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记︱走在河西：汉藏之间的庙与碑

在历史上，河西走廊不仅是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的主动脉，也是汉族同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带，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汇聚带。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宜农宜牧的自然条件，使得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为争夺河西走廊的控制权在历史的长河中展开了漫长的拉锯，塑造了河西走廊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为了加强青年教师、硕博士生对历史人类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探寻西北区域史研究的新路径，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藏区历史与多民族繁荣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于2023年7月29日—8月2日，举行“河西走廊历史与文化学术考察”。本次学术考察由青海师范大学杜常顺教授带队，邀请北京大学赵世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周尚意教授作为学术指导，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张生寅研究员、南京大学胡箫白副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张磊、张开、张中磊、贾金晖，湖北大学副研究员许若冰、北京大学博士生马文忠、南京大学博士生韩宾伟，青海师范大学硕士生武龙飞等人参与了此次考察。本文系田野考察日志。

7月29日

早上8点30分，考察团一行由西宁出发前往甘肃张掖，开始了为期五天的田野考察。中巴车出西宁后，沿张汶高速一路经大通、门源行驶至祁连县峨堡镇。由西宁至俄堡约200公里的路程，在高速没有修通前，这是一段漫长且暗藏风险的旅途。从大通至峨堡，汽车需要翻越数座高耸的达坂。在蜿蜒曲折的山路上，一旦遇到雨雪天气，汽车随时都面临着人仰马翻的危险。如今，随着高速公路的通车，天堑变通途，不到2个半小时，我们的中巴车就已经驶入了这座丝路古镇。 作为交通要道的峨堡小镇，显然吃到了近年旅游业井喷发展的红利。熙熙攘攘的车流，漂亮的楼房，随处可见的川菜馆，以及时髦的青年男女，都让这座小镇显得十分热闹。然而，就在现代化的街道旁，有一座古城遗址赫然在立，残余的城墙、城门，依稀可见。古老的城池与现代的城镇，交相呼应，十分显眼，很快就引起了各位考察团成员的关注。对青海古城分布十分熟悉的张生寅老师向各位成员介绍了学界对于峨堡古城的断代，指出峨堡古城始建于元代，在峨堡古城周边还有一些断代不明的古城遗址。这些古老的城墙历经风雨，屹立数百年而不倒，见证了这座丝路古镇的兴衰荣辱。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峨堡古城外景

鉴于时间关系，我们并没有在峨堡过多停留。由于峨堡至扁都口段的高速公路尚未竣工，从峨堡镇开始，我们的中巴车就改由宁张公路行驶。从峨堡继续北行不到40公里，汽车就可穿过扁都口，进入甘肃民乐县境内。作为甘青两省的界山，祁连山虽然高峻陡峭、广袤绵延，但在这些曲折的深山中，仍然存在一些天然的隘口，可供两地人民沟通与交流。其中扁都口就是众多隘口中最为便利的一处。扁都口，中古时期称为大斗拔谷，自古就是青海与河西走廊沟通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青海道”与“河西道”南北联结的要冲，“汉唐以来，番夷内犯，王师于征，多由此道”。（《甘州府志》卷8《戎兵》）隋炀帝西巡河西，在张掖会见西域诸王时，就是由青海穿越扁都口后至张掖。到了清代，这里仍然是商贸兴盛之地，《秦边纪略》中称：“出入扁都口者，马相接，肩相摩矣。”此次考察正值旅游旺季，中巴车在距扁都口不到30公里时，便遭遇了大堵车。数以千计的车辆，在狭窄的国道上摆起了近十公里的长龙。此时，已经过了午饭时间，在祁连山的深处，既无手机信号，又没有餐厅可以就餐，在太阳的暴晒下，车内的空气都变得躁动起来。直到两个小时后，中巴车才艰难的挪出了扁都口。此时，在我们的对向车道上还排着数千辆等待着进入青海的大小车辆。这次意外的大堵车，着实让我们体会到了扁都口的险要与曾经“马相接，肩相摩”的繁盛。

