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这里无人大声喧闹

五个月创作，三十万字体量，一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生活史。翻开小说，作者介绍一页却写着：“吴亮，祖籍潮州，生于上海，小学学历，务工十四年，从文逾卅载。《朝霞》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读者缺少这类文本的阅读经验：其一，内容上，“故事”与“思想”所占比重不分伯仲。习惯于看由“故事”为主要构成的小说，而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抛出了大量哲学、宗教、政治的纯“思想”内容，这些内容同故事密不可分，非读不可，给人造成了距离感。

其二，叙述方式是“碎片化”的，全书有一百零一章，五、六百个片段，仿佛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又好像处处是开头处处可结尾。

其三，不同体裁随时空降，若以小说的故事部分为主线，那么随时会插入主线的可能是一封信，一篇日记，一段《旧约》的文字，一组以话剧形式写的对话、一个梦、一段读书札记、一些评论……甚至还有作者直接跳出了小说“谈写作”。这种类似于电影中的杂耍蒙太奇的写法，令人眼花缭乱。

其四，作者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文字与标点的排布方式，来牵领着读者进入整部小说的体系。不给人以喘息机会，大段大段的文字中间没有句号，有的甚至没有标点符号，不论是主观视角的思想叙述，还是客观视角的故事叙述，几乎没有一段文字可以轻松阅读。

看不太懂的《朝霞》，读起来却是欲罢不能。小说中所描述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故事”，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深深地将读者吸了进去，不止是被人物、被故事所吸引，更是为笼罩着整部作品的一种“意蕴”所着迷。

片段与整体

《朝霞》不是回忆录，但具有很强的“回忆”性质。作者的记忆力实在是非常好，如此多的细节铺陈光靠想象是很难完成的。“回忆”是整个故事的起点，小说的第“-1”章表明：“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经验唤起，不断强化，终于成为一个意念，挥之不去”，第“0”章的开头“邦斯舅舅回到溧阳路麦加里的那年已经六十五岁了”（一直觉得这里若作为开头是更好的选择），于是整个故事基于回忆的线索拉开了帷幕。

“回忆”总是“片段”的，人脑记忆的物理方式是抓住特定场景和关键信息，而并不是把所有细枝末节都记住——这样会导致大脑神经元的大量占用和记忆紊乱。小说“碎片化”的组成，仿佛就是对“回忆”本质的一种模仿，把我们通常惯于虚构的连贯性与整体性故意打破，还真实以本来面目。“回忆”在人物之外成为了无形的主角，更准确地说，尽管使用了第三人称叙事，小说真正的主角是作者本人，内容是作者记忆中的事。

有趣之处在于，即便是由如此碎片化的、各种体裁的文字所构成，小说给读者的整体感并不弱于那些纯以“故事”和连续性叙述为主要模式的长篇作品，甚至在某些角度还略胜一筹。原因在于作者深谙“广度”与“专注”对于任何优秀的作品都是需要同时掌握的技术。

《朝霞》的“广度”不仅仅是故事空间和人物命运的广度，在精神空间层面，涉及古今中外，从中国古典诗词到西洋哲学科学。作品中贯穿始终的对西方文学、哲学的钟情，代表那个禁锢时代知识分子阶层普遍的精神追求。

小说在“专注”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故事的时间跨度集中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当代的笔墨有些许，但主要的时间范围是限定的；故事的发生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市中心原法租界区域（现黄浦区）和公共租界区域（现虹口区）；人物的阶层集中为知识分子阶层和准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的后代）。故事和思想就是在上述聚集度很高的时空范围内慢慢酝酿发芽，尽管最开始写作的方式是在网站上一段一段边写边发表的，基于对“专注”的把握，故事和人物竟然零零碎碎地逐渐成形，那些片段就好像是一块一块砖头，越积累越立体，最后变成了一栋风格鲜明却整齐有序的房子。

