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贾珺：军事环境史更像是边塞诗

据8月26日《参考消息》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共青团真理报》网站上撰文称，由于英国和美国提供具有放射性和化学毒性的贫铀弹，乌克兰正在变成不宜居住之地。这一事件不仅反映了现代战争中贫铀武器对环境的影响，更引人深思长期以来人类军事活动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贾珺是国内从事军事环境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还兼任中国世界近代史研究会理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环境人文中心荣誉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出版社“战争、冲突与环境丛书”国际编委等职务。在今年出版的专著《慎思与深耕：外国军事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译著《贫铀》（光启书局）中，贾珺即探讨了海外军事环境史研究的现状与贫铀武器的使用等问题。

贾珺

请您给我们概要地介绍一下，什么是军事环境史？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国际上军事环境史研究的现状是怎样的，是否已经是一门“显学”？

贾珺：“军事环境史”目前还没有进入工具书成为条目。在我看来，军事环境史是聚焦于军事而对人与环境间互动关系历史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审视环境因素与人类军事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双向互动过程体现出的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和自然观变化。

目前军事环境史的研究重点有三类：一是环境、社会与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二是地形、地貌和自然资源的日常管理与军事应用，三是军事景观的形成、特色与不同时期的变化。

从环境史学界的源流和发展来看，军事环境史起步较晚，研究队伍与农业、工业、城市、海洋环境史等领域的大军相比，规模更小一些，应该算不上“显学”。国内军事环境史研究还在起步探索中，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从人与环境的关系出发，研究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

不过我对这一领域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因为越到当代，军事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就越复杂、越全面，无论探讨城乡环境还是国民经济部门的布局与发展，都很难无视军事因素，特别是冷战时代以来的军事-工业复合体，尤其是不应忽视的。从这个意义讲，涉及军事环境问题的其他环境史研究——无论农业、工业还是城市、海洋乃至疾病、思想——不就是广义的军事环境史么？

贾珺在军事环境史的课堂上

军事史、战争史，其实是不缺乏受众的话题，我们对历史上那些著名战役总是津津乐道。军事环境史有哪些有意思的、引人入胜的研究话题？比如，我注意到您此前研究过动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能否在这方面详细介绍一下？动物在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乃至动物在当今军事行动中有怎样的作用（是不是已经不再重要了）？

贾珺：金戈铁马战神英雄，确实是长久以来“号角与战鼓”军事史范式叙述的焦点，也始终有庞大的读者群。与此相较，军事环境史不具“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风格，也不走“凄凄惨惨切切”的婉约路线，总体而言更像边塞诗，沉浸于战场环境和军营边关，咏叹“古来征战几人回”“春风不度玉门关”，既不乏勇毅，又略带悲凉，很多研究对象都在帝王将相之外，研究方法也非宏大叙事，而是将一块块“历史碎片”放置阳光之下，通过多彩光谱，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

因此在军事环境史的视野下，对单兵装备、重型装备乃至军舰和飞机的研究，不仅可以具化为材料、动力、火力、补给等诸多方面，也可以着重研究战场环境对这些武器装备的制约以及经受的改造和破坏，还可以研究一些武器和战法带给战场环境的持久影响（如地雷、堑壕、贫铀穿甲弹等）。同时，对于比较宏观的战略制定、战役指挥、国际关系等内容，也可以从人与环境关系的角度加以探讨。

您提到的动物在一战中的作用，的确是我过去几年研究的一个重点。不过从研究目的来说，并未止步于此，而是通过回顾动物在战争中的经历，思考动物何以卷入人类的战争，分析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战争中有怎样迥异于和平时期的独特性，最终丰富和深化对于“总体战”（total war）的理解。我想以《一战西线堑壕中的人鼠关系》一文为例，介绍一下军事环境史的研究逻辑、方法和志趣。

一战堑壕期刊和部队杂志有不少与老鼠有关的文章、小品、漫画和照片，在时间顺序上反映出人们对老鼠的认知和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这样的轨迹：堑壕修筑—人鼠相遇—鼠骚扰人—人捕灭鼠—与鼠相安。这是人鼠之间持续互动的结果——在西线遍布堑壕之前，聚居于田野里的田鼠喜食植物，对人类没有太大危害；堑壕大批出现后，体大且杂食的褐家鼠取代田鼠，成为士兵堑壕生活的大麻烦，灭鼠成为前线官兵的自觉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捕灭鼠的行动成效不高，前线官兵逐渐放弃将堑壕鼠赶尽杀绝的念头，开始接受现实、选择与鼠相安，老鼠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战地文化符号，塑造和延续着人们的“一战”记忆。