中巴车驶出扁都口后，就进入了广袤的河西走廊。离开了山区，道路明显变得宽阔起来。国道两旁宽阔的农田，和延绵不断、纵横交织的水渠，都显示出了河西走廊发达的农业水平。14：40，中巴车驶入了民乐县城。这座在明清时期因汉蒙互市而兴起的城镇，如今也是河西走廊著名的农业大县。四四方方的、干净整洁的街道，以及新潮的居民小区，都让这座小城显得十分阔气。但在盛夏的午后，街道上只能见到零零散散的行人。这又让小城的阔气中多了几份寂寥。在民乐县城简单用餐后，我们又赶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的马蹄寺。马蹄寺始建于十六国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的历史，是河西走廊最早开掘的石窟寺之一。元明时期随着藏传佛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马蹄寺也被印上了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明代万历年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就曾驻锡于此。16：30，我们终于抵达了马蹄寺。建在悬崖峭壁上的马蹄寺三十三天石窟，磅礴大气，引人注目。但遗憾的是，洞窟中原有的佛像，已大多毁于近代以来的历次兵燹与动乱。现在摆放于窟中的佛像多是近年来重新铸造的。在三十三天石窟最下层的大经堂门口伫立的《重修经堂碑记》，风化严重，主体内容已经难以辨认。正当大家十分遗憾时，胡箫白老师和马文忠博士在大经堂摆放的景区宣传栏背后的墙面上，惊喜地发现了明代版的“到此一游”。如崇祯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丹卫香客贾美、何氏……”；“甘州左卫应袭舍人……”；“甘州左卫香客……”。虽然石窟内大多墙面都被重新用石灰进行过粉刷，但在各位老师的侦察下，又陆续发现了多处类似的题记。这些题记主要集中在万历至崇祯时期，香客们也大都来自山丹卫、甘州左卫。马蹄寺地处祁连山深处，交通不便，这些残留的题记，足以说明马蹄寺在明代河西走廊的影响力。同时，万历之后的马蹄寺“藏化”颇深，如此多的汉族军户跋山涉水，到此朝圣，也是民族“三交”的一种见证。

19点，结束马蹄寺考察后，考察团驱车前往张掖市。夜宿张掖。

马蹄寺三十三天石窟外景

马蹄寺《重修经堂碑记》

7月30日

早上8点30分，考察团前往张掖大佛寺。张掖大佛寺，始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年），明清时期称“宝觉寺”“弘仁寺”，因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槃像，又名“卧佛寺”，是张掖的标志性建筑。考察团首先在大佛殿参观了目前国内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随后在大佛寺内的廊庑中发现了数十块碑刻。历史人类学“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田野习惯，使得大家看到碑文后，都兴奋了起来。这些碑刻的立碑时间，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期，个别碑刻立于近代，甚至当代。除少数碑刻中有部分文字损毁，难以辨识外，这些碑刻整体上保存较好。在赵世瑜、杜常顺、胡萧白等老师的领读下，大家对这些碑刻进行了细致的研读。在读碑时，赵世瑜老师一再强调“碑阴”的重要性。赵老师说碑刻最怕没有“碑阴”，一些金石录在录文时，只关注“碑阳”而忽略“碑阴”，就会造成历史信息的缺失。从内容上看，这些碑刻所涉极广，除了与大佛寺相关的碑文外，还有涉及到山西会馆、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碑刻。显然，这些碑刻是从别处收集后，统一放置在了大佛寺。其中与关帝庙相关的几通碑文中，透露了一些极为有意思的信息。与北方其他关帝庙多使用道教仪轨，道士守庙不同。碑文中记载的张掖关帝庙，均为佛教僧人守庙。赵世瑜老师认为，这就说明了佛教在当地影响力要大于道教。在卧佛殿之后的佛教艺术陈列厅中，集中展示了张掖大佛寺遗藏，其中1966年从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发现的明代铜记事牌，记载了明成化十三年因地震而重修卧佛的经过。

张掖大佛寺佛教艺术陈列厅藏明代碑刻

考察团成员于甘肃省张掖市大佛寺前合影

考察完大佛寺后，大家又进入了相邻的山西会馆。在廊庑里存放的碑刻中，至少有3通与山西会馆相关，记载清代到民国山西会馆的历次修建。在读碑时，大家就已对张掖山西会馆的历史有了基本的了解。张掖山西会馆始建于雍正年间，由山西客民赵世贵、赵继禹、张朝枢等捐建。能够捐资修建规模如此庞大的山西会馆，这些山西客民显然是极具实力的晋商。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丝绸之路重镇。明清时期亦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往来于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的晋商，云集于此，在明代万历初年，就已经形成了商帮，成为河西地区社会经济领域的重要力量。到了清代，随着清军在西北的军事活动，围绕军需大做文章的晋商，实力进一步增强。赵世贵、赵继禹、张朝枢等人可以将山西会馆建在与大佛寺相邻的地方，足见这些商人在地方的影响力。现存的张掖山西会馆，基本保留了清代山西会馆的格局，2006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1点20，结束了大佛寺、山西会馆的考察。考察团步行前往西来寺、高总兵府。大佛寺地处明清时期甘州城的中心地带，从大佛寺步行到西来寺、高总兵府均不到1公里。西来寺门前的西来寺巷，是政府打造的历史文化古街。两侧的房屋均是仿古式建筑，其中还有当地文化名人的工作室，这使得这条小巷颇有点书香气息。西来寺始建于唐，清代时普觉静修国师阿扎木苏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阿扎木苏是清代河西地区颇具影响的高僧，《甘州府志》称阿扎木苏“精通梵典，兼晓诸国语”。但遗憾的是如今的西来寺内，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存。从西来寺出来后，考察团又前往高总兵府。高总兵府是清初张掖籍将领高孟的府邸。当我们到达高总兵府后，才发现高总兵府正在施工重修，门口由铁将军把门，谢绝参观。我们只能隔着铁门，进行遥望。从里面施工的情况来看，高总兵府将在未来成为张掖新打造的旅游景点。

