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杂志 |批判《海瑞罢官》浪潮中的“时汉人”

批判《海瑞罢官》

浪潮中的“时汉人”

钱江 原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

早春时节，写了若干篇记述当代新闻人物吴冷西经历的文章，正在往下写，电脑屏幕上突然跳出一行字：“我就是你文中提到的，当年为吴晗辩护的北师大学生‘时汉人’（金宏达）。”

图 |1991年金宏达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观光时留影

1966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时汉人”的5000余字长文，质疑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观点，是当时屈指可数的异议文章。一个月后形势翻覆，全国报刊上掀起更大规模的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判，“时汉人”是一位22岁在校大学生金宏达的笔名，文章背时，作者必然陷入口诛笔伐之中，厄运当头,命运之舟会被大风暴卷向何方？

笔者登门拜访，听“时汉人”讲述从一个历史房间连接到另一个房间的故事。

一

金宏达大胆质疑

姚文元评《海瑞罢官》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简称“姚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进入12月，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响应“姚文”，开展对《海瑞罢官》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的批判，声势浩大。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金宏达，参加“四清运动”从衡水农村返校不久，读罢“姚文”，本能地感觉此文大有来头。北师大文科学生为此停下课来专搞“学术批判”，金宏达想在最后学年中认真上好正规课程的愿望落空了。

图 |20世纪60年代，就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大学生金宏达

校园里同仇敌忾，口径一致的批判替代了主要课程，预设基调循环往复，众口一词地批评吴晗歌颂“清官”，说他的阶级立场错了，犯错误的原因是他“世界观没改造好”，民主革命过来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过不去了。《海瑞罢官》肯定属于“毒草”，姚文一出基本定案，翻来覆去的批判冗长乏味。

金宏达对预设基调、无限上纲的批判不满意，终于有一天脱口而出说，批判《海瑞罢官》、批判吴晗，不能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绝对化，不能说有什么效果，就一定有什么动机，要具体分析，全面考察。比方说，有人无意间失火烧了房子，不能就此说他是有意纵火；病人医治无效死了，也不能就此说是医生有意谋杀。吴晗是党的高级干部，写了《海瑞罢官》，社会效果不好，可以批评，但不能说他的写作动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不就是给这个人定性了吗？这样下结论未免太武断，太轻率。金宏达发言，满堂皆惊。

没过多少天，校方指定他参加批判《海瑞罢官》座谈会，在座有多位知名教授。主持人申明，座谈是为了落实“放”的方针，没有“引蛇出洞”的用意。奈何一些本有不同意见的人，接受“反右”运动的教训，硬是将自己作聪明的“蛇”，坚不出洞。只有金宏达，将自己的观点当众阐述了一番，而且更有条理。

二

《人民日报》需要

质疑“姚文”的文章

金宏达参加讨论时发表意见质疑姚文元，《人民日报》编辑部很快得到了消息。

从1965年12月至来年2月底的3个月里，《人民日报》往往同时刊登同意或不赞同“姚文”的文章。该报“学术研究”版通常每周一次刊登文章，多数支持“姚文”，但总有反驳文章。《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是领导文化意识领域事务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是组长彭真的重要助手。彭真和吴冷西都曾抵制转载“姚文”，主张对“姚文”的讨论要控制在学术思想和文艺研究范畴里，讲道理，不打“棍子”，不要一窝蜂以一种观点占据报刊版面。

然而“姚文”来头非同小可，关注“思想路线”的人们大都意识到了。接受十年前的教训，公开质疑“姚文”的意见很少，敢于写出文章详加阐述的更少。《人民日报》编辑部组织“不同意见”感到稿源不足，难以接续。曾有一度，因为质疑性稿件不足，编辑部索性指派本报编辑用笔名写了一篇，终因认为不妥而作罢。

现在，金宏达的不同意见出现了，编辑部马上联系北师大党委索要文稿。

三

署名就叫“时汉人”

1966年元月下旬的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举行了全校性的《海瑞罢官》讨论会，不同意见摆开阵势交锋。此时临近寒假，辩论会吸引了不少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金宏达是校方指定的发言者之一。既然听众多了，金宏达把自己的观点整理成文，明确地说：“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它是作家力图表达的思想、用以表达思想的方式、作品发表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以及读者自己的体验，这些多方面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确定这个或那个动机，把动机和效果完全等同起来。”他还说：“政治斗争是十分严肃的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否反动？需要从他的全部社会实践的具体材料出发，特别是要考察他对党的领导、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基本态度如何，不能轻率地根据某一方面情况下结论。”他把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归之为简单化和“绝对化”，宣称“不能同意姚文元的政治宣判式的批判”。

