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鼠疫惨案｜得病的父亲，被活生生钉进了棺木

作者：龚晶晶

1940年，希特勒的铁蹄踏进了巴黎市区。这年冬天，作家阿尔贝·加缪带着妻子离开沦陷的巴黎，逃往阿尔及利亚的奥兰城教书，眼看着欧洲成了被战争围困的孤岛，他决心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这个法西斯犹如鼠疫病菌般吞噬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

于是，一个虚构且无比丑陋的鼠疫之城——奥兰城在他笔下诞生。

但加缪并不知道，也是在这一年，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有恶魔人为制造了一个真实的鼠疫之城——宁波。日本731部队在宁波上空散播2公斤鼠疫菌，1554人因此罹难。在亲历者，现年87岁的胡贤忠的口述中，那个冬天，宁波街头的惨状，远比作者虚构出的黑色世界更为恐怖。

恶魔肆虐开明街

那一年，胡贤忠只有9岁，还在家对门那个洋人开办的斐迪小学里读二年级。对于宁波当时的局势并没有什么概念。自然也不知道，自1937年8月16日，栎社机场首次遭日寇空袭，日军至少7次直冲宁波城区，肆无忌惮地对平民发起袭击。1940年7月17日，日军首次进犯镇海口，22日即被中国军队赶出，大败后于同年9月5日、10日空袭宁波市区。

狂轰滥炸之下，宁波城岌岌可危。

那时，胡贤忠还住在开明街70号，楼下就是自家开的胡元兴骨牌店。胡家家境还算宽裕，在开明街街口有三间两层楼的店铺，一间租给象山人开滋泉豆浆店，第二间租给山东人开复兴牛肉细粉店，这第三间就是自家的骨牌店。

图为胡贤忠侄子胡鼎阳所存《疫区总平面图》（龚晶晶 摄）

1940年10月27日，星期天，多云。

9岁的胡贤忠正在铺子里玩。清早开明街上空无一人，安静的只能听到自家小明堂里的那只老母鸡“咕咕咕咕”地叫着。开明街向来都是宁波老城最繁华的地界，可彼时宁波城中，风声鹤唳，开明街上自也行人稀少，多数人都选择闭户不出，麻将成了宁波人躲在家中打发时间的最佳选择，虽经济萧条，骨牌店的生意反倒极为兴旺。这一天，胡家雇佣的小工也早早来到铺子里帮忙。

谁曾想，这看似寻常的一天，竟成了很多宁波人永生难忘的日子。

开明街自古便是宁波城区最繁华的街道，与东门街齐名。（龚晶晶 摄）

早上7点左右，空袭警报声突然大作，打破了开明街的寂静，飞机的轰鸣声盘旋在街道上空，低的就像是近在咫尺，大人们都说：“那飞机上有膏药旗，是日本人的飞机！”可奇怪的是，他们丢下的不是炸弹，而是传单。一张张传单，像是雪花似的从空中落下，掉在柏油马路上，很是扎眼，撒了足足有一个钟头。

胡贤忠好奇地跑出门捡了一张，只见上面画着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漫画，印着的中文他大多认得，大意是：“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他有些迷糊了，父亲不是常说日本人侵我国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吗，怎么还会“好心接济”？他匆匆回家把传单拿给父亲看。父亲只说，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别理他。

侵华日军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始建于1995年，2005年重建，位于开明街口。（龚晶晶 摄）

下午2时许，日军的飞机又来了，胡贤忠还没来得及看清飞机的样子，就看到从天上落下好多东西，有大麦、小米、面粉，还有一团一团的棉花球，屋瓦被砸的“沙啦啦”作响，从窗户偷偷往外望去，天上是一片淡黄色的云雾。人们惊恐疑惑过后，未见再有动静，看飞机走了，便也不以为意。

彼时的宁波，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粮食是不缺的，更何况是日本人扔下来的，自然没人会捡。时值初冬干旱季节，不想到了晚上却突然淅淅沥沥下起雨来。落在屋顶上的麦粒杂物被冲刷下来，掉进了居民露天的水缸里。“那时宁波还没通自来水，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十来平方的院子，放一口用来吃水的水缸。”

日子依旧平淡无奇地过着，只是第二天自家的老母鸡不知怎的突然死了，胡贤忠伤心了好一阵。几天后，水缸旁的石板缝里长出了麦苗，跳蚤突然间多了起来，而且个头比寻常的要小，颜色红的诡异。后来证实，它们都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血液的疫蚤，同时投下的麦粒、面粉也染有鼠疫杆菌。 

新纪念碑落成后，市民发现碑文中遇难者姓名拼写存在多处错误，后经协商改用铜皮腐蚀雕刻覆盖错误碑文，碑上不再出现遇难者姓名。（龚晶晶摄于2017年9月，此碑目前已重新整修）

人们并不知道，死神已经悄然潜入宁波。

三天后，放学回家的胡贤忠发现，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说是隔壁兹泉豆浆店里的赖福生夫妇突发恶疾死了，第二天，父亲胡世桂也出现头痛、恶寒、发烧的症状，母亲赶忙叫了黄包车，把人送到了鄞县中心卫生院（现在的第一医院），医师诊断说是恶性疟疾传染病，要立即住院进行隔离治疗。