离开高总兵府后，考察团在张掖的考察就宣告结束了。在城边的湘菜馆中，吃过了午餐后，我们驱车前往民勤县。民勤县地处武威市北部，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之间。由张掖前往民勤，最便捷的一条路，就需经山丹县北上，翻越龙首山，至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然后向东经766县道至民勤。与高耸险峻的祁连山不同，龙首山的隘口要平坦很多。但地表植被极少，翻过隘口后，更是一路几乎都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黄色的地表裸露在外，在阳光的暴晒下，显得格外荒芜。虽然现在正是旅游旺季，但行驶在这条路上的车辆也极少。途中在山丹县红寺湖村停留时，我们和一位住在路边的老人进行了交流。老人谈到这里距甘蒙界大约20公里，距离阿拉善右旗县城约60km，常年干旱缺水，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村里的年轻人全都外出，只剩下些老人，村里的小学都已经撤销了20多年。经过4个多小时的车程，晚上7点，我们终于抵达了民勤。民勤县的文化名人李玉寿先生、刘润和先生，民勤县文联白主席，热情接待了考察团。李玉寿先生、刘润和先生都是对民勤史地极为熟悉的专家，在晚上的交流中，两位先生向考察团介绍了民勤民间文献的总体情况，并对第二天的行程做了细致的安排。

夜宿民勤。

7月31日

早8点30分—12点，在李玉寿先生、刘润和先生、民勤县文联白主席的向导下，考察组一行对民勤县史志中心、瑞安堡、青松堡进行了考察。

民勤作为丝路重镇，历史底蕴极为深厚。“勤朴坚韧”的民勤人在长期与干旱和风沙的抗争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传承与建设。在民勤县史志中心，考察团看到了极为丰富的民勤地方文献。除了传统方志、家谱外，还有以李玉寿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民勤地方学者辑录、编撰的“新”文献。其中不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精品，例如李玉寿先生收集民勤家谱数十例校编而成的《民勤家谱》，资料珍贵，考证详实。结束民勤县史志中心的考察后，考察团驱车前往瑞安堡。瑞安堡是民国时期民勤保安团长王庆云的家宅，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甘肃省现存保护最完整最有特色的地主庄园。在上个世纪90年代，时任县博物馆馆长的李玉寿先生，力排众议，不断向上级单位争取，最终才使瑞安堡得以保存与修缮。2006年，瑞安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民勤县响当当的一张文化名片。

考察团成员、李玉涛先生、刘润和先生于瑞安堡遗址合影

走出瑞安堡后，我们又继续前往青松堡。在车上时，李玉寿先生介绍，青松堡应为明代镇番卫左所的所城。但与经过旅游开发的瑞安堡相比，青松堡显然还处在养在深闺无人识的情况，不仅在百度地图里没有标记，就连公路边也没有任何的标识，以至于李玉寿、刘润和两位堪称民勤史地专家的“土著”都在寻路时犯了“迷糊”。兜兜转转了几圈后，已经年过七旬的李玉寿先生让中巴车停在了乡道边，一个人顶着炎炎烈日，踩着松软的沙地，找到了被沙丘环绕的青松堡。受老同志身先士卒精神的鼓舞，我们没有了偷懒的借口，也穿过几乎没有植被遮挡的沙地来到了青松堡。青松堡的城墙保存比较完整，整个堡城呈方形，边长百米许，颇有规模。城堡基本已被沙丘环绕，这与明代多在水源充足，便于发展农业的军事要冲设立卫所堡寨的情况大相径庭。不过城堡周边虽植被稀少，但尚有几片长势喜人的玉米地。赵世瑜老师推测，明代此处的自然条件可能要远好于当前。

考察团成员于青松堡遗址合影

12点考察团返回民勤县城就餐。中午在酒店短暂休息后，考察团于14点再次集结，步行至民勤县文化广场。在广场东侧的走廊中，立有十余通和民勤水利有关的碑刻。民勤深处沙漠腹地，干旱缺水，生活、灌溉基本都依仗于源于祁连山的内流河石羊河。清代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增长，石羊河的用水压力大增，民勤与上游的武威更是多次发生水案。在方志和碑刻中记载的分水章程、水利纠纷，内容十分丰富，显示出清代民勤是标准的水利社会。在民勤县修建文化广场时，李玉寿先生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碑廊，将方志和古旧碑刻中的水利碑文重新勒石，立于此地。考察团利用短暂的半个小时，对碑文进行了研读。但稍显遗憾的是，在匠人重新刻字时，出现了一些错字、漏字的情况。

