的核心理念差别其实并不大，都秉持社会公正、节制资本的理念，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理念。在德国对资本家的征税是很高的。

我想说的是，特里尔人并没有非常鲜明地处处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彰显马克思的存在，但是马克思的价值已经在那里很多都体现出来了。所以不能简单的用“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来评判一个社会，当地虽然是资本主义的体系，但是通过政策保证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所以贫富并不悬殊。

澎湃新闻：特里尔人如何看待马克思？

聂锦芳：在特里尔，人们对马克思保持平常的心态，甚至我们觉得他们看得过于平淡了。我在特里尔的房东的外孙女竟然对这里是马克思的故乡不太明了，她介绍说她的中学课本里只有几处简单提及马克思。这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的故乡，他是很一个普通的存在。

特里尔是个旅游城市，名胜古迹有很多，当地人会推荐四个景点：黑门、凯撒浴场、莱茵河流域博物馆和马克思故居。潜台词就是：源远流长的特里尔，只有马克思是以思想来征服这个世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当地的定位！

最近吴为山教授创作了一座马克思雕像送给特里尔。由于前苏联、东德也包括我们以前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是给人一种昂首阔步、挥斥方遒、革命领袖和导师的感觉，当地人不希望马克思的雕塑也是这种形象，所以一开始并不愿意接受。后来经过沟通，现在矗立在那里的马克思雕像是他拿着一本书在行走——一副学者和思考者的样子，这才符合当地人心目中马克思的形象，所以就接受了。

黑门

凯撒浴场外景

《资本论》为何没有定稿

澎湃新闻：您曾评价说“马克思一生中很多计划和设想并没有完成”。生活之中的马克思是怎样的？

聂锦芳：我这样来概括他的一生：贫困的生活，艰辛的探索，痛苦的思索，勤奋的写作，深入的思考。

马克思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比较优越，他父亲是个很有名的律师，他去上大学，家里希望让他读法律，但他却对哲学、历史感兴趣，他觉得思考社会重大问题最为重要。马克思跟家里人关系一般，只跟父亲交流比较多，在父亲60岁生日时，他送了父亲一本自己创作的诗集。父亲去世后，母亲想让马克思谋一份工作来保障其生活，但马克思不愿意，所以母亲一度拒绝他继承家产。

马克思故居博物馆入口处的雕塑

他的生活很拮据，开始是燕妮接济他，后来是恩格斯，一面经商一面给予他资助。马克思后来得到了一些遗产，但是很快就用完了，也曾经给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过一些时事评论，获得一点稿费，但是不够他生活开支。《资本论》刊行以后，他自嘲地说，获得的稿费都不够他抽雪茄的。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有些固定收入，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然而在他的生活都没有保障的前提下，他却在思考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未来趋向。然而，他思考的问题——资本本身的样态及其流变却是非常复杂的，因此他跟我们现在这些“体制内的学者”不一样，马克思写东西首先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自己思考、弄清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转换自己的研究计划，以致于最后成型的著述非常之少。马克思活了65岁，写作50年，但是最终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到他全部著述的三分之一。

此外，我们发现，对于他写下的一些很明确的结论，率先做出反思的也是他本人。马克思还写过很多书信，偶尔也会抱怨这种生活，但是在事关资本时代社会历史问题的讨论中，他真正发挥了自己的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马克思手稿

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自从嫁给马克思后，燕妮就一直在贫困和操劳中生活，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马克思。马克思其实不太擅长处理家庭琐事乃至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他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思考和创作中，燕妮曾经写过一些文字，反思他们之间的生活。这也是普遍的现象——一个伟人的身边，总有很多人在为他的工作、生活付出和牺牲。马克思自己思考和写作，手稿太乱了，要由其他人帮他誊清，恩格斯、燕妮、他的女儿们以及魏德迈等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恩格斯为他手稿的甄别、修改和整理付出辛勤的劳动。

燕妮对马克思手稿的誊写

马克思共有七个孩子，夭折和早逝的有四个，成人的三个女儿中，大女儿在马克思去世前一个月前去世了，后面两个女儿都自杀了。了解他及其家人的生活经历，会更加了解其思想的复杂性，也会更加体会他的伟大和不易。

澎湃新闻：《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为何到马克思去世的1883年还没有定稿？

聂锦芳：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到1883年马克思去世，马克思的理论创作和实践活动极为耐人寻味。

