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云︱唐大郎“江南第一枝笔”称号是怎么来的

编者按：2018年9月18日，是海派报人、“小报状元”唐大郎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我们特此发表本文，以为纪念。

海派报人唐大郎（云旌）以“江南第一枝笔”名世，久已传为佳话。后辈友人沈毓刚、董乐山写回忆文章，不约而同将此头衔写入篇名。他的老友卢溢芳《上海滩忆旧录》一书，辟有专门章节记大郎的奇闻轶事，也题为“第一枝笔唐大郎”。而报社同事张林岚唤他“小报状元”，当亦缘乎此。

唐大郎自1933年成为职业报人，因其才华横溢，又胸无城府，言语滑稽，故交游綦广。朋友们都爱他、捧他。桑弧说：“我很喜欢同大郎谈话，他的话调里蕴藏着丰富的活力。有时我用欣赏一件艺术品的态度来听他的说话以及审视他说话时的神貌，就常常引起一种舒适之感。”（《怀大郎》，《社会日报》1941年3月19日）柯灵也赞其“好处是通体透明，没有一点渣滓。高贵也罢，鄙陋也罢，他从不文饰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水晶肚皮’”（《再宽大一点》，《海报》1944年8月24日）。其中尤以戏剧家吴祖光所撰《我不能忘记的一个演员》（《大家》1947年第一期）堪称极致。

吴文着重描绘大郎最近一次客串扮演黄天霸的见闻，使广大读者充分领略唐大郎的独特风采和超高人气：“满坑满谷的观众大多是为唐大郎来的。他快出台之前，大家特别显得不耐烦，吹哨子，鼓掌，笑，喊，几乎要把场子闹翻；这时候他忽然出现，大家欢呼大叫有如疯狂。我没有叫，我被他征服了。”后面又说：“梅杨争艳，程谭竞响，而上林春色独占鳌头者乃江南第一枝笔唐大郎也，大郎岂非人杰哉。”将票友唐大郎与京剧名家梅兰芳、杨小楼、程砚秋、谭富英并举，把他捧上了天。

抛开熟人朋友的吹捧之词，翻阅收录众多海派文人作品及生平简史、措辞较为公允的《海派作家人物志》，开门第一章就写唐大郎，称他“在小型报发展的历史上”是“一枝生力军”，其“影响是巨大的，凭着他的才气与幽默，他的随笔与诗为读者深深倾倒，因此有‘江南第一枝笔’之目”，似显示此称号已获得圈内人的认可。

不过也有反例。陈定山《春申旧闻·上海小报之笔战》评骘张丹斧的诗文书法“非率尔操觚者”可比，竟插话说“唐大郎自称江南第一枝笔，望丹翁背项远矣”。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也指唐大郎“是写小报的第一长才，且自称为‘江南第一枝笔’”。很明显，同一称号，人称和自称虽只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近乎客观评价，后者则颇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事实究竟如何呢？只能爬梳文献，以期回到历史现场。

1948年12月30日《罗宾汉》所刊大雷《第一支笔》，先是说了大致的来历：

大郎兄是小型报的一颗慧星，也是文坛的怪杰，最像从前的毕倚虹。二十年来健笔凌云，无论诗或文，都是才气纵横，有他独特的风格，因此有“第一支笔”之誉。

关于第一支笔，还有一个故事，当年蹦蹦戏名旦白玉霜初次来沪，不很得意，铩羽将归，那时大郎正捧她，做了两首诗，从此大受观众注意，戏院便留着不放，时来运转，竟大红大紫了。有一天峪云山人代白玉霜在家里请客，半狂素擅诙谐，说白玉霜是第一张嘴，大郎是第一支笔，真是旗鼓相当。当时听的人都轰然附和，第一支笔之名也便传开了。