15时，考察团前往民勤县县政府，在民勤县政协会议室内，参加了“《镇番遗事历鉴校补》作品座谈会”。《镇番遗事历鉴》成书于清中晚期和民国初年，先后由镇番邑人谢树森、谢广恩修纂而成。全书共十二卷，记述了甘肃镇番（民勤县）自1370年（明洪武三年）至1936年560年间社会、军事、人口、风俗、山川、名胜、文化等方面的沧桑变迁，是国内罕见的编年体县域地方史。上世纪80年代，李玉寿先生率先发现《历鉴》残本并进行了初步整理、校订，并于2000年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此后，刘润和先生在此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努力，添补大量资料，校注成《镇番遗事历鉴校补》。此书甫一出版发行，便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座谈会上赵世瑜教授、周尚意教授、杜常顺教授、胡箫白副教授、张磊副教授等进行了发言与交流，肯定了《镇番遗事历鉴校补》的史料价值，并对刘润和先生的辛劳付出给予了高度的赞誉。同时，也希望与会的各位地方学者，能够搜集和挖掘到更多珍贵的地方文献、民间文献。座谈会结束后，考察团各位师友获赠刘润和先生《镇番遗事历鉴校补》《风吹来的沙》二书。

《镇番遗事历鉴校补》作品座谈会

16时30分，座谈会结束后，在李玉寿先生的联系下，考察团又前往民勤县李老先生家中，查阅《李氏家谱》。李氏是民勤当地的望族，历史悠久，支脉广布。李老先生年近耄耋，是目前该家族内辈分最高，最受尊重的老人。在客厅的墙上，横挂着老人自己的书法作品，所书行草笔走游龙，字体浑厚，彰显了老人深厚的文化积淀。我们落座后，老人拿出了已经重修的《李氏家谱》。书中收录最早的序文，为道光年间。在与李老先生的交流中得知，直到今天，李家的族谱编修工作仍然在进行。为了编修工作方便，李老先生还专门在家中设立了一间办公室，家族内具有一定文化素养，且书法水平较高的几位老人，会定时到此工作。目前在办公室里存放的新编修的各房家谱，多达百卷。在我们的要求下，李老先生决定带领大家去参观这间族谱编修办公室。在李老先生的引导下，我们从客厅走出，穿过院子，到了临街的四层楼房。这时我们才知道这幢临街楼宇也是李老先生所有。该楼的一至三层出租给了一家民办医院使用。顶层则留了一大间办公室，专供族谱编修之用。办公室的大桌上，铺着厚实的毛毡、宣纸和砚台，大小毛笔错落摆放。毛毡之外，近百卷的新修族谱分册叠摞，甚为壮观。老先生也拿出了《李氏家谱》的老谱，在赵老师的领读下，大家对序文进行了研读。

赵世瑜老师正在翻阅民勤《李氏家谱》

18时30分。告别李老先生后，考察团简单用餐。晚上8点，考察组一行又在李玉寿先生的安排下，观看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民勤曲子戏”的经典曲目——《兄妹观花》和《表花》。演出吸引了近百名周边群众簇拥观看，看戏的人群中，不仅老人、中年人，还有青年人和儿童。可见，民勤曲子戏在当地还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尽管由于不通方言，我们大部分人对唱词都是一知半解，但演员细腻的表演还是让我们从中“读”出了精彩的故事。尤其是《兄妹观花》里有一句唱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约内容是：“正月十五，天子放花灯， 南京城里走一程，随带上干妹子浪花灯。”民勤远在西北，深处大漠，与南京相隔万里，为何唱词中总要提上两句南京？在网上搜索后得知，原来《兄妹观花》在南方的花灯戏、青海的越弦等地方戏曲都有类似唱段。而从《镇番卫武职选簿》的记载来看，明代镇番卫军户最主要的来源地正是南直隶。显然，曲子戏在民勤的传播与发展，与明代驻防于此的军户有密切关系。明代军户们对南京和江南水乡的念念不忘，在唱着“南京”、划着桨的曲子戏中回响。

