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解忧如浣衣——吕正惠《CD流浪记》读后

有一年在台北开会，茶歇时遇到了复旦大学的老友倪伟。闲谈中我向倪伟打听，在台北哪儿可以买到CD唱片。倪伟说：“你想买CD，最好找老吕。台北的唱片店，没有他不知道的。”他一边这么说，一边伸长了脖子四下张望，仿佛随时都可以把那个他称作“老吕”的人，从喧闹的人群中提溜出来。我又问他老吕是谁，倪伟的神色稍稍有点讶异：“吕正惠啊！”听他的口气，好像在台湾不认识吕正惠，是一个很大的罪过似的。

倪伟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清老吕的去向。最后，老吕的一位弟子告诉了我们准确的消息：她看见老师被几个学者簇拥着出了门，大概是去泡咖啡馆了。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看见倪伟领着一个年近六旬的老者朝我走过来，便赶紧起身与他寒暄。这人相貌奇古，嘴巴阔大，脚蹬凉鞋，衣着松松垮垮，一身山民装扮，与我平时所常见的那些衣履鲜洁、望之俨然的台湾学者很不一样。没聊几句，老吕就问我想找哪一类的CD唱片。我告诉他，有一套飞利浦公司出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五重奏合集，是意大利四重奏组所录制的版本，在大陆不易找到，想看看台湾有没有。老吕一听，满不在乎地对我说：“这套唱片倒不难找。我记得附近的一家唱片店就有。我们这就过去，怎么样？”

就这样，我跟老吕见面还不到五分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他出了会议大厅。我们从门口的立交桥下穿过，又走了几条街，来到了一家门脸不是很大的唱片店。老吕报上CD曲目和版本，老板只简单地说了句“断货”，就不再理会我们了。因下午还有会，去其他唱片店，时间来不及，我们在店里随处转了转，最后悻悻而归。

一年后的某个夏日，我记得是在一次学术会议的开幕前夕，清华大学的王中忱教授笑嘻嘻地走到了我跟前，将一套崭新的莫扎特四重奏、五重奏合集交到了我的手上。他说，这套唱片，是老吕托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学者从台湾带回来的。他还说，为了替我寻找这套唱片，老吕转遍了台北的唱片店，最后是在台中买到的。

这大概就是我与吕正惠先生相识的缘起吧。

后来，老吕携夫人来清华讲学，我与王中忱、解志熙教授陪他在甲所喝酒。为了答谢他四处奔波为我买CD的辛劳，我回赠了他一套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唱片。那时，我虽不知道老吕在音乐欣赏方面的喜好和趣味，但也隐约听说，他对西方二十世纪的作曲家很有研究。我想，送他巴托克，总是不会错的。不料，老吕告诉我，相同版本的唱片，他已经有了一套。仿佛是为了让我宽心似的，他很快又接着说，我送他的这套唱片，他一定会作为礼物珍藏。而家中已有的那套，他回到台湾后就拿去送人。

再后来，老吕时常来北京开会、讲课，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他一起饮酒畅叙。渐渐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今年八月底，我在捷克南部的一个小镇旅行时，同时收到了吕正惠先生和他的责任编辑发来的电子邮件，得知老吕的《CD流浪记》一书，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重版。这本书在大陆已印过两次，多年来，一直为古典音乐爱好者所重视。对于这本书的存在，我虽时有耳闻，但一直没有机会拜读。这次听说它在北大出版社增补再版，就有了即刻阅读的冲动。好在九月初，我从欧洲回到北京之后，这本书已经放在了我办公室的书桌上。

说实话，在我和老吕不算很多的交往中，我总是为他身上某种特殊的禀赋和气质，感到既迷惑又好奇。换句话说，我对于台湾还能有这一流的人物存在，暗暗感到有些吃惊。得益于作者直言无隐的写法，我在一字一句读完全书之后，老吕云遮雾绕的身世和行迹，已经有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轮廓。这本书，也多少印证了我对他为人的种种猜测——简单来说，我觉得老吕是属于那种在文化和历史进程和时间洪流中，进化得不够好的那一类存在物。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老吕这个人完全拒绝进化，而只是想说，他在进化之后留下了太多顽固而坚实的剩余物。关于这一点，我准备放在后面去谈，现在回过头来先说说这本书。