战后，堑壕鼠无法在没有人类活动的堑壕中继续生存，于是吃光各种食物、包括尸体后，它们终将回到附近城镇、也就是前辈们所来的地方，曾经的战场则由原来的主人——田鼠——主导。在堑壕中坚守到战争结束的数百万官兵，回到正常社会时也必须回归“正常”。若再有乐于同老鼠分享面包和床铺的行为，必会被视作疯癫而遭鄙视或接受规训，毕竟人鼠势不两立才符合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然而可悲的是，当年把老兵们从正常生活推入战争苦海、让他们在堑壕中与鼠为伍艰难度日的，也正是构建了“现代文明”、图谋瓜分整个世界的西方列强。数百万老兵们的亲身经历罕见于由精英们书写的历史——因为被忽视，所以被遗忘。重新审视这一群体的战争境遇和历史记忆，有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一战”的历史与战争本身。尽管堑壕鼠与老兵的互动只不过是堑壕生活的沧海一粟，但对于管窥老兵们的战争境遇、反思战争带给世界的影响，有着特殊意义。

至于动物在当今军事行动中的作用，我想说一方面确实很少再有动物成建制地编入部队，但另一方面，军犬、信鸽、战马、海豚等仍未退出军旅，而是发挥各自的特长为人类所用。同时，仿生学技术和AI技术也将一些动物的天然能力变成人造机械具备的、经过优化的、且更加可控的能力。这种变化是大势所趋。

环境史作为二战后史学发展的一个新门类，其诞生有强烈的现实背景，比如环境破坏的加剧、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等。军事环境史关注军事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它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呢？如果说“战争必然破坏环境”，那么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归宿，是不是都会走向“反战”这个结论？

贾珺：作为军事史和环境史的交叉领域，军事环境史一方面从人地关系入手，审视军事活动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继承和发展了以往主要聚焦于人类社会内部的军事史；另一方面则将军事活动纳入环境史研究视域，探讨除污染和破坏之外，军事活动中体现出的更为多元的人地关系，丰富和完善了环境史的理论与实践。

因此，在军事环境史视野下，战争对环境的破坏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研究——如环境对人们军事活动的制约，人们利用自然增加自身优势、敌人劣势，石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多重属性以及社会影响等。此外，在军事环境史视野下，战争不再必然破坏环境，而有可能客观上带来一些环境友好的结果。比如军方用地由于保密性、禁行性等特点，无形中减少了人类扰动，增加了生态多样性。

军事环境史研究的归宿，我想肯定会有反战的一面，但又不应盲目反战：既因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很难消失；又因为“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古训，如何做到以武止戈，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您是目前国内做军事环境史的代表性学者，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研究方向？是否有受到哪些具体事件的影响？

贾珺：我选择环境史、特别是军事环境史作为研究方向，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领我入门的是国内较早引介和研究环境史的梅雪芹教授。大二的时候（1999年）我选了梅老师开设的《工业革命史》选修课，与教科书中高歌猛进的那种“革命”不同，我第一次辩证地看到了各国的工业化过程、成就与代价。

其次，研究军事环境史，主要是我从小就对军事问题感兴趣，加之1999年通过新闻见证了科索沃战争全过程，就想写一篇关于高技术战争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文章。但由于时间太近、材料有限，我便将目光投向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2年本科毕业之前，文章《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科技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发表在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且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当时在师大历史系还是挺轰动的一件事。

被《新华文摘》转载的“高光时刻”

再次，跟随梅老师攻读硕士期间，随着学习和思考的逐渐深入，我开始关注“破坏”和“灾难”之外的内容，更加完整地审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硕士毕业论文题为《高技术条件下的人类、战争与环境——以1991年海湾战争为例》，最终有将近三万字发表在了《史学月刊》上。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最近的研究成果？ 

贾珺：最近的成果有三本书，各有特点，被我和学生戏称为“军事环境史大礼包”。

第一本是《战争回忆录：1914—1915》（马克·布洛赫著，考舸译，贾珺校，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这本回忆录记录了布洛赫在1914年8月至1915年6月的战争经历。文字描述生动、沉重、深刻。无论从军事史还是军事环境史的角度审视，这本回忆录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和搏杀，也包括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和冲突。战争不再只是“人类事务”。自然环境在人类战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既是战争的依托，也是受害者。然而，自然并不是完全被动和沉默的，它也具有能动性。有时它是人们的共同敌人，有时候又是共同的盟友，甚至在瞬间转换中，成为一方之敌或一方之友。