逼仄与开阔

写上海，写上海人，离不开写石库门里弄。王安忆的《长恨歌》一开始，就用了相当长的篇幅，饱含情感地描写了里弄。《朝霞》的处理方法要克制许多，里弄在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而出现在人物的故事线索中，但是那种居住环境的逼仄感依然无处不在。

“那天下午他坐在宋老师的低矮三楼房间里，从老虎天窗望出去对面是一排高高低低灰砖厂房”石库门建筑的老虎窗，是一种开在坡屋顶上的天窗，用作房屋顶部的采光和通风。宋老师住的这个“低矮三层房间”叫做“三层阁”，是为了提高石库门房子的居住密度而搭设出来的阁楼空间。由于空间连着屋顶，所以只有中部尚有可以直立的高度，两边高度随着屋顶的形状逐渐变低，只能放置床用以躺卧。阿诺也住在“三层阁”的空间，小说中提起“十年前他经常做可怕的梦，梦见老虎脑袋伸进窗口，他无法移动两腿，梦见他从三层晒台跌落”，“老虎脑袋”应为孩童不懂得“老虎窗”的真实由来而产生的臆想。

除了里弄之外，《朝霞》中还有一种住宅叫做“公寓”。“社会青年马立克没有窗，这是一间嵌在走廊转弯处的储藏室，房间里的房间”，小说一开始这样描述马立克的住所。再往后看，“马立克那几年应该住在复兴中路和重庆南路转角那排长长的深褐色公寓，三楼临街有三个窗户横向展开，里面分别是宽敞的客厅与两间卧房”。这栋公寓的名字叫重庆公寓，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公寓这种建筑类型是主要兴盛于20、30年代的小众居住地产，位置上多处于城市繁华地段，设计、施工质量普遍很高，多出自洋行之手。不同于里弄住宅，公寓的服务对象洋人和华人社会精英，以一梯两户为主流，类似于独立式住宅，可以说是市中心的“豪宅”。重庆公寓建成后，主要住户是白俄、葡萄牙人和华人精英。在这样有三个大房间的大房子里，马立克却选择住在走道上的储藏室，终年睡在黑暗的空间中。

有心还是无意，小说主人公们开阔的思想状态同他们所处的逼仄环境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年轻一代中学毕业后尚无机会念大学，被国家分配去了工厂、国营单位上班，或者去农村插队。人生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但是局限并没有把他们变成大脑空空、没有追求的人；相反，《朝霞》里的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们追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自我，他们疯狂地读书，任自己的思想在求知识、求真理的过程中肆意驰聘。

小说中的“读书”是一种无功利性的、纯粹的求知行为，读书和讨论问题是年轻人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阿诺和邻居林林、东东以借书为交往方式，和马立克也是在图书馆相识。读书仿佛是年轻人的之间的暗号与密语，那种“惟有读书高”的姿态在整部小说中制造出了一种迷人而深邃的氛围。作者信手捻来的罗兰·巴特、歌德、别林斯基、康德等思想大师，围绕在年轻人周围，令他们保持怀疑与警醒的头脑，免于在压抑的年代迷失自我。

相对于年轻人的形而上，知识分子更注重在生活的细微处去探寻冲破思想禁锢和获得心灵自由的可能性，他们开始重新挖掘物质生活中所蕴含的浪漫主义和人生真谛。审读马恩全集重译稿任务之外，马馘伦教授热衷于翻译拉伯雷《巨人传》中繁琐、精致的法菜食单，将“鱼子酱、菠菜泥、咸金枪鱼……”以工工整整的法中对照写在废纸上，仪式般的。远在青海劳改农场的邦斯舅舅是一位生活杂家，不仅对食疗偏方颇有兴趣，普通的烟草、大白菜都能成为他津津乐道的研究对象。依靠这些对生活的极致探究，他孤零零地在青海湖旁坚韧地生活着。