夜宿民勤。

考察组成员观看“民勤曲子戏”后与演出者合影留念

8月1日

早8：30分，考察团随刘润和先生至圣容寺考察。圣容寺位于民勤县南大街大寺庙巷，始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是目前民勤县境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我们抵达圣容寺时，恰逢寺院举行佛事活动。不仅大殿内有僧人正在为信众讲经，院内还有数十名信众往来上香，使得整个寺内显得十分热闹。明代，圣容寺也曾一度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镇番遗事历鉴》中对圣容寺的记载颇多。其中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正统六年，曾有四名蒙古人伪装为番僧住于圣容寺，在举行佛事时成功暗杀镇抚李洪。但遗憾的是，在经历数次重修后，圣容寺的历史遗物已经十分罕见。与圣容寺同驻一处的民勤县博物馆，也因举行活动，所有展品外出展览而闭馆。在各位老师准备离开圣荣寺时，许若冰、张开等老师突然在角落中又发现两通清代碑刻，两碑均平躺于地，碑面上落着厚厚的尘土。看得出，已经很长时间无人理会。两碑风化较为严重，大多内容已不可识。从有限的文字来看，应与水利相关。我们推测两碑可能是博物馆收集后，放置于此。

考察组成员在甘肃省民勤县博物馆识读碑刻

10点结束了圣容寺的考察后，我们告别刘润和先生，驱车前往武威市区。汽车驶出民勤县城后不久，就可在路边看到红崖山水库，“确保民勤绝不成第二个罗布泊”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司机高师傅在一处较为宽阔的地方停了车，考察团的各位老师登上水库的大坝，雄伟壮阔的红崖山水库映入眼帘。红崖山水库是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也是民勤县唯一的水利调蓄工程，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沙漠之中修建起这样一座水库，民勤人民付出的人力和物力可想而知。正当大家一起合影时，原本就阴沉的天气，开始刮起了大风，风沙中伴随着的零星小雨，让大家在盛夏的时节里，感受到了浓浓的寒意。民勤自然条件的艰苦，由此可见。

民勤县红崖水库

驶出红崖山水库后，中巴车在国道上行驶了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就抵达了武威文庙。中午在文庙边的老店里，大家品尝了武威特色面食“三套车”后，就进入了武威文庙。武威文庙始建于明正统二年（1437），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是西北地区建筑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孔庙。武威文庙内的桂籍殿，保存了多达44块匾额，最为引人注目，其中由两江总督牛鉴于道光十九年（1839）书写的“天下文明”匾格外醒目。牛鉴为嘉庆十九年进士，道光年间官至河南巡抚、两江总督，是清代甘肃籍官员中，任职最高的一位。牛鉴在河南等地任职时，成绩卓著，深得道光帝信任。在鸦片战争期间，被委予重任。道光二十二年（1842）8月20日，牛鉴与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同英国签定《南京条约》，成了中国历史上耻辱一刻的直接见证者。原本可以成为官员典范，地方骄傲的牛鉴，也由此成了很多历史叙述中的反面人物，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牛鉴开了一个玩笑。除了匾额外，在武威文庙内两侧的廊庑里，还放置了数十通唐至近代的碑刻。这些碑文的内容，涉及面极广。除与文庙直接相关的几通碑刻外，大部分应当也是从别处收集后，放置于此。在赵老师的领读下，考察团重点对明清时期的碑刻进行了研读。武威地区自清代以来文教昌盛，张澍等大儒十分重视地方文化的建设和保护。这些碑文很多都被收录于《凉州府志备考》《五凉全志》等书。近年来，又有《凉州金石录》等书出版，让学界利用这些碑文变得十分便利。在清代碑文和匾额中，出现了大量商号的名称。赵老师提醒各位老师，这些商号名称的频繁出现，应该是当时凉州商业发达的重要表现。

武威文庙桂籍殿所挂部分牌匾

离开武威文庙后，考察团短暂参观了西夏博物馆，随后便驱车赶往景泰县永泰古城。永泰古城位于景泰县寺滩乡，距景泰县城一条山镇约30公里。从武威出发后，沿连霍高速、定武高速行驶约2小时后，考察团于16：30分抵达永泰古城。永泰古城始建于晚明，明清两代都是军事重镇，驻扎着数以千计的军士与家属，清代名将岳钟琪就出生和成长于永泰古城。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永泰城内还生活着1000余人。近年来，随着环境的恶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城内的居民大多都已搬出。除了个别经营民宿的住户外，就只有一些老人还生活于此。荒芜的戈壁滩、黄土夯成的土城墙，以及坐在路旁的老人，在炽烈的阳光下，显得历史感十足。进入古城后，考察团分为两组活动，一批人随着杜老师爬上了古城墙，沿着城墙行走，在高处观察到了永泰城形如金龟的特殊形制；另外一批人，则随着赵老师、周老师走到了城墙边的城隍庙。城隍庙大门紧闭，所幸锁只是挂在门栓上面，并没有锁死。城隍庙院中，悬挂着一口上世纪90年代铸成的铁钟，钟上有文字简单记载了城隍庙的重修过程及重要的祭祀活动。在主殿神像两侧，挂有几幅牌匾，记载了城隍庙90年代重建的经过和捐资的信众。赵老师在简单阅读后，对城隍庙的修建历史、捐建者姓氏、捐建者地域分布等信息进行解读，指出该地祭祀城隍的活动时间是在每年的清明，这和铁钟所记载的部分信息可以对应，可以看出永泰古城的城隍祭祀活动是祖先祭祀和神明祭祀于一体的行为。赵老师建议我们可以在清明节时再来参观，亲身感受一下这种特殊的祭祀仪式。城隍庙小分队刚参观完，城墙小分队也赶到了城隍庙。当其他人参观完城隍庙后，在阴凉处休息的赵老师便问及马文忠博士（赵世瑜老师高足），城隍庙的捐建者有哪几个姓氏？捐建者来自哪几个不同的村落？文忠博士没有立马回答问题，而是不停在手机里翻阅照片时，赵老师开玩笑地说今天的田野可不过关啊。赵老师又问及门口的铁钟是否看过，文忠博士说未来得及看，赵老师说继续看，看过之后接着考。这时周老师，也笑着让正在一旁“幸灾乐祸”的武龙飞一起去看那口铁钟，待会一起考。两人怀着忐忑的心情，一字一句认真浏览，最终在大家的欢笑中顺利通过了考核。

