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者言｜港深扮好各自角色，是对国家和自身都最有利的方案

本人在最近的新作《世界级大都会——港深双城的演化经济地理学》中，比较详细地从城市演化的角度，分析了港深如何在不同制度却又是邻居的情况下，成长为两大比邻都会的这一世界独一无二局面的过程。这个“双城记”，虽然主要是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深圳特区出现之后的这段历史进行回顾，但最终希望找到的还是今后发展的可能性。我认为，形成最有利于香港、深圳和国家发展的方案，首要就是大家保持各自在大湾区、中国以至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点来讨论这样一个命题？因为注意到，自从有了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概念和相应的国家战略规划后，一些人和媒体把加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协调区域的发展等同于“一体化”。比如，内地有咨询机构提出建议，成立一个跨境管理部门，统一经营和管理香港和深圳两个机场。类似的还有提议，在大湾区范围成立一个统一的港口集团，经营大湾区境内所有货柜码头。提出这种构思的，应该不是出于幼稚，而是在长期惯性思维渲染之下默认，一体化，或说由一个机构管理多个有一定竞争关系的企业或城市，就可消除竞争带来的负面影响，必然是合理的优化过程，不需要论证。

事实并非如此。提出大湾区的目的，是增加城市间的协调，但并不是要消灭竞争。更不应被看作是减少“一国两制”为香港带来的独特性。邓小平先生提出“一国两制”50年不变以及在香港边境建立深圳经济特区，恰恰是他看透了特定的制度环境的必要性。我把这两个特殊城市的特殊制度称之为“比较环境”。港深具有与中国内地和英美一般制度都不同的、两者之间又不同的“比较环境”，构成了一个从欧美发达社会到中国内地所实行的制度之间的两级渐变的制度空间。香港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国与西方制度兼容程度最高的地方;而深圳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兼容程度最高的地方，同时在整体制度上与内地一致。用两个城市形成这样一个中外制度兼容过度带，是邓构思的精妙之处。因为它假设了香港在制度上与国际自由主义经济体兼容，同时通过在深圳建立与内地不同的“先行先试”改革开放实验室，不断调整其制度、法规、经济和社会管治和运作模式，从而完成与世界市场经济的衔接，而且不用贴上“xx主义”的政治标签。

过往四十多年的尝试，证明上述“两制双城”作为一种中外兼容机制，行之有效。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为香港与深圳的不同，即前者主功能为对外兼容，后者主功能是对内兼容。

提高这一系统的效能，不是合二而一地将不同制度的城市一体化，而是各自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相容性，形成嵌入式的融合。融合（integration）不同于“一体化”，它强调的是相容关系，并不要求合一的体制，也不要求“融”掉哪一方。欧盟内国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就是一种融合。强调融合的目的，是让各方通过更协调的方式发展，并基于多元共存的前提，擦出更多的创新火花。我强调和倡导“嵌入”二字，所指的就是这种协调融合的方式。例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进入香港后，与“PayMe”和“八达通”的关系，就是嵌入式的融合。大家共存，为消费者，包括跨境消费者带来了各种好处。而这种嵌入，更推进了这方面的竞争与进步。类似地，“八达通”与深圳地铁合作出一种新的电子卡，让两地银行支付系统并存在一卡内，而内地的部分又可用于二十多个内地城市的公交地铁系统。当然，类似设计不应该限于这些消费支付系统，而应该在企业的跨境经营、政府服务（如海关、区域规划、环境保护等）、物流和人员跨境流动管理等多方面实现。在企业跨境经营方面，肖耿教授倡议了几年的“双总部”设计就是一个可行方案。

嵌入式的融合，对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和珠三角城市充分利用香港的优势都有好处。最重要的是，以这种方式，可以继续维系中国与世界之间保有一条经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这两个特殊制度环节的通道，即我在新书中所称的“双向双城门户”，完成国家所需要、但通过内地城市直接与外部交往的通道不可能完成的事项。这些事项不仅是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学术和社会等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学习。只要中美不彻底脱钩，这个通道的重要意义，对国家、对大湾区和对香港都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