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神祇︱金华乡村：雅畈宗族与商业兴衰

金华位于浙江中部的金衢盆地之中，古称婺州，明清金华府领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八县，因有“八婺”之称。金华府各县，除浦江属浦阳江流域之外，其他县区均在婺江（金华江）干流或各个支流之上，水陆交通便利、文化交流频繁。金华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其乡村遗产更是浙中地域文化的突出体现。东阳卢宅、兰溪诸葛村、武义俞源村等重要乡土建筑和传统村落一直备受关注，也成为金华乡村的“金字招牌”。在这些闪闪发光的“焦点”村落之外，我们不妨把视野拉得更开一些，从复合、活态乡村遗产的视角去理解、欣赏那些“普通”村镇的日常景观。2020年以来，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和金华市博物馆、金华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合作，开展武义江和永康江流域的村落调研与遗产研究，我们希望通过本系列文章向大家分享武、康流域的典型村落个案和相关专题讨论。

雅畈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南部，为雅畈镇政府驻地。雅畈东北临武义江支流后溪，依后溪而建，有大量滩涂地，最初利用滩涂地进行农耕生产，其后更多利用便利的地理位置而开展商贸，也因此得以迅速发展。

雅畈经历了宋元的聚落萌芽、明至清初的发展、清中至民初的繁荣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寥落三个发展阶段。和金华地区许多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聚落一样，雅畈的初期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叶氏宗族的影响。清中后期以来，雅畈聚落的社会结构逐渐发生改变，尽管叶氏整体仍处于比较富庶的状态，但商业的发展不断吸引着外姓的迁入，削弱了宗族力量对聚落的主导权。聚落变迁同样受到区域乃至国家历史环境的影响，民国时期频繁战乱使得雅畈逐渐走向了衰落。

宗祠与宗谱

纵观雅畈的聚落发展，其村落性质经历了从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单姓村落向商业影响下多姓村落的转变。在商业发展之前，聚居于雅畈的宗族大姓在聚落变迁中起着突出的作用。

根据雅畈叶氏的族谱记载，南宋绍定四年（1231），始迁祖敬甫公移居雅畈，[1]定居于毗邻运河的“高台门”一带。叶氏族人选择滨水而居，更多出于农耕。河坝地势平坦，有大片滩涂地以资开垦，但临河也带来更大的水灾隐患。相比于周边地区，高台门一带地势较高，洪水泛滥时可能是当地唯一露出水面的区域，居住于此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受水灾影响。在敬甫公身后，子孙为他在高台门营造坟墓，称“始祖墓”（图一）。

图一 雅畈里居图中始祖墓的位置（刘悦歆绘制，底图：1723年雅畈里居图）[2]

“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随着人口增长，为了更好地管理宗族，叶氏子孙开始兴建宗祠。根据叶氏宗谱记载与当地人口述，叶氏在历史上曾建有三座宗祠——大宗祠和东、西两座小宗祠（图二）。大宗祠创建于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位于村落以东，是祭祀始迁祖、“大太公”敬甫公的祠堂。根据叶氏族人的回忆，大宗祠原本位于聚落之外，在20世纪下半叶的聚落扩张中才被囊括在内。[3]令人遗憾的是，大宗祠在上世纪末被拆毁。在大宗祠建造之前，叶氏六房于成化十九年（1483）已建起东边小宗祠，位于高台门西北，现为叶氏宗祠、二村文化礼堂（图三）。宗谱没有记载西边小宗祠的始建年代，我们只知道它是祭拜叶氏“小太公”、南宋宰相叶衡（1122—1183）的。这位叶氏小太公应该跟雅畈叶氏并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叶氏在国家允许庶民兴建宗祠之前，以纪念先贤之名兴建的祠堂。由此推测它兴建于明代大礼议事件之前，现为“衡公书画院”（图四）。