首先，马克思为《资本论》的整理、修订和扩充持续不断地努力，但始终没有完成定稿工作。这其中既涉及对以往建构的理论体系及其方法、原则的反复斟酌，诸如业已完成初稿的第二、三卷的内容如何编排，原来“六册计划”是否依然有效，数学分析之类的方法如何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等等；又触及原来关注不够或者没有引起注意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诸如金融、银行业和土地制度问题；还有就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世界的新变化。大量新现象的涌现，使他放弃了“完成”一部成型、完整的著述工作，而是进一步陷入更为深刻的自我反思、材料积累、视野拓宽及相关复杂问题和现象。

其次，马克思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突出表现为他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间微妙的关系。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博物馆的展览以列表的形式再现这种关系，即1863年斐迪南·拉萨尔创立“全德意志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ADAV）；186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创立“社会民主工人党”（爱森纳赫派，SDAP）；1875年二者整合成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1891年起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展览解说词同时指出，马克思对前两个派别组织合并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同意两派的整合，另方面又对整合后的纲领很不满意，于是写作了《哥达纲领批判》。但他的意见并没有被接纳和吸收，所以，事实上“马克思生命历程的最后十年，不再专注于政治活动和工人运动，而是致力于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

最后，马克思发现了自己以往研究不够乃至完全不知的盲区，即对于东方发展道路和古代向现代转型过程的讨论。为此他自学了俄语，撰写了大量有关人类学、历史学的笔记，而在他几乎没有自己评论的大量史料的梳理中，原先建构的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得以大大突破：他与基督-犹太传统的关联，与近代人道主义、启蒙思潮和科学理性的瓜葛，他倾心探究但又极为困惑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以隐晦的方式显示出来。

马克思晚年的努力是他之前工作的继续，虽然没有写出完整、成型的著述，但其中蕴含着极大的思想建构的空间和多元实践的路向。更为可贵的是，马克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觉地思考了其学说未来的命运，当自己的思想、苦心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忠实地理解和转换时，他发出沉郁的慨叹：“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此外，马克思晚年特别忧虑他的学说以后会面临怎样的命运。马克思不同意把自己的思想解释为“经济决定论”，也反对把“唯物史观”变成一顶帽子到处套用，还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这些都是他晚年极为深刻的预警和思考。

马克思故居

澎湃新闻：马克思如何解决他遇到的问题？

聂锦芳：马克思认为对现实最深刻的理解是理论上的把握，在这一点上，他与恩格斯是互补关系。对于某一现实问题，恩格斯会去接触实际、了解细节并记录下来，而对现实的最深刻的分析往往是由马克思最终完成的。比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现实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自由非常重要，但是现实中并没有自由，现实中的人也不会基于自由理念思考问题，都是从利益出发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他就去研读黑格尔的法哲学，研读政治经济学，在书斋中、在先贤的讨论中寻求议题，发现谬见，探索问题的实质、症结和解决思路、答案。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最终意识到，社会是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资本起了操控作用，世界被异化了，扬弃异化、超越资本、变革私有制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内在要求。而恩格斯选择的路径是则去调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详细地了解工人生活的痛苦、劳动的繁重、收入的微薄等。

还有1856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第一次全球性的危机，原来的危机都是由于产品短缺、贫困；而这次危机是生产过剩的问题，比如，牛奶太多了，宁可倒掉也不能给那些嗷嗷待哺的人喝。马克思就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他写了《1856-1857年危机笔记》，之后创作了著名的“1857-1858年手稿”，这是他积15年之功，创造性地解剖和分析资本社会的结构的力作。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还是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对于现代社会的状况和特征更有意义。他站在宏观的现代社会场域、纵深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认为生产危机、流通危机包括金融危机等不过是资本“总危机”的各种表现，因此局限于某一个地区、在某一个部门中找不到解决危机的根本出路，只能在社会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的总体上予以解决。他的这种总体性思维，是极其宏观的、大跨度的和深邃的历史感的。

聂锦芳与马克思故居博物馆馆长等合影

《资本论》也是人性论

澎湃新闻：您是从何时开始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对于马克思的思想，我们有哪些误区？

