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风谣、清议与士人品格

自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后，经过百余年儒风的熏染，至后汉儒家思想成为士人持身处世的主导思想。他们以经术、德行相标榜，相互砥砺，以“风谣”形式对人物、时政进行品评，形成一股生机勃勃、积极向上的士林风气。另一方面，士人们积极入世，勇担社会道义，虽身处草莽，但心系朝政，品覆公卿，裁量执政，“清议”成为在野士人参与政治的重要方式。风谣与清议具有对社会时政品评褒贬的同质性，在后汉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二者自然地结合起来：清议往往以风谣的形式表现出来，风谣又以其简捷、易传的韵文学方式使清议在士林乃至整个社会中的影响扩大和深化，最终形成与宦官等腐朽势力相颉颃的强大舆论、政治力量。本文拟从风谣与清议角度透视后汉士人的品格。

后汉前期的风谣依据其流行的社会层次可分为民众风谣和士人风谣两种类型，其共同点是以儒学的标准品世衡人，说明儒家观念已深入社会之中，也为后期士人清议风谣被社会接纳准备了条件。

后汉荆州刺史刘表聘请庞德公的故事

民众风谣反映了底层民众对抚民爱民、品行方正的地方官吏的敬慕与怀念。南阳太守杜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当地民众把他与前汉南阳太守召信臣相比，信臣兴修水利，开通沟渠数十处，深受民众敬重，南阳流行风谣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为民谋福利之士，民视之如父母，受到世代传颂。延笃为京兆尹，“其政用宽仁，忧恤民黎，擢用长者”。前任京兆尹为边凤，前汉京兆尹有赵广汉、张敞、王遵、王章、王骏，他们都有嘉言懿行，为官一任，留名一方，京兆尹民众风谣说：“前有赵、张、三王，后有边、延二君。”

士人风谣流行于士林之中，对士人进行清议品评，内容不外经术才学和德行操守两个方面，才德卓异者受到士人的推重，风谣一出，名播士林。见才思进、见贤思齐，蔚然成为士林风气。

在后汉前期，政治尚称清明，士人专注儒学。经术成为品评士人的重要标准，风谣中以议经术为最著。许慎学识极为渊博，著有《说文解字》，士人甚是推崇，称曰：“《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字叔重）贾逵也以经学著称，很少有问题能难住他，身材高大，风流倜傥，士人中流行说“问事不休贾长头”，形象而风趣。杨政（字子行）善说经书，别具一格，京师士人中说：“说经锵锵杨子行。”后汉学者常聚集辩论经书，比试才学，并规定输者让席于胜者。戴凭（官任侍中）学识超群，舌克五十余人，因而独坐五十余席，京师流行说：“解经不穷戴侍中。”黄香自幼家贫，但刻苦向学，大器早成，风谣赞之说：“天下无双江夏黄童。”井丹（字大春）通晓经书，辩才无碍，京师士人评之曰：“《五经》纷纷（浩博意）井大春。”

修身养性是儒学的根本原则，后汉士人恪守、推崇儒家的道德修养准则，清议德行操守的风谣比比可见。杨震（字伯起）明经博览，品行高洁身处官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士人把他比之于孔子，说“关西孔子杨伯起”。召训（字伯春）以志义闻名于世，人们颂之曰：“德行恂恂召伯春。”雷义被举茂才，他自感学识、德行不如同郡陈望，于是力荐陈望自代，但刺史不允，他就披发佯狂，坚辞不应命，刺史无奈，只得将他们二人一同举荐，州中风谣说：“胶漆自谓坚，不如雷与陈。”颂雷、陈的礼、义、诚、信。范冉（字史云）因反对宦官被终身禁锢，携家眷徙居僻壤，生计极为艰难，时遇断炊之窘境，但心静如水，桓帝征他做莱芜长，他以母丧不任官，风谣评之曰：“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称颂他安贫乐道、志如磐石的节操。

后汉士人注重才学与德行的修养，他们并非如岩穴隐逸之士孤芳自赏、洁身自好，而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目光时刻关注着政坛的风云际会，对董宣、胡广等当政人物的清议风谣就是动于中而行于外的产物。