11月1日上午，开明街、东大路、东后街、太平巷四面八方都不太平，有近十户人家啼哭声此起彼伏。越多越多的人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整条开明街进入濒死的癫狂。“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冷热病，去医院，多数也就是配来一点奎宁丸，可一点用也没有，死的人越来越多。11月1日一天内就有9人暴毙，之后最多的一天死了20个人。”

父亲被活生生钉进棺木

11月2日，乡里纷纷出逃，母亲胡陈氏带着全家避到了家乡一个叫义和乡陈埠头的地方。刚到达乡里，16岁的姐姐胡菊仙就不省人事了。

她死的样子，胡贤忠是记得的，姐姐剪了一头清爽的齐耳短发，右边的鬓角别了一个珍珠发夹。眉目清秀像是睡着了一样，可脸被烧得通红，脖子肿的老高，看上去很是难受。兄妹4人，只有二姐一个女儿，父母向来最是宝贝，所以后事安排的也还算风光。母亲买来了棺木、寿衣，想把她打扮的好看些，他们还没来得送她出嫁呢，就要将她安葬在乡下凄冷的山上。母亲是舍不得的，他也舍不得。

鄞县疫区鸟瞰全图。

可还没缓过劲来，第二天，7岁的弟弟胡贤庆也有了相同的症状，两眼充血，一个劲地抽搐，不多时也死了。他还那么小，甚至找不出一张照片可以作为遗像，母亲将他葬在了老宁波专门安葬小孩的“八角楼下”，他只记得，一望无际的稻田地里，孱弱的母亲，抱着那个小小的棺木，哭到不能自已。

也是在11月3日这一天，经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化验，开明街疫病确诊为烈性传染病中的天字一号——鼠疫。政府发布告示，疫区内的居民根据不同症状被分３处隔离。搜查队开始在各个村庄搜寻从疫区出逃的人，乡下的保长知道他们的来历，没几天就把他们遣送回了宁波。

图为甲部隔离医院（同顺提庄）内景（龚晶晶 摄）

母亲因为已经出现疫病症状被隔离到了甲部隔离医院，也就是东后街的同顺提庄。听人说，父亲也在那里。胡贤忠同后期进入过疫区的嫂子侄儿都尚未染疫，被一起安排到了乙部隔离医院（永耀电力公司营业所大楼），注射了预防鼠疫的菌苗，接受观察，不准外出。

“其实在此之前，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地方的。永耀电力公司的办公楼可以说是当时宁波最好的房子了，可是，等到隔离出来，那里却更像是我童年一道血淋淋的疤。”

11月的宁波，还算不上冷。每间房间住4、5个人，盖着薄被打着地铺，一日两餐男女分食，都是稀饭配霉豆腐。没吃两天，胡贤忠开始无比想念母亲烧的家常菜，想念在铺子里把玩着麻将牌，看父母忙碌的日子。他知道，父母被隔离的地方就在斜对面。扒拉着窗户望过去，还能看到新砌的隔离墙，抹着灰浆，还没有干透。有身穿防护服的人进进出出。虽然被隔离着，但对面的情况还是会在人们的口耳相传间偷偷传递到这里。

图为鄞县防疫处乙部隔离医院女病房。

“那边说是医院，可在我看来，却更像是一个把生病的人关在一处等死的地方，也不进行治疗，只有进去，没有出来，所有人都等着你死，好早些结束这场灾难。每一天都有死讯不断传出。”等到鼠疫结束时，据甲部隔离医院幸存者钱贵法回忆：“我被抬进去放在地上，看到周围地上约有10多个垂死的人，可怕极了，好比来到了一座阴森森的人间地狱，个个面孔血红像公鸡，有的眼睛突出，有的哇哇叫喊讲胡话，还有的因口渴不顾一切去喝阴沟水。这种惨状，令人毛骨悚然。还有的母亲刚死去，孩子很快也死了，死的人又多又快，棺材供应不上，有时只好把两具尸体合殓。”

图为疫区物品福尔马林蒸馏消毒情景。

终于，胡贤忠最担心的的事还是来了。“当时有个我父亲的同行，我唤他阿三爸爸，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6号午后，他听到两个防治组担架队的人在走廊里说，真凄惨呐，骨牌店的胡世桂师傅被钉进棺木的时候，还睁着眼睛，冲外面的人使劲摆手，一点也不想死，嘴唇微启，像是想找亲人，老泪一滴一滴，好长好长时间都不肯闭上眼睛，后来是被钉棺木的人用石灰活活呛死的。”

那个总是把他抱着膝上说话的父亲，就这样走了。他还来不及抱抱他，起初他生病的时候，胡贤忠还以为没过几天就能再见，谁知，竟是天人永隔。9岁的少年，大概知道，死意味着什么。他声声叫着“爸爸”，哭晕了过去。

