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马克龙的“维希时刻”；左翼民粹的塞壬之歌

马克龙的“维希时刻”

上周四，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郊区发表声明时，承认60多年前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政府折磨并杀死了时年25岁的法国数学家莫里斯·奥丁（Maurice Audin）。奥丁是一名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共产主义者，参与了反对法国殖民者的斗争，在1957年被捕后消失，此后他的家人一直在努力寻找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真相，直到上周才从马克龙交付的一份由律师和历史学家起草的官方文件中发现法国当局对奥丁之死负有直接责任。《卫报》日前刊载安德鲁·赫西（Andrew Hussey）的评论称，这或将成为他的总统任期中意义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大西洋月刊》刊载的亚思敏·赛尔汗（Yasmeen Serhan）撰写的评论文章提到，马克龙在声明中说，“一个为了更高效地打击对手而允许执法机构逮捕、拘留、审问任何‘嫌疑人’的系统使他的消失成为了可能”，并表示奥丁被认为在军方的扣押中死亡。他补充说道，“法兰西共和国有维护真相的责任……因而不能最小化或免除双方在这次冲突中犯下的罪责和暴行。”他还呼吁将战争期间失踪者的档案开放给历史学者和家人。尽管马克龙并未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动正式致歉，但对莫里斯·奥丁的遗孀乔塞特·奥丁表达了歉意，有研究者认为，承认对奥丁的酷刑的意义也延伸到了其他的受害者家庭，他们已经为此等待了超过60年。

两则报道都将马克龙的这一声明与法国前总统希拉克1995年在维希发表的著名讲话相提并论，在这次讲话中，希拉克承认法国政府在二战中将76000名犹太人驱逐至德国死亡集中营，充当了纳粹的同谋，标志着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与一段近期的耻辱的过往的和解。因此，赫西将马克龙此次的声明称为他的“维希时刻（Vichy moment） ”。

赫西指出，即使以殖民战争的标准视之，1954-1962年间的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也极其残忍。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方面之一就是法国军方将酷刑合法化为针对阿尔及利亚反叛分子的战争武器。这是当时法国所面临的巨大道德困境，加缪和其他知识分子认为，酷刑不仅对人性的犯罪，更使施刑者蒙羞，在二战中经历了纳粹暴政的法国人现在也做出了和纳粹同样的行为。而奥丁的案例显示他们对法国公民同样进行折磨和杀害，这一事实早在1958年就被法国记者亨利·阿莱格（Henri Alleg）所揭露。因被怀疑同情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阿莱格与奥丁在同一时期被逮捕、折磨，但他得以幸存，并将经历写成了《问题》（La Question）一书，尽管立刻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被禁，但还是在战争顶峰时期于地下广泛流传。

赫西分析称，马克龙属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才出生因而没有情感包袱的一代人。这意味着法国迎来了第一个将阿尔及利亚战争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被禁忌和沉默包裹的家丑交由历史学家进行研究的机会。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是否会在当代法国社会带来很大改变，尤其是在那些已经在法国建立数十年之久的阿尔及利亚传统社区。法国左翼始终面临的一大禁忌就是在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和法国殖民遗产之间建立联系，这种做法被驳斥为粗糙的决定论甚至纯粹的种族歧视。但事实上，法国本土的恐怖主义者以及法国监狱中的穆斯林罪犯中有阿尔及利亚背景的比例高得不成比例。现在法国的第五、第六代法裔阿尔及利亚人中有很多不确定自己在法国和更广阔的世界中的位置的年轻人，他们对战争中和战争后发生的事情只有片面的、零散的观点，只能从祖父母和其他亲属口中获知一些轶事。学校系统只以最中立的表述讲授这场战争，没有个人经历、流亡和移民的创伤。这经常让他们感到愤怒，与家人不和，质疑他们一开始为什么来到法国。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尔及利亚战争及其后果在法国仍是未尽的事业，这对左右翼都适用。一个例子是，作为对马克龙声明的回应，法国前内政部长、萨科齐的密友以及移民遣返的倡导者布里斯·霍尔特弗（Brice Hortefeux）在《巴黎人报》（Le Parisien）上宣称马克龙揭开旧伤疤只是为了哗众取宠，并表示对当前针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忏悔”文化感到厌恶。

文章最后总结称，马克龙“维希时刻”的意义不仅在于承认过去的糟糕错误，更重要的是尝试向当下的一代人重新确认战争已经过去而法国可以向前迈进。奥丁事件只是和法国历史和解的一小步，但至少走向了正确的方向——走进了21世纪。

左翼民粹主义的塞壬之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评论者认为民粹主义是左翼夺回权力、面对全球化推进维护经济安全必要政策的最佳策略。近日，智利圣迭戈波塔利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卡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Project Syndicate撰文发出提醒，思想者应当超越民粹主义的选举效率，看到其对民主可能构成的威胁。

卡特瓦瑟首先指出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党近年来都陷入了挣扎：法国社会党在2017年大选中仅获得6%的选票，该党派因此被迫出售位于巴黎索尔费里诺街的总部大楼；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去年秋天的联邦大选中仅获得20%的选票，是为该党派战后最差表现；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在2015、2016年度的大选中的得票都只是刚刚超过20%，比10年前减少了一半。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中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都在选举中获取了相当份额的选票：20%的法国选民在2017年投票给了梅郎雄的“不屈法国”党；9%的德国人投给了左翼党；21%的西班牙人选择支持“我们可以”党。

文章接着指出，在这种情形下，越来越多的权威人士和学者认为左翼民粹主义是使左翼重新掌权并实施政策帮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的所谓“失败者们”的最佳策略。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就在她的新书《为左翼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中声称，“左派民粹主义可以理解为构建‘人民’和‘寡头’之间的政治边界的话语建构策略，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构成了 恢复和深化民主所需要的政治类型。”

卡特瓦瑟指出，墨菲将她的分析局限于西欧，用了一整章的篇幅从撒切尔主义中阐发经验，却忽视了近年来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府。其中包括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Rafael Correa）从2007年到2017年的十年任期，乌戈·查维兹（Hugo Chávez）及其继任者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在委内瑞拉的统治，以及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政府。卡特瓦瑟认为，尽管拉美和西欧的左翼民粹主义种类并不完全相同，但也不能被割裂，因为西欧左翼民粹主义者常常从拉美同仁身上获得灵感。例如“我们可以”党最初选举策略的设计者伊尼戈·埃雷宏（Inigo Errejon）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莫拉莱斯的崛起，梅郎雄也多次为查韦斯主义和马杜罗政权辩护，他还在2017年的竞选宣言中建议法国加入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一个由卡斯特罗和查韦斯在2004年创立的政府间组织。而梅郎雄就在墨菲新书的致谢名单之中。

卡特瓦瑟接着分析称，检视当代拉美激进左翼民粹的记录，看到的将是一幅毁灭性的画面。自世纪之交以来，这些力量毁坏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科雷亚、查韦斯和莫拉莱斯上台后，都通过公投快速实施了重大宪法改革，不仅削弱了旧式精英的力量，也严重限制了反对党与之公平竞争的能力。尤其是在委内瑞拉，司法机构失去独立性，腐败猖獗，通胀失控。拉美近年来的左翼民粹主义经历显然是灾难性的，那些主张将其作为“恢复和深化民主”方式的人应当承认这一现实。对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客观实证检验现实，名义上包容的民粹主义政策的代价太大了。莫拉莱斯、科雷亚和马杜罗对其国家的民主规范和制度造成了持久的破坏，马杜罗尤其表明所谓的帮助“失败者”的代价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