从城隍庙出来后，大家继续向城中走去。在城内，随处可见各类寺、庙的遗址牌，永泰古城曾经的人口繁盛、信仰多元由此可见一斑。当走到城中心的一处戏台时，考察团意外地在戏台的基座上发现了四块横卧的碑刻，这无疑让大家兴奋不已。赵老师指出这几块碑刻虽然尘土较多，但是文字清晰可见，要是有面粉就好了。正当大家为外出没带面粉而懊悔时，武龙飞就奔向了城内的农家乐。景泰地区农业发达，盛产一种名为“和尚头”的优质小麦，由其磨出的面粉被称作和尚头面粉，据说营养成分高、口感好，城内农家乐自然也是用这种面粉来制作食品。农家乐老板大概也是第一次遇到不买面食，只买面粉的游客，一开始还不太乐意将面粉卖给我们。反复问了几次买面粉的用处后，才在一脸的疑惑中以16元一斤的高价将面粉卖给了武龙飞。于是，“面粉帮”训练营永泰分营正式开班。考察团里很多年轻人都是第一次涂碑，田野考察的意外收获和初次实践的新鲜感，让每个人都十分兴奋。十几双手抓着雪白的面粉，围着四块古碑涂来抹去，很快就吸引了一大批村民和游客的围观，一些游客也凑上前参与我们的识字工作。大约10分钟过后，碑刻上面的文字便清晰地显现在众人面前。碑刻名为《永泰重建诸圣阁记》，刻于康熙六年，记载了重建诸圣阁的原因以及近百名捐助者的姓名和他们捐助的钱银数量。将碑文内容与永泰城内众多的庙宇遗址结合来看，清代永泰城内的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相当繁盛。我们相信，对于身处偏远，物质生活匮乏的永泰居民而言，这些彼岸世界的神灵当是他们精神生活最重要的寄托。

永泰古城里的“面粉帮”

赵世瑜老师正在涂碑

从戏台离开后，考察团继续向永泰城深处进发。在永泰小学门口，我们遇到了两位坐在路边聊天的老人，便借机和他们攀谈起来。从与老人的聊天中得知，永泰城内的居民基本都搬迁到了景泰县城，或离永泰古城不远处的新农村。城内的老住户中，人数最多的是闫、刘二姓。永泰城各姓都十分重视族谱的编修，基本每家都有族谱。在他们小时候，各种庙宇遍布城内。后来景泰县城大建设时，需要使用大量的木材，这些庙宇遂被拆除。城内各种碑刻也很常见，就在我们涂碑的戏台前，前几天还曾放置了几通刚发现的石碑，但后来都不知所踪。当我们询问城中的族谱能否借阅时，热心的王大爷为我们联系了已搬迁至景泰县城的常姓老人和尚在古城生活的闫氏老人。王大爷还专门介绍，常姓是明初大将常遇春的后人。由于天色已晚，考察团决定先赶回县城住宿，明晨再来访谱。在步行走出永泰城时，考察团在北门处又发现了两通清康熙时期的碑刻。但遗憾的是，这两通古碑风化严重，已经无法识别出太多的有效信息。

永泰古城内各位老师正与王大爷交流

出永泰古城继续向东车行约半小时，考察团就抵达了景泰县城。在用过晚餐后，考察团借用酒店餐饮大厅的大屏幕，召开了一次“民间文献研读会”。张磊老师展示了从甘肃省礼县搜寻到的百余件清代文书，这批文书主要出自礼县桥头镇，不仅有民间交易的契约文书，还有涉及到民间纠纷的诉状、公告等，内容十分广泛，时间主要集中在咸丰至光绪时期。从晚上8点开始，考察团围绕着文书中的俗字、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直到近23点，餐厅要打烊时，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这批文书对于清代陇南山区基层社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同时，这批文书中的俗字、错字、别字，以及大量的民间方言和习惯用法，都为今后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景泰县某酒店餐厅里的“民间文献研读会”