既然这是一本谈论西方古典音乐的著作，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就不能不引起我特别的兴趣和关注。第一，作为一个拥有至少7000张CD唱片的资深“发烧友”，老吕是如何走上爱乐之路的？最初的契机是什么？多年来迷醉于西方古典音乐这一经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哪些乐趣或助益？第二，老吕的欣赏趣味如何？他对西方音乐史有何特殊见解？第三，聆听古典音乐，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世界观、文学观以及人生态度？接下来，我打算结合这本书的阅读体会，逐一谈一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根据老吕在《一点回忆》中的自述，他在读高三时，一位汪姓同学给了他这样的忠告：对于好静不好动的人来说，养成听古典音乐的习惯，将来大有好处。这位同学后来与老吕失去联络，不知所终。但同学的这句忠告，或许就是老吕走上爱乐之路的最初根芽吧。在大学读书期间，老吕开始通过听盗版黑胶唱片，慢慢地进入了西方古典音乐的世界。等到结婚之后，他终于有了一些闲钱，便为自己购置了一套“花费奢靡”的音响。

不过，在这一时期，老吕对古典音乐的泛泛涉猎，与浅尝辄止的普通爱乐者并无多大的不同。古典音乐作为日常生活的装饰和点缀，除了音乐本身的美之外，吸引他的很多东西，也许都与音乐无关。也就是说，“听音乐”，只是乐趣和情调的一部分，对生活而言还远不是必需品。正如老吕在谈及自己购置音响的心情时所坦承的那样：“我们为了自己能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而高兴。”就像儿童在得到糖果时常有的情形一样，他不仅会贪嗜于糖果的美味，也会为包装糖果的彩色玻璃纸而感到欣悦。

在这本书中，老吕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题为《二穆娇娃》。刚看到这个题目时，我还以为有位音乐家名叫“二穆娇娃”呢，读到后面才知道，原来“二穆”指的是小提琴家穆洛娃和穆特，而所谓“娇娃”，当然指的是二人在CD封面照片中呈现的美貌。老吕其实对穆特演奏技艺评价不高，他后来不断追买穆特唱片的原因之一，或许是因为音乐家容貌所发生的“可喜变化”——她从一个稍显稚嫩的美少女，已摇身一变为“明艳动人”的少妇。同样，老吕之所以成为钢琴家皮尔斯的拥趸，不仅源于皮尔斯的封面照片十分“迷人”和“性感”，还因为中年后的皮尔斯笑起来的时候，很像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中所描述的安娜·卡列尼娜。难怪有人讥笑老吕是在追逐“封面女郎”，而不是在听音乐。

老吕真正对古典音乐表现出癫狂般的痴迷，以至于“不能一日无此君”，恐怕与他突然遭遇到的重大人生变故有关。关于这件事的始末，老吕在书中论列甚详，我这里就不再交代了。我想说的是，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巨变（加上他最钟爱的妹妹自杀身亡），不仅让他的日常生活出现严重的危机，使他一度心满意足的中产阶级生活世界彻底坍塌，甚至就连生活信念本身都出现了分崩离析的状况。用老吕自己的话来说，他看不下任何书，写不出任何文章，每天抽两包烟，时常深夜醉倒街头。在这一时期，古典音乐成了他继续生活下去的重要理由之一。

我想，聆听古典音乐这一行为，在老吕的人生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对于他极感痛苦、孤独的境遇而言，音乐是避难所；对于他失去信心的生活而言，音乐是打发无聊的工具（海德格尔对无聊的简单定义是：你越是希望时间很快过去，时间越是赖着不走）；对于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情感意志来说，音乐成了隔绝周围世界的幕障；最后，对于必须找出点什么事做而不让自己发疯的“操心”或“筹措”而言，购买唱片就成了一个代偿性的日常行为。

老吕历年来所购买的CD唱片，竟然多达7000至8000张。拥有如此之多的CD，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也许有一部分读者，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切实的感觉，我在这里可以稍稍解释一下。因为老吕所购买的CD全部都是正版（正版CD有高价、中价和平价之分），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名盘，姑且就按中价版每张120元的平均价格来计算，将这些唱片全部买回家中，大概需要花费80-100万人民币。对于一个仅靠教师工资维持生计的人来说，他在唱片上的惊人花费是不难想象的。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个算法：如果每天听一张唱片（通常60-70分钟），一天不间断地将这些唱片全部听完一遍，就得耗去整整20年的时间。如果平均两天听一张呢，那就需要40年。考虑到其中的有些唱片，老吕一听再听，甚至是百听不厌，合理的推测是，在老吕所收藏的CD中，一定有相当数量的唱片或许从未拆封。我倾向于认为，正是购买唱片这个行为本身（而不是听音乐），最终帮助老吕度顺利渡过了这次难关。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我在看完《CD流浪记》这本书后，感到肃然起敬的对象，首先并不是老吕本人，而是默默站在他身后为他提供重要支撑的吕夫人。

