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治融合”经验十年：为当代中国重构基层社会提供可行路径

浙江桐乡乌镇，身穿红马甲的“乌镇管家”穿梭在大街小巷，从垃圾分类到家庭琐事矛盾，通过上报智治平台，很快会由专业力量精准解决。

“乌镇管家”是随世界互联网大会而涌现的基层自治新队伍，目前有成员3724人，在推进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只是首创“三治融合”经验的桐乡市在探索基层社会治理上的小小缩影。

研讨会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陆玫 图

8月30日，第四届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基层治理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研讨会由浙江工商大学、浙江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主办，来自中国法学会、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以“三治融合”建设十周年为契机，探讨基层治理理论与实践创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会上了解到，“三治融合”创新实践由桐乡市于2013年首创。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后，“三治融合”正式成为全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标志着“三治融合”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方针，成为中国基层治理建设的重要经验。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三治融合”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能够为中国之治贡献重要方案。

研讨会上，桐乡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坚对“三治融合”十年探索实践作出总结。他表示，党的领导是确保“三治融合”在正确方向上不断深化推进的首要前提；群众参与是“三治融合”的活力所在、生命力所在；科学的载体设计是确保“三治融合”取得实效的关键；发挥好“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协同作用是“三治融合”的内在要求；社会力量的导入是“三治融合”的有益补充。

澎湃新闻从桐乡市的一些“细枝末节”能看到“三治融合”的实效。比如，移风易俗改革中，老百姓办酒每桌菜品数从28个下降至22个、平均菜价从2500元下降至不足1500元——办酒宴请与每家每户相关，总体数据下降，离不开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还有，十年间，桐乡全市登记备案的社会组织数翻了一番，社会工作者持证人数翻了三番。全市注册志愿者总人数突破22万，志愿服务总时长多年位居全省第一，“志愿红”成为“流行色”。

“三治融合”十年发展历程展示墙 澎湃新闻记者 陆玫 图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基层场景逐渐发生演变，基层基础、群众诉求、村社管理、治理方法、舆论环境都在演变，‘三治融合’必须迭代升级。”王坚告诉澎湃新闻，桐乡正从重塑组织体系、优化载体建设、扩大参与主体等方面探索创新。

本次研讨会上，“三治融合”建设的主要研究者、倡导者、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郁建兴教授，介绍了《重构基层社会——以浙江桐乡“三治融合”建设（2013-2023年）为研究对象》一书的写作情况并征求意见。

郁建兴教授

在书稿中，作者提出，源自桐乡的“三治融合”建设不仅仅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品牌，而且为当代中国重构基层社会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路径。为论证这一命题，本书遵循从理论框架到实践检验再到理论修正的研究思路，先讨论基层社会的基本概念及其与基层治理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重构当代基层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以桐乡为案例详细分析“三治融合”兴起的原因和发展进程、制度设计、持续创新和治理成效；最后讨论基于“三治融合”的理论与实践重构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可行性和主要路径。

参会的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文显教授指出，“三治融合”的桐乡经验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组成，又具有基层社会治理的独立价值，创造出一种中国式基层治理文明新形态。“三治融合”从盆景到风景的系统性实践转型，得益于关于自治、法治、德治及其融合越来越深入的科学化规律性认识，是理论创新引领了实践创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三治融合”）是一个不宜更改的科学概念。“三治融合”已经从一种平面的经验描述，上升为一种立体的理性概括，并成为基层治理的科学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