8月2日

根据昨天下午在永泰古城时王姓老人提供的线索，为了提高效率，考察团决定兵分两路。8：30分，杜常顺老师、张生寅老师、胡箫白老师、张开老师打车前往永泰古城，与王大爷会合，在古城内查访《闫氏族谱》。另一路则由张磊老师、张中磊老师、许若冰博士以及武龙飞硕士前往县城查访《常氏族谱》。

县城四人小分队，骑着共享电动车，大概用了15分钟就到达了常先生家。面对几位到访的年轻人，常先生十分热情，已早早在小区门外等候。据常先生介绍，他家在二十余年前就已经搬出了古城，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如今在南京等大城市工作，只有他和老伴住在县城。在西北农村，由于特殊的民俗和相对闭塞的社会风气，很多家庭都不会轻易将家谱示人，就是平时自家请谱也有颇多讲究。一般在请出家谱前，都要上香烧纸，以示尊重。为此，永泰古城的王大爷还专门提醒我们要带上烧纸、蜡烛、线香等物品。但常先生对此则颇为豁达，仅仅提醒我们翻阅族谱的人需要洗手，随即就拿出了立于客厅祖先牌位后的《常氏家乘》，并告诉我们，之前就有历史学者前来家中阅读过《常氏家乘》。看来常先生确实没有普通西北百姓的保守，而是思想开放，显然，在这种家庭里成长的孩子是容易成才成功的。翻开家谱，首先出现的是序文，该谱序文最早写于道光时期。据谱序的记载，常氏家族以“道业传家”，始祖常守维为常遇春后人。明代嘉靖年间，“随肃王宦于兰州”，后得天师传法，隐居于永泰。从常守维起，至嘉庆时期，共七世均为道人，谱中载有箓名。从七世之后，便无箓名的记载。可见，自此后常氏家族便逐渐失去了“道业传家”的传统。又据常先生口述，永泰常氏祖上由山西大槐树移民至兰州常家巷（今畅家巷），后又迁居到龙沙（今永泰）。常先生对常家曾以道士为业的历史十分清楚，但表示从自己记事起，家族中就没有道士。我们推测，常氏先祖，应当是古城内某一庙宇的守庙人。虽然《常氏家乘》的体量并不大，但以“道业传家”的特殊传统，也使得此族谱颇有价值。而更为可贵的是，家谱记载与碑刻记载的交相呼应。原来，在回程的出租车上，一贯敏锐的许若冰发现，在《常氏家乘》中出现的“常承儒”，也赫然出现在了永泰古城的《永泰重建诸圣阁记》中，且基本可以断定为同一人。这样的发现，使得《常氏家乘》又有了不一般的意义，诚如赵爽英所言：“材料与材料之间的联结产生出的信息量，要远远大于材料本身。”（《“乡校记忆”——历史人类学训练的起步》）家谱与碑刻的联结，可以说将我们这次较为仓促的田野考察推到了高潮。

县城四人小分队返回酒店与留守的几位老师汇合后，便立即驱车赶往永泰古城。与县城分队的顺风顺水不同，古城分队的访谱遇到了较大的阻碍。昨天在电话中同意展示族谱的一户人家，突然又表示拒绝。无奈之下，为考察团从中牵线的王大爷，便又联系了另外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都已搬到了古城外的新农村——永泰村西刘家庄子。古城小分队，遂又一分为二。杜老师和张生寅老师，雇了停在古城内的一辆双排货运车，与王大爷前往永泰村西刘家庄子。胡箫白老师和张开老师，则留在古城内等候前户人家，继续沟通。在王大爷的斡旋下，杜老师和张生寅老师，成功阅读到《王氏宗谱》和《李氏家谱》。其中《王氏宗谱》修于咸丰八年十月，据谱序称，王氏先祖王永泰，原寓居于卢塘，“自卢塘迁居永城者，系泰之三子曰尚礼、尚仁、尚贤”。从谱中的记载来看，王尚礼三兄弟迁居永泰的时间，当在康熙年间。留守城内的胡箫白老师和张开老师就没有杜老师和张生寅老师的运气，最终还是沟通失败。