后又给出另一版本：

昨天西阶先生文内提及此名，还说是他首先在《晶报》这么称他的，不知究是西阶先生先写呢，还是半狂先说？这可待考了。

覆核前一日西阶《朱桂莘与朱霁青》，文末果然有：

大郎先生的“第一支笔”，是我在《晶报》，对于他对（在）战前《铁报》第一天写稿时候题了这个名称，二十年来称霸报坛不愧这个名号。

既然出现了两种提法，不妨逐一落实。

1935年6月1日起，大郎便现身《铁报》，起初署用“淋漓”写“涓涓集”专栏，“淋漓”笔名较陌生，要经过一番考察才发现也是大郎，旁人能否一眼看出，值得怀疑。但“西阶”亦非等闲之辈，他是报界元老钱芥尘的笔名。这年10月31日，大郎在《铁报》上写：“钱芥尘先生，为《晶报》写稿，笔名行云，亦署道听、西阶。其写小报上木刻之美，为当代第一。芥尘先生书法，与叶恭绰先生几可类真，而飘逸有时过之。今年夏，先生一病甚危，旋愈而目疾继作，几至亡一睛，以刘以祥医师之诊，得告无恙。今皆健复，故先生近又为《晶报》作稿，其美观之木刻，又与吾人重见于报上矣。”[《涓涓集（一四八）晶晶重见行云书》]可见当大郎初现于《铁报》之时，钱芥尘正患眼疾。但他既如此说了，理应跟进，毕竟彼时他并未辍笔。

钱芥尘书法

然而，仔细爬梳钱氏刊于1935年至1936年间的《晶报》文字，1935年6月前后不见他谈及唐大郎，直到次年1月14日才有一则连篇名也没有的补白：“迩来小型报纸，皆有充实内容趋向，人才杰出，愚于唐云旌先生，不独佩其文章，亦且佩其书法……”转至3月14日，又见西阶《唐大郎笃于友谊》，中谓：“嘉定唐云旌先生，于小型报纸，不作第二人想，文名藉甚，主编东方夜谭、小休散记，真类晋唐小品。近以毛子佩先生之友谊关系，乃移刊《铁报》，然与顾（尔康）《东方》固维持终始……”虽大有推重大郎为小报第一人之意，却也未提“第一枝笔”四字，且已在大郎替《铁报》供稿九个月之后了。故钱氏的回忆有悖于事实。

在此补述，“大雷”即俞逸芬的笔名，“峪云山人”则是沪上闻人徐朗西，同时也是白玉霜的义父。半狂姓尢（多误为尤），苏州人，别署铁蛇道人，斋名梅花清梦庐等，曾主编《戏剧周刊》《小日报》及《万岁》半月刊等。

尢半狂

时值1935年夏，评剧演员白玉霜因表演露骨，有伤风化，遭北平当局驱逐，遂于8月来沪献艺。先在中央大戏院，几日后移步至恩派亚戏院登台，初不为人知，后竟生意兴隆乃至日日满座。

9月21日，唐大郎受导演郑应时之邀，观摩过白的《新杀子报》，并在后台采访她。24日，大郎的《白玉霜印象记》刊于《社会日报》，另有一首赠诗则登在同日《铁报》：“来自‘荒城’白玉霜，嗷嘈歌管久登场，秋波临去饶馀味，多谢招邀郑二郎。”次日深宵又“一夕不眠”，在枕畔写四绝句，“纵笔书成，不加雕凿”，写罢寄给陈灵犀，刊于25日《社日》。诗云：

天津桥上丽人行，一笑来时四座倾，翰玉温情输粉腻，天留一派是春情。

敞开着肉粉红衫，气涌丹田鼻窍关，媚可杀人淫杀我，归来脚软要人搀。

柔魂十斛销何够，得似其人更有谁？上海慧侬应折服，北平压倒翠花儿！

浪语如丝到处飘，“四毛钱去买香蕉”，我今解得淫为艺，奚让梯维与转陶。

之后还有补作。总之，连日来沪上小报捧白诗文甚夥，大郎是其中的一枝健笔，至少写了六篇文章，十来首诗。

10月8日夜，白玉霜假座徐朗西寓所，设宴招待同文诸友，饭后众人围坐品茗，互为问答。“白态度亢爽，大家以其唱作之美，推举她为海上第一张口，而亦誉唐大郎为海上第一枝笔。并称以第一枝笔捧第一张口，堪为恰到好处”（杨柳《白玉霜是第一张口》，《世界晨报增刊》1935年10月10日）。