聂锦芳：我在读博士之前还不知道马克思著作中最权威的版本是“历史考证版”（MEGA），当时只是感觉马克思的思想非常复杂，并不像教科书上介绍的那么简单。像我们学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也引过很多马克思的话，但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他在什么情境、针对什么状况说的、有什么样的特定的内涵。1993年我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读博士，第一次听说了马克思著述复杂的编辑、出版过程和MEGA版，感觉非常重要。从那时开始由俄语改学德语，断断续续到现在，也有二十五六年了。

“历史考证版”（MEGA）

马克思是一位受到东西方很多人误解的思想家。他一生写了很多东西，但相当部分并不成型，人们往往只关注他成型的东西。另外，苏联人对马克思的著作做了程度不一的改动，有些只保留了某些结论，而把其论证过程都去掉了。其实他的思想复杂的内涵很多就体现在这些论证过程中。

相当一部分说马克思不讲“人”，但实际上他只是不抽象地讲“人”，而是关注“现实的人”，痛斥在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被资本所异化，在资本的操控下，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地位，这样他就把“人”的现实状况和人性的多种面貌更真实地揭露出来了。因此，我的看法是，《资本论》不仅仅是他的经济论、社会论，也是他的人性论。

我们今天在关于马克思及其思想理解上存在的另一个症结在于，将其与西方传统割裂开来。然而，他的很多思想离开西方文化和思想传统是无法把握的。比如说我们以往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是一种激进的社会主义，追求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但实际上，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一种工具和手段，甚至可以说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方式，是权宜之计，不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共产党人的理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与和平、改良在途径上有差别，但目的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的自由。所以马克思早期充满激情地呼唤自由，甚至认为自由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在人类摧毁神性以后，对于人来说，自由就是最重要的了。但是他后来感觉到实现自由其实非常困难，因此他研究转向了现实世界，探索在现实中实现自由的途径。即便如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饱含强烈的人道情怀。但到了20世纪，不在少数的人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把自由和人道的价值前提舍弃或遗忘了。

还有，在哲学上，我们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属于唯物主义阵营的，他与唯心主义、观念论是彻底决裂的。但实际上马克思既批判唯心主义、观念论，也批判旧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只认同、解释经验的唯物主义是无所作为的、粗陋的乃至“下流的”，他将自己的思想概括为“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相结合的人道主义”。在唯物主义中，没有人的维度是不行的，“纯粹的唯物主义”“直观的唯物主义”是“无视人”的，是一个只有物质、经验的世界。所以，马克思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既往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维的双重超越。

马克思的世界观绝对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新世界观”，它的逻辑基石是对象化劳动、是实践，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过的完全迥异于异化劳动的自由劳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要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定的作为“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的感性活动和生产。所以这一世界观不以抽象的哲学“物质”或“自然”范畴为逻辑基础，也不以抽象的“主体”“自我”和精神为逻辑基础，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础，并视劳动、实践是解开自然之谜、社会历史之谜、人类之谜的钥匙。这样，马克思哲学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抽象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的转换。

聂锦芳主编《重读马克思：文本及其思想》（12卷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

澎湃新闻：那么，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吗？

聂锦芳：这要看你怎么理解宗教。广义的宗教不仅仅是具体的教义、教派，而且也包含人的终极关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离开完全与宗教相隔离。马克思讨论的是宗教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世俗基础，要理解现实社会才能理解宗教的多种样态。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宗教对社会的功能和意义。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宗教是人类的鸦片”，“鸦片”这个词的翻译值得甄别。其实马克思要表达的意思是“麻醉”、“安慰”、“镇静”的功效，而非当代语境下作为毒品的“鸦片”所产生的危害。即当你精神困惑和痛苦时，为了使你的精神和情绪平静下来，你若信奉宗教，它可以起这样一种作用，这当然是虚幻的，但也不是纯粹无益的。

在马克思晚年写作的庞大的“历史学笔记”中，用相当大的篇幅梳理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他以前更多是将资本主义理解成一个经济体制、阶级社会来探究，但是晚年似乎倾向于也将其作为一个文明状态来把握（其实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所论及）。对于西方来说，离开宗教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里蕴含着大量这方面的思考，后来马克斯·韦伯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做了系统化的阐释。

所以，马克思的宗教观是非常复杂的，他批判宗教是基于宗教所产生的流弊，是其现实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作为资本社会最深刻的研究者，马克思并没有无视宗教对西方近代社会的塑造。把马克思的思想决绝地与宗教分隔开，这样的观点太简单化了，所以我不赞同用非此即彼的“有神论”和“无神论”的框架和视角去界定、评价马克思的宗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