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场却永远是走不尽似的”：一个乡村教育者的革命之路

蒋梯云

蒋梯云（1909-1968），1938年加入江南抗日义勇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叶榭地下党支部书记，此后前往浙东从事策反工作。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叶榭，担任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并在当地组织反饥饿斗争。解放战争中，蒋梯云先后担任华东革命军政大学第一、第二部主任，此后转入苏州政治研究院。1952年担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副书记，直至去世。

本文作者在松江堰泾考察

1926年冬天到1927年3月间上海周边乡村曾经有过一次红色暴动的浪潮。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陈云同志所领导的枫泾暴动。在枫泾暴动之外，小蒸、叶榭、庄行等地也都发生过轰轰烈烈的红色暴动。大革命失败之后，乡村中的革命运动陷入低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又一批共产党人在乡村中积蓄力量，坚持敌后抗战。其中，松江堰泾村是一个重要的革命中心。当时领导堰泾敌后抗战的是蒋梯云。

在1930年代，乡村教师曾经是乡村革命的重要枢纽，刘昶将他们称为“革命的普罗米修斯”。（刘昶：《革命的普罗米修斯：民国时期的乡村教师》，《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蒋梯云具有相似的身份，但其命运轨迹则有所不同。他1931年到1935年在大夏大学学习教育学，随后在川沙、上海、叶榭等地担任中小学教师。1935年毕业后到江桥镇小学任职。但直到此时，蒋梯云仍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41年，蒋梯云在家乡堰泾接触到浦南工委组织委员黄竞之，才加入党组织并坚持敌后抗战。

和刘昶所讨论的那些乡村教师不同，蒋梯云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政治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他的加入革命，似乎更主要是受到抗战时局的感召。不过，最近我们发现了蒋梯云在1930年代发表的多篇教育评论。这些文章都显示出，蒋梯云早在大夏大学时期已经受到左翼的社会教育思潮的感召，这可能已经预示了他此后的革命道路。

从1933年到1935年，蒋梯云先后在上海当地刊物《教育研究》发表了《兴趣与教育之关系》《推进农村教育谈》，又在《大夏周报》发表了《我国乡村教育急应振兴的理由和今后应具的目标》（1933年，第9卷第25期），在《励学》发表了《义务教育的推广问题》（1935年第4期）。

蒋梯云的专业领域是教育学，这些文章都显示出他的专业训练。例如在《兴趣与教育之关系》中，蒋梯云开篇即对“兴趣”进行定义，援引了桑代克、杜威、吴伟士（Wood Wath）、福培希（W.B.Fobush）等人的说法。杜威自不待言，是当时美国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与教育家，因为胡适的介绍而在中国学界影响力广泛。桑代克、吴伟士则是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奠基人，桑代克提出的准备律、练习律、效果律在教学中被大量应用。对这些教育学理论驾轻就熟的应用都来自蒋梯云在大夏大学的学习经历。当时大夏大学开设有教育概论、中国教育史、社会教育概论、社会教育事业、图书馆学、乡村教育、教育实践等课程。

当时担任大夏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的是邰爽秋，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熟悉当时西方的教育学理论，也是当时推行平民教育的重要学者之一。邰爽秋提倡“民生教育”，认为办教育学院是“就目前中国社会需要, 注重培养切合实用之人才”。在这种教育气氛中学习的蒋梯云，很容易将兴趣转向乡村教育方面。

所以在讨论“兴趣”教育这个比较理论化的议题之外，蒋梯云其他文章的焦点都在乡村教育。这些文章中蒋梯云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入世”姿态。他在《大夏周报》所发表的文章讲道：

照常理讲，国家对于乡村教育，应该要特别注意，使乡村人民的智识日增，道德日高，技术日精，农产日加，生活也就随之而丰富，因此才可以养成健全的国民。可是在事实上，不但是乡村教育不发达，而且是落后；人民的智识程度固不必讲，就是人民的生活也非常困苦。推究其原因，半是由于国家的忽视于乡村教育，还有一半是由于乡村人民的不信仰教育，和教育本身措施失当的缘故。我以为在国家这样多难的时候，要挽救危亡，其根本的条件，急应振兴乡村教育。

蒋梯云在批评当时的教育政策时，援引了1926年陶行知在上海乡村教育讨论会上的演讲词：“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教人羡慕繁华看不起务农；教人有荒田不知造林；教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忍受土匪土棍土老虎的侵害不知自卫，遇了水旱虫害而不知预防；教农家子弟变成书呆子；教富的格外富，穷的格外穷，弱的更弱，强的变弱。”

显然，蒋梯云从陶行知那里所得到的思想资源是强调以农村为本位办教育，在乡土中令农民获得教育，而不是使得乡民经过教育之后背井离乡。事实上，蒋梯云本身就来自乡村，他的求学之路恰恰是“背井离乡”，但是此后又不断回到乡村，将这里作为他教育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基地。

蒋家是堰泾村的大姓，不过蒋梯云的家庭并不是最富裕的。他在1923年进入上海县立乙种农立学校。但1926年由于家庭变故无力支持他继续学业，蒋梯云随后在父亲要求下回家种田，不久后又到一家米店当学徒。此后数年中，蒋梯云边务农边读书。1929年他进入肇基中学，学校中一位陈姓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正是在这里，蒋梯云第一次接触到了大量的左翼思想。随后他报名考入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通过函授学校学习，才在1931年考入大夏大学。