具体是谁称誉大郎的呢？1935年10月13日，大郎在《铁报》“涓涓集”一三一“戏不如文”里有所揭示：

灵犀记半狂之言，谓唐大郎是上海第一枝笔，白玉霜是上海第一张嘴，上海二字，灵犀乃误为中国，范围尤广矣。惟灵犀曾一度看白玉霜，归后叹曰：看白玉霜戏，犹不如看大郎梯公捧白玉霜之文也。可见灵犀对于白老板之茄门矣。

翻阅前一日的《社会日报》，陈灵犀“先生阁七勿搭八集”有：

前夜徐朗西先生邀饮于其寓，座有白玉霜及大郎等，或致词曰：“大郎之文，与玉霜之歌，是可并垂不朽者也。”半狂笑曰：“是语良当，大郎天下第一支笔也，玉霜天下第一张嘴也；以第一支笔，捧第一张嘴，宜乎恩派亚车马盈门矣。”

对照旁观者杨柳所写，尢半狂当时说的，多半“海上第一枝笔”，而细辨大郎文意，他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

当然，这本是随口的一句玩笑话，不过大郎后来多次在报间复述。如1936年7月5日《世界晨报》：“尤半翁书来，有句曰：‘吾兄既负第一枝笔之誉，注意者必多，’半翁欢喜口头上挖苦，此话明明挖苦，然愚读之，恒引为快乐，年纪越大，面皮越老……”明知是调侃，照样引为乐事。

还拿来说荤段子。1935年10月22日至1936年1月17日，大郎在《世界晨报》以“晚唐”笔名写“漫谈散记随笔集”，共八十八期后止步。隔了多月，5月10日又作《在野人语》，就有些不大正经：

一夜以峪云山人之介，识高占非夫人高倩苹女士，则俐齿伶牙，词锋如锯，愚作钦服之言曰：“人谓高小姐嘴厉害，今日一见，名不虚传矣。”倩苹笑曰：“我的嘴厉害，有什么用，那能及得上你笔的厉害？”愚闻言悚然，既又失笑。尝忆山人为白玉霜招宴之日，尤半狂君，指愚曰：“你是上海第一枝笔，”又指玉霜曰：“你则上海第一张口也。”半狂之言谑而趣，然非倩苹所云，而为白玉霜之□，不尤有针锋相对之妙矣欤？

此文署名在野，从文中所用“今典”可知作者即大郎。租界报纸对男女性器俗称概以方框替代，大郎遂将口与□（引者按：从尸从穴）搅和在了一起。

需要说明的是，1935年《世界晨报》刚经历过一次改革。聂绀弩《一年来的中国文化动态》（《中华月报》1936年元旦特刊）称：“《世界晨报》是一种早就有的小报，中间停顿过一些时；再出现的时候，面目简直和从前不同了。从《世界晨报》底编法和取材看来，似乎在极力想摆脱低级趣味、消遣态度，并且真正灌输点知识给读者。它底名人传记、活的知识、给读者的信、假法庭、各种职业访问等栏，都很带有‘中间读物’底色彩——把硬性的内容写成软性的文章。可惜的是，它还有一个旧小报式的尾巴，并且也渐渐不够精彩了。”而大郎在《世界晨报》改革后发表的专栏文章，总的来看依旧口无遮拦，不忌荤腥。也许聂氏所谓“旧小报式的尾巴”即针对此类狎邪文字而发。有意思的是，大郎对此从不讳言，如前引吴祖光文章曾提及大郎某次对夏衍说：“‘夏公，你比如是一家药铺，买什么药，有什么药。我也是一家药铺，但只卖一种药，就是春药。’”