说起吕夫人，这里不妨再说一段趣闻。有一回在北京陪老吕喝酒，眼见得老吕喝得兴起，似乎很快就要醉倒之时，吕夫人静静地坐在一旁，眼神中满是忧虑和担心，却始终默然无语，只是不时求援似的将目光投向坐在老吕身边的解志熙。最后，解志熙教授不得不佯装板下脸来，从老吕手中夺下酒盅，提前宣布晚宴结束。后来我才知道，老吕来北京之前，吕夫人就和解志熙教授达成了不成文的协议：保证不让老吕喝醉，是吕夫人同意他来清华讲学的唯一前提。不过，这段趣闻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任性而好酒的老吕，性情温和的吕夫人基本上没有什么约束力。

在阅读《CD流浪记》的过程中，我在这本书的许多地方都划了线，并随手记录下一些感想。那些标记和划线的部分，有的与音乐有关，有的与音乐无关；有的地方表明我同意老吕的见解，有一些地方，我对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也略有疑问。不过总体而言，我赞同他的部分，占去了十分之八九。这一点是很让人吃惊的。

若说老吕最服膺的作曲家，大抵是巴赫、贝多芬、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舒曼、布鲁克纳、巴托克、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这样一些人。也许还应该加上马勒（关于马勒，老吕在书中虽很少提及，但从他没有收入这本书的《马勒拯救我于炎炎夏日》一文的标题来看，他对马勒的喜爱毋庸置疑）。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音乐家纳入“半人半神”的第一序列。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凡喜欢古典音乐的人，几乎都会对上述大师的作品视若珍宝，推崇备至。

老吕也很喜欢舒曼、勃拉姆斯、威尔第、肖邦、西贝柳斯、李斯特、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门德尔松、格里格、比才和柏辽兹等人。在老吕看来，这个序列的作曲家当然也相当伟大，但他的喜爱似乎是有条件的，并非毫无保留。比如说，他对柴可夫斯基与德沃夏克似乎略有微词——坦率地说，老吕对这两个人物的评价，我内心也是基本赞同的。和老吕一样，我也觉得柴可夫斯基有点浅，而德沃夏克则有点俗。但如果让我来选择，上述名单中至少有两位作曲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列入第一序列。我指的是勃拉姆斯和肖邦。

先说说勃拉姆斯。老吕至少有两篇文章谈到了他对勃拉姆斯的欣赏感受，其中有两段是这样写的：

勃拉姆斯的音乐，的确如他孤僻而不合时宜的外表，很难讨好人。没有奔腾的热情，没有细腻的幽怨，没有优美的曲调，也没有堂皇的风格。总而言之，一眼之下能够吸引人注意的外表，勃拉姆斯都没有。

他的音乐就像一个粗大而笨拙的男人所说的情话，这情话一点也不旖旎温馨，甚至还会带一点恶意的调侃语气。

老吕对勃拉姆斯的评价是否公允暂且不论，仅就欣赏经历来说，我与老吕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对我来说，勃拉姆斯是那种一听之下就会深陷其中，且让人无法自拔的作曲家。他的作品风格内敛、稍显冷峻，但情感的表达却极为优美、细腻和深入。那是一种在苦难中“翻过筋斗”的人才会有的情感表达。不过老吕虽然有所保留，但在总体上仍将勃拉姆斯归入感人至深的伟大音乐家之列，并表示勃拉姆斯确实有资格与巴赫、贝多芬并列为“三B”。在老吕对勃拉姆斯稍显矛盾的评价中，有一点我们完全一致——老吕极力推崇勃拉姆斯的《单簧管五重奏》，并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美妙、让人舍不得去听的瑰宝。而我也一直认为，勃拉姆斯的这个作品，是世界上两个绝无仅有的、伟大的单簧管五重奏之一（另一首属于无所不能的莫扎特）。

至于对肖邦的评价，我和老吕的分歧或许更大一些，这里不再细述。老吕曾坦言，在肖邦的作品中，他唯一听得下去的是玛祖卡、前奏曲和练习曲。我甚至颇有些疑心，老吕或许是因为痴迷意大利钢琴家波里尼，而爱屋及乌，捎带上听一点肖邦的。这里顺便说一下，当老吕在初听波里尼演奏的肖邦练习曲时，波里尼还是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而我不久前在萨尔斯堡的音乐厅观看他的现场演出时，波里尼已经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人了。当他最后一次步履蹒跚地返场，在幽暗的灯光下加演他一生钟爱的肖邦时，说实话我的心里多少有一点伤感。不论是作为演奏者的波里尼本人，还是作为听众的我，我们都是在肖邦的音乐中渐渐老去的。

