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我不相信没有时间写作的作家

本文选自

《1962-1991私人文学史：杜拉斯访谈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不能像引导其他人那样引导玛格丽特·杜拉斯进行访谈。这并不是因为她尝试逃避问题。不，她知道倾听问题并回答，而且不会找借口蜻蜓点水式地回避问题。甚至有时候，她比任何人都更沉浸在问题之中。但是她的话和她的写作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多米尼克·奥利（Dominique Aury）曾在《琴声如诉》的序言中写道：“她不言而言。”在这里，玛格丽特·杜拉斯对问题进行了“障碍清除”，她的声音、她的提议，还有她的沉默重新构成了她的书的风格。而人们很快就注意到在一场以谈论自我为主题、甚至极度地想把自己放在世界中心而不去表露它无限的复杂性的谈话中，杜拉斯表现出来的那种克制。

谈话简短而且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因为对玛格丽特·杜拉斯来说，写作现象被风格现象和书的结构抹杀了。人们看到她并没有顺着问题打开的视角去谈，去解释她创作的起因和创作过程。在这个问题上，她的解释十分简单，就像她书中的句子一样凝炼，仿佛只剩骨头。“她走着，他说，我尤其坚持这一点。这将是一次十分漫长的行程，分为几百次伴随着统一节拍——她的步调——的行走，她走着，句子也跟着她走……”

01.

“我在尝试撤回自我。”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尝试写我所说的开放的书，一些建议，一些读者可以在其中“悄悄塞进”自己的书的结构。如何达到这一点？显然是通过风格，“通过不说话”。我试图建构，同时也在试图解构，清理我的思想。如果您愿意，我是在尝试撤回自我，在写作的自我面前撤回多话的自我。

按时下的风气看来，在读者面前隐去自我，或许是作家最关心的事情。她在作品中划了一道界限。而且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最初的几本书与其他书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除了轻盈、精准、细腻的创作手法。过去的创作手法从风格中解放出来，而今天的创作手法已经从属于风格。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最初的几本书中，我尤其关注写作的叙事功能。

于贝尔·尼桑：但是，已经很细腻了……

玛格丽特·杜拉斯：这在当时没有现在重要。当时那不是我写作的首要问题。

于贝尔·尼桑：是进化了还是醒悟了？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想是两者兼而有之。尤其是……对，说到底，更像是一种醒悟吧。这始于《琴声如诉》。在《琴声如诉》中——我第一次说起这个！——我尝试叙述我悄悄经历的个人体验。于是，出现了羞耻心的问题。我在这种体验周围筑起高墙。我用冰把它围起来。我选择了一种形式：体验越惊心动魄，笔触越朴素无华。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散文中插入了一些真正的诗歌，其中有些有时会让人想到圣-琼·佩斯如伟大咒语般的诗篇，另外一些让人想到皮埃尔·勒韦迪的笔记。……每一座像小岛一样充满诗意的片段难道不就是一种突破吗，甚至是对写作的一种捍卫，尽管结构十分准确——也正因为如此——在尝试释放自我、确认自我、临时指引这本书？

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是系统地。或许有像小岛一样充满诗意的段落，但不是系统的。

于贝尔·尼桑：但有时候，会大大超出“岛”的范围。在《副领事》中，作为长序曲的亚洲小女孩的故事是一首纯粹的诗，一曲真正的歌。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不会说出“诗歌”这个词。在《副领事》中，我寻找了一种富有乐感的句法。我想通过重复表达饥饿的主题，这跟慈善悲悯之心无关——您看得很清楚，不是吗？——我想用锤子的击打声来使其具有乐感，把饥饿变成幻觉和荒诞。随着饥饿的自我毁灭，舞台清空，副领事就是这样准备出场的。女乞丐的故事没有与副领事的故事交叉。他到达的是一片音乐缭绕的场地。这是我第一次这样做。为了处理这个序曲，我尝试使用十分简单的元素：空旷的天空（我称之为“头顶的碗”）、污泥、石头、尘土、盐。饥饿本身是一种应该拒绝的诱惑。

02.

“我和我的书处在危机关系中。”

人们从解读作家作品的最新研究中挖掘意义，由此去评判作家创作的初衷。这就产生了某种监视的印象。这就要控制住写作，通过逐渐压缩，使作品只剩下简单的结构，其中写作和作家都消失了，唯一的个人印记（或存在）便是风格的标记。按照这种新观念，对于一本她开始讨厌的旧书，玛格丽特·杜拉斯甚至会重写。于是她抛弃了又追回……

玛格丽特·杜拉斯：波朗说《平静的生活》（La Vie tranquille）是我写得最好的一本书。这不是真的。然后我会抛弃最讨人喜欢的书。我可能会让读者不高兴：我抛弃了《塔吉尼亚的小马》（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因为这是一本充满魅力、极易阅读的书……

