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劳工运动的兴起①：从“商业工会”到“社运工会”

在新自由主义议程下，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劳工运动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去工业化造成的制造业外流使得美国传统工业地区大批产业工人失业，生活陷入困窘；另一方面，大量外籍移民涌入美国劳动力市场，他们集中在低工资的非正规行业，因其临时性和零散化的就业而得不到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案”的保护，此外他们也不是传统的商业工会发展的对象，难以组织起来维护劳动权益。在以代表工人进行工资集体谈判和为工人提供工作生活相关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商业工会不断衰弱的背景下，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公平正义议题，注重底层动员和草根行动的社会运动工会逐渐兴起，而越来越多的扎根社区，以地理位置和文化身份为联结纽带的工人中心也成为组织外籍移民工人的重要形式之一。以“争取15美元时薪”为中心议题的美国劳工运动显示了美国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这也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 

本文对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并结合笔者2015-16年间在旧金山进行调研和参与式观察的亲身经历，勾勒出美国新劳工运动兴起的前因后果。因篇幅较长，分两篇刊发，此为第一篇。 

“铁锈地带”失落的产业工人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被认为是201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超出大部分主流媒体、民调专家和政治观察家的预期。从选票分布来看，阻挡希拉里问鼎白宫的是传统上一直是民主党票仓的“铁锈地带”（Rust Belt）的白人产业工人选民们。这些美国东北、中西和五大湖地区的传统工业州，包括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等，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的心脏，特朗普“让制造业回来”的竞选承诺成功俘获了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密歇根州的产业工人选民们的心，因为对他们来说，过去的繁荣、现在的失落与制造业的兴衰息息相关。

“铁锈地带”的工业发展曾经推动美国经济长达一个世纪的增长，俄亥俄州的钢铁炼油业、密歇根州的汽车工业、宾夕法尼亚州的冶金焦炭业都曾经是美国的骄傲，这些地区工业的繁荣为制造业工人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由于产业是高度工会化的，工人的利益得到很好的保障，在20世纪60年代，他们的平均工资收入远高于美国其他地区的工人。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美国制造业面临着 “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 ，世界自由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得从全球价值链底端进口取代了本土工业生产，导致大量工厂倒闭，或者搬迁到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种生产外包导致美国的大工业生产开始走向萧条，产业结构逐渐从制造业占主导转向服务业经济支撑。美国劳工部的数据显示，制造业的从业人口在1979年达到峰值1900万，之后就逐步下降，在2000年之前，约为1700万~1800万，但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从1730万急速下跌到1150万 ，而在7个“铁锈地带”州，2000年以来有超过70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了 。

制造业经济的衰退对美国城市发展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底特律，这个曾经拥有185万人口的世界著名汽车城，由于全球汽车生产向新兴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而陷入困境，就业岗位和税收能力急速下降，失业率升高，导致 60%的人口向外迁徙，2010年人口规模降到71万人，大量建筑物空置废弃，最终这个美国曾经的第四大城市因收不抵支而于2013年宣布破产 。对工人来说，工资福利的削减以及工厂关闭带来的大规模的失业不但影响了他们的家庭生计，而且还会引发生理疾病和心理危机，造成社会问题，比如高血压、酗酒、吸毒甚至犯罪、自杀 。

美国劳工阶层的命运除了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型的严重影响外，还受到政府政策转向和制度法律调整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里根政府在新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和雇主一道启动了对工会的进攻，产业工人集体行动的权利受到很大限制，工会积极分子被解雇，公司通过威胁关闭工厂或搬迁来反对工会的要求，传统的劳资关系博弈机制逐渐失效。总的来说，在产业结构、法律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劳工运动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和特点。

从“商业工会”到“社会运动工会”

美国劳工运动的历史大致经历了18世纪末城市手工业匠人的职业联盟，1930年代的社会运动工会，1940年代的社会合同覆盖，1950-1980年代的商业工会，以及1990年代至今的社会运动工会复兴等几个阶段 ，其中在1930年代，随着美国内战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工厂规模扩大到上千人的同时，社会阶层也开始分化，工人抗争行动不断涌现，从而推动了“国家工业复兴法（NIRA）”和“国家劳动关系法案（NLRA）”分别在1933年和1935年颁布施行，这两部法律在制度层面保障了美国工人组织工会和实行集体谈判的权利，进而带来了工会会员数量的倍增和影响力的提升 。二战之后，美国劳工在重建期间的工业行动依旧频繁，但工会的领导层希望二战期间通过“战争劳动委员会”将工会整合进政治经济过程的 “社会合同”策略能够继续执行，因此美国劳资关系法案，又称“塔夫脱-哈特莱法”（Taft-Hartley Act）在1947年通过，这部法案将产业工人的力量限定在工厂车间层面以及集体谈判的框架中，导致之后的工业行动多以达成妥协性的协议而告终 。