图二 雅畈叶氏西边小宗祠、东边小宗祠、大宗祠位置示意图（刘悦歆绘制，底图：2022航拍图）

图三 东边小宗祠（现叶氏宗祠）大门（刘悦歆摄，2022年）

图四 西边小宗祠（现衡公书画院）航拍图（2022年）

始祖墓和三座宗祠的建造暗示了叶氏宗族聚落的发展过程。在庶民被允许祠祭祖先之前，始祖墓是叶氏子孙祭祀先祖的地方。随着叶氏人口增长和实力增强，叶氏宗族可能已分化为东、西两支，修建祠堂的需要超越了国家规范原则，西边以先贤祠之名兴建小宗祠，而更早发展的东部一支更是直接“违反”彼时国家对庶民祭祖礼仪的限制，营建了东边小宗祠毗邻始祖墓的小祠堂，也表明 “墓祭”向“祠祭”的演变。在国家允许庶民建祠之后，叶氏立刻在聚落外围建起了大宗祠。相比两座小宗祠，由不同支系合力出资建造的大宗祠具有更强大的“敬宗收族”功能。

“国以史载事实，族以谱明世系”。 修谱与续谱寄托了族人敬宗收族的理想，是宗族在地方社会中构建集体话语权的平台。族谱的编修对于宗族来说非常重要，往往开支数百乃至上千银两，只有在聚落发展较好，整体比较富有的情况下，才会编修族谱。因此，宗谱不同时期编修的次数和频率往往可以从侧面反映宗族聚落的繁荣状况。

叶氏宗谱的编纂兴起于明中叶。从明、清两代的修谱次数与频率来看（表一），明代修谱三次，分别于弘治十一年（1498）、嘉靖十七年（1538）和崇祯十六年（1643），其中第一和第二次修谱间隔四十年，第二和第三次修谱相隔逾一百年；清代（1616—1912）则修谱五次，分别于雍正元年（1723）、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二十二年（1817）、道光二十三年（1843）和同治十年（1871）[4]，间隔最长不超过六十年，最后三次修谱的间隔更是小于三十年，频率要比明代高很多，且更有规律。由此可知，相较于明代，雅畈叶氏在清代更加富庶。在民国修谱之后，受战乱等历史环境影响，百年未曾修谱。直至2018年，在雅畈叶氏多位族人的倡议下，才再次进行修谱的浩大工程。

表一 明清时期雅畈叶氏修祠修谱时间表（李玥、刘悦歆绘制）

祖宗与神灵

如果说宗祠的修建与族谱的编撰反映了叶氏宗族聚落的发展过程与兴衰的话，那么至今仍存在于雅畈聚落内的严公庙与禹王庙则作为地方社会的象征折射出雅畈聚落的扩张、分化和变迁。

严公庙是宗谱记载中出现最早的庙宇，由叶氏族人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重建（图五）。严公庙坐北朝南，位于高台门西侧、上街西端。其正殿即临街而立的“将军殿”，是叶氏族人于永历十四年（1660）将严公庙前的一片地圈起来，在原址的基础上扩建的三间正厅。

图五 严公庙将军殿（刘悦歆摄，2022年）

之所以将严公庙的重建记录于叶氏宗谱之中，是因为它宣示了叶氏在当地的主导权力。庙内的“严公大圣”与叶氏有密切关联（图六）。相传敬甫公乘船经商，夜幕降临，停泊在九里垅山脚下过夜。忽梦见一位身穿铠甲的白胡须老将军告诉他船停留在此处非常危险，应当速速离去。敬甫公一觉醒来，知道是梦，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便叫船家赶紧起锚撑离此地。果不其然，当晚山洪暴发，沿山停泊的船只全被山洪乱石打翻，不少人员遇难身亡。敬甫公认为是有神灵庇护，第二天一早便上山寻找，只见山脚有一小庙，此庙所供的是三国时蜀将严颜，与昨晚梦中穿盔甲的白胡须将军完全吻合。敬甫公于是上前叩拜谢恩，取回铸有“严公大圣”四字的铁香炉，在雅畈兴建殿宇供奉严公，严公由此成为雅畈的本保老爷（村落保护神），受叶氏子孙及乡邻敬拜。

图六 将军殿内的严公大圣像（赵晓梅摄，2021年）

庙宇是社区认同与区分的重要机制，庙宇不仅是信仰中心，也是地域、社群的中心，权力斗争经常围绕庙宇展开，庙宇控制权的变化是地域社会权力格局转移的重要表现。[5]对于雅畈而言，尽管在访谈的过程中，叶氏族人坚称他们的始祖敬甫公是这片土地的开拓者，在叶敬甫迁到雅畈之前该地一片荒芜，没有其他原生村落，但宗谱中“重建”而非“创建”庙宇的记载，以及将土地神祇与叶氏先祖建立密切联系，或许暗示了在明中叶之前，雅畈的居民不止叶氏，正是在叶氏将与自己先祖联系紧密的严公立为本保、为其重建庙宇的事件，标志着聚落的话语权由叶氏掌控，原本的多姓聚落向宗族聚落演进。