董宣（字少平）光武时为洛阳令，执法严明，刚直不阿。光武姊阳湖公主的苍头奴白日杀人，匿身于公主府内，逍遥法外。一次，该苍头奴为公主驾车外出，董宣于路头截获捕杀。公主告到光武处，光武要治罪于他，董宣平静地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良人，将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须箠，请得自杀。”随即以头叩楹，血流满面。光武令小黄门将他夹持住，让他叩头谢主，董宣不从，小黄门使劲按董宣头，董宣两手据地，誓不低头，由此获得了“强项令”的美名。他“搏击豪强，莫不震栗，京师号为‘卧虎’”，京师流行风谣颂他说：“枹鼓不鸣董少平。”枹鼓是公堂上用于击打鸣冤的，风谣称颂董宣任内无冤狱，政治清明。“董宣事件”殊可注意者有二：其一，士人“国贵君轻”的观念，无疑承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而来。董宣不向光武叩头，并非恣意犯上，而是维护国家秩序，维护法的尊严。其二，士人积极入世的政治品格，从董宣“以头叩楹”已些许感到汉末士人的慷慨悲壮了。

对清正、耿介官吏颂扬，必然对尸位素餐、蠹政误民官吏贬黜。胡广并无突出政治才干，但精通权术，善于官场计较应酬之道，遇事不讲原则，不顾君国利益，中庸无为，但仕途平坦，历事安、顺、冲、质、桓、灵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为太傅”，士大夫风谣贬之曰：“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胡广字伯始）文献中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历史毕竟不是一回事，后者要比前者丰富得多，流行于后汉的风谣比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也要丰富得多。不过，从上述清议风谣可以看出后汉士人的基本品格。一方面，他们恪守孔、孟儒家的持身处世之道，崇尚经术，修身律己，相互激励，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入世，身处草野，心系朝廷，裁量人物，品评执政，以整饬纲纪、澄清天下为己任。如著名“党人”陈蕃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蕃登车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杜密“为人沉质，少有厉俗志”等。从后汉中叶开始，外戚、宦官操纵朝纲，左右政局，胡作非为，士人的这种品格决定了奋而抗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价值取向，也决定了他们壮伟方正而又惨酷悲壮的人生归宿。

风谣对黑暗政治的清议自外戚、宦官干政时起就开始了。外戚、宦官擅权，控制选举，以致群小弄政，贤士报国无门，风谣揭露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可以想象，类似这样简捷、形象、易晓批评时政的方式，对当世社会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

顺帝时，外戚梁冀一手遮天，操纵权柄，在立嗣问题上受到朝中正直之士李固、杜乔的掣肘，多次发生冲突。为剪除异己，梁冀捏造罪名将李固下狱害死，并残暴地曝尸路边，引起士人们的极大愤慨，士人中流行风谣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直如弦，指李固；曲如钩，指梁冀。是非曲直、爱恨褒贬一目了然，妇孺可晓，很容易为社会接纳。

桓帝即位后，利用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横五位宦官诛灭了不可一世的梁冀，五人同日被封为侯，世称“五侯”，各赐钱一千三百万。单超不久死去，四侯把持朝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势焰滔天，风谣描述说：“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坠。”“左回天”指左悺力能回天，喻其权势之大；“具独坐”指具瑗骄横世罕其匹；“徐卧虎”形容徐璜像卧虎一样贪残狠毒；“唐两坠”指唐衡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对四侯形象的刻画极为生动，后汉学者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为“左旋天，徐转日，具独坐，唐应声”，与上述范晔《后汉书》的记载略有不同，说明二者各有所本，是当时流行于不同区域造成的，由此可见风谣在当世流行之广。