在此背景下，到了1950年代，“商业工会”的理念开始成为美国劳工运动的主导价值，一些自由派社会学家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成熟的美国劳工运动应该摒弃阶级斗争的思想，工会应该抛弃意识形态和社会批评，转而在生产车间代表工人，在集体谈判中关注工时、工资和工作环境 ”，虽然这样的工会经常被批评缺少内部民主，但至少能够“传达工人要求提高生活标准的声音” 。研究表明，商业工会在性质上更偏向于一种提供代表服务的中介；在业务上只关注集体谈判与合同内容的执行，并为工会会员提供诸如健康计划，保险，集体法律咨询等服务；在组织策略上，商业工会通常只在那些工人对组织工会比较有热情的热点工厂里开展工作，通过投递宣传单张和信件等方式跟会员建立联系，尽量避免面对面接触，开展倡议行动时也只是从工会总部发起，动员最低数量的会员参与，并且放弃那些发展缓慢、见效不快的行动 。

大致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种“面包与黄油”的商业工会模式为增加工会会员数量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在1955年美国劳联（AFL）和产联（CIO）合并时，工会会员数量占劳动力的比重达到了峰值35%，而且商业工会在接下来的三十多年间，在美国劳工运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总的来说，这种工会主要关注工人眼前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工资和福利，工会会员付钱来购买包括利益代表和集体谈判在内的专业服务，而工会通过支持主流政党的候选人来换取政策上的照顾 。

但是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缺少会员自主参与的商业工会的运作模式在过去30多年日渐式微，一个显著的指标就是工人加入工会的比率持续下降，1972年时任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的乔治·米尼（George Meany）在回应为何工会会员率下降的问题时表示“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曾经会担心……会员的规模……（但）我不再担心了，因为它对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从数据上看，1973年美国私营企业的工会会员率是24.2%，而截止到2016年底，美国全行业工人的工会入会率只有10.7%，而私营企业的工会会员比例更是只有6.4%；此外工人工业行动的数量和规模也在缩减，集体行动的有效性降低，很难取得成功，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工和工会的政治力量衰弱，尤其是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面对企业的进攻和国家的撤退，劳工运动陷入危机，即使是在工会支持的民主党执政时期，连温和的、寻求劳资双方在劳动法改革上的妥协都困难重重、无法实现 。

以商业工会为主导的美国劳工运动衰退的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推动美国的电子、服装、汽车、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大型跨国公司通过生产外包将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墨西哥，亚洲四小龙以及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的外流使得企业有借口向工会施压，减少工作岗位数量，在集体谈判中压低工资，取消或冻结部分福利待遇，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结构和用工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女性、有色族裔和外籍移民取代美国白人男性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流，他们大多从事的是临时的、兼职的或者劳务派遣的工作，工资比较低，得不到福利制度的保障，而且传统的商业工会忽略了这些行业的非正规工人的组织工作，甚至在某一时期对移民工人持敌视态度 。

此外，由于采取一种调和主义的路线，修正甚至放弃激进的破坏性战术，降低为会员争取更好的合同和影响日常政治的目标，商业工会变得愈发建制化和官僚化，更像是一个狭隘的会员导向的利益团体，失去了更宏大的视野和维护社会正义的热情。由于工会领导层流动性低，目标保守，并且采取非对抗性的策略，其结果是在1970年代劳工和工会运动没有跟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和环境运动一道发展成为引领一时的社会进步运动，反而是有的工会领袖感受到了崛起的新的妇女运动的威胁以及认为环保运动的立场会影响到劳工的就业机会。1980年代美国商业工会采取了更为软化的立场，试图成为企业的合作伙伴，通过促进劳资合作让企业接受工会化的工人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观点，以换取企业减少对劳动法改革的反对。但是，历史事实表明这个策略行不通，企业在竭力避免工会化，根本没有兴趣跟工会合作，而工会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企业妥协让步。

然而，随着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在1995年10月成为劳联-产联的新主席，在他的“新声音”团队的推动下，美国劳工和工会运动的呈现出有别于前的新情势。斯维尼曾任美国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 主席，作为第一位来自后工业工会的劳联-产联主席，他富于进取心，上任后即呼吁一个更加积极的劳工运动以挑战企业对劳资关系的主导权，因此他将一大批具有60年代社会运动背景和草根劳工运动经验的活动家和组织员带入劳联-产联，推动工会的基层改革。他视野开阔，主张将美国劳工运动置于在全球狙击新自由主义的议程中，从而与其他国家的劳工运动展开合作；同时，改变工会作为一个特定利益团体的定位而转向与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结合，比如在1999年西雅图的反世界贸易组织抗议中，几万工会会员与环保、人权团体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自由贸易协定，阐述对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而在2000年他也主导劳联-产联调整工会对移民的敌视传统，呼吁取消对雇佣非法移民的雇主的制裁。