没隔几天，母亲也发病死了，同样被装进灵柩深埋在老龙湾。短短十天，家中4位亲人相继亡故。原本住在开明街的5口之家，只剩下胡贤忠一人。

图为疫区中山东路焚毁后情景。

等到从隔离医院出来，已经是11月底的事了。再次回到开明街，外围都筑起了高一丈厚十寸的空斗隔离墙。胡贤忠再也看不到了，记忆里那个有父亲、有母亲、有姐姐、有弟弟的开明街70号。

11月30日7时，疫区内11处同时点燃，霎时烈火冲天，烧了整整4个小时，疫区内所有住房、商店、工场皆付之一炬。计115户人家137间民居，5000平方米建筑物，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废墟。

开明街鼠疫场由此得名。

古稀老人对日诉讼

开明街115户人家，因鼠疫罹难的，有名有姓者就有135人。后，据日本细菌战资料中心提供的1949年日军731部队军医金子顺一的博士论文显示：1940年10月27日，731部队在浙江宁波上空利用空军飞机散播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数共计1554人。

这些数字，都是胡贤忠很多很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宁波开明街鼠疫灾难陈列馆内详细地记载着每一位遇难者的名字。（龚晶晶 摄）

1941年，嫂子带着胡贤忠以及侄儿胡鼎阳前往北京，投亲靠友。无奈，亲戚家道中落，1944年，三人再次回到宁波。彼时时局紧张，人人奔于生计，已经没人再提起那场惨绝人寰的灾祸。父母亡故，无人照拂，很长一段时间里，胡贤忠三人只能靠吃革命草和细糠柄度日。

13岁那年，胡贤忠经亲戚介绍，在新华鞋作坊做起了学徒，巧的是这家店铺就位于开明街北面，离昔日的家很近很近。

胡贤忠和胡鼎阳作为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常受邀去学校向孩子讲解开明街鼠疫。相关资料，老人准备了厚厚一叠。（龚晶晶 摄）

1951年，宁波市手工业工会动员工人参加抗美援朝。当时有三人主动报名参军，其中一个就是胡贤忠。结果，他没上战场，而是被安排去了宁波市公安大队。

报道的那天，人们在市区敲锣打鼓，为参军的年轻人送行。胡贤忠穿着军装，别着大红花，走在队伍前头。远远的，他看到人群中的嫂子在偷偷擦眼泪，他想，要是父母还在就好了，也能看到儿子风风光光地为国效力。

这军装一穿就是27年，退伍时胡贤忠已是连长，也成了人们口中的老胡，1995年，宁波人在开明街口立了块四方的鼠疫纪念碑，老胡常常路过，却从未想过，年近暮年，自己居然还能为亡者再做点什么。

图为胡贤忠当时的诉讼资料，由侄子胡鼎阳起草。（龚晶晶 摄）

1996年，一批日本反战人士到华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表示愿意帮助受害者起诉日方罪行。1997年和1999年，两批来自浙江衢州、宁波、江山、义乌和湖南常德的共计180名原告对日起诉，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在华细菌战的罪行，并向受害者谢罪赔偿。

1998年2月，胡贤忠坐上了开往日本的飞机，他从没想过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出国，去的居然是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痛恨的国家。此行，他是随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者原告团团长王选，作为证人，参与对日诉讼。

此后，老胡又在2004年、2012年远赴日本参与二审、三审。每回到日本，他都有个必须要去的地方——靖国神社。“我就是想看看他们日本人是怎么写的。结果，我居然在那里看到了当年参与宁波鼠疫惨案的飞机。个头不大，插着太阳旗。”

最终，日本法院三审判决的结果是：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实施过违反国际法的细菌战的事实，但不判定日本政府需要向中国受害者道歉赔偿，理由还是所谓的“国家无答责”，民众没有向国家要求赔偿的权利。

败诉，断了这些古稀老人最后的念想。“我们年纪都这么大了，还要什么钱，就是想争口气，守住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尊严。”

2017年，当年起诉日本的180位原告代表，现仅剩约三分之一在世，如今宁波的8位原告，也只剩下胡贤忠一人。“宁波鼠疫幸存者比我年纪大的基本都已经过世，再过几年，等我死了，大概也没人会再去日本，为那些死去的人讨回公道了。”说到这里，老人长叹一声：“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正义和尊严，也就只能想想，想想而已了……”

尾声

走访那天，我无意间在宁波开明街鼠疫灾难陈列馆里遇上了两个男孩，看上去年纪很轻，也就是刚读大学的样子。

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里面待了很久，正打算离开。行至门口，男孩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他说：我们在门口默哀三分钟再走吧……

据负责签到的工作人员介绍，这个馆每天都有很多人过来，以年轻人和老人居多。

原来，宁波鼠疫，从未被宁波忘记。

作者：龚晶晶，自由撰稿人，独立调查人，曾任南都周刊浙江站主编助理、高级记者，凤凰网宁波频道微信主编、首席记者。辞职后，创办公众号“明州世相”，深度挖掘历史事件及社会边缘人。纪实性报告文学作品《追鱼》已于9月出版。本文首发于明州世相（微信公众号ID:Blingbling_inNB），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后台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