陆陆续续地，朋友们也拿这绰号来打趣他。如姚揖秋在1936年12月27日及次年1月16日《世界晨报》所撰“浪墨”专栏，两度提及大郎有“海上第一枝笔”之称，态度很是谦恭。1938年9月下旬，大郎在报间偶尔流露欲客串演剧未果，友人兼教戏师傅史悠宗读后，便于《东方日报》发表多篇“白松轩剧话”，对“报界同文中之第一枝笔”极力怂恿，写得热情洋溢，部分措辞甚至不无肉麻之嫌。

至于“江南第一枝笔”这一日后更为普及的名号，则要到1938年12月19日《社会日报·高唐散记》，才首次在报间露头，乃是复述大郎友人、票友李在田的几句戏谑的“现挂”：

在田陪文娟演《杀家》之教师，轻松老辣，内行见之失色，对萧恩曰：“萧恩哎，我给你提个人儿，你认识不认识？三层楼上听得见，二层楼上看得见，金素琴的师兄，张文娟的爷叔，人称江南第一枝笔的唐大爷，你认识不认识？请他老人家说一句话，你这渔税银子，也得给了罢，告诉你，今天也是他老人家派我来的，我要不冲他的面子，我还不上台呐。”台下于是哄堂，愚亦为之面赧，愚以为在田此语之妙，不在谑弄故人，而以教师爷身份，出以流氓讲斤头口气，为可爱也。

大雷文中还有一句夫子自道，实为有感而发：“譬如张秋虫称我为倡门才子，本是骂我，不料后来传开去，好像变成了恭维，受者自然很窘，但却完全失去原意了。”与之类似，大郎的这个称号，由原先的调侃逐步演变成正面的恭维，也只在短短几年间。

1939年1月9日《社会日报·高唐散记》：

昔时，有人以“第一枝笔”称愚，意在挖苦也，当初受之颇不安，及后，大家都以此四字为鄙人招牌，于是吾革渐重，卒至无所用其不安矣，素琴每为愚介绍友人，辄曰：“是唐先生，江南第一枝笔”。愚亦转为素琴介绍曰：“是金小姐，当今之前进坤旦也。”

这头衔出自大郎所赏爱的女伶金素琴之口，很可以想见其撰文时的欣喜之情。

至1943年3月17日《海报·三百首外集》，则“江南第一枝笔”出自著名舞星之口，显然在社会上已是相当普及了：

不虚辛苦事行吟，赖有蛾眉识我深，怅绝江南一枝笔，安从为汝“拨馀阴”？

一夜，坐于“大沪”，为“中国小姐”王美梅进场之第三日。生涯之盛，一时无两。予友与之舞，舞时指我于客座间，谓王曰：“是为唐生。”王则曰：“唐生非江南第一枝笔邪？”吾友狂喜，谓予曰：“吾友文名，今乃被于美人之齿颊间矣。”遂赋此自娱。

总之，无论“上海第一枝笔”、“海上第一枝笔”还是“江南第一枝笔”，从字面上讲，前二者别无二致，后者则外延略有扩展。它们确实均出自旁人之口，而大郎每每于报间复述之，态度时而认真，时而戏谑。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处之泰然了。

1951年3月，随着文艺界思想改造运动全面铺开，大郎启程赴北京西郊华北革命大学，历经近九个月的改造后顺利毕业。其间，他将生活、学习见闻写成随笔“西苑杂记”，在其主编的《亦报》上连载，在第十五篇《我的思想总结》里，他痛批“‘江南第一枝笔’时代所犯的种种罪恶”，因为“实际上，都是为一切的反动势力服务”。转至1954年元月初，大郎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唱江南”专栏，讴歌新中国的新事物，直至“文革”前夕方告搁笔。对此，老友黄苗子是这么评论的：“唐云旌风流倜傥，其纯挚之性情往往流露于诗文间，此‘江南第一枝笔’今益为社会写新生，为河山写壮丽。”（雷父《带花倚剑堂诗话·新民报三诗人》，香港《大公报》1954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