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核轮盘赌（三）：这一次，我们还能绕开毁灭之路吗？

俄乌冲突猛然把世界带到了核战争的边缘——我们离核战争如此之近，甚至超过了六十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

人们不免错愕，因为这在几年前还是不可想象的。

不过，如果回头看看，这一切的发生又不是毫无道理的，它有其酝酿和形成的土壤，并不是凭空而生和毫无来由的。

问题的根本症结在于俄美关系，这既是当前核危机发生的基本背景，也是它的直接原因。简单说，作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核大国，俄罗斯和美国只要在军事战略上形成对立，核风险就自然存在，对立的程度越深，风险也就越大。一旦它们开始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对抗，世界也就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俄乌战争是半个多世纪来俄美之间最严重的军事对抗。它虽被称为“代理人战争”，但美国的参与已经毫不掩饰，只不过俄美暂时都不想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以保留避免大战的表面理由。

自战争爆发至今，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达437亿美元，而俄罗斯2020年全年军费预算才617亿美元。2023年俄罗斯大幅增加了军费预算，也只有1000亿美元出头。而据另一个数据，战争以来，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达到1600亿美元之巨，其中军援750亿，美国在对乌援助中占大头，为1130亿美元。

美国在场，是战争中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西方的支持，乌克兰不管在军事上还是财政上都无法支持下去。也因此，俄罗斯把美国和北约看作是更主要的对手，其核遏制和核威胁主要针对的也是美国和北约，而不是乌克兰。俄美核赌博正是由此而来。

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俄美关系比冷战时期更糟糕。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有基本的尊重，有遵守共同规则的默契，有默认的利益边界，有条约机制的约束，有相互的核查，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还有紧急联络的“热线”。现在，这些基本都没有了。两国的核博弈随波逐流，基本是在猜测和摸索中进行。

苏联解体前到俄罗斯独立之初，苏美/俄美之间曾有一段好时光，这也是两国在核裁军领域的丰产时段——双方签订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核弹头数量大幅度减少，互信程度有所提高。

1982年6月，苏联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1985年11月，苏美峰会在维也纳举行，会议产生了所谓的“里根-戈尔巴乔夫模式”，亦即“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A nuclear war can not be won and must never be fought）。这一模式并非他们首创，但却因他们而广为流传。

这是核风险最低的一段时期，核战争的可能几乎完全消失。

此后，随着力量落差的加剧，俄美利益分歧再起，双边关系每况愈下，直至今天的公开敌对。随之恶化的是俄美在军事战略和核领域的关系，双方的军控合作趋于停滞，“破坏”取代“建设”成为导向。

2002年美国退出《反导条约》，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2020年又退出《开放天空条约》。俄罗斯2021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2023年2月宣布暂停履行CHB-3也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三个月后又宣布废除《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这样，双方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军控体系基本被拆解完毕。

俄罗斯暂停履行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看来不会再延期——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启动新一轮的俄美谈判困难重重。如果双方在2026年条约到期时不能达成新协议，则俄美在核军控领域将进入没有任何制度和规则的裸奔时代。

与此同时，两国的军事战略和理论再次以对方为敌，且表述日益公开和明确。最新版的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报告》（2022）将俄罗斯定位为“最迫切的威胁”（acute threat），包括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俄罗斯方面则早在1993年即收回“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转向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立场。2003年，时任国防部长伊·伊万诺夫曾表示，俄罗斯将奉行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核打击战略，把核武器变为实战武器。不过这一说法没有写入正式文件。

2014年的《俄罗斯军事学说》明确了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两种情况：（1）敌人用核武器和（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俄罗斯实施攻击，或是（2）使用常规武器但对俄罗斯国家生存造成威胁。2020年又增加了两种情况：（3）收到关于发射弹道导弹攻击俄罗斯和(或)盟国领土的可靠情报；（4）攻击俄罗斯重要国家或军事设施，这些设施功能的破坏将导致核反击能力的丧失。这使俄罗斯发动核攻击的适用面大为拓宽。

虽然俄罗斯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做出了限制，但这种限制颇为笼统，具有很大的模糊性。例如，在国家生存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那什么情况算是对俄罗斯的国家生存产生威胁呢？战争失败算吗，威胁到国家政权安全算吗，乌克兰攻入克里米亚或新四州算吗？诸如此类，都没有现成的规定，在解释上是开放的。当然，这种概念上的模糊性和解释上的开放性不是俄罗斯才有，其他国家的核战略和理论中同样存在。

所以，俄罗斯动用核武器虽有理论上的“红线”，但这条线可高可低，并不确定，最终取决于决策人的解释。有俄罗斯学者说，核战略理论不是“上帝”的文件，它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制订它的是人，人也可以改变它。换句话说，理论是死的，而现实是活的，现实可以抛开理论，而理论只能服务于现实。这意味着俄美的核赌博没有保险阀，谁也不知道走到哪一步就会触动核开关，引发核战争。