在组织工作方面，斯维尼强调工会的包容性，主张将被传统商业工会忽略的妇女、有色族裔和外籍移民纳入到工会的组织范围，通过发起提高最低工资的倡议行动而让非工会会员的低工资工人受益。为了加强对这些大多属于非正规、无工会行业的工人的组织工作，他减少对民主党政治上的投入，转而将更多资源，比如30%的财政预算用作工会组织员培训和会员教育，通过建立组织研究所将SEIU组织工人的成功经验推广开来，供其他工会学习。在大量成功实践的基础上，这种“草根密集型”的底层组织动员的策略开始被学术界关注，“社会运动工会”取代“商业工会”，成为美国劳工运动复兴的标志，简要概括其特点就是面对面沟通，草根领导，社会正义导向，直接行动，社区结盟以及政治介入 。

扎根社区：作为工会补充的工人中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美国商业工会固守的组织策略和经验在法律和行政框架内很难回应劳动力结构如此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临时工、劳务派遣工、临时合同工和散工往往是小团体的，非常分散，流动性高，难以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而他们的雇主也通常是边缘产业的，无法支付较高的工资。此外，由于工作的临时性和短期性，他们无法受到美国“劳资关系法案”的保护，很难组织工会并获得承认以及进行集体谈判 。在此状况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以行业或产业为基础的工会组织模式出现了，即“社区工会”，也称为“工人中心”（Worker Center）。有学者将工人中心定义为“社区带动的，以社团为基础，致力于为低工资工人提供服务、宣传和组织等方面帮助的中介机构” 。从这个角度说，工人中心带有准工会的性质，但有所区别，因为它以共同居住的社区以及族群身份为组织的纽带，不仅仅协助维护成员的诸如工资福利，工作环境等劳动权利，还拓展到关注与移民相关的其他问题，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公民权、政治参与等 。

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全美的80多个城市有至少139个工人中心 。根据关注议题和侧重群体的不同，这些工人中心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移民类，多族群融合类，雇员或产业类，社区关注类，政策倡导类，法律倡导类，领导力发展类，工会支援类，组建工会类以及雇佣中心类 。由此可见，工人中心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运用各种不同的策略为低收入的移民工人争取最低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倡导公共政策以及提供社区服务的综合体，而工人中心的名称通常可以显示其工作的对象和服务的内容，比如 “韩国移民工人协会”， “洛杉矶移民人权联盟”， “为派遣工作发声”， “联合工会服装工人正义中心”，“华人社区发展中心”，“工作伙伴”等。

具体而言，工人中心会向遭遇劳动权利侵害的工人提供律师和专家资源，让他们了解联邦和州的劳动法律，并协助填写工资工时的申诉表格；对于刚刚落脚美国的新移民，工人中心会给他们提供语言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可负担房屋、工作机会等信息，帮助他们融入社区关系网络，有的工人中心还会免费发放食物券，提供交通补贴或者团体健康保险给低收入的或贫困的工人；对于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的工人，工人中心会设置领导力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公民教育、政经形势分析、公众演讲以及组织能力等，帮助他们成长为社区领袖；而且不同地区和领域的工人中心之间会建立联系形成团结网络，发挥联合的力量，在一些特定议题的政策倡导中推动法律政策的改善，或在侵权个案和集体谈判中向企业雇主施压来迫其让步，以实现维权的目标。

总的来说，工人中心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利用身份、社区、语言、文化与政治等比较优势，将建制化工会覆盖不到的低收入移民工人组织起来，包括家政工人、餐馆工人、建筑工人、农业工人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工人等等，因为他们被美国国家劳资关系法案排除在外，工会组织困难，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工人中心作为工会的补充，很好地填补了这个空白，它的成长壮大也反映了低收入移民工人追求公平工资和良好工作条件的强烈愿望。工人中心的出现和发展丰富了美国当代劳工运动的内涵，使其更具广度和深度，劳工运动的领袖们意识到了与移民社区结盟的重要性，工会和工人中心携手合作，共同为劳工权利和移民权利而斗争。更有学者指出，美国的劳工运动需要停止将其大部分的资源投入到那部分正在萎缩的劳动力上，反而是应该代表新的美国工人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