于贝尔·尼桑：这不再是一种价值判断。这是一种保护您免受莫名侵害的方式……

玛格丽特·杜拉斯：不。这是一种自我体系内部的价值判断。我并不是说我觉得这本书糟糕，但考虑到我正在尝试做的东西，我拒绝了它。在这里，我可以用“拒绝”这个词！

于贝尔·尼桑：您追回了哪些书？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以前写过的书中，《直布罗陀水手》，正是这本。在叙述的推进中有些东西是我想追回的，我觉得它非常现代：这种在一个不存在的故事前的冗长序曲。此外还有五本书：《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琴声如诉》《劳儿之劫》《副领事》《英国情人》（L'Amante anglaise）。

恰恰就是在这几本书里，玛格丽特·杜拉斯从人生决定性的体验出发展开她的追寻，《琴声如诉》就给了她这种体验。指出这一点很有意思，我们在前面已经暗示过了，这种坚定的努力，这种一丝不苟的探究，这种越来越朴素的风格无一不是从美学、从形式上的明证。书并不是拿给读者读的，正如作家暗示的那样；它是用来填充的。或许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唯一意图是向读者提供这种红外线眼镜，戴上它便可以发现夜晚隐藏的东西？于是，作家成了人们获取秘密的中介。但是持这种主张的作家会遭遇哪些困难？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或许写得太顺手了。于是，困难便出现在倒回去看的时候：一切都得重写，都得从头再来。对我来说，问题在于不要叙述。让叙述自行完成！女乞丐的故事是最先出现的问题。这是我在印度支那经历的一个故事，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这个恐怖的故事伴随了我的一生。需要从我经历的故事的矿藏中提取出这个故事，解除抵押——我作为见证人的抵押。然而我不能毫无痛苦地进入这个故事，我的痛苦会影响女乞丐的痛苦。于是我渐渐披上了第二作者的外衣，一个年轻男人，刚刚到达印度，他写了让人为印度哭泣的东西，不管他是谁，只要是新到的就行，等等。

在这里，玛格丽特·杜拉斯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承认了她有一种至关重要的写作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引导书进行下去。写作存在一定的自主性，而且她对此的信念尤其让她跟其他作家很接近。即使在这一共同点上，使其不同的，首先是自主现象，只是为了方便对话才被称作写作的：实际上，她的解释证实了这一点，正是这整本书突然获得了一种自主，也就是说不仅是写作，还有情节的推进都是自动的。随后，玛格丽特极为冷静地重写了自动写成的文本，不是为了使其更完美，而是为了解构它，减少其中的轶事和异国情调，使其达到一个平衡点，她要求从这本书中散发出来的光线尽量变得轻盈，与蜘蛛网的结构一样轻盈。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就是让写作自行完成。也就是既知道也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相信人们知道。害怕。看到朝哪个方向走。有一些很简单的坐标。人们对自己说：“今天，我描述的女人走出房间，黄昏时回来。”但是，一旦女人出门，就应该让她完成这本书。每天，一本正在写作的书都会改变方向。应该跟随它……说到底，我说的是我的情况！

在这一点上，我确定，我完全确定写作就是通过那个出现在书桌前的人而自行完成的，他只是书的到访者。总的来说，萨特的理论在于置身于写作之中，这个理论已经终结了。在我看来，萨特可能忽略了写作具有一个神奇的功能。不是人的冲动，而是词语对词语的冲动，意义对意义的冲动。现在人们知道这一点了。但是之后，我向后退。我成为了读者。我成了我的读者。在这一点上，萨特说得对：作家应该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在这个时候，我要么走老路，要么重新开始。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和我的书处在危机关系中。此外小说也处在危机之中。但是我想它需要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如果它不处于永久的变革之中，它就什么也不是……

于贝尔·尼桑：您会将自己视为小说家吗？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不知道。

于贝尔·尼桑：您的书被贴上了小说的标签。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伽利玛出版社，每一次人们都在想贴什么标签。最后都贴上了小说，因为小说卖得好……

应该贴什么标签？她不知道。这是一个小问题。其次，她不喜欢被归类。“我不会给自己归类。”她声称。她独自一人，远离各种群体，有时会被他们迷住，但很快就会被这种偏好可能会导致的附属关系吓到，要么无动于衷，这时她就会因为没有更多地参与而感到后悔，她会解决她的书遇到的个人危机。她估计她与“新小说”的共同之处仅在于“一种探索精神”。但是她会把这些交给他人去评判。“正如人们所愿，这跟我没有关系。”

玛格丽特·杜拉斯：不，我觉得，在现代小说中，我们这里的研究比其他地方的有趣得多。也更重要。那些试图扼杀巴尔扎克式对社会的刻画、减少作家在社会中和在自己眼中的作用的人，正是法国人。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美国人。

03.

