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教授蒂莫西·厄尔：酋长如何掌权？

本文选自《酋长如何掌权》中文版序，作者：蒂莫西·厄尔，译者：张炼，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酋长如何掌权》书影

我非常高兴能在张炼的邀请与帮助下出版《酋长如何掌权》一书的中文版。语言问题常常在研究同一主题的学者之间造成壁垒，因此本译本旨在与一个新的学术群体建立联系，以共同探讨“社会进化”这一重大问题。在未来，我期盼能与我的中国同行们产生更多有价值的对话，你们所研究的案例涉及数千年间的无数社会变革，其中必定有许多能使我受教。

我过去的工作离中国很远，我的相关知识充其量也是十分边缘的。我的研究主要关注新世界(南美洲安第斯地区)、太平洋(波利尼西亚)以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等地区的酋邦社会。若要历史性地审视，这些案例间的关联是什么？从表面上来看，他们之间毫无关联，各自有着独立的社会变迁史。但我相信，在他们各自运作以组织起中央集权且社会分层的区域性社会的过程背后，必定存在发挥了作用的共同机制。波利尼西亚与安第斯地区的初兴复杂社会在包含灌溉系统的集约化农业经济的支持下掌控住了密集的人口。与之相反，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青铜时代存在着的则是低人口密度的社会，它们处在农业国家的边缘地带，凭借着对财富物品贸易的控制而得以存续，后者主要包括金属、琥珀以及可能存在的奴隶(Lingetal．，２０１８)。在本书中，我罗列出了各式帮助酋长创建区域性政治体的权力运行过程，包括对于基本财政和财富财政经济、战士力量以及宗教组织的控制。它们在不同的案例中以不同的方式相互混杂、配合。

中国深远的历史记录下了其非凡的社会政治复杂性，这在资本主义诞生之前的世界舞台上是无与伦比的。她的成就是众所周知的，其中包括持续的人口增长，对特有动植物的驯化(如粟黍、水稻、水牛)，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如持续性地对土地施肥、修筑梯田及灌溉系统)，稳固的定居聚落(由村庄最终发展为城市)，复杂的高温技术(得以生产出最高品质的陶瓷及金属器)，经济的专业化，不断发展的社会不平，以及大规模的政治组织机构等。对于你们所拥有的世界，我自身的理解始终是有距离的。我近年来在台湾展开了工作(ChaoandEarle，即将出版)，主要目的在于审视台湾东海岸酋邦社会的兴起，及其融汇为一个跨境贸易/劫掠综合体的过程。在我们的论述中，这一区域随后通过软玉及金属交换与东南亚的初兴复杂社会建立了联系，反而与此时的东南沿海地区相对隔绝。但是，中国的历史在这期间深刻地引起了我的兴趣，尤其是其在与世界其他社会的社会复杂性进化对比中显示出的独特性。

我们该如何解释中国发生的宏大社会进化过程?希望我这本书能为此提供一些洞见，或至少是一些值得考古学参与检验的假说。在青铜及铁器时代，中国社会已达到了国家的组织阶段，并通过广泛的贸易逐步与欧亚大陆上其他复杂社会或简单得多的社会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以及潜在的生产与贸易体系成为后续许多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这一体系内的各成员间是相互依存的，通过世界经济运行使人类整体的复杂性得到发展，对于前者的控制既有区域性的，也有跨区域的。然而，真正定义了中国独特性的复杂性要素早在新石器时期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在随后通过征服、合并、竞争等手段扩展到了中国的周边区域。我相信，中国独特的早期历史以及她随后的扩张，都能通过本书展现的酋长权力动态体系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释。

简单地说，酋邦是统治着数千到数万人口的区域性政治体。出于分析的目的，我认为所有这一人口规模内的政治体都能被称作酋邦，尽管对它们的描述及称谓在不同的案例中各不一致。与简单的村落社会相比，社会组织的区域性规模需要有着相应的组织制度支撑，背后则是对于劳力及资源的调配能力。或许所有酋邦社会唯一的统一特征便是区域性的聚落等级结构，其中包括特殊的纪念碑、人口的集中定居点以及酋长群体独特的墓葬及住房等。酋邦社会既不是必定产生的，也不是单一变量的。它们展现了在潜在的政治经济体系差异基础上，制度形式发展出的强烈多样性。为向卡尔马克思致敬，我将其称作强调独特政治经济体系和资源调配手段的不同“生产方式”(Earle，２０２０)。这些多样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生物进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这也将帮助我们进行理解。

