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宏亮︱对傅申关于怀素《自叙帖》“三胞本”说的辩证

日前购得傅申先生在大陆出版的《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的临床诊断》（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一巨册，拜读一过，深为叹服。本书为傅先生将多年经验与所学整理归纳所成书，以近年屡受争议的草书极品——怀素《自叙帖》为“临床诊断”案例，抽吸剥茧、巨细靡遗地阐释“书法鉴定学”的基本论点：以正确的目鉴为基础，进而以严密、详尽的推理来论证。较之本书初版（台湾典藏艺术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0月），大陆新版增补了“沈铭彝本《自叙帖》密码”、“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和“《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后续讨论”三篇文章，其中以“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最为重要。

傅先生在台湾典藏公司版《书法鉴定》中认为：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而并非文彭摹本，宋明人的题跋皆真，台北故宫本《自叙帖》是水镜堂刻本的母本。在台湾典藏公司版《书法鉴定》刊行后，2005年，傅先生获得了一份新的材料——日本半卷本“自叙帖”。经过对这份新材料的研究，得出了与台湾典藏公司版《书法鉴定》中大为不同的结论。他在“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中的意见是：故宫本不是勾摹本，是映写本，偶加复笔修正，不是文彭所摹，宋代题跋皆真，是水镜堂刻本的母本。他将台北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仔细反复比观，认为三者难分优劣真伪，此三本出于同一手笔经三度映写的三胞本，其中并无真迹。怀素本人一生可能重复书写自叙帖，但是绝无任何两本可互相套合。所以故宫本不是怀素亲笔作品，但是无损于故宫本自叙帖自宋代以来的影响力。

拜读以上说法之后，笔者颇为惊诧。且不说故宫本的纸张不适合映写（傅先生最初的研究结论就是“单就纸的材料而言，台北故宫墨迹卷《自叙帖》就绝不会是一个摹本”。见大陆版《书法鉴定》第101页）即便是同一人同一天用同样的笔墨在薄纸上映写，能像傅先生“三胞本”之说描述的那样，做到如此雷同吗？实在是扦格难通！

笔者近日检出启功、朱关田、李郁周、黄敦、穆棣、张紫石、陈书国等人关于《自叙帖》的相关论文，认真研读，并仔细比对了《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的清晰大图，略有一点心得，得出和傅先生不太一样的结论，野人献曝，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流日半卷本”绝非近人复制品吗？

让傅先生改变原来观点从而提出“三胞本”说的最大原因，是流日半卷本的出现。傅先生说，“由此卷至晚在20世纪初年已流传至日本的事实可以证明，其绝非近人依据台北故宫本所作的复制品。”（大陆版《书法鉴定》第292页）但是遍观全书，傅先生并没有提供过硬的证据，能够确认“此卷至晚在20世纪初年已流传至日本”。他的依据，仅仅是此卷1935年影印本后的三则题跋。

这三则题跋分别是，1.明治三十四年（1901）石川节堂（1842-1931）跋；2.明治壬寅（1902）谷铁臣（1822-1905）跋；3.昭和甲戌（1934）外川内山松世跋。奇怪的是，这三则题跋并非墨迹，而是“为减省印刷成本而以铅字排印”。

此半卷《自叙帖》珂罗版影印本印刷时间可以确定是1935年6月（土屋明美、饭野世子在日本作过田野调查，其论文中译本发表在《中国书法》2012年第8期。他们在京都大学图书馆和富山县立图书馆等地找到了流日半卷本的第一手材料，甚至找到了当时拍摄制版的“小林写真制版所”开具的发票，时间是昭和十六年（1935）六月十九日，费用是二百七十五日元。）那么，“流日半卷本”原件现世的最晚时间，应该以1935年6月19日为下限。我不能给出具体的证据，但是从逻辑上讲，“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理由如下：

第一种可能，1926年12月，上海延光室已经刊行了珂罗版影印本《自叙帖》，在1926年12月至1935年6月的近十年的任何一个时期，均有可能根据珂罗版影印本《自叙帖》来进行较为精准的复制作业。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可能是伪造的。