金宏达回忆，讲完之后，偌大会场上响起虽然不多但很清晰的掌声。散会后，即有一位女辅导员教师跟过来说，你今天的发言不错，能不能把稿子拿给领导看看？金宏达说，手头确实有一个发言稿，应该再整理一下。但是我今天晚上就要上车回武汉过寒假，恐怕来不及修改。老师说，那就留下你手里的稿子吧，也就是在内部刊物上用。

老师要稿子，金宏达不好意思不给。又听说要在内部刊物上用，觉得发言稿还不成熟。就说，如果用，和我联系一下。女教师说，没有问题。不过文章上总要有署名，你要是不想用真名，可以留个笔名。用什么笔名好呢？金宏达想，为不多时，我就是在武汉的人了，那么就叫“时汉人”吧，就是“彼时在武汉的人”。

为金宏达的文章，人民日报记者到北师大往返两三次，副总编辑王揖亲自打电话给北师大党委书记程今吾，得到了文稿。

四

“时汉人”在《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了

回到武汉的金宏达经常串门看望同学，某日路过一个报栏，看到有人站住了看，不禁心有所动，也凑了上去，竟一眼看到大块文章上的署名——“时汉人”，自己的文章登在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了！小号字，整整五千多字，还作了小标题。

编辑制作了大标题《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标题下有内容提要：

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的形成是复杂的，同作者的创作动机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据效果而定这个或那个动机。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现在对吴晗的批评缺乏具体分析，拿不出充足的证据，不能以理服人。

对“时汉人”的文章，编辑加了3个小标题:“动机和效果问题被弄得简单化了”“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绝对化了”“对吴晗的批评拿不出充足证据”。小标题强化了文章的辩论指向。

图 |1966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时汉人”文章《对批评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

在武汉街头看到“时汉人”署名的文章，金宏达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离开北京虽不多时，批判“海瑞罢官”的势头已大大发展，火药味愈来愈浓。他觉得，自己的意见不合时宜，局限在校园也就罢了。现在拿到中国第一大报上来，岂不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靶子？

快乐寒假的念头消失了，金宏达匆匆返回北京。

五

《人民日报》载文

点名批判“时汉人”

金宏达回到学校没有多少天，3月16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点名批判“时汉人”的文章《不能用折中主义混淆是非》，全文6600字，署名“薛舒”——这是 “学术”的谐音，是版面编辑的笔名。

文章第一句就说，时汉人发表了颠倒是非的假公正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动机和效果的关系、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上，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

文章的主要篇幅批判吴晗，一部分批判“时汉人”，说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完完全全站在吴晗同志一边，为吴晗同志的错误打掩护”。说他矛头指向伟大领袖——这在当年是一项天大罪名了。

“薛舒”的文章说， 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是不能“折中”的，“折中”就是机会主义，不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

后来有大字报传出信息，说“薛舒”对“时汉人”的定位，来自大人物康生的批示，认为“时汉人”的文章“假科学、假公正、假马克思主义，是站在吴晗的立场上为吴晗辩护，时汉人就是吴晗的人”。

一时间，“时汉人文章”列入“反面教材”，学生小组宣讲革命导师对折中主义的批驳，撰写批判文章。同学之间也有意回避和孤立金宏达，有一天他去中文系一个房间找人，出来了一位女同学，用身子挡住门表示“禁入”。多少年后重逢，她向金宏达表示歉意，说当时他们正在讨论批判“时汉人”。

紧接着，4月5日的《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篇幅刊登当红写手关锋、林杰合著的两万字长文《〈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该文同时刊登于1966年第5期《红旗》杂志。 文章有两处点名批评“时汉人”，说他“其言甚辩”“其声甚高”，斥责他为吴晗辩护“无济于事”。

六

林杰的万字文章批判“时汉人”

再接下来，4月23日的《光明日报》整版刊登林杰的万字长文《学术批判必须突出政治》，加码批判“时汉人”，文中点名“时汉人”达50多处，文中还专列一个小标题“时汉人同志究竟反对什么”。