11：00，考察团所有成员在永泰古城汇合。在与热心的王大爷告别后，考察团继续前往松山古城。从永泰古城出发，沿338国道，一路向北，约1小时，考察团就抵达了松山古城。从永泰古城至松山古城，要翻越海拔3300多米的高山。海拔的快速升高与降低，也带来了自然景观的明显变化。与植被稀疏，周边近乎于戈壁滩的永泰古城相比，松山古城周边则是明显的草原风光。今天由永泰通往松山的这段路途，沿线人烟稀少，居民分散，车辆很少，显得十分落寞。但在明代中后期，这里却是明蒙交锋的前沿重地，是土默特蒙古进出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要道。蒙古部落长期占据大、小松山，给明军的西北边防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军在刘敏宽、达云等人的指挥下，发动松山之战，一举收复大、小松山地区。为巩固松山战役的成果，加强在松山地区的边防，明朝遂在此修筑了松山堡。今天能看到的松山古城，城垣基本保存完整，外垣南北320米，东西350米，墙高约10米，规模较大。与游人如织的永泰古城相比，松山古城就显得落寞很多，城内早已无人居住，只有两口古井和偶尔能捡到的瓦片、瓷片，见证了松山古城曾经的辉煌。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古城

中巴车刚刚离开松山古城，天空中就飘下一阵暴雨，道路上的低洼之处很快就积出了水滩。为了行车安全，高师傅明显降低了车速。当车辆行驶到坪城镇时，雨水变小，中巴车左转，行驶到了通往永登县城的县道上。此后，道路陡然变窄，路况也差了很多，车辆沿山谷行驶，沿途有多处暴雨后山体滑坡和落石的现场。

14：00时，考察团抵达永登县城，简单用餐后，考察团就赶往了此次考察的最后一个考察点——位于永登县红城镇的感恩寺。红城感恩寺，俗名大佛寺，是明孝宗为连城鲁土司特意敕建，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到达感恩寺时，寺庙内正在施工，庙门紧闭。好在胡箫白老师已经提前联系了感恩寺文物管理所的巴玉祥主任，巴主任专门赶来，为我们打开了庙门，并对寺院的情况做了介绍。一走进寺院，我们就在墙上看到了寺管会成员的信息。寺庙住持的法号有很明显的藏传佛教特色，但据巴主任介绍，住持本身是汉族，也有汉姓汉名。可见，感恩寺的藏传佛教属性从明清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不过，从寺院的建筑风格、佛像特征和壁画内容中，我们也能明显看到汉传佛教的因素。可以说，感恩寺是一座典型的汉藏交融的佛教寺院。同时，也说明在红城镇这样一个曾经的汉藏过渡地区，藏传佛教至今依然有着一定的影响力，且汉藏佛教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

永登县红城镇感恩寺

感恩寺面积不大，但文物极为丰富。感恩寺的镇寺之宝《班丹扎释生死轮回图说略》和《敕赐感恩寺碑记》均为汉藏合璧文献。其中《班丹扎释生死轮回图说略》是迄今所见明代著名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唯一传世的汉藏合璧文献。《敕赐感恩寺碑记》立于“嘉靖四年岁次乙酉季夏吉日”，碑阳为汉文碑记，碑阴为藏文碑记。全碑高大精致，通高达4.19米，是西北地区现存极为少见的有确切年代记载、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录的明代碑刻。但遗憾的是，由于选材不佳，加之缺少有效的保护措施，碑刻的整体状况已经不太尽如人意，该碑的下半部分已经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表层脱落的情况。幸运的是，碑刻的拓片比较完整地保存了碑文。据胡箫白老师介绍，汉藏合璧《班丹扎释生死轮回图说略》的汉藏文内容基本对应，但在一些细节上有差别。而《敕赐感恩寺碑记》汉藏两文的内容，有较大差别，藏文部分的内容远比汉文丰富。赵世瑜老师和杜常顺老师也都借此向各位年轻老师提醒，在利用多语种文献时要注意不同语种文献的对读，以免丢失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

《敕赐感恩寺碑记》

随着感恩寺考察的结束，我们的河西走廊田野考察也将画上句号。临别之际恰逢赵老师的生日，意外的巧合也为此次考察带来了另一层特殊的意义。当天晚上，考察团一行人在金城兰州为赵老师庆祝生日，并就自己在学术上的困惑以及一路上的思考向赵老师请教。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此次田野考察落下了帷幕。

赵世瑜老师曾在十一年前的西北行中提及，他们这群人的“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在西北地区用力甚少，对于中国历史的解释力有所欠缺。（《眼随心动——历史研究的大处与小处》）十一年后，来自青海、北京、湖北、南京的一批青年学者，在酷暑的河西走廊进行的这一次田野考察，就是希望能够逐渐改变“区域社会史在西北地区用力甚少”的局面。或许此次田野，还略显仓促，田野的深度也有待提高，但我们相信，这次田野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田野中，由于各种理论或知识的欠缺所带来的挫败感，会激励各位青年学者在未来的学术之路上继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