第二种可能，退一步讲，即便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皆真，但照相锌版印刷术和照相石印术由英国人詹姆斯和斯科特在1859年发明后，早在1876年就通过《测地绘图》一书中所附的《照印法》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参看吕道恩，“照相锌版印刷术和照相石印术的发明及传华时间新考”，刊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13年第1期）。在照相锌版印刷术传华（1876）后到1901年的二十多年间，清代嘉庆六年（1801）吴县谢希曾所刻《契兰堂帖》卷五所收的《自叙帖》刻本，也有可能成为复制得到“流日半卷本”的依据。（自然，假如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是伪造的，则以《契兰堂帖》中《自叙帖》刻本为依据来复制“流日半卷本”的时间范围为照相锌版印刷术传华（1876）后到1935年的六十年间。）

傅先生自己也认为，这一问题极为重要，他说“在清代末期这一卷就流传到日本了，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看到珂罗版以后做的高仿，这一点非常重要。”（《傅申书画鉴定与艺术史十二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但他仅仅根据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这两份连书迹都没有见到的排印文字材料，就断定“此卷至晚在20世纪初年已流传至日本的事实”、“流日半卷本绝非近人复制品”，实在是太轻信了。

在“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最后，傅先生自问自答给出了五个问题“检讨”。其中的检讨1：“流日半卷本”有无可能是近代人依据台北故宫本所作的复制品？答：不可能。因为此卷在清末的1901年已经传至日本，远在任何台北故宫本的影印本出现在民间之前。且有两则不同台北故宫本的南宋人题跋，后人无由复制或无中生有。（大陆版《书法鉴定》第327页）上面我已给出了“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两种可能性。下面再谈谈对两则未见于台北故宫本的南宋人题跋的意见。

关于南宋人的两则题跋

目前，这两则南宋人题跋只有影印本黑白图片可供参考。从影本看，这两则题跋的装裱顺序先后倒装。一则是滕仲因写于嘉定乙卯（1219年）的题跋，说黄庭坚曾收藏过此卷，传至他的第四代孙黄存之；另一为倪祖义写于绍定改元（1228年）题跋，谈到“建业文房之印”、“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功之纪”等都是苏家之印，云云。

傅先生认为“两者都是典型的南宋书风”、“颇可确定这是两氏真迹。”他还说到：“这卷只存三十行的流日半卷本，就纸幅长度而论只是《自叙帖》全卷的五分之一，是否在山谷卒后，为子孙割裂分藏不得而知。奇怪的是自南宋中期之后，并无元明清的题跋，其原因亦不可晓！或许此卷的分割时间更晚，故其他题跋随各段自叙残本散失不存了。”（大陆版《书法鉴定》第292页）

流日半卷本《自叙帖》珂罗版影印本后明治三十四年石川节堂跋中也说到，“倪滕二氏跋，纸墨分明宋物，书法亦佳，洵是当时所题者矣。衡山刻时无是跋，而三纸离析后有是跋，事实终不可考。”

我接受石川节堂和傅先生对两则题跋确为南宋人真迹的判断，但即便如此，也存在移配的可能性。题跋字迹的来源和移配时间“终不可考”。两则南宋人题跋的真伪与“流日半卷本”是否是复制品并无必然关系。

另外，傅先生在书中还说到倪、滕“二人姓名均不见于《宋人传记资料》”、“目前并无其他资料”。其实只需稍加检索，即可发现倪、滕二人均有不少文字传世，事迹也可考。陈书国撰有“怀素《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南宋人两跋考述”长文（刊于《荣宝斋》2014年第9期），考证甚详，此处不赘引。