从这种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蒋梯云既富有乡村生活经验，又对乡村教育抱有很大的感情。所以在1933年的这篇《我国乡村教育急应振兴的理由和今后应具的目标》中，他列出了六种乡村教育的目标，全都是着力于如何令农民在乡村中获得更好的发展。这六个目标是：发展民族主义之思想；增进改良乡村生活的能力；发展健全优美的身心；训练生产有效的知能；培养互助合作的精神；养成正当的娱乐。

与此相对的，这时的蒋梯云并不将城市化与工业化视作解决乡村与农民问题的出路。除了他所援引的陶行知的批评，在他1934年所写的《推进农村教育谈》中，他写道：

过去教育本身措施的失当，在推进农村教育上确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物。我国的教育，已经到了难产的危机，这是无可诲辩的事实。其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农村教育，都没有成绩可言。它所昭示给我们的不是悲观，便是失望。过去也许是现行教育的结果，因为先行教育是教人消费的能力加速的增高，而生产的能力加速的低降，这种教育的结果，养成一般的“文不文，武不武”的残废人物。换句话说，就是使农民的子弟们，知道吃饭，不知道种稻，知道穿衣，不知道植棉，知道住房子，不知道造林。所以这样的教育在农村中愈普及，就不啻在农村间多设了书呆子的制造厂，把好好的农民子女，都变成不事生产的废人，惟其如此，所以农民对于教育根本失了信仰。

这显然也是在批评当时的教育没有办法培养农民子弟能够在乡村中获得好的生计。事实上，从1920年代以来，乡村教育、农民教育本来就是左翼政治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就使得蒋梯云与左翼政治思想有了先天的亲和感。在1930年代，经济衰退是全球性的危机，对中国来说，乡村经济的凋敝则是最为直观的。与蒋梯云同时代并且生活地域也相近的费孝通就在《江村经济》中写道：

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我们的根本目的是明确的，这就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共同的基本需要，大家都应该承认这一点，一个站在饥饿边缘上的村庄对谁都没有好处。

显然这是当时相当多从江南乡村中走出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危机感。也许正是从这种危机感出发，蒋梯云所寻找到的解决之道就是共产主义的教育与乡村改造。对那一个时代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苏联模式则是最重要的参照系。所以毫不奇怪，我们能够看到蒋梯云在讨论中国乡村教育的未来时，也以苏联作为最主要的模板。他在1934年的《推进农村教育谈》中先后两次讲到苏联的教育。

（1）苏俄所标榜的社会主义建设，固然致力于一般计划经济的完成，极力去求生产机能的提高，但是他们对于农民问题的解决，除在积极发展农业经济，解决土地问题而外，更致力于扫除农村文盲运动，使用政治和全党的力量，很急切地期望扩大农民获得最低限度的教育程度，使农民的争斗能力增加，适应于近代国际事变的要求，其他如丹麦的农村教育事业和农民生产事业之关系也很密切。这是个很明显的事实，作者现在把农村教育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希望注意农村教育的同志加以指正。

（2）苏俄新教育有一段值得我们注意的话：“工人农人的儿童进学校，不是像以前那样的要脱离自己的阶级升上去做一个智识阶级，他们为的是加入自己阶级有组织有程度的‘保卫队’而变成革命农人和工人的有价值的伙伴”。

这在当时的左翼知识分子中可能是颇为普遍的思想倾向。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蒋梯云始终强调教育的目的不是完成“阶级跃升”，而是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阶级。从大夏大学毕业之后，蒋梯云在江桥镇小学工作，当时的校长是国民党地区分部书记。蒋梯云亲苏的左翼平民教育思想在这里显然不合时宜。一系列冲突之后，蒋梯云被迫辞职，进入一段相对漂泊的岁月。这段时间中，既可能是为了生计，也可能是自我的精神追求，蒋梯云陆续翻译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几部中篇小说《求生之道》（What Men Live by ）、《神鼓》（The Empty Drum），又创作了短篇小说《幻像》《游魂》。在《游魂》中，我们能够看到1930年代左翼知识青年所具有的那种悲愤与迷茫。

我想站起来，可是我累得很，我又腰痛，总是站不起来。我挣扎了好久，从地上挣扎起来了。我在地上蹒跚的走着，在这里，我发现了不少的骷骸和血淋淋的人头，在这荒野的草场上，来往打滚着，在那人头的嘴里，发出凄惨的叫声来，我骇极了！我一切的痛苦都消失了！我连奔带跳地向着那草场的一端行人道上飞跑，我自信我跑得这么快，但是草场却永远是走不尽似的那么远大。

时代浪潮中，蒋梯云的确继续沿着革命之路奔跑下去。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梯云返回堰泾乡村的老家。在叶榭镇，他结识了蒋振球、邱永良、马世昌等人，第二年即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也即此后中共组织史料中所习称的“江抗”）。皖南事变之后，中共在江南各地的地下党组织进行转移。其中黄竞之来到了叶榭，担任新成立的浦南工委组织委员。黄竞之出身七宝镇，在叶榭也有相识的同学，曾经常年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蒋梯云随后在黄竞之的安排下，前往浙东做伪军策反工作，从此转战江南各地。此时，这位左翼教育工作者已经成长为成熟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