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制度与人事的交织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欧美兴起了家族史研究的风潮，比较著名的有伊佩霞（Patricia Ebrey）的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中文译名：《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和戴仁柱 (Richard Davis) 的Court and Family （中文译名：《丞相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尤其是后者，堪称宋代家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而后，台湾地区学者黄宽重教授也在家族史的研究上着力甚多，比较著名的乃氏著《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此后，内地学者对于宋代家族史研究也有了非常显著的成果，比较典型的有王善军教授的《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和《宋代世家个案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年》。此外，香港地区的何冠环与曾瑞龙教授对于宋代的将门都有比较突出的研究成果。

《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

综上可知，学界对于宋代家族的研究，多集中于士大夫家族，或者可以名之为“科举家族”与地方名族。然而，宋代依然存在着特殊的家族，例如皇族赵氏，从政治史看这是皇帝的家族，但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众多宋代家族中的一员。贾志扬（John Chaffee）教授的《天潢贵胄》一书，实际上就是把赵氏皇族放在家族史维度进行研究的成果。但无论如何，作为皇帝的家族，宋代的宗室问题首先肯定是政治问题。正如作者所说，历朝历代宗室叛乱甚多，但宋代没有这种现象，这不得不归功于宋朝的制度设计。作者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宋代的宗室制度，尤其在第二章便指出，从宋太祖开始，即要求把太祖、太宗及赵廷美的子孙都纳入到宗室范畴，而不是像宋之前的朝代那样，皇帝五服以外即不属于宗室。这毫无疑问就会引出以下问题：宗室成员将会越来越多，宋朝政府应该如何管理这些宗室，尤其是无服宗室？而宗室的开支将如何维持？之后各章，作者都按照宋代各朝的顺序，详细论述了与赵宋宗室有关的各种制度，如相关的机构、宗室的特权、教育、任官、居所、婚姻等等，而这其中，神宗朝及徽宗朝的改革，以及宋室南渡后宗室制度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前两者主要是应对日益庞大的宗室队伍，而后者则是因应历史发展所作出的调整。作为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用了大量的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书中有16个表格，每个表格里都有很详细的数据，而这些数字都是有史料可据的。作为一位外国学者，能够在浩繁的古籍中找到如此详尽的数据，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

贾志扬

当然，贾志扬先生并非宋代宗室制度研究的第一人，在本书英文版出版之前，汪圣铎教授即发表了《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1990年第1期）一文，对这一问题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而贾先生在本书中也大量引用汪教授的观点。进入21世纪后，何兆泉教授也出版了《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对宋朝宗室制度进行了详细而有据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何著中经常指出贾志扬先生在本书中对史料的误读。故此，若单以制度研究论，本书并不算独特。然而，本书的定位本身就是家族研究，副标题也是“宋代宗室史”，故除了制度之外，本书更为突出的是把宋代宗室作为个体与群体的研究，也就是人的研究。我认为，历史是人的历史，制度能够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但中国古代的制度是由人执行的，而中国古代社会远远称不上法治社会，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因此，把制度与人结合起来进行描述与论证，才能呈现出更厚重的历史感，而这也正是本书的精彩之处。

本书第一章“开篇”，即以两个故事引出问题：北宋仁宗时，7位宗室请求发动对西夏的战争，从而报效朝廷。他们得到仁宗的褒奖，但要求却被拒绝。至南宋末年，宗室赵以夫被任命为大藩庆元府（即明州，今宁波）的长官，并带兵平定了当地的叛乱。这说明北宋与南宋之间，宗室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本书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这种戏剧性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其原因又是什么。这说明，制度的出现乃因人事，而制度的改变，也是因为人事的变化。贾志扬先生在本书中大量描述了宗室中人的故事，但与其他家族史研究不同的是，本书除了特殊的需要外——如涉及到宗室继位问题——一般不会重点描述某一代最重要的人物，因为这个人一定是皇帝，而如果把笔墨过多放在皇帝身上，就会写成一部王朝政治史。贾先生着墨更多的是其他宗室成员，尤其是普通宗室成员的故事，而只有把这些宗室的故事串联起来阅读，才能理解宋代宗室制度的变化。如第十章中对北宋画家赵令穰遭遇的描写，很好地反映出北宋宗室犹如囚徒的生活：赵令穰被允许的旅行距离只能从开封到洛阳，所以他只能凭想象去描画江南的风景。再如第六章中，赵子崧与赵叔近都被指包藏祸心——他们后来都被平反了，但他们的职任与权力，却正是徽宗朝蔡京对宗室改革的结果，正是这场改革，让宗室有机会获得实质性的职位。