俄罗斯“核战派”的观点虽然惊世骇俗，但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核武器理论发展的产物，有其理论渊源。进入核时代后，围绕着核武器问题产生了大量复杂的理论，这些理论随着核技术和核军控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一直存在，在俄罗斯和美国都是如此。当然，所有的核理论都是基于假设，都没有也不可能经过实战的检验。

俄美关系紧张，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方面关于核战危机的警告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许多进攻性的观点和概念也活跃起来。

一种是核威慑失效论。长时间以来，人们有一种共识，即为了避免世界末日，人类不应该进行核战争，或者说，“核武器是不能使用的”。核威慑失效论认为，时间一长，人们就不再担心核战争，认为这根本不会发生，大国间的核威慑也就不再有用。这种观点认为，应该恢复核威慑和人类对核战争的恐惧。

一种是有限核战争论。这也不是新观点，它颠覆了“核武器主要是用来使对方不敢发动核攻击”的论断，认为核武器的小型化和投掷精确化，使其杀伤力可以控制在较小范围内，相当于一种威力更大的炸弹，并不会导致核大战和世界末日。因此使用小核武，打一场有限核战争，或是核武和常规武器的混合战争，并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并不一定导致核大战。这一观点主张把小型核武器常规武器化，打破了“核战争打不赢，不能打”的共识和原则。

还有一种是核灾难夸大论。它认为一些关于核战争的概念其危害程度，所谓核冬天、地球毁坏、人类灭亡等等都不会发生，这些只不过是模型推演出的结论，并不是真实情况。这一观点的用意不仅仅在于指出一种事实，它也为进行核战争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

此外，还有一些激进的观点受到新的青睐，如预防性核打击论等。

以上便是俄罗斯“核战派”的思想渊源，这些观点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也不是俄罗斯独有的。只不过在俄乌克兰冲突的背景下，战争形势产生了需求，核武问题走上前台，“核战派”的主张逐渐由抽象变得具体，从理论假设演化成政策建议，并出现了可以大声说出的适宜环境，进而产生了强烈的效果。

找到俄美核博弈的原因并不难，难的是从中全身而退。

改善美俄关系，自然是治标又治本的办法，但可预见的未来，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于是，许多人把停火作为首选。这无疑是正确的思路，只有俄乌停火、战争结束，才能避免核危机的升级，也才能熄灭核战争爆发的炉灶。但如果无条件停火，乌克兰难以接受。因为无条件停火意味着保持现状，也就是俄罗斯将保有它所占领的土地，乌克兰却要停止为收复这些土地进行的战斗。如果按照乌克兰的十点和平方案停火，俄罗斯必须撤走军队，俄罗斯也绝不会同意。因此，停火虽是努力的方向，但在当前的局面下，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停火条件极为困难，停火难以迅速实现。

还有人提出，俄罗斯和北约进行某种交换，相互做出承诺，如北约不在靠近俄罗斯的地区部署核武器，或是北约不吸纳乌克兰加入，换取俄罗斯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对此，无论是俄罗斯和北约都不会接受。

北约一向坚持各成员国自主决定防务事务，它不允许他国对北约的决策有否决权，也不会向俄罗斯做出不在其成员国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保证，包括新加入的芬兰和瑞典。对相对弱势的俄罗斯来说，放弃使用核武器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核武器既是它的“杀手锏”，也是它的“护身符”，这是它最后的安全依靠，放弃核威慑几乎等于卸除俄罗斯的盔甲。

在与拥有巨大综合实力优势的北约的常规战争中，俄罗斯难以取胜。呼吁不使用核武器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它能表达一种国际态度，并造成一定国际压力，但仅仅呼吁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不能解决俄罗斯的安全关切。安全关切得不到满足的俄罗斯，不会为任何政治和道德呼吁所动。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俄罗斯始终认为它的核战略是防御性的，是美国和北约在推动核战争，危险不是来自俄罗斯，而是来自美国和北约。事实上，美国和北约在核问题上也不示弱，与俄罗斯针锋相对。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宣言”再次重申北约为核联盟，这意味着北约的每一次扩编都把双方的核边界朝俄罗斯的方向推进了。2022年10月，北约举行“坚定正午”核演习，这虽是例行演习，但美国B-52战略轰炸机少有的参加使它显得不同寻常。为保持核优势，美国计划在2021到2030的十年间拨出6340亿美元用于核力量。

现在所能期望的不过是，俄美在危机平息之前，都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理性、审慎和克制，避免将对手逼向走投无路；给自己和对手都留些余地，就是给未来可能的出路留出时间和空间。

1963年6月10日，肯尼迪在美利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这位刚刚化解了古巴导弹危机的美国总统总结道：“最主要的一点是，在保卫本国生死攸关的重要利益时，核大国不能采取这样的模式，即把对手逼到或是屈辱地撤退、或是打核战争的选择中。在核时代，这样的模式将见证我们政策的彻底破产，以及集体无意识地走向世界的毁灭。”对于六十年后的俄美来说，这段话仍然适用。

-----

赵华胜,系复旦大学教授、北京国际对话俱乐部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