汉桓帝刘志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用《诗经》中的两句诗描述后汉士人状况是再贴切不过的了。汉末是风雨如晦的时代，外戚、宦官两股势力交替掌权，频繁地废立皇帝，以致后汉诸帝大都不及中年就夭折。他们败坏朝纲，逞其私欲，草菅人命，误国害民，这就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忍无可忍了，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描述这种情形说：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荡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随着政治腐朽程度的加剧，士人对政治关切的程度愈益强烈，风谣式清议直接充当了与外戚、宦官斗争的工具，所谓“名行善恶，托以谣言”，“谣言”即风谣。在信息传播手段落后的时代里，风谣无疑是大众信息传播行之有效的方式，它一经产生迅即流布天下，左右着整个社会的舆论方向。“风谣”在舆论的壮大及“党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桓帝将其师傅甘陵（今山东临清）人周福（字仲进）擢为尚书，此人并无政治才能，而同郡素负盛名的房植（字伯武）无缘仕进，于是郡中士人流行风谣说：“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有些论者认为这则风谣系房、周两家门客相互攻讦之语，显然失之偏颇，就事件及风谣内容看，其中是非曲直皎然，无疑是士人对桓帝用人不公的讥讽品评。范晔说“党人之议，自顾炎武更痛切地感到：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史家称为“党议”。陈蕃、范滂、李膺等一批士林精英在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是时太学生三万余人，皆推先陈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学生同声，竞为高论，上议执政，下议卿士。”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政治意识空前高涨。

汝南太守宗资任用范滂，南阳太守成瑨委任岑晊，范、岑皆为党人领袖，士人对宗、陈两位太守的知人善任交口称赞，风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岑晊），弘农成（成瑨）但坐啸。”太学中流行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不畏强暴陈仲举（陈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正因为士人“鸡鸣不已”的品格，政治处于士人的监视之中，社会中形成以士人为中坚的对抗宦官、外戚腐朽势力的强大社会政治力量，接踵而来的便是宦官、外戚对士人的两次迫害和镇压。陈蕃被害之后，宦官还不肯罢休，要斩草除根，搜求陈蕃之子。时为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令的朱震（字伯厚）舍官为其收尸，并匿藏其子，宦官得知后将朱震收捕下狱，严刑迫令他交人，朱震誓死不吐一言，风谣赞他说：“车如鸡栖马如狗，嫉恶如风朱伯厚。”意谓官僚如鸡窝和狗一样多，颂扬朱震嫉恶如仇、毁身仗义的节操。

两次党锢之祸特别是第二次党禁，死者百余人，受牵连而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作为社会中坚的士人被摧残殆尽，风谣式清议当然不复存在，后汉王朝也逐步走向衰亡了。

风谣式清议是后汉士人勇担社会道义、主天下之沉浮的体现，士人们指点江山社稷，以天下自任，慷慨赴难，其壮伟方正的人生足为后世楷模。自顺帝至汉亡百余年间政治混乱，但大一统王朝危而不亡、倾而未颠，士人的砥柱中流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诚如范晔所说：

汉世乱而未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在朝者以正义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而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

“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正是后汉士人前赴后继、成仁取义的可贵品格。

但是另一方面，后汉末的历史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士人们赤心报国得到的回报却是残酷的迫害、镇压，两次党禁对士人造成精神分裂式的影响，忠而见疑、忠而被弃是对士人心理的极大伤害，从此他们开始疏离政治，走入自我，走向玄学，风谣式“清议”转入玄妙高远的“清谈”，内容由标榜名节、品评时政转入形而上的玄学命题，这对中古社会不能不产生影响，晋学者傅玄说：

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顾炎武更痛切地感到：

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

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政治分崩离析的状态固然有诸多原因，士人以自我为中心，无关时务，政失准的，士无特操，随遇而安，纵欲享乐，语虚谈玄，一句话，士人品格的变化无疑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当我们今天高谈魏晋人的主体性发现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历史为潇洒的“魏晋风度”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宋代理学兴起，以复兴孔、孟儒学为要务，故又称“新儒学”，于是才有宋抗金派的“壮怀激烈”，才有文天祥《正气歌》，才有明末东林党人的“事事关心”，才有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才有近代志士仁人的“横刀向天笑”。世之论理学者多矣，其救玄学之失、复兴孔孟儒学、纲维人伦、收拾人心，一句话，重塑世人品格之功不可不察也。

（本文选摘自《前四史解读》，王保顶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