实际上，我希望结束那些识别如酋邦这样的社会类型的尝试。社会类型学发展出了关于定义标准的各色清单，而这无疑已变成了史前史研究者的克星，以及当前研究所批判的焦点。相反，我更强调区域性社会(或者说酋邦)形成并得以维持的具体过程。这些社会全都有酋长吗?这在民族志中或许被清晰地记述并标定了下来，如在波利尼西亚所发生的那样，但它们在考古学中的识别既不容易，也从未被统一。这便是因为权力的基本特征各异，会根据经济控制、战士力量、宗教信仰等权力来源社会要素的不同而产生各自的表现。取得控制的机会通常会系统性地出现，而当早期领导者意识到这一点时，他们便会开展各种措施来增强其统治。如夏威夷的案例所展现的那样，灌溉系统的修建明确地定义了财产所有权，酋长对其修建活动的组织又使其获得对于劳力服务的总体权利。统治的水平高低与否事实上并不能代表相应社会是否已与更平等、更小规模的社会有了质的区别。相反，酋长们所拥有的权力和控制能力会根据其发展政治经济体系的差异而有着明显不同。因此，后者才是我试图考察的主题。

还有一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是，酋长的行为到底出于其个人利益，还是群体利益。答案显然是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变化的一种平衡。集合行动理论(collection action theory)认为，不同类型的国家(以及作为其形成基础的酋邦)依其收入来源构成了一条光谱(Blanton and Fargher，２００８)。酋长权力来自调配本地劳力和资源的程度越高，便越依赖于群体的支持，且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他们需要开展仪式，以及其他会将平民与领导者相互捆绑并为后者带来优势的活动。但当权力收入来自外部时，领导者便会更强调其自身的利益，并将其与大众有效地隔绝开来。这不是对于酋邦的类型学划分，而是资源调配过程和控制组织财政之间存在的区别。当然可以在合作结构酋邦(酋长强调社会的一般利益)和排他酋邦(领导者致力于使自身与平民不同)之间做出简单的二元划分(Blantonetal．，１９９６)，但如上文所述，在实际的情境中，不同手段是会被混杂着以使权力中央化的。

当我以考古学的视角看待酋邦时，我发现不同案例间的对比更加凸显了各自权力关系和来源的重要影响。许多早期酋邦都以纪念碑建筑而闻名，这显示了酋长从仪式活动中获取权力的能力。这些酋邦通常都会修建非凡的纪念碑景观以展现区域性的权力组织，但其中的酋长却并不一定会在日常消费和丧葬行为上与平民有所区分。另一种情况是，酋邦会更依赖于对特殊物品的购置与制造，通常会因此与远方建立联系，而从群体外部获取权力，并愈加强调这些物品因此所获得的独特性，这便是所谓的排他性策略(Blantonetal．，１９９６)。因此，酋长的地位更可能在住房、物品消费以及特殊墓葬中对于个体的标识中得到表现。根据这些参照标准，不同时空条件下的酋邦中所应关注的重点便有所不同。

我发现，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酋邦的诞生与定居社群内的一套独特等级体系有关，并与仪式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玉石器变得越来越重要，其获取被限制，只有熟练工匠才能参与制作，并会最终被用来标识精英的特殊地位。我注意到，许多玉石器尽管除展示外并不能被实际使用，但却代表着武器，这是精英统领战士力量的明确标识。更晚阶段中征服战争与战士的重要性很有可能在区域性酋邦的阶段里便已初步形成。在这之中，贸易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贸易将象征性权力的来源从本地拉远到了跨区域的尺度上。在中国核心的农业国家诞生与发展之时，其周边呈弧状分布着许多酋邦政治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特殊物品的流动，而这又是核心区域的城市精英们所渴求的。尽管和农业核心地带相比，周边区域所诞生的酋邦密度很低，但它们却适应出了控制贸易瓶颈的发展手段(Earleetal．，２０１５)，这些通常由畜牧人群构成的战士社会甚至还时而能够征服核心区域。

与自然选择相似，社会变迁也代表了进化过程中的选择，针对的是各式各样的制度组织及行为模式。它作用于文化行为和它们的后果，而不是由基因所决定的表现型。如同自然选择，社会选择也并不是具有内在目标或无法避免的，而代表了个人和群体为其所感知到的自身利益和生存所做出的一次次决定。群体选择会发挥作用，如更大、更中央化的人群常在竞争中驱除或吞并更简单的社会。但这并不是始终如此简单的，群体的组织是多层次的，其中包含着更次一级的群体，后者也会因本地或其他产生冲突的利益而相互开展斗争。考古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其重要目标之一便是研究社会进化的过程与结果。中国深厚的社会历史及其内在的时空对比及变化为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我很高兴我关于酋邦进化的思考能被提供给中国的学者们，希望这对研究社会长时段的形成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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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如何掌权》
作者：蒂莫西·厄尔
译者：张炼
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