禹王庙是雅畈西部的一座庙宇，它的营造说明叶氏宗族聚落的扩张和分化。禹王庙是坐北朝南的三间殿宇，据叶氏宗谱记载，始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禹王是金华地区最常见的本保老爷之一，由于金华多水灾，村落的土地庙供奉的多是与水有关的神灵，主要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少发生洪灾，以免破坏庄稼和房屋（图七）。据村中长者所述，禹王庙原址更靠近水，后来才迁建于今址。尽管禹王庙的规模不及由多进殿宇构成的严公庙，但禹王庙和严公庙的地位相当，分别是雅畈原本东、西两个自然村落的本保庙，也大致对应于东部、西边小宗祠的势力范围，说明随着叶氏宗族的扩大，它不仅在房族方面一分为二，也由此构成两个自然村（图八）。

图七 雅畈禹王庙内禹王、武史将军及判官老爷像（刘悦歆摄，2020年）

雅畈东、西两个自然村落在各自的扩张中，边界逐渐模糊，连为一体。位于相对中心位置的严公庙，逐渐成为整个聚落的本保殿。在民国以来的行政区划中，原本两个自然村被划归为三个行政村，位于一村内的禹王庙仅由一村村民祭祀。严公庙则由一村、二村、三村村民共同祭祀。周大鸣指出，随着社区的发展壮大，新的社、庙不断建立，因而会形成不同层级的社、庙体系，围绕社、庙建立起来的认同也表现出相应的“差序格局”：首先是对共同祭祀土地神的社或庙的认同，其次是对共同祭祀其他神祇的次级聚落单位的认同，再次是对共同祭祀某一主神的区域认同。每个聚落的家庭，既要为本聚落奉祀的神祇举行祭祀，也要参与更高级别的聚落和庙宇的祭祀。[6]由此可以推断，随着雅畈聚落不断地向西扩张，西边自然村渐渐有了自己村落范围内的庙宇和神灵。与此同时，他们还继续参与母村主庙的祭祀活动。而行政区划的变更又影响到两座庙宇的祭祀范围，对禹王庙来说，它的祭祀人群缩小了。

图八 雅畈行政区划与禹王庙、严公庙位置关系图（刘悦歆绘制，底图：2022航拍图）

客姓与商街

邻近府城的地理位置，使得雅畈在清民时期商业渐兴，叶氏宗族受此冲击，渐渐失去了主导权。据当地人介绍，雅畈人口分为“本姓”和“客姓”，“本姓”即叶敬甫子孙，“客姓”为其他姓氏。现在叶氏虽仍为雅畈第一大姓，但在雅畈各姓氏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只有约20%，明显低于周边宗族村落“本姓”的占比。历史上，由于商业贸易等原因，其他姓氏以通婚联姻、互通商贸或租田买地等方式，在不同时期获得了雅畈的居住权，见证着雅畈开放包容、繁荣活跃的商业发展历史。

《金华敬甫公后裔叶氏宗谱雅畈分谱》第一卷中记载和百二十六公始迁，“原择居于窑塘观，观其地可耕耨、其形可聚居，遂筑室于斯焉，迄今百有五十余年”。[7]可见彼时农耕条件是聚居选址的首要因素。叶氏族人同时还认为，考虑到南宋绍定年间金华地区所承接的巨大数量的人口输入，紧张的土地资源，以及雅畈邻近武义江航道的优越地理位置，[8]始迁祖叶敬甫就已考虑到商业贸易的发展，商贸也成为叶氏后来的发展路径之一。根据叶氏后人所述，叶氏曾在雅畈设立码头，通过对来往的船只收取一定费用的方式来营收。饶有意味的是，费用仅仅针对经过雅畈、前往其他地方做生意的船只收取，对来雅畈做生意或是收货进货的船只不收取会费，变相鼓励了各处商人来雅畈长期进行生意往来，促进了雅畈商业的繁荣。[9]