劳动模范孙来福在政治失意后，把兴趣转向了“闲情逸致”，集邮、养花、养鱼、养鸽子，“三楼晒台奇迹般地被孙继中爸爸改造成一个玻璃花房，这个花房居然不可思议地延伸到屋檐之上，不仅如此，更让李致行江楚天叹为观止的是，与玻璃花房毗邻的还有一间悬空的鸽子屋，几十只信鸽扑棱扑棱不断起飞，盘旋，滑翔、上升，俯冲，在蓝天下画出漂亮的弧线，最后降落在那个搭筑在三楼屋檐之上的鸽子屋檐周围……”这种对逼仄空间的极致利用，不仅让叙述本身充满了戏剧性，而且赋予人物性格以别样的张力。不论处于什么环境之下，人都可以选择饱含热情地体验生命，去冲破心灵的禁锢，这一点是小说传达出来的一种强有力的信念。

静止与游弋

小说中的两代人，在那个年代呈现出“静止”与“游弋”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知识分子是身不由己的“静止”状态，不论是长期在劳改农场的邦斯舅舅，被关进提篮桥监狱的李兆熹叔叔，还是没有失去人生自由但也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翻译家马馘伦夫妇、在酒泉研究火箭不能回家的沈灏爸爸。经历了动荡岁月的父母辈，侥幸活了下来但已经被磨平了棱角，偏安一隅地等待着命运可能还会发生的转变。

而年轻一代要“游手好闲”得多，他们“游弋”在上海，“游弋”到外省，活动空间很大。“游弋”是“躁动”。主人公阿诺是一个城市“游弋”的爱好者，“他相信一个人可以在一天之内穿越上海穿越世界，只凭借一幅完整的地图”，他常常在地段医院混病假，然后在城市里“寻路”，从一条弄堂进去，另一条弄堂穿出来站在某条路沿街。阿诺在殷老师家失去童贞后，“此后的三天如幽魂到处闲逛，心灰意冷，神情涣散，完全没有静下来读书的状态”，他在没有目标地胡乱行走，单相思宋老师无果，迷恋的邻家女孩纤纤似乎爱上了别人，同殷老师的偶遇将他的青春画上了一个身体上的句号。

游弋是“逃离”。沈灏离开和姆妈两个人的房间，在公平路码头上船，“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闻到浓浓的吴淞江里腐烂的腥臭味，唯一一条通往吴淞口的逃跑路线，然后折返，进入长江，两岸工厂的烟囱喷出的棕色浓烟缓缓上升，稀释，散开，与最底下的云层融为一体，它们自由了，以无形的形式逃逸”。沈灏逃离的不仅仅是姆妈和李致行爸爸发生的令他无法面对的婚外情，他也试图将自己从对母亲无比依恋的恋母情节中解脱出来，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和情感道路。

“游弋”是探索。李致行去江西插队，四处流窜访学寻友，路上遇到推销员、画工老翁等人，社会现实扑面而来。孙继中在安徽泾县，拾起画画的兴趣，在自然风光中找到了与城市景观截然不同的意趣。迷恋军事的东东，无法忍受沪东造船厂天天重复的生活，想要成为一名海军，参军未果终于借机去了柳州西江造船厂。有时候，年轻的人们聚在一起远游，孙继中、何显扬、沈灏和李致行从休宁南城供销社出来直奔齐云山；又过了一阵子，李致行、江楚天和曹永禄师傅并排坐在三清宫遗址旁边，大谈香烟和茄科植物。

年轻人的“游弋”不仅同父母辈的“静止”是相对的，也同那个时代的“静止”所对应。《朝霞》是半部青春小说，“读书”和“游弋”是年轻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游弋“可能是为了到达某个目的地，更多的时候，“游弋”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在写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作者是在写青春这个挥之不去的念想。青春本就是一种“游弋”，目的地总是不那么明晰，事业和爱情不知道何去何从，道路和时间却还很长。“游弋”是寻找，找的东西不是很具体，也不是很确定，足够幸运的人最后可能找到了自己。

《朝霞》是一部另类的上海小说，它写的不是物质的上海，是“思想”的上海，这是从来没有人认真写过的上海故事。这个故事的魅力将会在时间中慢慢发酵，就像是故事里的主人公们一样，默默而坚定地寻找着自己的路，“这里无人大声喧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