林文的宗旨是：“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学术领域里的斗争”，“古今中外、历史上学术领域的大争论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批判时汉人“实际上是用折中主义偷换革命辩证法，千方百计替吴晗辩护”。

当时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一南一北，是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当红报纸；关锋随后担任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正牌成员，林杰是他的下属，时任《红旗》杂志编委，风头正劲。

青年大学生署名“时汉人”的文章被关锋、林杰前后撰写万字文章集火批判，是难得的文化现象。两篇文章均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送，高音喇叭回荡在校园，对金宏达来说有如五雷轰顶，感到身后所有人都在背后点点戳戳——他就是“时汉人”。金宏达算是真正知道，自己闯下大祸，成了“反动学生”。

事情并没有结束。北师大中文系很快通知金宏达：去友谊宾馆某房间，林杰首长要见见你本人。金宏达依令而去，只见林杰从写字桌边略转身体，并未站起，用极为难懂的浙南温州口音训诫了几分钟，大意是“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云云。

七

狂风暴雨吹翻命运之舟

1966年6月1日，“横扫一切”的风暴骤起，“时汉人”文章成为北师大校园的一个焦点。无数大字报追究校党委是怎么培植这个大毒草作者的？造反派编织各种信息将“时汉人”与北京市委领导挂钩，指认其中有阴谋背景。

然而，“文革”进程极快，一时间席卷千万人，北师大也是乱成一团，“时汉人”问题一时被搁置。历史的吊诡之处还在于，1967年8月，王力、关锋（约半年后还有戚本禹）被称作“小爬虫”，齐崭崭倒台了，批判“时汉文”的林杰同样命运，瞬间从政治舞台消失。

金宏达想，自己的命运是不是可以改观了？谁知事不尽然，1968年春天，厄运又开始了，造反派把他也称作“反革命小爬虫”，宣称要“触及皮肉”。惊恐的金宏达赶紧逃出校园，但是没有粮票没有伙食费的日子无法生存，“避难”后怏怏回校的他即被拘押批判，大牌子套上脖颈，粗笔打叉姓名，游街示众。他的双臂被反拧，有一人时时按下他的头颅，悬挂大牌子的细铁丝在脖子上越嵌越紧，痛楚到令人窒息。他大叫：“勒死我了！”

他听见一人说：“给他松一点。”另一人却凶狠喝道：“不给他松！”此人本系金宏达同窗，平素并无怨隙，不知此时何以如此狠心？金宏达感到心灵痛楚无以复加。

八

经受暴力磨难后的放逐

1968年夏，金宏达该毕业分配了，却留下等待“后期处理”。造反派决定对他再发力斗争一次，算作毕业前的政治交待。金宏达坚不认罪，又遭到残酷殴打。此后，他来到部队农场度过了两年。这里的大学生可以有基本工资，但是有“严重问题”的人除外，只发20元生活费，金宏达即在其中。

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在部队农场展开，金宏达再次成为斗争对象，专人日夜看守。金宏达承认曾为吴晗辩护，但是坚决否认在彭德怀问题上压过来的新材料。

那是一年前的夏天，和一位要好同学接待女友的女友，金宏达被一种完全受信任的气氛激发，谈及北师大斗争彭德怀的见闻，未加掩饰地表达了对彭大将军的钦敬。他的言辞被远来的朋友写入日记，没想到不久后她遭受迫害被抄家，日记本落入“革命派”手中，据称发现了“时汉人”为彭德怀辩护的新“罪证”。

再度领教难熬的残酷批斗，他被押回北师大继续接受审查，隔离地点的大字标语写着：“金宏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金宏达一口咬定此事没有对证，终于捱到毕业分配。一位过从尚多的同学暗地里透露对他“整理”的材料，定性“右派学生”。当年有不少被如此定案的学生遣送边疆蛮荒之地，他的余生也将如此延续苦难吗？

还好，一年过去，“落实政策”，他的“问题”框定在“世界观未改造好，运动初期写过错误文章”云云。至于“彭德怀问题”，证据不足，不了了之。

1972年秋，金宏达随低年级同学一起分配，去鄂西北山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九

时汉人回来再遇林杰

在鄂西北五年之后，“文革”告终，于是荆玉生烟、黄钟鸣响，金宏达于1978年考上了华中师范学院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2年，他考上母校北师大李何林教授的博士生。母校的熟人多有慨叹：“时汉人又回来了！”