“三胞本”关系的另一种可能性

穆棣在2012年发表“《自叙帖》台北故宫本前六行暨流日半卷本确系钩摹”长文，并配发多张比对图版（《中国书法》2012年第8期），认为“流日本为地地道道的钩摹本，其种种仿造证据晰然可鉴。”陈书国在2017年发表“由狂草技法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怀素《自叙帖》之真伪——兼与傅申、张紫石等先生商榷”（《荣宝斋》2017年第11期），也配发了多张比对图版，认为“《流日半卷本》少飞白，很多粗细笔画飞白都是以墨填实，临仿者由于要照顾到各种细节，行笔不自信，小心翼翼，速度必然慢下来，因此出现很多死墨，死笔。”对于穆、陈两位学者的看法，笔者认为大多可接受，现再举一些新例证，并略作申说。

1.书写速度问题

从下图“仞峰”二字比对可见，台北故宫本的多处飞白，在“流日半卷本”中均被填实；“流日半卷本”行笔犹豫迟疑，台北故宫本的书写速度明显快于“流日半卷本”。

2.字形问题

2.1 “曾”字。“流日半卷本”与“契兰堂刻本”一致，但这样多一个圆圈，使得“曾”字误成“为”字草法。

2.2 “瑶”、“旭”字。“流日半卷本”与“契兰堂刻本”一致，但都多一个圆圈。

2.3 “郡”字。“流日半卷本”与“台北故宫本”一致，但其“君”第一笔迟疑；中部多写一笔；右半包耳旁的最后一笔轻忽，不似台北故宫本此处笔画肯定。“契兰堂刻本”此字的“君”误刻。

2.4 “永”字。“契兰堂刻本”和“台北故宫本”字形准确，“流日半卷本”草法有误，行笔犹豫。

傅申先生对《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仔细反复比勘后，认为三者难分优劣真伪，这一看法笔者不敢苟同。经过对三者大量字迹的比对，我认为台北故宫本的书写速度快于“流日半卷本”，字形准确度亦高于“流日半卷本”。契兰堂刻本无法判断其书写速度，但在摹刻过程中，存在极少变形的现象。如果上文所述“流日半卷本”可能是近代复制品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它的参考材料既包括台北故宫本，也包括契兰堂刻本，甚至可能还有某一件或者某几件我们尚不知道的材料。《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不是“三胞胎”，而是一母（台北故宫本）两子孙（流日半卷本、契兰堂刻本）。

结语

傅申先生在“确证台北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映写本”一文中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即使这些复本不能完完全全地套叠在一起而略有参差，对这样纯熟精准的掌握度，足以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因为人手究非机器，而这种近似度，已经是机器一般了！”（大陆版第318页）的确，我也认为，《自叙帖》台北故宫本和流日半卷本之间的近似度，只有借助机器复制才能够做到。傅申先生提出的“三胞本”、“映写说”，或许几个字、几行字能够做到如此雷同，但如果是几十行、几百字大草书，几乎没有可能。

“流日半卷本”的出现，是库恩（Thomas 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谓的“难题”（puzzle）。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坚持原有的理论修补之，还是另起炉灶改头换面，傅申先生选择的是后者。我非常敬佩他的勇气，也认为他提出的“三胞本”、“映写说”依然是一种可能性。但我认为他轻易放弃了台北故宫本是“写本”这一最为重要的理论“硬核”（hardcore，此处借用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说法），轻易相信1901年石川节堂跋和1902年谷铁臣跋这两份连书迹都没有见到的排印文字材料，没有想到“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两种可能性，进退失据，是研究中最重要的失误。我同时还认为，“流日半卷本”是近人复制品的可能性，较之“三胞本”、“映写说”，更具合理性，更可被接受。

最后简单重复一下笔者想在这篇文章中表达的两个主要观点：

一、《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是写本，既不是李郁周认为的“摹本”，也不是傅申提出的“映写本”。它是不是怀素的真迹，不知道。

二、《自叙帖》“流日半卷本”可能是近代复制品。《自叙帖》台北故宫本、流日半卷本及契兰堂刻本不是“三胞胎”。

历史留存下来的各种材料中，总是存在诸多的缺环，我们只能凭借现有材料，并运用逻辑和想象去补充那些缺环，提出种种可能性。我希望能看到研究者提出更多关于《自叙帖》的可能性解释。这些可能性仅仅是合理程度不同而已。或许，它们都是对历史的“误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