随着区域性的乡村商业发展，参与商业活动的聚落人群不限于雅畈叶氏，周围村落存在着与叶氏势均力敌、甚至更加富庶的姓氏。姚车姚氏便是其一，关于两姓关系的传说故事讲述着两个村落、宗族在商业经济中的密切联系。姚车位于雅畈后溪北岸，相传往来船只大多在姚车停靠，这里曾有一处茶铺供商客歇息。这些客商在歇脚之后才前往雅畈商街进行贸易，姚车本身并未形成大规模商街。由此可见姚车与雅畈都因往来客商而逐渐富庶，但是二者的产业定位有所差异，形成竞争与合作并行的紧密联结。

雅畈叶氏宗谱记载了叶氏自明代就开始与姚车姚氏婚配，而姚车姚氏宗谱也不断出现“娶叶氏”或“一女适雅畈叶”的记录。清乾嘉时期，两姓联姻数量极多，双方嫁娶基本平衡。今天的雅畈古街上的“陪嫁井”以及雅畈后溪曾经存在的一座大桥（现被称作“大桥头”），相传均为姚氏女的嫁妆之一（图九）。它们是雅畈叶氏与姚车姚氏联姻合作、又在经济实力上相互比拼的证明。

图九 陪嫁井（刘悦歆拍摄，2022年）

前文提及，宣告叶氏权力的严公庙位于雅畈商街的中心位置，其正殿即立于街上。在街对面，原本是严公庙的前殿和明堂（空地），今天被用作将军殿（图十）。严公庙被商街“打穿”的空间形态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宗族衰微的表现。

图十 严公庙（现将军殿、雅畈一村文化礼堂）与雅畈商街打破关系图（刘悦歆绘制，底图：2022年航拍）

雅畈商街究竟是何时形成的呢？严公庙于明永历十四年（1660）扩建正厅三间，彼时为明代末年，严公庙还是一座完整的庙宇，它也是雅畈商街出现的年代上限。由于商街（现雅畈上街）东端连通运河与码头，由此推断，商街是从东向西逐渐发展形成的，至少到明末还未开拓到严公庙所在之处。叶氏宗谱中，绘制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雅畈里居图已然出现了商街的雏形（图十一），和如今雅畈上街的走向基本吻合（图十二）。不过，彼时的商街似乎只有上街部分，到严公庙便戛然而止了。

图十一 雅畈舆图中所呈现的清中期商街雏形（刘悦歆绘制，底图：1780年雅畈舆图）[10]

图十二 当代雅畈商街走势与严公庙位置图（刘悦歆绘制，底图：2022年航拍）

尽管我们在族谱中已经可以看到清中期的商街雏形，但不知什么原因，地方志中始终未将雅畈排入市镇之列。民国时期，雅畈受战乱影响，聚落发展整体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的阶段。民国二十年（1931），尤保耕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学员的身份前往金华雅畈收集、调查土地资料。在他的调研实习日记中，有着这样的记载：“雅畈为县属第三区唯一重镇，有商肆数十家，颓垣败瓦，市况寥落。” [11]可见民国以前，雅畈曾经历商业繁华，直至彼时旧日印记还未褪去，但已不复昔日盛景了。由此推断，雅畈商业大致在清中期到民国初年颇为繁盛，商街由东向西不断拓展。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作为聚落话语权象征的严公庙被商街一分为二，这种打破的空间关系实际上暗示了雅畈聚落由宗族掌握向商业主导式聚落的转型。

那么，在商街上经营贩卖的又是哪些人？叶氏是否参与其中呢？从其宗谱记载来看，明代有不少叶氏族人家底甚丰，通过参与赈灾、公共设施（桥、庙宇等）的重修来彰显社会地位。明代叶氏族人参与公共设施修建的有九次，参与赈灾五次，清代参与公共设施修建八次，参与赈灾四次。这些人大部分没有身负功名，很有可能是外出跑商的商人。

商街形成以来，客姓不断进驻雅畈，削弱了叶氏的地位，雅畈不再仅仅是叶氏的雅畈，也成为客商安置身心的所在，甚至具有更广大的辐射范围，周边村落不同姓氏的人群都渴望在商街之上占有一席之地。