一般认为，宋代宗室在政治上是受到限制的，张邦炜先生就曾经在《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总体而言，这个观点问题不大，但在本书中，可以看到南宋宗室受到的限制比北宋要小，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主要得益于南宋初年动荡的政局，以及孝宗、理宗等宗室继位为帝。作者同时指出，高宗曾经颁布禁令，禁止宗室担任宰执以上官员，这一方面说明朝廷对于宗室任官依然存在限制，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种限制已经突破了实权职位。事实上，即便是宰执官员的限制也曾经在南宋时被突破，赵汝愚在光宗朝即为枢密使，到宁宗朝甚至位居宰相。虽然他最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且其政敌韩侂胄的理由也是高宗朝的禁令，但这也说明宗室的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然而，贾志扬先生并没有高估这种提高，他还是很谨慎地认为“遵守禁令已经成为共识”。即便《宋史·宗室传》记载赵以夫曾任同知枢密院事，但贾先生在注释中对此进行了严密的考证，认为这是《宋史》记载的错误。而孝宗朝赵善悉的故事，也说明了士大夫对于宗室担任要职抱有抵触态度，贾先生甚至认为这就如英文里的“不成文宪法”。

《宋代皇亲与政治》

诚然，作为外国人研究中国史，贾志扬先生对于史料存在很多误读，这一点何兆泉在其著作中已经指出。其实不但是史料误读，有些叙述恐怕也是有误的，比如在叙述“绍熙内禅”时，他把另一位皇位的潜在继承人吴兴郡王误认为是嘉王赵扩的兄长。实际上吴兴郡王赵抦是光宗兄长赵恺的儿子，孝宗因为越过赵恺而立赵惇，所以有所愧疚，曾想过让赵抦成为太子。类似的误读非常多，这是国外汉学家研究中国史不可避免的问题，毕竟他们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故此，对于这些错误，可以指出，但不必纠缠，更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国外著作的价值。事实上，国外汉学家的中国史研究著作，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视野，有时候他们提纲挈领式的观点，往往会给人耳目一新的冲击。例如在第七章他论述宗室的婚姻与姻亲时，他指出墓志材料与《仙源类谱》所揭示出的宗室婚姻状况是矛盾的，前者显示南宋宗室的婚姻对象多是文官家庭，而后者的数据则揭示出宗室与武官家庭结亲更多。作者随后指出，这要考虑到墓志志主的身份，他们多是与地方精英融合的宗室；而《仙源类谱》所记载的，则是生活在宗室中心的成员。类似的观点在宗室的忠义观论述中也能体现，作者在第六章和第九章都论述了这个问题，并指出对宗室来说，国与家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宗室的身份不但给他们带来特权与享受，当国家危亡之际，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也会与国家朝廷共存亡。

总体来说，本书是对于宋代宗室研究的优秀之作，其优秀之处不但在于制度研究，更在于人事研究。而本书的中译本，更是为广大读者接触这本著作带来很大的便利。事实上，翻译工作是很难做的，因为这是中文思维与英文思维的来回切换，所以很多译著都不可避免地把英语句式套用到中文当中，使译本难以卒读。但本书的译文相当流畅，可读性很高。译者赵冬梅教授乃北京大学著名的宋史专家，故对本书的材料与事实非常熟悉。译本有一个很重要的创新就是译注，赵教授把她看到的作者的误读与错误都用译注的方式指出，这不但是一种中外学术思维的碰撞，也是在不改变作者原意的情况下，让读者更清晰地理解相关的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判断。