“我不相信没有时间写作的作家。”

如果相信她的出版人所作的调查，而且从她收到的信件来看，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年轻人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没有对此作出解释。至少在对话中，她没有思考过，这种巨大的成功是否来自她既没有真正与继承传统的小说决裂，又开辟了通往新视野的角度，这样既满足了保守潮流，也满足了进步潮流，这些潮流处于复杂关系中，在选择尚未确定的年轻人中间相互对峙；或者也有可能是她的书结构开放，尤其受到了想象力如同没有墓地的魂魄一样游荡的年轻人的喜爱。

玛格丽特·杜拉斯：人们对我说，我的读者是大学生，这让我很高兴……总之，我收到不少大学生的来信。之前那一代给我写信的反而少。

于贝尔·尼桑：在那些写作的人眼里您是女人吗？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女人眼里，是的，在男人眼里，不那么明显。

于贝尔·尼桑：男作家？

玛格丽特·杜拉斯：他们说“杜拉斯”……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从出版社那里领取不菲的月薪。这迫使我写作。这样才有理由领钱。但这是工作吗？或者是职业吗？应该修正这些概念！不管写得极少、根本不写还是写很多，我每天都会坐在桌前。但我也能在火车上写，我在哪里就在哪里写。那些不能随处写作的人，需要某种安静的环境、某种光线的人，这些人，我想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写。对于没有时间写作的作家，我不相信他们。

人们再次感受到了写作——为完全避免混淆，应该称其为写作的需要——对作家生活施加的压力。在这里，它变成了一种本性，以至于仪式被打乱了。但这可以解释为与其他人相比，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写作不那么像咒语。再说一遍，这是为某种平衡服务的写作，即书的结构的平衡。在由自己完成的文学中，如此献身于写作的作家扮演着什么角色？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接收手稿。我感觉，当人们因为出版社不会出版他们的书而绝望，当他们找遍了人依旧无果后，他们就会把手稿寄给作家。这里面很少会有好书。但毕竟有时候还是会有惊喜。两年之内，我收到过两次手稿。这不算多。

于贝尔·尼桑：您从交给您的坏书中找到共同点了吗？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指出这一点很有趣。低租金住房的生活，阿尔及利亚战争，印度支那战争。这就成了文学的杂物间。人们马上把自己的经历扔进去。没有经过时间沉淀，所以很糟糕。

于贝尔·尼桑：您会鼓励年轻人吗？还是说您会劝他们放弃？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很少鼓励。这确实是最次的职业。这让人痛苦、让人烦恼，侵占生活中其他东西的位置。某种幸福的位置！至于促使人们写作的欲望，可以征服它，把它用在其他地方，用在夫妻间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疯，旅游，变成疯子。为什么不发疯呢？写作或许是一种酷刑，一旦开始便无法脱身。

这种她通过暂时不写作而获得的幸福，是其他任何幸福都无法替代的吧？难道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写作带来的幸福的痕迹吗，无论是生产书的喜悦，还是在思考各个阶段、向前推进和最终完成时得到的快乐？有一种写作的激情，仿佛在词语、思考和判断的丛林中奔跑一般！然后在书完成后，似乎又产生了新计划……这种不断的再生，本身不就是一种幸福吗？

玛格丽特·杜拉斯：我完成了《英国情人》，它取代了《塞纳-瓦兹的高架桥》，一本我讨厌的书。然后我有了计划。必须如此。否则就会焦虑，这是最糟糕的。

于贝尔·尼桑：围绕写作的文学活动呢？

玛格丽特·杜拉斯：电影剧本。电视和报纸采访。

于贝尔·尼桑：您喜欢采访谁？您的文章是关于谁的？哪些人让您着迷？

玛格丽特·杜拉斯：妓女、疯子、罪犯。

最后这句话言简意赅，但或许吐露了最重要的事。因为说到底，哪怕是被收买的爱情、自愿的疯狂和罪恶的死亡，这些不都是人们终其一生孜孜不倦寻找和重建的天堂、纯洁的天堂、永恒的天堂的主要标志吗？当然，玛格丽特·杜拉斯并没有求助于有时如梦似幻的形而上学。她不是在写作层面、唯一的写作层面开展主要斗争的。

但是她并没有禁止人们从她的解释和她的书的结构出发想象其结构，这些在沉默的面纱背后的结构使她能够更接近其他人，超越了人们最初的想象。《广场》的女主人公说：“先生，我并不想叫您不愉快，不，我太想让生活变一变，从中走出去，所以对于旅行我不感兴趣，不想去看什么新奇事物。”最终，这本没有趣闻的书，这个如数学视角一般的无限空间，这段不再流动的时间构成了一部作品，为了不让任何东西死去。

原标题：《杜拉斯｜我不相信没有时间写作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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