雅畈商街之上街曾建有一处财神庙，尽管现在不再供奉神灵，而是被挂上 “国学馆”的门牌，但建筑格局未变，面阔三间，两山墙壁仍保留有招财、进宝、利市、纳珍四位星君的壁画（图十三）。雅畈几个姓氏的宗谱中都没有发现财神庙的相关记载。据当地人回忆，财神庙建造时间较晚，推测可能是清中晚期以来，由商户联合出资所建。据传1942年日军侵占金华时，上街附近的房屋烧到财神殿处便停止了，村民认为是“财神保佑”。 财神庙的出现，同样暗示着商业在雅畈的兴起，曾经以农为主的宗族村落逐渐向商业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雅畈庙宇建设之中，原先祭拜严公来突显叶氏宗族地位、祭祀禹王以求减少水旱灾害，而商业兴起之后，客商便在街上兴建对自己“有用”的庙宇，供奉“财神”以祈求经商致富。

图十三 财神庙内的招财、进宝、利市、纳珍星君壁画（赵晓梅摄，2021年）

商街不仅是客商庙宇的建造之地，也成为周边村落炫耀资本的所在。雅畈商街曾建有一座章氏祠堂，位于上街中部、今三村文化礼堂旁，由上王章氏置地、营建。上王位于雅畈东边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自明朝章凤山在兰溪时便与叶氏有姻亲关系。章氏自述于南宋年间从福建浦城搬到雅畈一带，现居于邻近的赵宅、上王等村落。[12]乾隆四十七年（1782），未庵公一脉子孙在雅畈购买了叶氏土地，建造了宗祠，“祖未庵公归居金郡城南，生五子。遗祀产儿，祠则尚未建也……议将坐落叶宅畈，祀田九斗求价而沽，以克公用。”。[13]章氏宗谱并未记载其族人曾于雅畈居住，他们只是在此购地建祠。在祠堂建造两年前绘制的叶氏里居图中，我们已看到上街由码头延伸至严公庙，可以推断，当时的章氏就是有意选择了街边的土地来兴建宗祠，以便往来行人驻足观赏，是一种彰显门户的手段。

回顾历史，雅畈最初可能曾是一个多姓聚落。明嘉靖时期，叶氏通过重建庙宇、祭祀与先祖联系紧密的严公而宣告了姓氏的主导权。在此之前，叶氏就已经通过修建宗祠、编修宗谱来巩固宗族观念，加强一脉相承的集体认同。从东部小宗祠、高台门和严公庙，拓展到西边小宗祠、七家厅和禹王庙，两个自然村的出现表达了宗族扩大、分化的聚落变迁。明中期以来，因人口增长、房屋相连，两个村落再次融为一体，直到民国行政规划形成三村鼎立的格局。与此同时，清民时期区域发展推动着雅畈的商业兴起，成为雅畈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在各个姓氏的宗谱记载及人们口口相传的传说故事中，有关商业的叙述将商街、村落、庙宇和人串联起来，为我们还原出明清以来雅畈聚落在商业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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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雅畈村落调研的同学还有陈宇、陈雨薇、董妙繁、冯思雨、李玥、王卓等，特此感谢！）

[1] 《敬爱堂金华敬甫公后裔叶氏总谱·卷首一》2018年，第12页。

[2] 《增订全图》，《勤敬堂金华敬甫公后裔叶氏宗谱雅畈分谱·卷之一》2018年，第183页。

[3] 2021年1月26日于雅畈三村村委访谈叶卫Q（雅畈三村村委干部）。

[4] 《勤敬堂金华敬甫公后裔叶氏宗谱雅畈分谱·卷之一》2018年。

[5] 杨茜：《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变迁与市镇权势更迭——以江阴县长泾市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第46期。

[6] 周大鸣：《庙、社结合与中国乡村社会整合》，《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7] 《勤敬堂金华敬甫公后裔叶氏宗谱雅畈分谱·卷之一》2018年，第20页。

[8] 2020年10月3日于苏孟乡访谈叶旭S（叶氏宗谱整理者）。

[9] 2020年10月3日于苏孟乡访谈叶旭S（叶氏宗谱整理者）。

[10] 《雅畈舆图》，《勤敬堂金华敬甫公后裔叶氏宗谱雅畈分谱·卷之一》2018年，第187页。

[11] 尤保耕：《金华镇江调研实习日记》，《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

[12] 《建造述德祠记》，《金华章氏宗谱涧字号》1937年。

[13] 《建造述德祠记》，《金华章氏宗谱涧字号》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