第二本是《贫铀》（国际行动中心贫铀教育项目组编，贾珺译，光启书局，2023年）。《贫铀》由美国左翼组织“国际行动中心”贫铀教育项目组编纂，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国包括科学家、医疗工作者、法律专家、政策专家、平民大众等各界人士的文章，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使用贫铀武器的案例，揭露了贫铀武器不仅对其攻击目标有害，也对操作武器的军人、贫铀周边的平民乃至其后代造成了身体伤害，更对未来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威胁。与此同时，本书呼吁共同抵制和废除贫铀武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互动交流与和平共处。

第三本是《慎思与深耕：外国军事环境史研究》（贾珺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军事环境史专著，涉及理论与实践两部分，是我十余年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是对军事环境史的理论探讨，涉及基本概念、产生背景、研究意义和认识论、方法论问题。第二章是对欧美军事环境史学史的梳理与总结，涉及主要领域、代表人物及其特点。后三章是实证研究。第三章在军事环境史视野下，对一战的“世界”性和“战争”内涵进行了新的解读，探讨了一战西线环境与老兵记忆的关系，并从一战西线人鼠关系的演变为切入点，对一战的总体战属性进行了再审视。第四章的主题是资源、武器及其环境影响，分别探讨了石油在海湾战争中的多重角色，和贫铀武器及其危害论争。第五章的主题是军事障碍物及其环境影响，分析了海湾战争中“萨达姆防线”与区域景观变迁的关系，以及地雷与未爆弹药的区域环境影响。最后，又对军事环境史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关系、两个研究领域的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从三本书的史料特点和研究方法来说，我想它们正好体现了三种不一样的军事环境史：第一本是“新”史料，新的不是史料本身，而是解读史料的角度新。第二本是新史料，是立足史学、对多学科资料的新利用。第三本是跨学科的慎思与深耕，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的统一。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越南战争的足迹：20世纪军事化的环境史》，介绍了美国环境史学家大卫·比格斯（David Biggs）的《战争的足迹：越南的军事化景观》（Footprints of War：Militarized Landscape in Vietnam，中文版即将由光启书局推出）一书。作为这本书的译者，您可否预告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有什么独特的启发？

贾珺：作为军事环境史研究领域不算太老的老兵，过去20年我始终在思考，究竟如何才能更好地展现军事环境史中的人地互动关系，而不是机械地统计或片面地批判战争带来的环境破坏。因为前者遵循着环境史的基本逻辑，后者在图书分类中属于“X”（环境科学），而非“E”（军事学）或者“K”（历史学）。我想，《战争的足迹》为我们提供了范本，而且是极具特色的范本。

全书共六章。大卫·比格斯用一章篇幅介绍了越南中部地区历史地层中的人、军事活动与生态变迁，并着重分析了其中的战争观念及其影响。其后，在对二战前后的历史叙事中，比格斯用细腻的笔法，勾勒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和战争模式的革新带来的土地利用及管理方式的变化。他继而对越南战争时期双方在顺化附近军事基地的历史脉络进行了前后呼应的探讨，而且这种探讨是从国家、地方、社群、个人与环境等诸多层次展开的，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格局、越南这片土地上敌对政权及其军队的攻防、“大人物”与普通人的经历和记忆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特别是围绕落叶剂的喷洒，比格斯给出了更为完整的故事，丰富了我们对于这一军事行动的实施详情、当时影响与历史遗产的认知。

您现在正在做什么军事环境史的研究项目？

贾珺：我目前正在做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战西线战地环境与老兵记忆研究》。这个项目是军事史、环境史和心态史的交叉研究，试图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战地环境与老兵记忆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

战争记忆研究是目前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且视角往往侧重于普通官兵和平民的经历，体现了军事史、社会史、心态史的融合交叉，是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突出体现。但我从整理相关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如果忽略了战地环境对人们战争经历的影响，也就无法全面理解人的战争记忆受到哪些因素的塑造，更无法完全解释不同人的战争记忆的异同是如何产生的。

因此我提出，从人地关系入手探讨社会关系，注重分析战地环境与战争记忆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一战老兵记忆的新增长点。

目前正在写作中，明年此时结项。

贾珺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