图 |1985年金宏达作博士论文答辩，与导师、鲁迅博物馆馆长李何林教授（右二）在一起

获得博士学位后，金宏达在中央党校任教，后任宁夏教育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1990年任北京（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后来调任中国华侨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此期间金宏达忙碌得来不及回顾往事。

刚刚踏入新世纪的某日，河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朋友来京时提起，“文革”中出名的林杰如今在他们那里离休了，现在生活在北京。金宏达心中不由得一动，询问林杰的电话，希望见个面。

30余年过去，希望再见林杰，不是为图报复，或者说以示讥讽，金宏达只是觉得，若能重逢林杰，对注解人生颇有意思。

得到林杰家的电话号码，金宏达拨了过去，听筒里传来温州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金宏达费了些力气，总算从应答中判断，对方听懂了，知道打电话的是谁，想约他见面，就在附近的饭店。重要的是，他答应了。

金宏达提前来到约定的饭店，林杰随即就来了。

金宏达未曾想到，此时的林杰花白头发，行止蹒跚，垂垂老矣！但从面形上还能看出当年模样。想想也是，年过七旬的他当年是北师大“调干生”，如今自己也年过半百，林杰先生焉能不老？

坐下奉茶寒暄。金宏达忽然发现，林杰并没有意识到面前的人究竟是谁？于是向他提起那篇“时汉人”文章，说明我就是“时汉人”，曾经见过面。

蓦地，林杰的记忆像是被一束光线骤然照亮，脸上露出紧张畏怯的神色，欠身站起来，弓着腰连连道：“我有罪，我有罪。”

这个样子使金宏达着实吓了一跳，连忙起身拦他：“不要，不要，都是过去的事了。”

于是林杰渐渐平复下来，缓慢地叙述后来的经历。说他过去写批判文章，喜欢套用列宁的一段话：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本来要走入这一房间，却走入了另一房间。而他走入的另一房间竟是秦城监狱，一住17年。很长时间他是单独一人，无人可以对话，一度几乎精神失常。后来得到释放，没有了党籍，又拾起本行从事历史研究。

林杰更乐意讲述现今的研究，金宏达惊异的是，他竟研究彭德怀生平，正在写专著。谁都知道，彭德怀正是当年他的批判矛头所向，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为了彻底否定彭德怀。在人生晚年，他如此倾力研究彭德怀，或是一种良心觉醒和救赎？希望是如此。

金宏达颇难听懂林杰的温州口音，留下电话，相约今后联系。过了不久，林杰果然打来电话，说已经写完一本彭德怀传，知道金宏达在出版界服务，希望帮助出版。曾经的论敌就此成了友人，算是爱开玩笑的历史给予这两位的一个交待。

林杰和王乃英合著《盖世英雄彭德怀》，2003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书评，其中说：“此‘林杰’即是彼‘林杰’。那时的大笔杆子林杰是《红旗》杂志的主笔，不少‘名作’即出自他之手，当然这其中多有跟风的‘大批判’文章、包括诋毁中伤彭德怀的话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后被罢官的20世纪50年代末，以及60年代‘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林杰的‘大批判’署名文章也正在满天飞，他是仅次于‘王、关、戚’的风云人物，也就是说，作者本身就是历史中人，而且是一个身份特殊之人。正因为如此，30多年后的林杰先生能重新拿起笔，敢于自我否定，正如他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我是带着负荆请罪的沉痛心情写这部书的。’由此可见，林先生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嘉的。从另一方面讲，作者的这个特殊身份也说明了彭德怀元帅的人格魅力，能让一个在过去曾影响全国舆论导向的‘国手’经过多年的反思和悔悟后，从‘口诛笔伐’大批判，到发自内心地赞颂、讴歌‘盖世英雄彭德怀’，这本身就很能说明真理的力量。”

读到这篇文章之后，金宏达想再见一次林杰聊聊，但因几度拖宕，机会消失了，林杰于2021年8月病逝于北京。

END

原文刊于《世纪》2023年第4期

原标题：《《世纪》杂志 |批判《海瑞罢官》浪潮中的“时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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