老吕的音乐趣味极其广博，但同时也按照自己的特殊喜好有所侧重。他的欣赏范围主要集中在巴洛克、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三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作曲家，老吕很少谈论，具体如何不得而知。而对现代音乐和二十世纪作曲家的选择，老吕的视野比我要宽阔得多。他最为推重的巴托克、普罗科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也是我所偏爱的音乐家。在作品演绎方面，老吕对托斯卡尼尼、福尔特万格勒、瓦尔特、卡拉扬、伯姆等指挥大师家极为欣赏，对里赫特、肯普夫、阿劳和波里尼、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柯冈等演奏家也赞不绝口。这方面，我也没有任何不同意见。唯一例外的是，我对卡拉扬的兴趣，也许没他那么大。在录音方面，老吕对现场和历史录音极为重视，尤其是前苏联黑胶唱片的CD转录，无不穷搜逖揽，甚至在版本和曲目的选择上不厌交错重复。读者只要看一下《里赫特早期的现场录音》这篇文章，即可以对老吕在这方面的功力和趣味有所管窥。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老吕时常提到的“农家子弟”一词引起了我的注意。至少有两次，他特别强调说，他之所以喜欢海顿，是因为海顿是农家子弟；他喜欢威尔第，因为威尔第是农家子弟；他本来不喜欢德沃夏克，可当他知道德沃夏克也是一位农家子弟时，“正在想出理由去喜欢他”。这是什么古怪逻辑呢？我心下暗想，假如我告诉老吕，我也是一个农家子弟，老吕会不会对我也另眼相看呢？读到这里，我忍不住哑然失笑。笑过之后，老吕身上那种山民和农人的朴素和执拗，又让我不得不严肃地加以对待。

写到这里，我必须来说一说这本书的一个最大优点，或者说最大的美德。或许正因为老吕是农家子弟，在现代化或城市化的进程中，他身上最好的那部分“农民性”（或如沈从文所说的“乡巴佬”根性）尚未被滤除殆尽，这才使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态度和艺术见解，呈现出超绝于流俗、时尚和陈词滥调社会话语之上的亲切、自然和卓异。他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权威是从，甚至完全不受所谓“政治正确性”机械律条的局囿，直抒胸臆、无所顾忌。这些特点集中体现在他对前苏联伟大钢琴家里赫特的评价上。西方音乐界对前苏联和俄罗斯音乐家的种种偏见，让老吕怒不可遏，以至于情见乎辞，直斥为“胡说八道”。

从某种角度来说，里赫特似乎也可以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农家子弟”。因为在老吕看来，里赫特不属于现代世界，或者说，他是一个“游离于现代文明之外的人”。苏联解体之后，里赫特一方面对官僚化的苏联政权多有批评，但同时也拒绝西方世界的身份归化。他晚年在欧洲巡游演出时，尽管他的故乡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共和国，里赫特仍坚决要求将演出海报上的“乌克兰钢琴家”更正为“苏联钢琴家”。里赫特的身世，他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和价值立场，特别是对故国家园的复杂心境，引起了老吕极大的共鸣。联想到老吕忧世伤生的特殊经历，他将里赫特引为同调，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记得看完这本书的当天晚上，在欣赏音乐的间隙，我把老吕在这本书中所记述的里赫特的身世经历讲给妻子听，她竟多次情不能禁，潸然泪下，我不得不略作停顿，等待她的情绪稍稍平复。

总体而言，老吕是一个生性散淡，热爱生活的人。他对政治本来没什么兴趣，与所谓的“英雄主义情怀”也一直保持着距离。在早期的一篇文章中，他对英雄主义主题在欧洲交响乐中的勃兴与衰歇，曾做过一番回顾。他明明不太喜欢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中的英雄主义情结，却还是一遍遍地硬起头皮去努力地“倾听”，据说是为了避免掉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之中。反抗虚无，拒绝随波逐流，似乎也可以解释他在非常时期对古典音乐沉迷的不得已。如今，从虚无主义的恐惧中挣脱出来的老吕，已经不常听古典音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算完全没有古典音乐，日子也照样过得下去。但对古典音乐拯救他于水火之中的“恩典”，老吕一直深怀感激之情，并始终铭记在心，未曾或忘。

两年前，老吕引用《诗经·柏舟》中的一个精妙比喻，为自己几十年来的“爱乐生涯”作了总结。现在，我将相关内容摘抄在下面，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

我的心就像一堆没有洗过的脏衣服，不但脏，而且臭，既然不洁白，当然也就不得安宁。这就譬如原来是一块白布，现在染上了污泥，染上了油垢，越看越难过。你如果把这样一块脏布放在溪涧中，让溪水不断地冲刷，只要时间一长，水能洗刷的都能刷掉，把布晾干，布虽然变干净了，但总会留下无法洗净的污迹。我觉得古典音乐就好比不断冲刷的山泉，我心灵的这一块布虽然再也不能恢复洁白，但至少布本身是干净的，那些污迹是人事历练中必然留下的痕迹，生命本来就该如此，心灵能够重新恢复平静，就是造化对你最大的赐福。

2018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